宋代五大名窑之说，始见于明代皇室收藏目录《宣德鼎彝谱》：“内库所藏柴、汝、官、哥、钧、定名窑器皿，款式典雅者，写图进呈。”清代许之衡《饮流斋说瓷》中说：“吾华制瓷可分三大时期：曰宋，曰明、曰清。宋最有名之有五，所谓柴、汝、官、哥、定是也。更有钧窑，亦甚可贵。”由于柴窑至今未发现窑址，又无实物，因此通常将钧窑列入，与汝、官、哥、定并称为宋代五大名窑。1、汝瓷属五大名窑之首，窑址在今河南省宝丰县大营镇清凉寺村，宋时属汝州。考古发掘中发现的汝窑面积约为25万平方米，规模在当时已算很大。事实上，自宋初以来便有了汝窑的烧制，北宋晚期更是其鼎盛时期。艺术特征汝窑以青瓷为主，“釉色天青色”“蟹爪纹”“香灰色胎”“芝麻挣钉”等是鉴别汝窑的重要依据。其中，蟹爪纹是指釉面开片的纹理毛毛扎扎；“芝麻挣钉”则是因烧造时足部用很小的支钉支起，然后把汝窑瓷器支在空中烧。这样烧制的瓷器烧好后，底部釉面会有几个点。汝窑瓷胎体一般较薄，釉层较厚，有玉石般的质感，釉面有很细的开片，而在造型上则比较庄重大方。由于汝窑传世的作品很少，据传不足百件，又因其工艺精湛，所以非常珍贵。2、宋代官窑由官府直接营建，分北宋官窑和南宋官窑。北宋官窑在北宋末年宋徽宗时才开始烧造，具体的窑址至今没有发现。宋高宗南渡后，在临安（今杭州）另设新窑，一个“置窑于修内司”，后又在“郊坛下别立新窑”。据分析，“修内司官窑”在杭州凤凰山脚下，而“郊坛官窑”则位于杭州的乌龟山一带。为了做出区分，北宋官窑被称为“旧官”，南宋官窑就称为“新官”。其中，“旧官”厚重，“新官”轻薄。艺术特征宋代官窑瓷器主要为素面，既无华美的雕饰，又无艳彩涂绘，最多使用凹凸直棱和弦纹为饰。其胎色铁黑、釉色粉青，“紫口铁足”增添古朴典雅之美，“紫口铁足”是指青瓷胎料中含铁量高达，致使制品的口缘釉薄处露灰或灰紫色、而底端刮釉露胎处呈黑褐或深灰色。官窑的器形除常见的盘、碟、洗等之外，仿商、周、秦、汉古铜器中的各式瓶、炉样式也很多。3、哥窑与官窑类同，也有紫口铁足，也有开片，不过至今其窑址不明，学界对其烧造年代也有分歧，有人认为并非是宋代，而是元代。艺术特征许多瓷器在烧制过程中，为了追求工艺一般都不允许有太多的釉面的开裂纹片，但哥窑却将“开片”的美发挥到了极致，产生了“金丝铁线”这一哥窑的典型特征：由于开片大小不同，深浅层次不同，胎体露出的部位因氧化或受污染程度也不尽相同，致使开片纹路呈色不一。哥窑瓷器釉面大开片纹路呈铁黑色，称“铁线”，小开片纹路呈金黄色，称“金丝”。“金丝铁线”使平静的釉面产生韵律美。宋代哥窑瓷器以盘、碗、瓶、洗等为主。4、钧窑主要烧造时期有说为宋、金、元，而有学者认为如今被定为宋代钧官窑的陈设瓷为明初永乐宣德时期烧造。均窑有钧官窑和钧民窑之分，钧官窑窑址在河南禹州市（时称钧州）。宋代五大名窑中，汝、官、哥三种瓷器都是青瓷，钧窑虽然也属于青瓷，但它不是以青色为主的瓷器。钧窑的颜色还有玫瑰紫、天蓝、月白等多种色彩。专家指出，“钧红”的烧制成功则开创了一个新境界。艺术特征钧窑典型特征就是“蚯蚓走泥纹”，它的形成是因钧瓷的釉厚且黏稠，所以在冷却的时候，有些介于开片和非开片之间的被釉填平的地方，会形成像雨过天晴以后，蚯蚓在湿地爬过的痕迹。5、定窑是最早为北宋宫廷烧造御用瓷器的窑场，也是宋代五大名窑中唯一烧造白瓷的窑场。定窑窑址在河北曲阳。艺术特征定窑之所以能显赫天下，一方面是由于色调上属于暖白色，细薄润滑的釉面白中微闪黄，给人以湿润恬静的美感，另一方面则由于其善于运用印花、刻花、划花等装饰技法，将白瓷从素白装饰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定窑造型以盘、碗最多。元朝文人刘祁在其《归潜志》中曾撰文赞扬定窑的精美，称“定州花瓷瓯，颜色天下白”。
中国玉器鉴赏图典周南泉主编 本书以历史朝代为主线，以玉器文物为载体，上自新石器时代，下至清朝末年，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各个朝代的玉器艺术发展轨迹，提炼总结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玉器文化发展的特色及其特殊内涵，从其品种、用途、纹饰和制作工艺等各方面进行了具体阐述，并通过时代的纵向比较和地域的横向比较全面深刻地揭示出中国玉文化发展中的异枝与同脉。国玉文化从远古走来，博大而深邃。从礼仪用玉到冥葬用器，从贵族独享到官民同用，玉器的功用随着时代的演变而更迭；从简朴到繁缛，从神秘奇诡到“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玉器的纹图也随着功用的改变而深刻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周南泉先生平易的文字，精辟的论述，将带领诸多玉器爱好者踏入并得以细赏这一神秘的殿堂。为了便于读者能够比对文字，深入了解和欣赏玉器，本书还随文附大量精美的玉器彩图，图文呼应默契，图释专业详尽，具有相当的直观性。
宋代五大名窑瓷器发展到宋代，达到了高峰，名窑辈出，品类繁多，当时最著名的，有汝、官、哥、定、钧五大名窑，它们各有特点，争奇斗艳，为祖国的瓷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宋代的五大名窑的形成和出现，是中国陶瓷在世界文明史上崭露头角的开始，这个时期就已经奠定了中国陶瓷在世界范围内不可动摇的主导地位。1．汝窑河南省是我国北方瓷器的重要产区，不少瓷窑集中在豫中地区。宋代这里先后出现了几个驰名于时的瓷窑，临汝窑就是其中之一。一部分烧宫廷用瓷，就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的汝窑；另一部分烧民间用瓷，为便于区别，今称为临汝窑。汝窑的特点主要是：一、釉色青而润泽。二、开创了青瓷印花的特殊风格。三、通体有极细的纹片，宛如冰裂，蟹爪，但也有裂纹的。四、底部有细小的支钉烧痕。这是由于汝窑改变了定窑复烧的做法，用细小支钉托住。2．官窑据说宋大观、政和年间，徽宗曾下令在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建窑烧瓷，供宫廷使用，这就是所谓“官窑”。为了与南宋的官窑相区别，有时又称为北宋官窑。北宋官窑的产品釉色以月白为上，粉青次之，天青，翠青又次之。釉内且有冰裂，梅花，蟹爪等细小裂纹，还有带鳝血状的油斑。北宋汴京官窑随着北宋朝灭亡而终结，高宗南渡后在杭州另立新窑，这是汴京官窑的继续，因称南宋官窑。南宋时候，在临安（今浙江杭州）有两处官窑。一在凤凰山下的后苑修内司，世称修内司官窑；另一处在郊坛下，称为郊坛下官窑。《格古要论》说：“官窑器，宋修内司烧者，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浓淡不一，有蟹爪纹，紫口，铁足，好者与汝窑相类。3．哥窑哥窑是宋代著名的民窑。相传当时有章氏兄弟二人，在浙江龙泉县境各设一窑烧瓷。哥哥造的窑称哥窑，弟弟造的窑称弟窑。哥窑产品的最大特点是，釉面有许多浅白的细小裂纹，称为“百圾碎”，纹路交错，形成许多的釉色以青为主，浓淡不一，但也有淡紫色、黄色的产品。黑胎厚釉，紫口铁足是其另一个特征，哥窑与汝窑不同，它不见于宋人记载。哥窑瓷器的窑址迄未发现，也难以陶瓷考古所得材料与传世哥窑器印证。4．钧窑钧窑建于北宋初年，窑址在今河南省禹县西张神镇。钧窑瓷器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一种乳浊釉，釉内还含有少量的铜，不同于耀州窑，也不同于汝窑，烧出的釉色带红，有如蓝天中的晚霞。青色也不同于一般的青瓷，虽然色泽深浅不一，但多近于蓝色，是一种蓝色乳光釉。是青瓷工艺的一个创造和突破。钧窑器皿的釉色比较丰富，五彩缤纷，艳丽绝伦。有玫瑰紫，海棠红，茄皮紫，葱翠青以及天蓝，米色，月白，窑变等等。其中，以红，紫最为名贵，称为“钧红”，“钧紫”。宋代钧窑创用铜的氧化物作为着色剂，在还原气氛下烧制成功铜红釉，为我国陶瓷工艺，陶瓷美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5．定窑烧瓷地点在河北省曲阳县的涧磁村及东西燕山村。曲阳县宋属定州，定州唐末、五代以来是义武节度使的驻地，是一个地区的政治中心，所以称其为定窑。定窑宋代以烧白瓷为主，兼烧黑釉、酱釉、绿釉及白釉剔花器。白釉装饰有刻花、划花与印花三种。定窑产品的第二个特点即有刻、划、印的花纹，这是与唐代邢窑的白瓷明显不同的地方。唐代邢窑白瓷多是素瓷，没有花饰。第三，定瓷有芒，芒是指因用复烧方法，而出现中部无釉的缺点。
当下藏品出手及藏品送拍甄选，壹伍贰，伍陆，贰捌，陆玖零肆。伍女士 致力民间藏品出手渠道建设。定窑是汉族传统制瓷工艺中的珍品，宋代六大窑系之一，它是继唐代的邢窑白瓷之后兴起的一大瓷窑体系。主要产地在今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的涧磁村及东燕川村、西燕川村一带，因该地区唐宋时期属定州管辖，故名定窑。定窑原为民窑，北宋中后期开始烧造宫廷用瓷。创烧于唐，极盛于北宋及金，终于元，以产白瓷著称，兼烧黑釉、酱釉和釉瓷，文献分别称其为"黑定"、"紫定"和"绿定"。 定窑窑址规模最大、最集中的窑场，分布在今曲阳县涧磁村北一带，这里有十几处高大的堆积，最高的15米，堆积着众多的瓷片、窑具、炉渣、瓷土等。从遗址地层叠压关系看，遗址分晚唐、五代和北宋三个时期，198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定窑为宋代六大窑系之一，窑址在今河北省保定市曲阳涧滋村及东西燕村，宋代属定州，故名。创烧于唐，极盛于北宋及金，终于元，以产白瓷着称，兼烧黑釉、酱釉和釉瓷，文献分别称其为"黑定"、"紫定"和"绿定"。 定窑在唐代时就已是著名瓷场，专烧白釉、黄釉瓷（白釉有玉壁底碗、注壶、瓶类；黄釉器有碗、注壶等。），到宋代发展迅速，比之前更大更有名，大量烧制白瓷，其次有黑釉、酱釉、绿釉、白地褐花等品种。白瓷胎土细腻，胎质薄而有光，釉色纯白滋润，上有泪痕，釉为白玻璃质釉，略带粉质，因此称为粉定，亦称白定。其它瓷器胎质粗而釉色偏黄俗称土定；紫色者为紫定；黑色如漆的为黑定，红色者为红定珍稀传世极少。 定窑创烧于唐朝后期。从这时一直到五代的定窑瓷器，还较为粗糙简单，器型以碗为主，正处于向精瓷的过渡阶段。但在五代中后期，定窑白瓷出现了一次根本性的飞跃。所烧瓷器不再施化妆土，胎、釉呈现出精、白薄的特征。有些器物的白度甚至超过了邢窑的细白瓷器。 北宋是定窑发展的鼎盛时期，汉族劳动人民的制瓷技术有许多创造和进步。北宋中后期，定窑由于瓷质精良、色泽淡雅，纹饰秀美，被宋朝政府选为宫廷用瓷，使其身价大增，产品风靡一时。 定窑产品以白瓷为主，也烧制酱、红、黑等其他名贵品种，如黑瓷（黑定）、紫釉（紫定）、绿釉（绿定）、红釉（红定）等，都是在白瓷胎上，罩上一层高温色釉。元朝刘祁的《归潜志》说，“定州花瓷瓯，颜色天下白”。 可见，定窑器在当时不仅深受人们喜爱，而且产量较大。宋代大诗人苏东坡在定州时，曾用“定州花瓷琢红玉”的诗句，来赞美定窑瓷器的绚丽多彩。 宋代瓷窑装烧技术最为重要的成就，就是发明了覆烧法和“火照术”。北宋后期起，定窑大量采用覆烧方法，还使用了一种垫圈式组合匣钵。这种烧制方法的优点，是最大限度地利用空位空间，既可节省燃料，又可防止器具变形，从而降低了成本，大幅度地提高了产量，对南北瓷窑都产生过很大影响，对促进我国制瓷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宋代的单色釉瓷取得了很大成就，名窑遍布全国，其中最著名的为：“汝、钧、官、哥、定”。
五大名窑。 1、汝窑 汝窑瓷为宋代五大名瓷之首，窑址在今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村一带，宋时为汝州地，故名。
汝窑除烧青瓷外，兼烧黑瓷、酱釉瓷和钧釉瓷，以青瓷最为精致。汝窑青瓷的胎质细密，呈深浅不同的“香灰色”。
与同期官窑器很相似，釉色以粉青为主，另有天青和卵青。釉层透明和不透明的均有。
釉青一般都呈一种内蕴的木光。开片是汝窑的一个重要特点，无纹片的很少。
纹片深浅长短交错排列，密而不乱。器物尺寸都很小，造型以盘、碟、洗为多，其中椭圆四足盆是汝窑的特有造型。
汝窑的烧制时间很短，存世品不足百件，非常珍贵。从明宣德开始有仿制品出现，清初雍正已能仿得相当好，近年河南省也有新仿汝窑器。
2、钧窑 钧窑产地在今河南禹县，因与汝窑有密切关系，历来有“汝钧不分”之说。钧窑始烧于北宋，盛于北宋晚期，金、元时继续烧造，影响扩展到河北、山西两省，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的钧窑体系。
钧窑有两大特色，即乳光釉和窑变。钧窑的基本釉色是深浅不同的各种青色，可分为天蓝、天青、月白三类。
由于在釉中渗入铜红釉，烧成后就出现变幻莫测的红色窑变，有玫瑰红、砂珠红、海棠红、茄皮紫、胭脂红、鸡血红许多种。整个器物红紫相映、青白相间，由于釉色的相互交融而产生的无数颜色不一、形状各异的窑变，是构成钧瓷区别于其他青瓷的另一特色。
钧釉中的紫色是特别引人注目的，各种紫色是由于红釉与蓝釉互相融合的结果。钧瓷釉面上有一重要特征是蚯蚓走泥纹，即在釉中呈现一条条逶迤延伸、长短不一、自上而下的釉痕。
后人在仿制宋代钧瓷时就无法烧出同样效果，因而是否有“蚯蚓走泥纹”成为鉴定宋钧瓷的重要依据。宋钧瓷另一特征是器外底普遍刷一层芝麻酱色釉。
钧窑凡为宫中定烧的陈设瓷，底部均刻有一、二、三……的编号，编号越小，器物越大。因钧窑瓷器传世极少，弥足珍贵。
3、官窑 官窑专指北宋汴京（开封）官窑和南宋杭州修内司及郊坛下官窑，因专烧宫廷用器，产量很小，传世品也极少。 北宋官窑瓷的釉色以粉青、月白为主。
虽然被称为“亚于汝”，但也是莹如堆脂，釉表红棕色或无色的片纹或疏或密清晰可辨。底部可以看见烧制时的支钉痕迹。
器物都是各种陈设用具和文房用具。仿商、周、秦、汉铜器和玉器的造型很多。
南宋官窑釉色以粉青为主，有纹片。在器物的底部落脱处、口沿和棱角釉薄处，胎都会烧成紫褐色，称为“紫口铁足”，这称得上是南宋官窑的典型特征。
4、哥窑 哥窑产地不可考。瓷器的显著特点是通体满布开片，纹片大小相同，大片呈铁黑色，小片呈金黄色，有“金丝铁线”之称。
开片形成原理是由于胎、釉的膨胀差异而造成的釉面开裂，本来是一种缺陷，但哥窑却通过人工控制有意用来作为一种装饰特征，使釉表出现冰裂或鱼子状的纹片，再染上或黄或黑深浅相间的颜色，形成一种残缺美。哥窑有瓷胎和砂胎两种。
胎骨也厚薄不一，胎色呈黑灰、黄数种。由于釉层非常厚，使器物的外观圆润饱满。
釉色大多呈灰青色，也有的是月白、粉青、米黄等色。底部用支钉烧制，涂赭紫、紫黑护胎汁。
明清以来仿哥窑的很多，大部分是景德镇官窑制品。明中期的成化和清前期的雍正、乾隆的仿制品都相当精美，但缺少一种古朴沉静的韵味。
5、定窑 定窑窑址在今河北省曲阳县一带，以盛产白瓷著称。定窑在唐代早期就开始生产，到北宋发展到全盛时期，元代已停止烧制。
胎骨细腻洁白，又轻盈秀美，是定窑白瓷的重要特点。定窑的釉面装饰，是宋代瓷器中最为精彩的。
宋早期的定窑白瓷采用刻花的方法。稍后，又出现刻花和蓖划相结合的装饰。
到北宋中期，定窑开始采用印花装饰。纹饰多在碗、盘的里面，布局左右、上下对称，以细、密为特色。
类似于宋代缂丝的方法。北宋早、中期定窑使用匣钵仰烧，器物口沿均有釉，有些器物的底黏附着垫烧的沙粒或支烧痕。
后期定窑采用口沿在下的覆烧工艺，因此口沿有“芒”，但烧成的器物都很规整。作为皇室使用的贡瓷上，口沿都包上金、银或铜，更显豪华尊贵，故称之为“金装定器”。
除白釉外，定窑还生产黑釉、酱釉等品种，被称为黑定、酱定，价格均高于白定，是难得的珍品。 宋代景德镇所仿定器，称为“粉定”。
区别之处在于景德镇仿定器釉面光亮，无泪痕特征，足内可见放射状跳刀痕。 钧瓷北宋著名瓷窑之一。
窑址在今河南省禹州市城内的八卦洞。钧窑利用铁、铜呈色的不同特点，烧出蓝中带红、紫斑或纯天青、纯月白等多种釉色，以蛋白石光泽的青色为基调，具有乳浊而不透明的效果。
钧瓷的又一特征是釉面上常出现不规则的流动状的细线，称“蚯蚓走泥纹”。钧窑瓷器是中国历史上的名窑奇珍，品种繁多，造型独特，以瑰丽异常的钧釉名闻天下。
其成就在于釉中加入铜金属，经高温产生窑变，使釉色以青、蓝、白为主，兼有玫瑰紫、海棠红等，色彩斑斓，美如朝晖晚霞，被誉为“国之瑰宝”，在宋代就享有“黄金有价钧无价”、“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片”的盛誉。 官 瓷 官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窑。
定瓷篇 定窑创烧于唐朝后期。
从这时一直到五代的定窑瓷器，还较为粗糙简单，器型以碗为主，正处于向精瓷的过渡阶段。但在五代中后期，定窑白瓷出现了一次根本性的飞跃。
所烧瓷器不再施化妆土，胎、釉呈现出精、白薄的特征。有些器物的白度甚至超过了邢窑的细白瓷器。
北宋是定窑发展的鼎盛时期，制瓷技术有许多创造和进步。北宋中后期，定窑由于瓷质精良、色泽淡雅，纹饰秀美，被宋朝 *** 选为宫廷用瓷，使其身价大增，产品风靡一时。
定窑在北宋末年“靖康之变”后，由于连年兵灾，逐渐衰落和废弃。金朝统治中国北方地区后，定窑瓷业很快得到了恢复，有些产品的制作水平不亚于北宋时期。
从有龙凤纹饰的一些器物上看，定窑产品也是金代统治者喜爱的瓷器品种。到了元朝，定窑终于逐渐没落。
到20世纪70年代，定瓷在沉寂了多年之后又进入了复苏期。曲阳定瓷有限公司历尽艰辛，通过上百次研究实验，在仿古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研制成功了仿古、美术、日常三大系列工艺产品200多种，产品在国内展出屡屡获奖，产品已远销美国、日本、加拿大、荷兰、香港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定窑产品以白瓷为主，也烧制酱、红、黑等其他名贵品种，如黑瓷（黑定）、紫釉（紫定）、绿釉（绿定）、红釉（红定）等，都是在白瓷胎上，罩上一层高温色釉。元朝刘祁的《归潜志》说，“定州花瓷瓯，颜色天下白”。
可见，定窑器在当时不仅深受人们喜爱，而且产量较大。宋代大诗人苏东坡在定州时，曾用“定州花瓷琢红玉”的诗句，来赞美定窑瓷器的绚丽多彩。
定窑还有北定、南定之分。北宋之前，定窑窑址在北方的定州，这是烧制的物品称为北定；宋室南迁之后，定窑工人一部份到了景德镇，一部份到了吉州，称为南定。
在景德镇生产的釉色似粉，又称粉定。 定窑生产规模宏大，品种繁多。
多为碗、盘、瓶、碟、盒和枕，亦产净瓶和海螺等佛前供器，但数量极少，主要是作为贡品进入宫廷。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定州白瓷孩儿枕”，是定窑瓷器的代表作之一。
定窑的胎质薄而轻，胎色白色微黄，较坚致，不太透明，釉呈米色，施釉极薄，可以见胎。釉色洁白晶莹，很多积釉形状好似泪痕，被称为“蜡泪痕”，隐现着黄绿颜色。
在器物外壁薄釉的地方能看出胎上的旋坯痕，俗称“竹丝刷纹”。北宋早期定窑产品口沿有釉，到了晚期器物口沿多不施釉，称为“芒口”，芒口处常常镶金、银、铜质边圈以掩饰芒口缺陷，此为定窑一大特色。
宋代瓷窑装烧技术最为重要的成就，就是发明了覆烧法和“火照术”，定窑就大量采用覆烧方法，还使用了一种垫圈式组合匣体。这种烧制方法的优点，是最大限度地利用空位空间，既可节省燃料，又可防止器具变形，从而降低了成本，大幅度地提高了产量，对南北瓷窑都产生过很大影响，对促进我国制瓷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定窑器以其丰富多彩的纹样装饰而深受人们喜爱。装饰技法以白釉印花、白釉刻花和白釉划花为主，还有白釉剔花和金彩描花，纹样秀丽典雅。
北宋早期定窑刻花、构图、纹样趋简，以重莲瓣纹居多，装饰有浅浮雕之美。北宋中晚期刻花装饰精美绝伦，独具一格。
装饰图案常用印花、划花和堆花手法，秀丽典雅。印花图案，自然形态经巧妙变形，构成严谨；刻划花，较印花更活泼生动，别具一格。
划花是宋代定窑瓷器的主要装饰方法之一。通常以篦状工具划出简单花纹，线条刚劲流畅、富于动感。
莲瓣纹是定窑器上最常见的划花纹饰。有一花独放、双花并开、莲花荷叶交错而出、有的还配有鸭纹，纹饰简洁富于变化。
立件器物的纹饰大都采用划花装饰，刻花的比较少见。早期定窑器物中，有的划花纹饰在莲瓣纹外又加上缠枝菊纹，总体布局显得不很协调，这是当时尚处于初级阶段的一种新装饰手法，也给定窑器断代提供了一个依据。
刻花是在划花装饰工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时与划花工艺一起运用。
如在盘、碗中心部位刻出折枝或缠枝花卉轮廓线，然后在花叶轮廓线内以单齿、双齿、梳篦状工具划刻复线纹。纹饰中较常见的有双花图案，生动自然，有较强的立体感，通常是对称的。
定窑刻花器还常常在花果、莲、鸭、云龙等纹饰轮廓线一侧划以细线相衬，以增强纹饰的立体感。 定窑纹饰中最富表现力的是印花纹饰。
这一工艺始于北宋中期，成熟于北宋晚期。最精美的定窑器物纹饰在盘、碗等器物中心，这类器型内外都有纹饰的较少。
定窑器物纹饰的特点是层次分明，最外圈或中间，常用回纹把图案隔开。纹饰总体布局线条清晰，形态经巧妙变形，繁而不乱，布局严谨，讲究对称，层次分明，线条清晰，工整素雅，艺术水平很高。
定窑印花大多印在碗盘的内部，里外都有纹饰的器物极为少见。 定窑印花题材以花卉纹最为常见，主要有莲、菊、萱草、牡丹、梅等，花卉纹布局多采用缠枝、折枝等方法，讲求对称。
有的碗、盘口沿作花瓣式，碗内印一盛开的花朵，同时在外壁刻上花蒂与花瓣轮廓线。这种把印、刻手法并用于一件器物，里外装饰统一的做法，使器物造型和花纹装饰浑如一体，十分精美。
其次，定窑还有大量的动物纹饰，主要有牛、鹿、鸳鸯、麒麟、龙凤、狮。
定窑在宋代以白瓷为主，也烧制酱、红、黑等其他名贵品种，如黑瓷（黑定）、紫釉（紫定）、绿釉（绿定）、红釉（红定）等，这些彩釉品种都是在白瓷胎上罩上一层高温色釉而烧成。
元朝刘祁的《归潜志》说，“定州花瓷瓯，颜色天下白”。可见，定窑器在当时不仅深受人们喜爱，而且产量较大。
定窑还有北定、南定之分。北宋之前，定窑窑址在北方的定州，这是烧制的物品称为北定；宋室南迁之后，定窑工人一部分到了景德镇，一部分到了吉州，称为南定。
在景德镇生产的釉色似粉，又称粉定。定窑的瓷胎特征是胎质十分坚密精细，胎薄而显轻，胎色白净而略显微黄。
无论白定还是各种彩色釉定，均是如此。定窑施釉极薄，釉薄处能见胎色，白定釉色多数为白中微闪黄色，釉较坚致，不太透明；黑定所上的黑色釉犹如黑漆一般，釉面特别光亮；紫定其实并非紫色，而是酱黑色釉，釉面施釉不太均匀，常出现深浅不一的现象；书载有红定一说，但至今尚未见到实物，所见残片上也只是在酱釉上有红斑而已。
因此如在市场见有红定出现，须特别小心对待。定窑以丰富多彩的装饰花纹取胜，工整素雅，一向被视为陶瓷艺术中的珍品。
其装饰技法主要有划花、刻花、印花三种。划花是宋代定窑瓷器的主要装饰方法之一，但定窑纹饰中最富表现力的则是印花纹饰。
LOT号 拍品名称 估价（万） 成交价（万） 拍卖日期
0011 北宋定窑划花八棱大盌 14,684万 2014-04-08
0568 宋定窑紫釉折扣梅瓶 3,600万 4,万 2014-11-30
0079 宋定窑紫金釉花卉镂空雕 980万 1,万 2014-07-14
515 北宋定窑黑釉鹧鸪斑盌 530万 1,万 2002-10-09
0539 北宋定窑紫金釉带盖大梅 1600万 1,万 2013-12-25
0476 北宋 定窑白釉四人抬轿 808万 万 2012-11-02
0255 北宋 定窑白釉七级浮屠塔 680万 万 2010-12-27
这就是目前北宋定窑瓷器拍卖的最高纪录。谢谢
定窑是中国传统制瓷工艺中的珍品，宋代六大窑系之一，它是继唐代的邢窑白瓷之后兴起的一大瓷窑体系。主要产地在今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的涧磁村及东燕川村、西燕川村一带，因该地区唐宋时期属定州管辖，故名定窑。
定窑原为民窑，北宋中后期开始烧造宫廷用瓷。创烧于唐，极盛于北宋及金，终于元，以产白瓷著称，兼烧黑釉、酱釉和绿釉瓷，文献分别称其为"黑定"、"紫定"和"绿定"。[1]
定窑从邢窑而来，由于历史的变迁，定窑随着地域变化，新瓷土料的运用和制瓷工艺的进步。卞向和认为：定窑最大的贡献就是在中国陶瓷发展的历史上闪烁过光芒，在中国陶瓷史和世界的陶瓷发展史上留下辉煌的一页。
定窑是汉族传统制瓷工艺中的珍品，宋代六大窑系之一，它是继唐代的邢窑白瓷之后兴起的一大瓷窑体系。
主要产地在今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的涧磁村及东燕川村、西燕川村一带，因该地区唐宋时期属定州管辖，故名定窑。定窑原为民窑，北宋中后期开始烧造宫廷用瓷。
创烧于唐，极盛于北宋及金，终于元，以产白瓷著称，兼烧黑釉、酱釉和绿釉瓷，文献分别称其为"黑定"、"紫定"和"绿定"。定窑在唐代时就已是著名瓷场，专烧白釉、黄釉瓷（白釉有玉壁底碗、注壶、瓶类；黄釉器有碗、注壶等。）
，到宋代发展迅速，比之前更大更有名，大量烧制白瓷，其次有黑釉、酱釉、绿釉、白地褐花等品种。白瓷胎土细腻，胎质薄而有光，釉色纯白滋润，上有泪痕，釉为白玻璃质釉，略带粉质，因此称为粉定，亦称白定。
其它瓷器胎质粗而釉色偏黄俗称土定；紫色者为紫定；黑色如漆的为黑定，红色者为红定珍稀传世极少。这个要看具体的东西了。
如果你的藏品是真品的话那价值不菲呐。希望可以帮助到你。
望采纳。
定窑是中国宋代主要瓷窑之一，后世誉为宋代五大名窑之首。窑址在今河北省曲阳县涧磁村及东西燕山村。曲阳县宋属定州,故名。烧瓷始于唐,盛于北宋，元以后衰落。北宋苏轼《试院煎茶诗》、宋邵伯温《闻见录》、元刘祁《归潜志》、明曹昭《格古要论》、清朱琰《陶说》等文献，均对定窑有所记载。古陶瓷专家叶麟趾先生于20世纪20年代率先调查了定窑，确认了曲阳涧磁村窑址。50年代以来，文物考古工作者对定窑遗址进行了多次调查与发掘，基本上弄清了定窑的烧瓷历史、烧制工艺、装饰特点、产品品种以及与邻近地区的相互关系。受定窑影响并烧制定窑风格产品的窑业，多集中在山西省境内，有平定窑、阳城窑、介休窑等。四川省的彭县窑也烧造定窑风格的白瓷。定窑瓷器传世品较多，原清宫收藏的也不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湖南长沙，浙江临安，陕西西安，江苏镇江、南京、江浦，河北曲阳、定县，河南安阳，辽宁朝阳和北京通县、丰台等地的唐、宋、辽、金墓葬、塔基、窖藏中均出土了许多定窑瓷器，仅 1969年 发掘的河北定县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和至道元年(995)的两座塔基，就出土了完整精美的定窑瓷器 100余件。定窑产品多为生活日用的饮食具、酒具、茶具、寝具，还有佛前供器，以民间用瓷为大宗，北宋后期亦烧制宫廷或官府使用的精致器物。瓷器的品种以白瓷为主，兼烧青釉和少量的黑釉、彩釉及绿釉瓷。器类有碗、盘、杯、碟、盏、盏托、渣斗、盆、洗、瓶、壶、罐、薰炉、枕等。白瓷胎质细腻，色洁白，釉色白中闪黄，光泽莹润。其碗、盘类的口沿大多无釉，称为“芒口”，器外壁多有薄层垂釉，其形如“泪痕”，是定窑白瓷的特征。河北定县两座北宋塔基出土的 100余件定窑白瓷、南京市明墓出土的定窑白釉刻花梅瓶、河北曲阳宋墓出土的定窑白釉印花云龙纹碗和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定窑白釉孩儿枕，都是代表作。明曹昭《格古要论》说：“有紫定，色紫。黑定，色黑如漆。土俱白，其价高于白定。”在窑址遗存与传世品中，均有黑定器，以碗为多，胎质洁白与白瓷无异，釉色黑亮，光可鉴人。“紫定”尚无传世品或窑址遗存器加以印证。但有一种胎质洁白，釉色近于芝麻酱色的盘、碗器,陶瓷史家曾认为即是“紫定”。1974年江苏镇江北宋熙宁四年(1071)章泯墓出土两件稀有的定窑酱釉瓶、定窑绿釉瓷，既不见于记载，亦不见于传世品。1957年故宫博物院调查定窑遗址时，发现了绿釉瓷盘的残件，胎色洁白，胎质坚硬，釉色翠绿，刻划龙纹装饰。据当地人士介绍，涧磁村曾出土过绿釉瓶。定窑装饰以风格典雅的白釉刻、划花和白釉印花为主，还有白釉剔花和金彩描花。划花多与刻花相配。白釉印花最富特色。北宋早期定窑的刻花，其构图、纹样趋简，以重莲瓣纹居多。刻花技法有五代越窑剔刻技艺之风，具有浅浮雕效果。如河北定县北宋塔基出土的定窑白釉刻花净瓶、白釉刻花莲瓣纹碗、白釉刻花莲瓣纹盖瓶，表现出北宋早期定窑刻花装饰的特征。北宋中晚期，定窑的刻花装饰日臻精妙，独具一格。用单齿、双齿、梳篾式等刀具,刻划出深、浅不一的主线与辅线,相衬构成物象,生动自然,有立体感。装饰题材以花果、莲鸭、云龙、游鱼等为主。纹样以折梅、缠枝、交枝式构图，饰于盘、碗的器壁与立体器物的腹部。一些大碗的内、外壁均刻划纹饰，技艺精湛。台湾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定窑白釉刻花双凫纹盘，盘面上以柔畅的刻、划线纹，勾勒出塘水扬波、莲苇摇曳、双鸭仰首嬉游的湖塘景色，是北宋定窑刻、划装饰的代表作。印花装饰出现在北宋中期，成熟于晚期。印花纹样多饰于盘、碗器的里部。题材以牡丹、莲花、菊花等各种花卉纹为多，动物、禽鸟、游鱼等也屡见不鲜，婴戏纹为少。以串枝、折枝式构图组成的花卉、石榴、孔雀牡丹、鱼莲、天鹿、婴戏纹等画面，具有构图严谨、层次分明、纹样清晰的特点。北京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定窑印花花卉纹盘，以缠绵的牡丹花枝环绕盘壁，衬起盘心的仰覆有致的荷叶、莲花，宛如一幅精致富丽的织锦图案。在白、黑或酱色釉器上描画金色花纹的金彩描花装饰的作品，发现极少。仅见：日本箱根美术馆与大和文化馆收藏的黑釉金彩描花碗，画在碗内的金色牡丹花枝光彩熠熠；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 3件白釉金彩云龙纹碗与安徽合肥文物管理处收藏的酱釉金彩荷莲纹瓶，虽金彩大多伤脱，但纹样仍依稀可辨。定窑的这种描金技法，宋周密《志雅堂杂钞》曾说：“金花定碗，用大蒜汁调金描画，然后再入窑烧，永不复脱。”定窑覆烧工艺于北宋中期创用。其法是用垫圈组合式匣钵，扣装盘、碗坯件，入窑烧成。覆烧盘、碗的口沿部位无釉，有毛涩感，称为“芒口”。故常以2～4毫米宽的铜、银、黄金等金属镶饰器物口沿，因有“金装定器”之说。定窑瓷器的题铭有16种，大多与宫廷有关。其中的“官”、“新官”、“会稽”、“易定”、“尚食局”、“尚药局”、“食官局正七字”、“五王府” 8种题铭都是在烧窑前刻于坯足上。传世定窑瓷器中有“奉华”、“风华”、“慈福”、“聚秀”、“禁苑”、“德寿”题铭，这类铭文都与宋代宫殿名称有关，是在制品入宫后由宫廷玉工刻的。16种题铭中“官”字款居多，据不完全统计，已见到题有“官” 字铭的盘、碗、瓶、壶、罐等器近百件，它们大多出土于辽宁赤峰、建平、法库及内蒙古、北京、河北和湖南长沙地区的晚唐、五代到北宋前期墓葬。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亦藏有定窑白釉“官”字款盘、碗、罐、盂等器。另外河北定州市博物馆收藏的 1件1969年定县出土的白釉刻莲瓣纹碗，底部题“孟” 字，极为罕见。印款的定窑器仅知 1 件，早已流失国外，为白釉盘，盘心印阴文“定州公用”楷书铭。
有两篇，都是我们选修课的论文，我留着的。你看哪篇合适就用吧。【一】清代龚轼在他的《陶歌》中这样称赞青花瓷：“白釉青花一火成，花从釉里透分明。可参造化先天妙，无极由来太极生”。青花瓷的生产工艺：青花瓷是一种以天然钴土矿为呈色剂，在白釉坯胎上用毛笔描绘图案花纹，罩透明釉后，入窑一次高温烧成的釉下彩瓷。以江西景德镇为代表。它创烧于唐代河南巩县窑，宋代亦有烧制，到元代臻于成熟。从元代开始，历经明、清，无论官窑与民窑，一直盛烧不衰，成为最具民族文化风格的重要彩瓷品种。青花瓷的特点：青花是我国最具民族特色的瓷器装饰，也是我国陶瓷装饰中较早发明的方法之一。其特点一是着色力强，发色鲜艳，呈色稳定；二是纹饰永不退色；三是丰富多彩，明净素雅，有中国水墨画的艺术魅力；四是不含铅、砷等有毒元素，对人体无毒副作用；五是不但适合装饰餐、茶具等日用瓷，而且也适合装饰花瓶、大缸等陈设瓷；六是其制作原料含钴天然矿物蕴藏丰富。青花瓷的历史：青花瓷器起始于唐宋，但了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器的制作已经成熟，这是我国制瓷史上的时代的进步。元代以前，影青刻花的运用较为普遍，自庄重浑厚的青花出现以后，影青刻花的装饰变便渐渐退居次要地位。明代永乐、宣德年间，成化年间，嘉靖、雍正、乾隆三朝的青花，以康熙朝的青花最为突出，有莹澈青翠、明亮静丽的艺术效果，因此在明清两代，青花瓷成为中国瓷器生产的主流，备受人们喜爱，成为帝王嫔妃、达官贵人的必备之物。就连欧洲人也常以珍藏青花瓷来炫耀自己的富有。新中国成立后，景德镇的青花瓷器继承历代优秀传统，开发了清新、明丽、具有时代气息的新品种，在礼品瓷、展品瓷盒内外销商品瓷等方面，都获得了显著的成效。现代景德镇青花瓷器从总体上看，釉质白里泛青，青料发色青翠，造型美观大方，装饰有古朴典雅的艺术效果。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发展一直是炎黄子孙的华夏情结，如何继承创新是个争论的话题。一般意义上来说，艺术的创新是指艺术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新的突破，它在艺术生命中起着变化、促进、增长、更新的作用。艺术的创新和发展从性质上来说，可以分为量变式的创新与质变式的创新两个方面。量变式的创新主要是指在一种艺术范围里其发展只是一些量的变化，而没有质的变化。质变式的创新则是指突破了原有艺术的性质和范围，创作出了完全新的艺术作品。笔者认为这两者关系可以理解为形似和神似的关系。保护、收藏、修缮、翻新、展览只是一种保存标本的方式，就像把熊猫放到保护区精心喂养以供参观是一样的，物种的苟延残喘而已，不是继承，更不是创新发展。目前的演绎的“青花热”潮流，在青花瓷的传承创新中，只有量变式的模仿只能在一定的程度上保存古人的文明，实属拿来主义的做法，但是我们并不能为此全盘否定之，其存在是传统文化继承的最原始最基础的方式。质变式的创新升华，是传统文化的实质性的传承，是根植于文化土壤的民族文化史的进步，在该项实践中，可以挖掘现代人的文化潜质，从而为民族文化的可持续性发展留下至深的脚印。所以，青花瓷艺术的真正生命力不可能在于天价的收藏更不在于时尚的简单模仿，这些浮浅而泛滥模仿的“青花热”只能是给古雅的青花瓷艺术本身蒙上污点。青花瓷的文化的传承发展要依靠质变式的创新，用现代科学的设计思维去传达凝练的文化神韵。【二】青花瓷，作为中国瓷中魁冠，其瓷胎骨细腻晶莹柔润，花色清新明丽幽静雅致，釉色光亮洁净白中泛青，气质典雅清新，极具中国传统墨画之神韵。其对于中国文化的阐述，在国际上颇具影响力。清代龚轼在他的《陶歌》中这样称赞青花瓷：“白釉青花一火成，花从釉里透分明。可参造化先天妙，无极由来太极生”。青花瓷是艺术殿堂的瑰宝，是文人艺术家手中的爱物，是收藏家的猎物，是博物馆的珍品，是东方中国的传统文化标签。从荧屏热播赵雅芝主演的《青花》到风靡大江南北的周杰伦演唱的《青花瓷》，从奥运会水上项目的“青花瓷”系列颁奖礼服到北京地铁10号线北土城站的“青花瓷”立柱，“青花瓷”已更多地成为彰显中国文化的载体，担负着传播中国文化的责任。青花瓷如飓风卷入寻常人的听觉视觉甚至触觉，掀起一股“青花热”潮流。随着大量“中国元素”在北京奥运会上的亮相，以“青花瓷”这一闻名世界、充满中国文化元素的设计正越来越多地走进人们的视野。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发展一直是炎黄子孙的华夏情结，一般意义上来说，艺术的创新是指艺术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新的突破，它在艺术生命中起着变化、促进、增长、更新的作用。艺术的创新和发展从性质上来说，可以分为量变式的创新与质变式的创新两个方面。量变式的创新主要是指在一种艺术范围里其发展只是一些量的变化，而没有质的变化。质变式的创新则是指突破了原有艺术的性质和范围，创作出了完全新的艺术作品。保护、收藏、修缮、翻新、展览只是一种保存标本的方式，不是继承，更不是创新发展。目前的演绎的“青花热”潮流，足以窥见我们的方式深值疑问。历史：青花瓷器起始于唐宋，但了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器的制作已经成熟，这是我国制瓷史上的时代的进步。元代以前，影青刻花的运用较为普遍，自庄重浑厚的青花出现以后，影青刻花的装饰变便渐渐退居次要地位。明代永乐、宣德年间，成化年间，嘉靖、雍正、乾隆三朝的青花，以康熙朝的青花最为突出，有莹澈青翠、明亮静丽的艺术效果，因此在明清两代，青花瓷成为中国瓷器生产的主流，备受人们喜爱，成为帝王嫔妃、达官贵人的必备之物。就连欧洲人也常以珍藏青花瓷来炫耀自己的富有。新中国成立后，景德镇的青花瓷器继承历代优秀传统，开发了清新、明丽、具有时代气息的新品种，在礼品瓷、展品瓷盒内外销商品瓷等方面，都获得了显著的成效。生产工艺：青花瓷是一种以天然钴土矿为呈色剂，在白釉坯胎上用毛笔描绘图案花纹，罩透明釉后，入窑一次高温烧成的釉下彩瓷。以江西景德镇为代表。它创烧于唐代河南巩县窑，宋代亦有烧制，到元代臻于成熟。从元代开始，历经明、清，无论官窑与民窑，一直盛烧不衰，成为最具民族文化风格的重要彩瓷品种。特点：青花是我国最具民族特色的瓷器装饰，也是我国陶瓷装饰中较早发明的方法之一。其特点一是着色力强，发色鲜艳，呈色稳定；二是纹饰永不退色；三是丰富多彩，明净素雅，有中国水墨画的艺术魅力；四是不含铅、砷等有毒元素，对人体无毒副作用；五是不但适合装饰餐、茶具等日用瓷，而且也适合装饰花瓶、大缸等陈设瓷；六是其制作原料含钴天然矿物蕴藏丰富。如今在全国掀起的“青花热”，也反映了我们希望青花瓷作为民族骄傲的意愿，以青花瓷独特的艺术手法影响世界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敬仰，并能在现代工艺、现代文明的环境下传播并创造一定的经济文化效益。
不知道朋友们平时对中国历史有多少的了解。中国5000年历史，遗留下来很多文化精髓，留下很多艺术瑰宝。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了一种瓷器——官窑瓷器。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说过官窑瓷器，但是具体的什么是官窑瓷器，相信很多朋友都不知道。所以小兔特意为大家整理了一些关于官窑瓷器的介绍，希望能够为大家讲解一下关于中国的官窑瓷器。
官窑起自唐，有两种涵义，一是指贡器，一是指官厂。自唐代至元代，官窑多有贡器，少有官厂。采取的形式是“官监民烧”，烧出的瓷器，“千中选十、百中选一”，进贡给统治阶级。这种瓷器就叫做贡瓷和官窑。那时，唐代在产瓷区设有司务，如唐景隆初(公元707--709年)，褚绥为新平(景德镇)司务，奉诏监烧献陵祭器。宋代设监，如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76年--983年)，泒殿前承旨赵仁济监理赿州窑务。到了元代则设局，以提领监陶，后改为本设总管。他们烧出的“景德年制”，“枢府”等款式的瓷器，分别称为“景德窑”，“枢府窑”等。
明代采取“官办民窑”的形式，开始有官厂，专烧进贡的瓷器。 如在景德镇设御器厂，特派厂官，经费出自地方，编役人夫，设窑达五十几座，专门烧造御器即贡器。清代与明代不同，采取的是“官搭民烧”的折中形式。其产品分“钦限”和“部限”两类，前者是专给皇帝用的，后者是给朝廷和外交礼宾用的。
官窑之谓，在中国古代陶瓷史上有不同的内涵。就广义而言，是有别民窑而专为官办的瓷窑，其产品为宫廷所垄断。在宋代瓷器中，官窑即是一种专称，指北宋和南宋时在京城汴京(汴梁，今开封)和临安(今杭州)由宫廷设窑烧造的青瓷，故又有“旧官”和“新官”之分，前者为北宋官窑，后者为南宋官窑。
官窑是在宋大观及政和年间於汴凉所造，青瓷釉色晶莹惕透，有开裂或呈冰片状，粉青紫口铁定是其特色。
宋室南移在凤凰山下设立官窑，又称修内司官窑或内窑，郊坛下设立的郊坛下官窑，器形较多，有直径大过一尺的大型产品。
官窑也称御窑，是中国封建王朝的“皇家瓷厂”。从1278年元世祖忽必烈设置“浮梁磁局”，到1911年清朝覆亡，景德镇是元、明、清三代皇家瓷厂所在地，中国封建社会的官窑制度在这里延续了632年，江西景德镇也由此拥有烧造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工艺最精湛的官办瓷厂。景德镇地下也因此存有大量因禁绝流入民间而被就地掩埋的古碎瓷，成为中国目前品类最完整、年代最可靠、信息最丰富的官窑遗址和“地下瓷都”。
官窑是我国古代由朝廷直接控制的官办瓷窑，专烧宫廷、官府用瓷。官窑始于宋代，有北宋官窑和南宋官窑之分。
好了，那以上呢就是小兔为大家整理的关于中国官窑瓷器的相关资料，希望能够让大家对官窑瓷有一定的了解。同时呢，关于官窑瓷器小兔还有几句话想跟大家讲。瓷器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精髓。希望有实力收藏官窑瓷器的朋友们能够爱护它，文物脆弱、珍贵。让我们中华几千年来的文化精髓得意保存，流传下去。请大家继续关注土巴兔吧。
土巴兔在线免费为大家提供“各家装修报价、1-4家本地装修公司、3套装修设计方案”，还有装修避坑攻略！点击此链接：【】，就能免费领取哦~
概说 中国陶瓷，历史悠久，品种繁多，它是我国历代文化的结晶。喜爱古陶瓷艺术品的人不少，但是懂得鉴定的人却为数不多。因为，古陶瓷鉴定是一门综合的技术，要掌握它，需要下一番功夫。例如，要鉴定一件陶瓷古董的真假，首先要对中国几千年各地陶瓷的生产有所了解，才能从胎质、釉色、造型、纹饰、款识甚至重量等方面入手，作出准确的判断。对初学者来说，如能潜心钻研，循序渐进，掌握一些古陶瓷的鉴别方法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观胎辨釉 根据各期陶瓷胎质、釉色的特点来判断 一般来说，从胎质、釉色可以看出其年代和窑口。例如，距今4000年前的商周时代的青釉瓷器，又称原始青瓷，是青瓷的低级阶段，其胎为灰白色和灰褐色，胎质坚硬，瓷化程度较高；其釉色青，釉层较薄，厚薄不均。这是因为当时采用沥釉方法进行施釉的缘故。又如，五代时的釉色为天青色。据传说，五代后周柴世宗指雨过天晴的天空，对向他请示御用瓷釉色的官员说：“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所以，五代的瓷釉便被钦定为天青色。这种釉釉色莹润，施釉较薄，青中闪着淡淡的蓝色。明代永乐、宣德、清代康熙的江西瓷器的胎釉各具特色。永乐时期白釉最负盛名，釉质肥厚，润如堆脂，纯白似玉，釉面光净晶莹；胎色纯白，胎质细腻，并且有厚薄不均现象。如在强光下透视可以看到胎釉呈一种粉红、肉红或虾红色的倾向。这一特征，是其它瓷器中所没有的。明代宣德年间，与明永乐年间时间虽近，但瓷胎釉色却迥然不同。同一器皿，永乐胎厚，宣德胎薄。宣德时大件琢器底部多无釉，露胎处常有红色点，俗称“火石红斑”，还有铁锈斑点。清康熙、雍正时的仿宣德瓷器则无此特征。清代康熙时瓷器的胎釉，胎色细白，胎质纯净，细腻坚硬，与各朝代的同一器皿相比，它的胎体最重。此外，这一时期的同一件器，往往施两种白釉，器内、口缘、器外底施粉白釉，其釉较稀薄，往往见有小缩釉现象；底部还现有坯胎中旋纹痕迹。器身施亮青釉，其釉莹润光亮，胎釉结合极坚密。一件器皿施两种釉，是清代康熙年间生产的瓷器的最大特点。掌握好各朝陶瓷瓷胎、色釉的主要特点，是我们鉴别古陶瓷的年代和窑口的可靠的依据。 观察造型 从各朝代陶瓷的造型去判断 陶瓷鉴定，造型是一个重要依据。它有明显的时代性，直接反映出不同社会时期人们的审美观。饭碗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器皿，一般人对它也许注意不多。其实，它的造型也是不断地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化的。唐代的饭碗，一般是深腹，直口，实平足，胎厚，体重。明代的碗，口外撇，腹深而丰满，圈足较高，给人以古拙稳重之感。入清以后，特别是康熙时期，碗口外撇，但弧度没有明代大，腹深但显得瘦小，圈足开始变矮。到雍正以后，其圈足最下处，一改明代的平齐而向圆形（俗称“泥鳅背”）演变。又如，我们常见的口小、肩丰、圈足的梅瓶，它也随着不同时代而变化。宋代的梅瓶造型是小撇口，短颈，肩特别丰，身体修长，圈足，给人以古朴秀美之感。到元代，则改宋代时的小撇口为板唇口，短颈加高，从直统式小颈改为喇叭状，下身加粗，体形变大。到了明代早期，其口又改为卷唇口，肩丰而斜，下身略胖，改变了宋代的秀长身形，向平稳实用发展，这是梅瓶造型最美的时期。发展到清代雍正时的梅瓶，它以明代早期为式样，但其口往往略高于明代，和颈相接处象欠一定弧度似的，没有明代早期那么好看。这时期的梅瓶，虽然丰肩，但肩的上部不是忽平就是下斜，下身又有所加粗，造型呆板，失去线条美。到清代后期，其造型更加呆板，更加粗糙，艺术欣赏价值也就更差了。笔筒是文房四宝之一。顺治年间的笔筒体形高，平底无釉，胎厚体重。到康熙年间，体形略为降低，这时笔筒胎壁适中，底中央有一小圈下凹，涂白釉，凹圈外平坦，向外施一圈白釉，向内边的一圈则无釉。这种底形看上去似一玉壁型，所以，人们称之为：“壁足“。但到了雍正、乾隆以后笔筒变得胎体略宽，胎壁也略薄，其底也由“平底”、“壁足”改为“圈足”。不同的造型，打着鲜明的时代的印记。因此，认识、熟记各个时代器物的造型，是非常重要的，例如，拿起一把“鸡头壶”，我们应该知道这种壶是三国、两晋、南北朝的产物。说起“宫式碗”，则应该知道是明正德年间产品的一种造型。如果是“观音尊”、“棒槌瓶”、“花觚”、 “太白缸”、“柳叶瓶”等等，这些都应是清代康熙时期生产的器物。所以说，型制对古陶瓷鉴定是非常重要的 .辨别款识 从历代陶瓷的款识来判别 款识也叫年款，是在一件瓷器的器皿底中央、器皿心里，身的中部或口缘等部位，书写上某某皇帝的年号，如“大明成化年制”等字样，以表示年记。这种年款，有一部分是专为宫廷烧制的，叫“官窑”款；有一部分是民间烧制的，叫“民窑”款。除了记年款，还有殿名款（如体和殿）、堂名款（如中和堂，这是康熙皇帝在圆明园居住过的殿堂）、齐名款、轩名款、赞誉款、吉祥款、陶工款、供养款、干支款（如康熙辛亥中和堂制）、花样款（如白兔、双鱼、折枝花朵等），等等。这些都称为款识，是表示某个朝代生产的器物。款识的识别，是古陶瓷鉴定中较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已知陶瓷上最早的款识，应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器。商、周青铜器上铭纹和徽号已经盛行，但在陶器上有官方款的，可以肯定是在陕西咸阳出土的一件秦代陶器上的“王”字。前些时候，广州中山五路发掘一处秦汉遗址，曾发现有带“官”字的陶片；在三元里一个西汉初年墓中，也发现有“居室”款。瓷器的款记一般都以官方有关。五代至北宋初，北方白瓷中常有“官”、“新官”的刻款；在宋代的瓷器中，也见有“大观”、“政和”等带国号的款；在元代，景德镇的瓷器中常有“枢府”、“太禧”款识的。这些都是和官方用瓷有关的记年款。明代开国至清代末，有500多年，换了27个皇帝。这个时期的瓷器，普遍书写皇帝的年号。对于这些年号，我们在鉴定时，可以从中找出其规律性和特殊性。明清的款识最多，但伪款也特别多。所以，在鉴定时要多作比较，要注意每个朝代的字体、风格、每一笔划的特征，这样，才能准确的判断出真伪。明清的记年款有一定的规律性。绝大部分的记年款，都写上国号和皇帝的年号。如“大明宣德年制”、“大清康熙年制”等，仅有“隆庆”一朝写“年造”而不写“年制”。明代最早写款从永乐开始，但它的款识也仅写“永乐年制”四字篆书。“大明永乐年制”、“永乐年制”从未有楷书款，若有则是假款。从明宣德至清康熙的年号款，都是六字楷书款。但雍正一朝楷、篆书款同时使用，有六字款、四字款（即“大清雍正年制”、“雍正年制”）。乾隆时款识，篆书盛行，楷书渐少。嘉庆、道光两朝以篆书款为主。但由咸丰至宣统三年，这四朝又恢复了楷书写款，篆书款已不使用了。这是明清款识的规律性。例如，同治时的写款应是楷书，而我们鉴定时发现一件同治瓷器的写款是篆书，那就应该对这件作品的真伪多打几个问号了。鉴定古陶瓷，除了注意它的各朝写款的规律、风格和特征外，还要注意各朝写款的颜色。不同朝代使用的颜料不同，其呈色也就不一样。以青花料为例，明代至清代初期的青花款，在放大镜下可见其色下沉，周围有细小的均匀的小气泡，清代后期的仿制品则没有这种特征。上述这些是大家鉴定瓷器必须注意的。
一般意义上的学术论文，应当具有四方面的特点：
1. 学术性
它指研究与探讨的内容具有专门性和系统性，是以科学领域里某一专业性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从内容上看，学术论文的专业性较强;从语言表达上看，学术论文很多是采用专业术语、专业性图表和专门符号表达内容的，它的读者主要是专业上的同行。
因此，为了把学术问题表达得简洁、准确和规范，文中即会涉及较多的专业用语。
2. 科学性
它指研究与探讨的内容要准确、思维要严密、推理要合乎逻辑。要求作者在立论上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不得带有个人好恶与偏见，不得主观臆造，在相关基础上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因此，在论据上，应当尽可能多地占有资料，
以最充分的、确凿有力的论据作为立论的依据;在论证时，必须经过周密的思考，并进行严谨地论证。
3. 创新性
它要求作者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能提出新的观点和看法。创新性是科学研究的生命，学术论文的科学价值就表现在其具有创新性上。
创新性表现是填补空白的新发现、新发明和新理论，是在继承基础上发展、完善和创新，是在众说纷纭中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是推翻了前人的某种定论，是对已有资料作出创造性综合等。有时在论文中，所体现出的新思路、新方法、新体系和新因素等，也可视为一种创新。
4. 理论性
它指论文中体现出作者思维的理论性、论文结论的理论性和论文表达的论证性。学术论文与一般议论文不同，它必须有自己的理论论证，不能只是材料与文献的简单罗列，应当是在对大量的事实、材料和文献进行分析、研究的基础之上，使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
读大量的书是基础。理工科需要做实验，文科则需要阅读文献。肚子里没有东西肯定写不出来好文章。自然也没有深度。问你一个问题怎样解决。然后就开始和政府领导讲话似的，全是大方面。例如一部法律存在问题，怎么解决。有的人想到的只能是修改法律这种方法。根本不知道，除了修改法律还有其他很多方法可以用。没有知识储备，思想太僵化，人云亦云，有何用。
社会科学（一般来说包含了社会、政治、法律、经济、教育、行政等学科），在许多专家学者的眼中这门学科并不算科学。很多在科学领域有所成就的专家学者（数学、物理为基础）对他们而言，社科不足以与他们平起平坐。对社科稍微认同一些的学者可能会将社会科学作为一个自然科学的一个学派，会把里面的一些方法应用到社会现象上。
硕士毕业论文写作技巧分析
一、搞清楚论文的研究方法
论文一定要先搞清楚研究方法，研究方法就是研究问题的角度。由于对于同一个研究方向，往往有很多种研究方法， 刚开始研究时往往有些摸不着头脑，脑袋里面是浆糊，人云亦云，天天换方法。我有段时间就是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好，总是换方法，到头来自己都头晕而且研究工作没有太大的进 展。
二、掌握论文创作的深度
论文一定要有必要的深度，没有必要深度也就泛泛而谈，空乏无物。论文的.深度决定于你研究的深度，只有先通读尽可能多的相关研究方向的文章，搞懂这些论文所用的方法，记 得摘录这些文章中提到了研究方法、研究的结论与不足之处。
三、论文要有创新点
论文一定要有些创新点，其实创新点，我觉得倒是可 是换位思考，不求理论突破可以求算法改进，比如你可以修改一些算法让新的算法比已有算法更贴近工作的实际需求;
四、实验数据的重要性
实验数据的整理是不能忽视的一环，因为在论文中必须用实验数据说话，必须证明新的思路比已有思路要好，新的软件算法比已有软件算法在时间、空间上有更多的优势。
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颗明珠，唐代被称为诗的时代，而宋代则被称为词的时代。词源于民间，始于唐，兴于五代，盛于两宋。在宋代，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追求也更加强烈。 在宋词的发展繁荣过程中，整个社会的导向作用同样十分明显。如果说唐代的诗人在某种程度上还只是供皇室及其统治者御用的工具和玩物而已，那么宋代的词人已由被别人欣赏而一跃登上了政治舞台，并成为宋代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宋代皇帝个个爱词，宋代大臣则个个是词人。宋代政治家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都是当时的著名词人。在封建社会中从不出头露面的女子李清照也成为一代词宗，名垂千古。在当时的科举考试中，流传着这样的谚语：“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由此足见词人苏轼被崇拜的程度。正是全社会的认同和推崇，宋词才得以佳篇叠出，影响久远。 原因如下: ① 两宋城市手工业、商业经济的繁荣，是宋词兴盛的物质基础. ② 市民阶层的扩大，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 ③ 两宋社会矛盾尖锐，文学家用词更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 先讲宋词的成就。词源于唐代的曲子词，句子有长有短，和乐曲紧密结合在一起，可以歌唱。由于宋代商业发展、城市繁荣，市民数量不断增加，能够歌唱的词比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更适应市井娱乐生活的需要，而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又很尖锐，句子长短不齐的词也更便于抒发人们忧国忧民的思想，因此便逐渐兴盛起来，取代诗而成为文学的主流。课文按北宋前期、北宋中后期和南宋四个阶段，分别介绍了柳永、苏轼、李清照、辛弃疾与陆游的词作风格及其成就。柳永是北宋词坛婉约派的重要代表。他长期在都市里生活，作品多表现城市的繁华和男女的悲欢离合之情，尤长于抒写羁旅的孤寂与乡愁。他的词作，多采用俚俗口语，通俗生动，“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因而流传很广。他的词作，还大量融入铺叙的成分，不仅扩大词的境界，也为元曲的发展开启了门径。苏轼是北宋中后期豪放派的开创者和主要代表，他的词作题材十分广泛，大大拓展了词的内容，并以豪迈奔放的感情，为词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两宋之交的李清照，是杰出的婉约派女词人，她提出“词别是一家”的主张，善于用白描手法、浅白词句，表达内心的真实情感。南宋的辛弃疾和诗人陆游，主张积极抗金，作品都以豪放为主，深刻地表达了恢复中原的强烈愿望，苏轼和辛弃疾是宋代最具代表性、成就最高的词作家，教材还在“历史纵横”小栏目和图注中分别介绍了他们的生平。必须指出的是，宋代的豪放派作家，作品以豪放为主，但也写出一些非常动人的婉约词，并非只是一味地豪放。 词是一种诗歌艺术形式，是中国古代诗体的一种，亦称宋词、曲子词、诗余、长短句。始于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形成于唐代，在宋代达到其顶峰。一开始伴曲而唱，所以写词又称作填词、倚声。后来逐渐独立出来，成为一门专门的诗歌艺术。 词牌，也称为词格，是填词用的曲调名。词最初是伴曲而唱的，曲子都有一定的旋律、节奏。这些旋律、节奏的总和就是词调。词与调之间，或按词制调，或依调填词，曲调即称为词牌，其通常根据词的内容而定。宋后，词经过不断的发展产生变化，主要是根据曲调来填词，词牌与词的内容并不相关。当词完全脱离曲之后，词牌便仅作为文字、音韵结构的一种定式。 按长短规模分，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一首词，有的只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 按音乐性质分，词可分为令、引、慢、三台、序子 、法曲、大曲、缠令、诸宫调九种。 按拍节分，常见有四种：令，也称小令，拍节较短的；引，以小令微而引长之的；近，以音调相近，从而引长的；慢，引而愈长的。 按创作风格分，大致可以分成婉约派和豪放派 一、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唐诗宋词”一语，宋词与唐诗并称，不唯标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之义，而且也说明，宋词是庶几可与唐诗媲美的一大诗体。宋季承唐，然而如鲁迅先生所言，好诗差不多已被唐人作完了。所以，到了宋代，宋人在诗歌创作方面，要不落唐人的窠臼，确乎很难。但是，唐人所留下的丰富的文学遗产，宋人也并不有白白浪费，而是将它们更多更灵活运用在“词”这一诗歌体式上，使词在宋代获得了空前绝后的发展。 我们在论宋词与唐诗的关系时，往往更多的注意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差别的确是主要的也是重要的，在本书的宋词部分，笔者也主要着眼于宋词最主要的艺术特征（当然也是与唐诗的不同之处）来展开论述。但在此绪论中，就像我们在论述唐诗的艺术特性前必须先说明唐诗对前代的继承关系一样，我们也必须先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可以肯定地说，宋词能取得如此显赫的成就，如果不是建立在唐诗如此卓越的成就和如此纯熟的技巧之上，是绝对不可想象的。从后来挖掘出来的敦煌曲子词来看，词在进入文之手以前，除了它的句式长短参差不齐外，与此前的民间歌谣并没有什么两样，一样的主要是采用那种简单、质朴、直率的表现方法。到中晚唐文人开始实验填词以后，就像一切民间文学向文人的文学的转变一样，词也就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渐渐地带有了文人的因而也是更艺术化的色彩（当然，也会有负面影响，例如少了质朴和直率，但这比竟是次要的）。最早实验词的创作的白居易、刘禹锡，尤其是后来大量进行词的创作的温庭筠、韦庄等，他们本就是唐的重要诗人，他们的加入，必然地会把他们在诗歌创作中的种种技巧，带到词的创作中来。另外，五代、宋的词作者，也几乎都是诗人，他们一面作诗、一面填词，唐诗的各种技巧自然就会融汇、渗入到词的创作中去，使词的创作更加精美。实际上，我们只要对宋词的艺术稍稍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宋词在意象、写景抒情手法的运用方面，在词的境界营造方面，甚至在语言的锤炼、借代、典故等手法的运用方面，与唐诗都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倒如下面秦观的名词《八六子》： 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铲尽还生.念柳外青骢别后,水边红袂分时,怆然暗惊. 无端天与娉婷,夜月一帘幽梦. 春风十里柔情,怎奈何、欢娱渐随流水.素弦声断,翠绡香减,那堪片片飞花弄晚. 蒙蒙细雨笼晴,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相对于诗，这是一首地道的词，它的情韵、它的色泽、它的意境，都是地道的词味儿的。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一品味，却发现它在很多方面，与唐诗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首句的“倚危亭”，看似是诗人的独创，但实际上，登高抒怀、寄愁正是唐诗人常用的写法，此类例子可以说是举不胜举，例如杜甫的“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登楼》）、杜牧的“楼倚霜树外，镜天玩一毫”（《长安望秋》）、李商隐的“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州”（《安定城楼》）、许浑的“一上高楼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州”（咸阳城东楼）；甚至是“危”字的用法，也找得出唐诗的渊源，如杜甫的“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李商隐的 “江风扬浪动云根，重碇危樯白日昏”（《赠刘司户贲》）至于接下来的以“芳草”比喻“恨”，以“萋萋”形容“芳草”，那更是唐诗中常见的意象和写法；甚到 “铲尽还生”一语，也并非完全没有借鉴，例如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赋得古原草送别》）、孟浩然的“林花扫更落，径草踏还生”。下面的“柳外”、“青骢”也一样，单纯的“柳”的意象就不用说了，就是以“柳外青骢”来暗示恋情、离别的写法，也不是完全无所本的，如李商隐的《无题》中就有“斑骓只系垂杨岸，何处西南待好风”、储光羲的《钓鱼弯》中就有“日暮待情人，维舟绿杨岸”，虽然它们之间有较大的区别，但也不能说它们完全没有联系。至于“青骢”代车马、“红袂”代女性的写法，也是唐诗中庞大的借代体系中所有的。至于下片中“夜月、春风、飞花、细雨、黄鹂”的意象，以及用大量的类似意象来渲染愁绪的写法，以及它所创造的迷朦的意境，与唐诗都有着直接的借鉴关系。例如下面韦应物的《寒食寄京师诸弟》：“雨中禁火空斋冷，江上流莺独坐听。把酒着花想诸弟，杜陵寒食草青青。”也运用了大量的这类意象来渲染愁绪，其意境也有些相似。就是“娉婷、一帘、十里柔情”这些词语及其组合，应该说与唐诗也是有关系的，如杜牧的《赠别二首》（其一）中，几乎就包含了所有这些意象和句式，其诗如下：“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笔者选择秦观这片词来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并不是它与唐诗有特别多的雷同处、借鉴得特别多，这实在是宋词创作中的一个普遍现象。这并不足怪，下如唐诗是在前代巨大遗产的基础上创新、 发展一样，宋词亦是在唐诗丰富的遗产的基地上进行创造的。 论到这种继承性，这里自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宋诗与宋词都继承了唐诗这一遗产，那么，为什么宋诗的成就远在唐诗之下，亦不及宋词呢？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诗与词不同的体式是造成这一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更好地说是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先打一个也许不十分恰当的比喻：唐诗的创作艺术好比是一种专利，宋诗人把这种专利拿来制作同一种东西，尽管他们并非完全没有创造、没有革新、没有增补，但是他们制作的毕竟是诗，是同一种东西，因此，这些东西一上市，就会被人窥见雷同处、摹仿处、剽窃处，被人控告侵犯了唐人的专利。正国为此（当然还会有别的原因），宋诗就希望有一点自己的东西，例如诗的议论化和散文化等，但不幸的是，这些东西新则新矣，但却或多或少地违背了诗的艺术规律。但宋代的词人则不同，虽然他们也继承了唐诗的创作艺术，但是，他们制作的却是另一种东西，是长短句的词，尽管明眼人也能窥见它们之间的某种继承关系，但这却不会被人视为侵犯了专利。有一种也许较为极端的现象可以证明这一点：宋词中也有很多摹仿、点化、甚至照搬唐人的诗句的，这种情总如果出现在宋诗中，是万万逃不掉蠹鱼之讥的。但它出现在宋词里，情况却大不一样，由于词的长短句式的不同框架、不同的韵味，却仿佛给唐人原句注入了新的生命。例如晏几道的《蝶恋花》： 醉别西楼醒不记,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斜月半窗还少睡,画屏闲展吴山翠. 衣上酒痕诗里字,点点行行,总是凄凉意.红烛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替人垂泪.在这首精彩的词中，不要说意象、写景抒情、比喻等技巧的运用上继承了唐诗的艺术技巧，就是在字面上也有几处与唐人的诗句有些关系的，最末两句，几乎就是杜牧的成句。杜牧《赠别》诗：“多情却总似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若单以个别的句子来对照，晏几道是万万逃脱不掉书袋之名的。但若从词的整体来衡量，杜牧的这两句诗被稍加变化，放在一首结构、韵味全新的词中，却并不给人以多少摹仿、陈旧之感。如果借用系统论的观点来看这样的现象，就一点也不奇怪：词对于诗而言，是一个不同的系统，即使同样的诗句进入词中，它也会获得新的系统质。对于这种现象，前人实际也有所认识，例如明王世贞说：“‘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隋阳帝诗也。‘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少游词也。语虽蹈袭，然入词尤是当家。”又如清胡薇元也说：“晏元献《珠玉词》集中《浣溪沙?春恨》：‘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本公七言律中腹联，一入词即成妙句，在诗中即不为工。此诗词之别，学者须于此参之，则他词亦可由此会悟矣。”为什么“语虽蹈袭”的句子，“然入词家尤是当家”呢？为什么“在诗中即不为工”，“一入词即成妙句”呢？这便是因为词是一不同于诗的新的系统，同样的诗句一进入词，就获得了新的系统质。至于更巧妙无痕迹的化用，那更可以视为一种全新的创造。如此词中的“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可以说是化用了白居易的《花非花》中的“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秋云无觅处”。但晏词化用后，不仅更凝炼，更由于句式的变化，使它比原诗获得了更深长的韵味。这种现象在宋词中很多，可以说举不胜举。 当然，我们说宋词继承了唐诗的遗产，也并不是说宋词就没有自己的创造。前面我们说宋词继承唐诗的创作艺术生产了一种新的东西，这新的东西之“新”，当然就是唐诗中所没有的。它最大的新，就是它长短交错、变化多端的句式，这种句式，打破了唐诗（也打破中国古诗）齐言的传统，为更自由、委婉、更有韵味的抒情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它的“言长”的艺术特性，就主要是由其句式、韵律及其所带来的其他艺术技巧所造成的。其次，它之“新”还表现在它的“诗余”功能上、它的“诗余”题材的选择上。这种新的功能与新的题材选择，与它特定的体式、句式相结合，又带来了宋词一系列新的东西，例如它委婉、倾诉式的抒情韵味、细腻而多层折的描写、对内心生活更细腻而深入的把握、装饰设色的艺术、轻丽婉约的风格等。这种种之新，就造成了宋词与唐诗很不相同的面目。对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王国维有一段虽然简约而不失精当的论述，他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这段评述，可以说包含了笔者以上所言宋词之“新”，包括了它的体制、它的功能、它的题材特点等。在本书中我们探讨宋词的艺术，主要就抓住这些新的方面来进行研究。当然，对于它对唐诗艺术的继承，我们也会给予适当的关注。 （二）、宋词的艺术成就十分突出：首先，宋词不同于一般宋诗的散文化、议论化，善于将抒情与写景完美结合。在唐五代小令的基础上，宋代演为许多中调和长调，在曲折动宕、开阖变化中，使情景紧密交融，其细致、具体、微妙处，有的甚至胜过唐诗。其次，宋词又长于比兴，多以微妙而又细致的比兴手法，藉景物表达内心复杂而隐幽的感情，常以香草美人的传统来寄托政治上的感慨，感人至深。再次，宋词形成了众多的艺术风格。宋词虽沿袭着唐五代的传统以抒发感情、性灵为主，形成“诗庄词媚”的分野，以婉约为宗，但后来由于时代生活的变化，题材的扩大，艺术个性得到重视，艺术手法渐趋多样，所以使宋词风格在婉约和豪放之外，兼有真率明朗、高旷清雄、典雅精工、骚雅清劲、密丽险涩等多种风格。 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强大的国力、兼收并蓄的文化精神与丰厚的文化积累，为唐诗的繁荣准备了充足的条件。众多伟大、杰出的诗人把我国诗歌艺术的发展推向高峰。今天可考的唐诗作者三千七百多人，可见存世唐诗五万四千余首。这不过是唐诗的一部分，但我们从中已经可以大略窥见当时诗歌繁荣的面貌。 唐代初期，诗歌创作仍受南朝诗风的影响，题材较为狭窄，追求华丽词藻。待到被称为“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出现，才扩大了诗的表现范围，从台阁走向关山和塞漠，显示出雄伟的气势和开阔的襟怀。他们无论写边塞，还是写行旅、送别，都有着这样的情思风貌。在诗的体式上，这时完成了五七言律体的定型。律诗属于近体诗，是相对于古体诗而言的。古体分四、五、七言和杂言，平仄没有限制，也不求对偶。近体诗平仄和押韵有一定的体式，也要求对偶。律体的定型，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影响深远，它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主要体式。 在初唐的后期，出现了两位重要诗人：陈子昂和张若虚。陈子昂主张诗应该有所寄托。他的38首《感遇》诗，就是这一主张的实践。但他写得最好的诗是那首《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抒写不遇的悲怆，但其中蕴含的是自信和抱负，情怀壮伟，有一种得风气之先而不被理解的伟大孤独感。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写月夜春江明丽纯美的境界，融入浓烈情思和深刻哲理，婉转的音调，无穷的韵味，创造出了非常完美的意境。陈子昂和张若虚艺术上的成熟，透露出盛唐诗歌行将到来的信息。 盛唐是唐诗发展的高峰。此时诗坛群星辉映。王维和孟浩然善于表现山水田园的美，表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那种宁静平和的心境。王维的山水诗融诗情画意于一体，把人引向秀丽明净的境界，那境界里洋溢着蓬勃生机。《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雨后的松林间月色斑驳，流泉琮 。浣纱女踏着月色从竹林间喧闹着归来；渔人正分开荷叶摇舟远去。山村之夜，如诗如画。他还有一些诗，宁静中带几分禅意。在唐代的重要诗人中，他是受佛教思想影响最为明显的一位。但他不是一位完全遁世的诗人，有些诗写得慷慨激昂，有的诗表现出浓烈的人间情思。那首《送元二使安西》，由于写出了人们深情惜别时的普遍感受，后来被编入乐府，成为离筵上反复吟唱的歌曲《阳关三叠》。孟浩然善于用最省净的笔墨，写山水田园的秀美。《过故人庄》写做客田家的喜悦，恬静的农舍，真挚的友情，充满浓郁的生活情趣。《春晓》写春日那种明媚静美舒畅的感受。那首《宿建德江》，只用20个字，便写出了无尽的情思韵味：“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暮烟笼罩中的一抹树林，一轮水中月影。在这朦胧而明净、深远而静谧的境界中，弥漫着一缕淡淡的乡愁。孟浩然的许多诗，都这样以极俭省的文字，表现多重境界和情思。这时和王维、孟浩然的诗歌风格相近的还有常建、储光曦等人。 盛唐有一些诗人，善于写边塞生活，如王昌龄、高适、岑参、祖咏等。他们大都到过边塞，领略过边塞的壮丽景色，向往边塞立功。在他们的诗中，祖国山河的壮美与保家卫国的豪迈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王昌龄写了二十几首边塞诗，最有名的是《出塞》《从军行》。他的边塞诗有一种深厚的历史感和清刚的风格。其他题材的诗他也写得很好，七言绝句有极高的艺术成就。高适的诗风趋于雄壮慷慨：“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塞下曲》)从这首诗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豪侠气质。边塞诗人的代表，还有岑参。他写边塞风物的雄奇瑰丽，写军人的豪雄奔放。荒漠与艰苦，在他笔下都成了充满豪情的壮丽图画。 最能反映盛唐精神风貌、代表盛唐诗歌高度艺术成就的，是伟大诗人李白。李白是一位性格豪迈、感情奔放、不受拘束而又向往建功立业的诗人。他的诗充分表现了盛唐社会士人的自信与抱负，神采飞扬，充满理想色彩。他的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极大地丰富了古体诗的表现技巧，把乐府诗的写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他的七言绝句和王昌龄的七言绝句一起被后世推为唐人七绝的代表作。他的诗有着鲜明的艺术个性：爆发式的抒情、变幻莫测的想像和明丽的意象。他把乐府和歌行写得有如行云流水，感情喷涌而出时，便如黄河之水，奔腾千里，一泻而下。他生于盛唐，感受着盛唐昂扬的时代精神，晚年又亲眼看到唐代社会的衰败，理想和现实之间产生巨大反差。他的诗里既有建立不世功业在指顾之间的信心，又常常有愤慨不平和对于朝廷黑暗的抨击。他曾经奉诏入京，供奉翰林，得到唐玄宗的赏识，他以为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得意扬扬。不久被权臣毁谤，被逐出朝廷，他才明白朝政其实已经腐败不堪。他说自己是“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有才华而不得重用；而痛斥那些庸才却春风得意，“骅骝拳不能食，蹇驴得意鸣春风”，直骂那些奸佞之徒“董龙更是何鸡狗!”即使处在失意的境况中，他也不忘报国。安史乱起之后，他前后两次从军就是证明。他的诗想像瑰奇，常常想人所想不到处。前人评他的诗，说是“发想无端”，《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都是例子。在想像之中，又常常带着夸张的成分，写愁生白发，说是“白发三千丈”；写庐山的五老峰，说是：“青天削出金芙蓉”；写黄河，说是“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他是一位富于想像的诗人，他的诗常常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又由于他性格开朗豪放，他的诗意象明丽清新、色彩鲜艳。他纯然是一位天才的诗人。 当时另一位伟大诗人，是被后人称为“诗圣”的杜甫。杜甫比李白小11岁，两人的深厚友情成为千古传颂的文坛佳话。杜甫的青年时代，和许多盛唐诗人一样，都有过“裘马轻狂”的漫游生活。但是他的主要活动是在安史之乱以后。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有“致君尧舜”的抱负，而一生却穷愁潦倒，因此在感情上更能体验到民众的疾苦。安史之乱给唐代社会带来巨大的破坏，半个中国沦为丘墟。杜甫在战火中流离转徙，写下了《北征》民生疾苦的诗作。战争中许多重大事件、战争带来的破坏、战火中百姓的心态，在杜诗中都有极为生动的反映。唐代没有任何一位诗人，像他那样深广地反映安史之乱的历史，因此他的诗被称为“诗史”。他由于自身的坎坷遭遇，对百姓的苦难深有感触，发为歌吟，家国之痛与个人的悲哀也就融为一体。《春望》《登楼》《登岳阳楼》都是这样的诗。“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百感交集，既是身世之感又是家国之悲，已经很难分开了。唐诗到杜甫是一大转变，题材转向写时事、写底层百姓的生活；写法上采用叙事和细节描写，在叙事和细节描写中抒情。为便于写时事，他多用古体，但他的更高的成就是律诗。在他一千四百多首诗中，律诗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他的律诗的成就，主要是拓宽了表现范围，尽力发挥律诗这一体式的表现力，既严格遵守格律规则，又打破格律的束缚。变化莫测而又不离规矩，写得出神入化。像《春望》诗，都是例子。有时为了更完整地表现一个事件或由某一事件引起的感想，他采用组诗的形式。用组诗写时事，是杜甫的创造。律诗，尤其是七律，到了杜诗，是高度的成熟了。在艺术手法和艺术风格上，杜甫与李白不同，李是感情喷涌而出，杜是反复咏叹；李是想像瑰奇，杜是写实；李是奔放飘逸，杜是沉郁顿挫。一般认为，在中国的诗歌发展史上，杜甫带有集大成的性质，对于后来者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唐代中期，诗歌的发展走向多元化，出现了有明确艺术主张的不同流派。韩愈、孟郊和他们周围的一些诗人，在盛唐诗歌那样高的成就面前，另寻新路。他们追求怪奇的美，重主观，常常打破律体约束，以散文句式入诗。在这一派的诗人里，李贺是一位灵心善感、只活了27岁的天才诗人。在他的诗里，充满青春乐趣的五彩缤纷的世界，以及人生寥落的悲哀，与过早到来的迟暮之感交织在一起。他的诗，想像怪奇而丰富，意象色彩斑斓，而且组合密集。在这个诗派里，他的诗有着特别鲜明的风格特征。这时的另一个诗派，以白居易、元稹为主。他们主张诗应有为而发，应有益于政教之用。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元、白都写有新题乐府，表示了对于国家的关心、对于黑暗现象的抨击和对于生民疾苦的同情。白居易的50篇新乐府，有写得好的，如《卖炭翁》等。在艺术表现上，白居易主张要写得通俗易懂，趣味与韩、孟诗派正好相反。白居易既写有大量的讽喻诗，也写了不少闲适诗，而艺术上最成功的，是长篇歌行《长恨歌》和《琵琶行》。中唐的著名诗人还有柳宗元和刘禹锡，他们的艺术趣味既不同于韩、孟，也不同于元、白，而有着自己的特点。
宋词的发展概况北宋前期北宋前期词坛的上层文人, 一般来说都是承袭南唐二主和冯延巳等人的词风, 并无多少新的发展.这一时期的词作家有晏殊,欧阳修,张先,晏几道,柳永,苏轼等, 而以柳永,苏轼成就较突出.晏殊词内容主要抒发歌乐宴饮以及惋惜时光流失的衰迟落寞之感, 其词作闲雅而有情思, 词风典雅清丽, 语言工巧, 音调和谐, 较有艺术特色.其《浣溪沙 一曲新词酒一杯》,《破阵子 燕子来时新社》等, 都是为人传诵的名篇.欧阳修词题材狭窄, 多写女子体态风姿,男女恋情,离愁别绪,交游饮宴等, 喜以俗语入词, 清新自然, 情意真挚缠绵, 其《踏莎行》最能代表这种风格.张先词内容多写士大夫的诗酒生活和男女之情, 对都会生活也有反映.他喜作慢词, 对词的形式发展有过一定的作用.柳永词的出现, 使北宋的词风为之一变, 他在创作中继承并发展了民间词和文人词的优良传统, 以其朴素自然的词风, 给婉约派词带来了新的面貌, 还发展了慢词的体制, 对后来词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苏轼对词作进行了革新, 以诗为词, 使词诗化,散文化,议论化, 扩大了词的题材, 提高了词的意境.其词意境豪放雄壮, 使北宋词在形式,内容和风格上开始发生较大的变化, 为宋词开辟了一条健康而广阔的道路.范仲淹欧阳修身世遭遇相似,政治上文学上有着紧密的联系,范重道、欧重文,二人的个性气质影响着散文的创作风格.本文着力通过赋文体裁来探求范欧二人散文语言的"异中有同,同中存异".全文以政论文为主,将范仲淹"长剑出鞘"的语风和欧阳修"暗波汹涌"的语风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述论说二人赋文风格产生的原因.分析赋文的语言艺术,阐释范欧古赋的异同之处.范欧散文具有节奏感富有音乐美,以赋化散文<岳阳楼记>与<醉翁亭记>为例,探讨文章节奏音韵的特点.最后,归纳出范仲淹散文的语言特色.
楼上说的很不错，你仔细看看，基本上将宋代词人都介绍遍了。但有几点我有意见。一是柳永的价值，不止是慢词的创作，对于市民风情、市民情感的接受与描写的贡献要更大。这是审美方面的啊。还有，柳永创作慢词必然要有与之配套的修饰手法。比如铺陈、渲染、排比等等吧。再就是他怎么落魄了？难道文人就都要心系家国天下？就要致君尧舜？就要保境安民？文人是多种多样的。说他落魄，我为他喊冤。二是欧阳修的作用要严重体现出来，当然不是在具体行动上，主要是对苏轼的影响的。他是引着苏轼向前走的。宋代文学不管是诗还是文、词都是在苏轼走向高峰，这里欧阳修功不可没。三是周邦彦不能作为宋词集大成者。不管是影响上还是水平上。还有，对宋词要有个整体印象就是儒家道德的加入。楼上在谈到苏轼时说的很好。那些特点总结就是“以诗为词，诗词一家”也就是将诗中的现实主义精神，对百姓政治的关注写到词中。这点是和宋代文学的特点是一致的。对词古人这样认识，词主要用来抒发个人情感，不带有家国观念。比如晏殊、欧阳修的词。欧阳修作文和作词简直判若两人就是这种观点的影响，文是用来修齐治平的，词是自己写着玩的。所以苏轼开创的豪放派严格说不“本色”即偏离了词本身的功能。秦观被称为宋词中最为本色当行的词手含义就在于此。
落花之下的独立人——从宋词中的落花意象浅析宋代文人的命运观【关键词】 落花 命运偶然性 文人的个人际遇 家国忧患意识【内容摘要】宋词中的意象浩如烟海，本文将选取“落花”这一意象，从士大夫阶层、失意文人以及女性词人，三个层面，结合具体作品，和词人写作时的背景和心态，试分析“落花”意象在宋词中的特殊意蕴和内涵，及其中所表达的宋代文人的命运观和家国意识。花在一个春天完成从盛开到凋落的生命周期，提示着四季循环，暗示着时光流逝。落花凋零，飘摇随流水，太多的人看到这样的一幕，都会觉得一种不可自制的悲伤。这是因为，花之迅速凋落，乃是“人之生死、事之成败、物之盛衰”的缩写。叶嘉莹先生在《迦陵论诗从稿》中也曾这样写道：“枝头上憔悴暗淡的花朵，较之被狂风吹落的满地繁红更加使人觉得难堪。后者虽使人对其夭亡深怀惋惜，而前者则使人清清楚楚地认识到生命由盛而衰，由衰而灭的残酷的事实。后者属可避免之偶然的意外，前者则是不可逃避的一切生物之终结的定命。” 看落花的人，由落花生命的逝去，而感觉到自己的命运就如同飘忽不定的落花一样偶然,毫无定则。从而，产生了一种，命运无常的悲戚心理。落花便由一种单纯的自然事物，转变成为了一种富有丰富的艺术内涵的意象。其实，最早提出这种落花意象中所蕴含的人类命运偶然观的是南朝的范缜。在《南史范缜传》中，这样写道：“竟陵王子良精言佛教，而缜盛称无佛。子良问曰：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贵贫贱？缜答曰：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堕，自有拂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开藩篱落于粪溷之中。”这段话是他与竟陵王萧子良就关于因果报应说所作的辩论。范缜说，“人生好象落在地上的花朵，有些花朵被风吹落到厅堂里，飘落到席子上，坐垫上，正如你一样出身高门，享受富贵；而有些花瓣被吹到粪坑里，就像我，一生不幸。”这即是说，人的富贵、贫贱，只不过是偶然的遭遇不同罢了。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富贵贫贱完全是自然的偶然现象。它包含了一种不可知论的前提，即人们无法掌握自己命运，只能听其自然安排，个人是无能为力的。综观宋词史，在宋代诗人的词作中，落花意象比比皆是，有约六百多首。写花开的少，写花落的多。因为宋词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具有纤巧细致的特点，更容易表现优美、悠闲或忧愁的情绪。故而，落花这种美丽、短暂、动态的意象，以忧伤之美，给词人留下的印象必然更为深刻。飘零的落花中，弥漫着春光不再、青春不再、美人迟暮的感慨与恐惧。缤纷的落花是宋词中伤春主题的核心意象。在词中，落花意象染上更多个人境化、女性化的色彩。同时，又由于作者的地位、身份、所处情境的不同，落花意象中所包含的思想内蕴也不尽相同。但是，我认为，采用落花意象中的词人，通常是借落花来感时伤物的，表达那种生命易逝、命运难料的情怀。在描写落花的时候，大多处于一个抑郁不得志的状态。对“落花”意象的表述，是一个由外在意象对内心世界进行表述的过程。从历史上看，首先，宋代是一个重文抑武，优渥文人的时代。为了适应宋代社会结构的变化，科举成为了入仕的主要途径，统治阶级对知识分子采取兼容并包的政策，从而形成了读书办学和研究学术的社会风气。学校教育的蓬勃发展，提高了民众的文化素质。明朝徐有贞在《重建文正书院记》中说：“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疆域之广不及，而人才盛过之。”宋代统治者，鉴于前朝之教训，对文化没有实行专制，使学术思想得以活跃。宋代知识分子吸取了佛、道理论，与儒学相结合，形成了与“汉学”相对立的“理学”，以及对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境遇的探寻。但是，他们可以论政，却仍然是统治者手中的筹码。其次，在经济方面，宋代基本做到了长治久安，商业繁荣。这也使宋代文学的发展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宋朝的发展是一个从北方向南方的迁移过程。北宋前期境内比较安定，但是，在逐渐迁移的过程中，国势渐微，尤其是到了南宋，国力已大不如前。这也造成了南渡之前后词人词作的不同。正是这种得天独厚的文化土壤,才有助于宋代词人心态和价值取向的孕育和形成。而价值取向和处世心态一旦确立和稳固，宋代词人才会在这种价值观念的支配下，随心而动，去实现冶游、饮酒、隐逸、谪居、参禅等多彩的人生体验。我大体上将宋代的知识分子分为三类，将从三个类别分述之。第一类是士大夫阶层。他们多沉浮于宦海，有报国之心，却难以为统治阶级所真正接纳，从而产生了出世与入世的矛盾。这一类型，在宋代词人中占了较大的比重。以晏殊、欧阳修为例。提起落花词，不得不提晏殊。晏殊以一寒门士子而至于位极人臣，但是，检索晏殊长达五十年的仕宦生涯，其于政治历史却无足以彪炳史册的突出建树。晏殊的性格，中庸之气稍重，不是那种不避风险，敢于斗争的人。经多年宦海风波的历练,他养成了处事圆通的习惯。这种性格，以及他的家世背景，必然导致了他虽身居高位，但却无法很好的施展抱负的状况。落花的意象，可以自然为他表达对个人际遇的无奈和悲哀。在耳熟能详的《浣溪沙》中，他这样写道：“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销魂。酒筵歌席莫辞频。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其中，“ 怜取眼前人”一句，语出自元稹《会真记》中的崔莺莺诗：“还将旧来意，怜取眼前人。”这是宴会上即兴之作。下片首两句虽然仍是念远伤春，但气度较大，从放眼河山到风雨惜别，引出眼前人，并与上片别宴离歌前后呼应。唐圭璋在《唐宋词简释》中，定义此首为伤别之作。起句，叹浮生有限；次句，伤离别可哀；第三句，说出借酒自遣，及时行乐之意。换头，承别离说，嘹亮入云。意亦从李峤“山川满目泪沾衣”句化出。“落花”句就眼前景物，说明怀念之深。末句，用唐诗意，忽作转语，亦极沉痛。通过“落花”这两个富有生命流逝色彩的意象，明确地集中和体现了 “伤逝”之情。而因为春和美好生命的明显关联，对 “伤春”主题的揭示就等于展示了抒情主人公对美好年华的留恋，而时间性作为规定此在之 “在世”的基本性质，就在这种特殊的、在本质上是对生存本身的 “留恋”中被揭示出来。可以设想，假若没有这两个负载着主人公万千情思的生命化意象，此在又如何能从 “生命”自身中直观地感受到生命流逝的痕迹呢？晏殊需要以“落花”中所蕴涵的这种哲学人生观作为化解痛苦的灵药，其中包含着的无理性,不公平,可以,使他聊以平息底里矛盾的声音,得到短暂的心灵超脱。而欧阳修与晏殊又有着很大同。虽欧阳修词作不多，但仍多次出现了“落花”的意象。如《蝶恋花》中：“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这里所谓“乱红”即是落花。此词写暮春闺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