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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乐之城论文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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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乐之城论文题目

我才写完毕业论文,简直是折磨!我把我们系的题目给你,参考看看吧。我写的是文化类的。其实文学和文化类要比翻译和教育类好写得多,网上可以找到的参考资料也多。 英美人文和历史研究: 1,从跨文化的角度谈汉英思维及表达方式的差异 2,论美国垮掉的一代 3,美国牛仔的成功之路 4,文艺复兴在英国文学史中的作用 5,跨文化交际中英汉礼貌与面子 6,中西方饮食文化的对比研究 7,西方节日的变迁及文化内涵 8,电影《喜福会》所表现的中西方文化差异(我就是这个题目) 9,中美教育制度及教育理念的对比研究 10,英汉称谓的差异及其文化内涵 11,希腊神话对英美文化的影响 12,英汉商标对英美文化的影响 13,英语习语与西方文化 14,浅谈英美姓氏的起源及文化内涵 15,中美高等教育大众化路径的比较 16,《阿甘正传》承载的美国青年文化 17,《阿甘正传》美国传统价值观的呼唤与回归 18,浅谈美国文化中的实用主义 19,论美国宗教与政治 20,《圣经》的文学性及其对中西文学的影响评述 选题注意事项: 1,选你自己感兴趣的题目,毕业论文是个浩大的工程,要是不能写自己想写的,相信我,在这漫长的写作时间里,你会相当痛苦的。 2,题目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否则不好驾驭。最好是那种“从小角度看大问题”的题目。例如,我写喜福会这部电影,电影体现了中美文化差异,分别有婚姻观,家庭教育观等。但是我以一部电影为出发点,这个角度就比较小。话说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实在太多了,但是我只从喜福会这部电影出发,所以范围就缩小了。再者,没什么人写这个电影,所以也不容易和别人雷同,不是被写滥了的题目。 3,这个题目是好找资料的,毕竟是本科论文,不是研究生或是博士的论文,写作水平有限,平时最多写写几百字的作文忽然要写几千字,想必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内容不可能完完全全出自“自己”,于是就要大量的从网上,参考书上,图书馆搬来。所以最好就是找参考资料比较多的题目,切忌是参考,不是照搬,可以PARAPHRASE里面的内容到自己的论文。 差不多就这些了,我觉得这几点是最重要的,如果你有几个拿不定主意的题目,可以找论文指导老师问问看,当时我开笔写论文前,都找老师问了,老师比较有经验,他应该可以给你很多建议。

爱情如此之美,值得生命为之,闪闪发光。 ————————题记                   (1) 文艺不分国界,灵魂向往高贵。 蒂安是一个想拥有爵士乐酒吧、事业上不太如意的钢琴师。而米娅则是一个痴迷表演、想要踏入好莱坞的面包店店员。 看似毫无交集的两人,在一次高速公路大堵车的情况下,有了第一次,却不太美好的见面和打招呼。 没多久,好戏再次上演。 这回更尴尬,她恰巧看到他擅自更改演奏曲目被酒吧老板当场开除的落魄场面。 她,想上前问候一下,恼羞成怒的蒂安,与她迎面撞个满怀。 看着悻悻而去的他,她感慨不已。                 (2) 爱的缘分一旦来了,躲都躲不掉。 party上,两人又碰到一起。 怀着对彼此的好奇心,他们开始了详谈与交往。 她不喜欢爵士乐,他就带她去实地了解这门艺术,从而有了全新认识。对他的欣赏之下,爱屋及乌的爱上爵士乐。 不久,这对将文艺视为生命的男女,相爱了。               (3) 偌大的洛杉矶,两人的梦想,是那样渺小。 不甘平庸的心,始终在尝试着去靠近远方的目标。 紧张又忙碌的岁月,他们,相互学习与督促,彼此关心和疼惜,爱情与梦想同时进行着。 多次试镜失败,让米娅有些心灰意冷,对演员梦已不抱希望了。 得知这次难得的电影选角机会,他劝说她再去争取一下。主动陪她一起去。 我想,但凡有一点点的私心,蒂安也不会陪她到去试镜的。 他,太热爱自己的音乐梦想了,自然理解女主角对演员梦想的那份痴狂。 他,发自内心的爱她、想去成全她。                        (4)米娅等待试镜结果,即忐忑又纠结。忐忑是因为怕再次落选,纠结是因为担心如果选上,她就要去外地发展,这段恋情可能就戛然而止。 爱你的人,更愿意去懂你。 蒂安宽慰并鼓励她勇敢的去追求梦想,去放手一搏。 分开在即,他坚定的表达了自己的爱意:他会永远爱她。 她感激庆幸:拥有过这么一个了解理解自己的男友。 后来,她成为了著名女演员,他成为了爵士酒吧老板。 她,结婚生子,家庭美满。 他,孑然一身,事业有成。 再后来,两人偶然遇见。 这瞬间,有感动,有心动。 这时间,一切言语,皆显多余。 结尾时,米娅优雅转身,暗怀期待的望向舞台上的蒂安, 四目相对,她莞尔一笑,点头致意,他会心一笑,温暖回应。 天空没有留下候鸟飞过的痕迹,但我们已相爱过。

当《爱乐之城》最后一幕定格在米娅和赛巴斯蒂安重逢的时候,我的心情既复杂又沉重。我清醒地意识到,达米安这一次又想通过电影这个“做梦”的媒介,带给观众一个既残酷而现实,深情而又隽永的爱情故事。 我一直认为,一部优秀的影片,必须要有一个曲折而迂回的剧情。不过这种长久以来形成的概念瞬间被本片的出现而打破。《爱乐之城》仅需透过清汤挂面般的朴素的剧作,简略而纯真的人物关系就让整部影片立了起来,这与导演达米安·沙泽勒出色的叙事能力和技巧是分不开的。 《爱乐之城》所要讲述的母命题依然是关于“理想遭遇现实”,但这一次导演收起了愤怒,而用最细腻质朴的语言来讲述故事。电影里的艾玛·斯通饰演的米娅是一个不得志的演员,她因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屈居于某个咖啡馆里工作,但她始终没有放弃追逐演戏的热情。而瑞恩·高林斯饰演的赛巴斯蒂安是一名痴迷传统爵士音乐的乐手,他想拥有一间属于自己酒吧,这样,便能够为观众演奏真正的爵士音乐了。两个失意的年轻人,在音乐和舞蹈的交流之中,碰撞之下逐步升华感情,他们相互勉励,朝着彼此的理想逐步迈进。 我们很难嘲笑两人的纯真,反而还会被他们的言行举止所感染,因为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能执意追逐梦想,不完全妥协于现实的人已经少之又少了。片中有一句台词是这样的:“如果你沉迷于怀旧,又谈何革命和创新?”这难保不是导演曾接受过的告诫,尽管如此,达米安依然通过《爆裂鼓手》和《爱乐之城》找寻着他内心最原始的冲动。 毫无疑问,本片最令人心生向往的,莫过于那些动听的歌曲与故事主体的相互穿插。这对于歌曲创作的意境和剧情铺排的细致程度都是难度不小的考验。尽管歌舞场面在本片中占有着一定的比重,但达米安并没有让它们喧宾夺主,而是恰如其分地表现出了男女主角沐浴在爱河中的愉悦,或是迷失在现实中矛盾而又悲伤的心境。同时,它们也为本片的浪漫主义色彩起到了加分的作用。 在很多同类型电影中,歌舞场面的运用往往给予了观众逃避现实,向往理想的借口,《爱乐之城》中的歌舞元素有着异曲同工的修饰作用,唯一不同的是,她捍卫了片中男女主人公爱情的纯洁性,尤其当两人在街头随心所欲地舞蹈,或是那个飞向星河,翩翩起舞,深情相拥的场面,宛若一个架空于现实世界的童话故事。 不过达米安也是务实的。很快,所有让人迷醉其中的的浪漫幻想,便被瓦解得支离破碎。成名后的米娅和赛巴蒂斯安各奔东西,而将两人联系起来的,是一串串教人熟悉的旧日的音符,此时影片前半段那些动人的旋律,在一瞬间全都演变成观众和主人公脑海中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它们与两人的现实处境和关系,无形之中构成了令人唏嘘的,强烈的反差和冲撞。 人们钟爱欣赏文艺爱情片,因为人类有生俱来的本能——成人之美。台湾有部文艺片叫《逆光飞翔》,故事同样讲述男女主角如何逐梦,不过他并没有像《爱乐之城》这样狠狠地毁坏观掉观众的愿望,就是生怕违反了”规则”。但达米安却试图通过这样那样的遗憾告诉观众,那些凝格在时间里的记忆符号,何尝不是最灿烂的永恒。 其实长久以来,好莱坞歌剧片被视作是亚文化类型片,给人的印象一直是贵气高傲的。所以达米安试图通过两个具有亲和力的年轻偶像——瑞恩·高林斯和艾玛·斯通,拉进本片与年轻观众的距离。电影中,两位主演展现出了不俗的音乐才华和表演水准。尤其是唱歌和台词相互切换时,情绪递进的要自然流畅,不露痕迹。要知道,任何精湛的演技离不开足够的交流和环境的反射,否则就会显得空洞乏味。其实影片一开始时,两位主角在处理表演转换时还未完全把握好,到了中后半段便渐入佳境,浑然天成了。 有人曾说,本片是达米安写给“洛杉矶的一封情书”,的确,电影中所为我们展现的洛杉矶是个浪漫之都,同时也是一个梦想的起源之地,不过我认为这个故事并没有很浓烈的地域色彩。要理解米娅和赛巴蒂斯安的情愫并不难,当我们进入社会后,理所当然地会步入婚姻的殿堂,然后生儿育女,过着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普通生活,有时当爱情面对现实生活的考量,难免会变了味道,此时此刻,我们反而会回味那个为了理想而共同努力,不带任何功利和物欲的情感。 本片在去年威尼斯电影节公开放映时,就获得了不俗的评价。在今年更是获得奥斯卡奖14项提名,可谓是大放异彩。虽然本片仅有三千万美元的制作费用,但它通过真挚自然的情怀,对洛城都市人文气息的展现,拥有着不可用奖项来衡量的艺术价值。如果西方观众们还停留在王家卫《重庆森林》式”秋刀鱼罐头会过期,爱情没有保鲜”那个爱情稍纵即逝的年代,那么达米安用《爱乐之城》证明了一点,流淌的韵律并没有什么保质期,当那似曾相识般的韵律一被奏响,我们还是会陡然随它穿梭回那个为梦想而活的青葱岁月。(文/麦克疯说电影)

爱乐之城音乐剧论文开题报告

1、从故事本身来分析《爱乐之城》或许并非难事,从绚丽的歌舞场景中清醒过来后,追求深度和层次感的观众可能会觉得大失所望,因为电影名气太大,而故事似乎太简单——简单到“追梦”两字即可概括。但细细品味每个细节,就会发现《爱乐之城》是用通俗的方式,讲述了一个看似烂大街实则“小众”的故事,小众却不失隽永。充斥着梦幻与残酷,理想兼现实,带来恢宏、澎湃的体验的同时传递着大气、包容、积极向上的讯息。 2、故事在于追梦人够纯粹。Mia和Seb本身不是靠颜值或者其他外在次要条件成功的。Mia作为演员又是创作者,而Seb对传统爵士乐内涵的坚守到了“不喜欢爵士乐就不交朋友”的地步,两人的邂逅与相爱,其实是因为都看到了对方对自己事业的无限热忱。两人在电影院里约会的最初目的是要认识某一部电影(for research),却发现对方跟自己一样好奇、浪漫,在汹涌的人群中是那么格格不入,发现“对方跟我一样”。 人们常说“心灵相通”的感觉,就是这种即便不属于同一领域,却能用相似的方式、相同的热情去与这个刻薄又肤浅的世界对话。这也是为什么,当人最后故地重游的时候,那句“Im always gonna love you”的那一刻是多么意味深长。因为Seb和Mia早已因为真挚的热情在心里拥有彼此。时过境迁,固执和冲动留下的伤口难以愈合,但最后还是要让对方知道,我爱你,爱你的梦想,也爱追梦的你。

这些音乐剧的表演都是非常专业的,表演水准比较高,对于角色的一些演绎情感比较到位,演员的表演也非常的感性。

音乐剧包含的类型很复杂,会有不同的评判标准,审美效果必须要符合大众的思维,音乐剧的表现是具有民族特色的。

这个节目是可以让我们了解到音乐方面的发展的,可以促进我们对音乐的理解,还可以从音乐的审美情况和平衡情况来评价音乐。

张爱玲倾城之恋论文题目

张爱玲小说的中心思想:在女奴时代谢幕的今天,女性角色的归属所在,张爱玲否定当时女性的生存方式,希望女性能挣脱文化的,历史的,生理的,心理的等等诸多枷锁般的桎梏,成为自在的女性优美的生存。张爱玲是富家小姐出生,她的外婆是小妾。裹着小脚。她的母亲和父亲离婚了,父亲娶有小妾并且和小妾吸食大麻,最后败坏家产。母亲离婚后去欧洲。张爱玲的父亲几次说要杀死张爱玲,张爱玲从父亲那逃到母亲那,母亲对张说:“要么嫁人,用钱打扮自己;要么用钱来读书。”爱玲缺乏父爱,因此有恋父情结。这也是以后她和汉奸胡兰成恋爱的原因之一。别人都说张爱玲是富家小姐,张爱玲却说“我是靠自食其力的劳动人民。”张爱玲三岁便把唐诗三百首拿下,七岁时开始写自己第一部小说。她曾经犹疑是要做一个钢琴家还是画家。她是一个天才。但生活的琐碎中她的自理能力却可以说是个白痴。后期帮香港电影公司做编剧,并且参加研究红楼梦,成为红学家。一生作品无数。张爱玲的自传中说到自己创作的《倾城之恋》拍成电影后,好多女人喜欢。原因:人都说二八年华,而《倾》中的女主人翁白流苏年近三十还能找到一个有钱又帅气又风流倜傥的男人范柳原,这给了很多女人一个梦。而流苏也在看不起自己的家人面前出了口气,又给大龄单身或离婚过的女人们“争一口气”。但张爱玲自己说,《倾》并不是个好的圆满结局。流苏的家人嫌流苏是个离婚大龄女人,处处刁难流苏。家里一片的女儿,把小的宝络嫁给从国外回来年轻有为的富豪范柳原成了家人的首要事情。而最后范看上的居然是流苏。窥见上海这家子的生存法则后,从故事一开始到结束这就是个悲剧。柳原不想让任何女人束缚住自己,包括他爱的流苏。柳原不要婚姻,他惧怕婚姻。而流苏有脑子,她要的就是名份。但流苏也不想成为其他那些太太那样无所事事,整日吸食大麻。在男女主人翁斗智斗勇几回合后,发生了香港沦陷,身处在战争的爱情,在历经考验后,柳原终于在危难之际害怕失去真情,害怕失去流苏,也怕自己会成为战争的牺牲品。终于娶白流苏当了正式的太太。要是没有了香港沦陷,也就没有这“圆满”的结局。“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她只是笑吟吟的站起身来,将蚊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张爱玲说了,两人都不是在大时代中的英雄,他们没有去参加反抗侵略。而流苏和她的家人以婚姻做生存的理念只会成为妇女永远的悲剧。《连环套》和《金锁记》就直接凸显了旧社会没有文化女人靠婚姻生存的悲惨结局。《连环套》中的霓喜从小被卖给个印度商人做妾,为了做正室,几经波折,最后被丈夫雅赫雅赶出家门。之后又找了几个男人跟他们“完婚”,有的是有结婚,有的是没结婚。“汤姆生两手按着桌子站立着,茫然看着她,就像是不记得她是谁。霓喜忽然觉得她自己的大腿肥唧唧地抵着写字台,觉得她自己一身肥肉,觉得她自己衣服穿得过于花哨,再打扮些也是个下等女人;汤姆生的世界是浅灰石的浮雕,在清平的图案上她是突兀地凸出的一大块,浮雕变了石像,高高突出双乳与下身。她嫌她自己整个地太大,太触目。汤姆生即刻意会到她这种感觉,她在他面前蓦地萎缩下去,失去了从前吸引过他的那种悍然的美。”当女人认为肉体是自己的本钱的时候,她也不会得到自己想要的幸福。“她笑道:‘发利斯比我小呢!年纪上头也不对。’那印度妇人顿了一顿,微笑道:‘年纪上是差得太远一点,他的意思是……瑟梨塔……瑟梨塔今年才十三,他已经三十一了,可是他情愿等着,等她长大。你要是肯呢,就让他们订了婚,一来好叫他放心,二来他可以出钱送她进学校,念得好好的不念下去,怪可惜的。当然弟弟妹妹也都得进学堂。你们结了这头亲,遇到什么事要他帮忙的,也有个名目,赛姆生太太你说是不是?’霓喜举起头来,正看见隔壁房里,瑟梨塔坐在藤椅上乘凉,想是打了个哈欠,伸懒腰,房门半掩着,只看见白漆门边凭空现出一只苍黑的小手,骨节是较深的黑色——仿佛是苍白的未来里伸出一只小手,在她心上摸了一摸。霓喜知道她是老了。她扶着沙发站起身来,僵硬的膝盖骨咯啦一响,她里面仿佛有点什么东西,就这样破碎了。”女人老了也就没人要了,她的女儿还是可以利用的。《金锁记》中的七巧悲惨的一生就被她名存实亡的婚姻所控制,不单害了自己,还连带去害自己的子女们。七巧也是个瘾君子, 大麻是她生存下来唯一感觉到幸福快乐舒心的溯源。七巧是无知的,是典型的旧社会婚姻奴隶,被婚姻的大锁锁了一生,即使离开争夺财产的婆家那所宅门,她也被锁得紧紧的,世代锁下去。《花凋》和《琉璃瓦》也是两部有相似之处的作品。作品中的女主人翁们被家人要求找婆家分别经历了不同的命运,揭露了丑恶的旧社会当时民众的生活艰难以及想靠攀附资产家庭的可悲现象。《琉璃瓦》中的家庭偏偏生的都是女儿,父母张罗女儿们一个一个嫁了“好人家”,偏偏到了小女儿心心这儿,来了个“不听话”,玩上了自由恋爱。《红玫瑰和白玫瑰》中的男主人翁佟振保也还算老实,出生草根,凭借自己的努力有个好工作。但人家的艳福也不浅,有着红玫瑰和白玫瑰,还有其他灯红酒绿的地方各式的花朵们。女人们最后都是老了,都会腻的,男人却仍可以在社会的宽容下继续猎奇。当然,为了不辜负社会对他的期望,振保结果还是选择重新做个好人。《色.戒》是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爱情写照了。《色》是张根据一个真实的事件改编创作的。一个爱国的,要杀汉奸的女大学生王佳芝却被“汉奸”俘虏了心,临杀老易时放他一马。而汉奸易先生却为了自己的生存选择了杀掉女大学生王佳芝。在杀易先生的路上,佳芝一直在想老易是不是真心爱他。而老易“她临终一定恨他。不过“无毒不丈夫”。不是这样的男子汉,她也不会爱他。”“虽然她恨他,她最后对他的感情强烈到是什么感情都不相干了,只是有感情。他们是原始的猎人与猎物的关系,虎与伥的关系,最终极的占有。她这才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 ”男人在感情上是理智而又自私的,女人在理智下,还是会为了感情而自我毁灭的,这是男女对待感情的一个不同。也是女人“劣根性”的一种。没有特别,最爱的还是《十八春》,又名《半生缘》。《半》中的女主人翁顾曼桢是迄今为止我最佩服的女人之一,在旧社会的种种“陋习制度”下她决不屈服,靠自强自立,一天做三份工养家,也决不步姐姐顾曼如的后尘做舞小姐。而最后嫁给祝鸿才也不过又是女人的“劣根性”作祟,她误以为赵世钧已经和翠芝结婚了,她就故意把自己毁掉,“自杀”嫁给祝鸿才,做了生平最错的一件事。后来就费尽周折和祝鸿才离婚,自己带着儿子继续独立。曼桢也是少有的不虚荣的女人,一点也不怎么打扮,自然清新。而翠芝作为一个富家出生的小姐,读大学也是为了嫁给个门当户对的富家少爷。因为作为一个富家女,决不能出来抛头露面工作。翠芝也曾说过羡慕曼桢那样在外面做事,能够自己独立,充实。而翠芝和世钧结婚后整天就是和无知的富太太们攀比财富、打扮和奢侈的消费,世钧也从来没爱过翠芝这样的女人。最能和曼桢对比的是姐姐曼如。曼如是个可恨又可怜的旧社会产物,她为了维系自己赖以生存,但又摇摇欲坠的和祝鸿才的婚姻,居然设计让妹妹曼桢被姐夫鸿才强暴并关押起来产下儿子。故事最后,鸿才还是没改恶习,并没对曼如好。旧社会牺牲了曼如,曼桢成为鸿才这类人的玩物,牺牲了世钧和曼桢这对情投意合的男女的真爱,我每每看《十八春》都要哭,在曼桢那悲惨的命运中好像和她一起在经历这种撕心裂肺的惨痛人生。 姐姐曼如为了婚姻,取悦丈夫祝鸿才,去牺牲自己的妹妹曼桢的终生幸福,让人替曼桢唏嘘不已之余,对万恶旧社会女卑男尊的社会制度、地位感叹。张爱玲的小说中很多都会有一夫多妻的段落,而这样的家庭面临的都是没有真爱,而只能又是为家产争夺而最后酿成悲剧。现实中,张看得太多了,自己的父母也是旧社会婚姻的牺牲者。《流言》和《传奇》是张爱玲的名著,而张爱玲自己本来的人生又何尝不是一段传奇呢?胡兰成就是在一次看到张爱玲的《封锁》后想认识这个女孩。张爱玲旺盛的创作时期都是在她十七,八岁的时候,另人诧异一个少女会有如此的思想。她被誉为鲁迅之后又一个追寻人类真谛的人。她的曾祖父是清末大臣李鸿章。后来胡兰成抛弃了她。她第二任丈夫是美国的赖雅。.....楼主续写下去张之身世直至凑到5000字左右即可。

《倾城之恋》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2003年,杨泽编写出版了《阅读张爱玲》一书,引起了文坛的广泛重视。本书集结了台湾。大陆及海外学者(康来新,池上贞子,周芬伶,罗久蓉,王德威,张小虹,平路,胡锦媛,梅家玲,蔡源煌...等)对张爱玲的讨论。而这篇论文所引用的历史材料及理论构架,尤其可以见得张爱玲的启发之深,影响之远。本书是“张学”研究最重要的里程碑。 二、作家钱亚玲在一书关于《倾城之恋》的另一种解读中,叙述道无论是思想内涵抑或艺术表现形式,作于1943年10月的《金锁记》被公认为是张爱玲中篇小说之精髓。1944年出版的《传奇》小说集中,作者选《金锁记》作为开篇,足见张爱玲本人对这部中篇小说的偏爱。为此人门较易忽略于集中位居第二的《倾城之恋》。对于《倾城之恋》的评论,不论是力度还是文字的长度都远不及《金锁记》。对于《倾城之恋》这部经典文学之作,期探究价值更为明显。 《倾城之恋》具有外向的唯美主义色彩,结局是范柳原于白流苏共同走进婚姻殿堂,表面上看似圆满的结局背后却隐匿着沧桑,透露着卡破红尘的彻骨悲凉。白流苏的“圆梦”让读者觉得是一传奇故事。正如作家张爱玲的人生一样。 综上所述,当前,关于《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形象分析研究比较零散、狭隘。

一城倾倒,成全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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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毕业论文

看过张爱玲许多作品,也看过一些由张爱玲的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最喜欢的莫过于《倾城之恋》。第一次知道《倾城之恋》是看了由陈数和黄觉主演的电视剧版《倾城之恋》。看完了电视剧又看了张爱玲原版的小说的,始终与电视剧版的感觉是不同的。 张爱玲笔下的范柳原和白流苏是对俊男美女,男的令人羡慕,女的令人妒忌,然而他们并非善男信女,在爱情路上各出奇谋,他们各有各的心思和目的,除了斗耐性还在斗智,看似满不在乎,却从骨子心窝里想极征服对方,这场爱的游戏,双方都要倾出一生智慧,才能成为胜利的一方。但一切都在意料之外,乱世的背景促成的非常现实的爱恋,因为有过那么一段共患难的经历,又基于两人物质、精神需求的契合,这段婚姻就这么成了。这种爱情的开始是带有某种目的性。流苏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回到娘家备受兄长和嫂子的冷嘲热讽,看尽世态炎凉,没有爱情,又得不到亲情的温暖,这无疑是一个女人最脆弱最无助的时候。在这个时候认识了多金潇洒的单身汉范柳原。范柳原给我的感觉是情场浪子,对付女人很有手段,有思想,狠的下心。当一个风流倜傥的高富帅遇到一个生事不幸的白富美,必然会发生点什么。原版小说让我想到了苏见信《远得要命的爱情》里的歌词:“我们都怕寂寞,我们都想解脱,在开始的时候,都认真想过在一起生活。我们都怕降落,掉在爱的沙漠,用流浪当借口,挣脱心的枷锁。想爱的心寻觅,不管多远距离,带着痛过的心,在等待曾经远得要命的爱情,想爱的心坚定 ,就算深不见底,我会等在这里,等你看完风景。”开始的种种目的最终敌不过一个“爱”字,不知何时起已经爱了,越陷越深。与女主人公白流苏而言,“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 “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也许流苏是幸运的,一场陷落让她等到了一个男人。 战争,摧毁了一座城市,也成就了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情不知何起,一往情深, 是为倾城之恋。(这是我期末作业的一部分)

好不好看啊 没看过

她的母亲虽出身名门,却是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熏陶与影响的新式女子,但她仍没能逃脱包办婚姻的命运。她的父亲则是一个封建遗少的形象,时代的变迁,家庭的没落,并未将他拉进现代社会的洪流,相反的,却让他自甘堕落:纳妾、抽鸦片,永远只活在腐朽的封建遗少的世界里。“张爱玲从母亲身上看到的,更多的是处于新旧时代夹缝的中国女性的无助与悲哀。”正是因为她看透了生活在封建社会,男权文化重压下的女性的悲剧命运,才铸就了她笔下一个个鲜活的女性形象。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是可怜的、自私的、可悲的,她以冷峻、肃杀的笔调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又一个女性的悲剧。对于她笔下的女性,她不仅仅是给予了悲悯和同情,更多的也有揭露和批判。《倾城之恋》、《金锁记》是张爱玲的代表性作品,这两部作品看似无任何关联,不同的人演绎着不同的故事。但深层次剖析,我们发现,在这不同的故事里,相同的是都为我们展现了女性的悲剧。《倾城之恋》中的女主人公白流苏是一个出身旧式家庭的小姐,她受过西式教育,在受到丈夫的虐待后,甚至同败家子丈夫离了婚,也可以称得上是新式女子。但她离婚回到娘家后,并未感到丝毫家庭的温暖和安慰,兄嫂搜刮完她的财产,便迫不及待想赶她回婆家。讥讽、谩骂的话语刺激着流苏,娘家再无她的立足之地。“这屋子可住不得了!……住不得了!”(《倾城之恋》)但像她这样的女人想要独立生存,谈何容易。于是徐太太的一句:“找事,都是假的,还是找个人是真的。”(《倾城之恋》)使得流苏又回到了原来的老路上即找个男人嫁了,这是她唯一的生存之路。机缘巧合下,她结识了范柳原,这个男人是她的新希望,是她逃脱家庭的唯一出路,说到底她最看重的还是他的财富和地位,所以她便不顾一切地想要抓住这个男人,使自己得到经济上的安全。她想要占据主动的地位,想要成为她的妻子,而不是像他对待欢场上的女子那样对待她。但是,她失败了,范柳原是她无法掌控的男人,她不懂他,她只意识到“他要她,却不愿意取她。”在两性对决中,她败下阵来,,但她却不能放手,只剩下做范柳原情妇这一条出路。不知是幸与不幸,香港爆发了战争,意外的战争使得这对男女回归到最平凡的普通人,两人一刹那的谅解成全了白流苏的梦想,最终与范柳原结了婚。在这看似圆满的结局里,背后却是无尽的苍凉与绝望。流苏的圆满是以整座城市的毁灭作为代价而换来的。“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也许就因为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倾城之恋》)但“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时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②他们的结局仍旧庸俗,而流苏的婚姻生活,也是可以预见的。《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是男权社会下,彻底的悲剧女性形象,在男尊女卑制度的迫害下,曹七巧的灵魂极度扭曲,张爱玲以犀利的笔锋展现了她的疯狂、丑恶和变态。曹七巧原是乡下麻油店老板的女儿,虽出身寒微,却也天真美丽,向往纯真的爱情,也有了喜欢的人。但父权社会里,她的兄长为了金钱,将她卖给高门大户的的姜家二少爷做了偏房,从此,她便把心仪的肉店伙计锁在了心底。嫁给一个从小得了软骨病的残废少爷,就注定了她要压抑着情欲生活,在这畸形的夫妻关系中,她从未享受过人的权利和快乐。在丈夫那里得不到情欲的满足,她便转向了她的小叔子——三少爷季泽。她渴望正常的情欲生活,然而她的爱却始终得不到回应。姜家老太太把她“扶正”后,她将所有的情欲都转化为对金钱的渴望,她固执地认为,金钱就是她的一切。分家后,这种对金钱的依赖愈演愈烈。这是她用一生的幸福换来的,对金钱有着强烈的占有欲,沦为金钱的奴隶。然而她的爱与欲永久地被压抑着,造成了她灵魂的扭曲,她开始变得疯狂、恶毒。她为守住她的财产,不惜破坏儿女的婚姻和爱情。她逼死了两房儿媳,更断送了女儿的幸福。“她既是父权社会的受害者,又是父权社会的合谋者,还是人性丑恶的表现者。” “三十年来她带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金锁记》)白流苏和曹七巧一个是大家闺秀,一个是淳朴的乡下妹子;一个受西式教育,可称得上新式女性,一个是曾向往纯真爱情的美丽姑娘。两个形象看似不同,但她们骨子里都烙刻着很深的女奴意识,都是男权社会下的牺牲品,男人的附属品。她们始终受奴役、受压迫,经济上的无法独立直接导致了人格的无独立。这就是她们悲剧的根源。男权社会下,她们的悲剧性主要表现在:一、亲情的沦丧白流苏的兄嫂搜刮完她的钱财,便迫不及待赶她出门。“四奶奶站在三爷背后,笑了一声道:‘自己骨肉,照说不该提钱的话,提起钱来,这话可长了!我早跟我们老四说过——我说:老四,你去劝劝三爷,你们做金子,做股票,不能用六奶奶的钱哪,没的沾上了晦气!她一嫁到婆家,丈夫就变成了败家子。回到娘家来,眼见得娘家就要败光了——天生的扫把星!’三爷到:‘四奶奶这话有理。我们那时候,如果没让她入股子,决不至于弄得一败涂地!’”(《倾城之恋》)可见,白流苏的钱花尽时,她的兄嫂已不待见她。他们之间,手足之情早已淡化,联系他们的只有金钱。曹七巧的兄长为了金钱,将她嫁给了姜家残废的二公子,丝毫不考虑自己妹妹是否会幸福。亲手将妹子推入火坑后,还要借着关心、探望的名义去姜家搜敛钱财。“曹大年道:‘妹妹你听我一句话。别说你现在心里不舒坦,有个娘家人走动着,多少好些,就是你有了出头之日了,姜家是个大家族,长辈动不动就拿大帽子压人,平辈小辈一个个如狼似虎的,哪一个是好惹的?替你打算,也得要个帮手。将来你用得着你哥哥你侄儿的时候多着呢。’七巧啐了一口道:‘我靠你帮忙,我也倒了霉了!我早把你看得透里透——斗得过他们,你到我跟前来邀功要钱,斗不过他们,你往那边一倒。本来见了官的就魂都没有了,头一缩,死不迟。’”(《金锁记》)他们之间,已不再是单纯的兄妹关系,还有金钱、利益。二、 爱情的破灭范柳原对白流苏,或许是有一点出于真心喜欢的,但他知道白流苏并不真正爱他,她看重的是他的金钱和地位,而且她并不真正懂他。所以“他要她,却不愿意娶她。”如果不是那场战争,白流苏最终的结局也只不过是范柳原的情妇。不正常的夫妻生活,使曹七巧正常的人性本能始终处于被压抑状态。因此她爱上了健康、风流的小叔子——姜季泽。她与他纠缠十几年,她知道是不可能得到他的真心的。可当她听到姜季泽那类似示爱的告白时,她的心颤抖了。“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金锁记》)是的,她爱他,正是因为爱他,当知道他是为了钱而诓他时,她更加愤怒。可赶他走后,她又开始后悔。“今天完全是她的错,他不是个好人,她又不是不知道,她要他,就得装糊涂,就得容忍他的坏。”(《金锁记》)她的戳穿使她的“爱情”破灭了。三、 生存的困境在这个社会里,女人毫无社会地位,更没有独立的人格。她们或许仅仅想要过安稳的日子,却很难实现。为了生存,她们只能依靠男人。白流苏认为:“一个女人,再好些,得不着异性的爱,也就得不着同性的尊重。”(《倾城之恋》)而曹七巧,即使嫁了个残废的少爷,有不甘,有苦闷,却也仍然坚持呆在姜家,她要依靠他给她的名分、地位争夺家产。“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这足以说明,男人,是她们唯一的活路。她们离不开,更不愿离开。七巧很看重她的家当,但她却依然抓着她的儿子长白,因为他是她生命中唯一的男人,她不能放开他,更不容许别的女人抢走他。四、自私的本性白流苏为了自己的私欲,为了得到一个男人,她一手摧残了她与七妹间的姐妹之情,为了她的生存之路,她不顾姐妹情谊投身于范柳原。“宝络心里一定在骂她,同时也对她刮目相看,肃然起敬。”(《倾城之恋》)流苏把男人看得比姐妹重。而曹七巧为了自己贪婪的本性,更是可以不顾母子之情,拆散儿子、儿媳,破坏女儿的爱情,只为了守住她的财产和她的“男人”。分财产后,曹七巧化身为恶毒的巫女、阴暗的母亲。“在她获得了家长的权利之后,她的变态心理便不可遏制的与她的‘报复’结合起来,‘她需要别人为她的牺牲也付出点什么,不管这别人是否是她的亲骨肉,只要能够补偿她的变态心理’”长白之于她,不单是儿子,还是她生命中唯一的“男人”。可当儿子结婚后,便不只属于她一个人,她需要和另一个女人来分享她的儿子,她不允许这样。她拼尽全力挑拨他们的夫妻生活,说尽儿媳的坏话,致使儿媳在痛苦的煎熬中死去。对于女儿长安,她处心积虑地破坏她的爱情,还给她吃鸦片,生怕外人走她的家当。五、女奴意识和原罪意识她们的悲剧命运一半来自于外界——遭受着男权主义的欺辱和压迫,而另一半原因则在于她们自身,她们骨子里烙刻着很深的女奴意识和原罪意识,这是受几千年来封建男权制度的影响。这种意识使她们自己陷入困境,无法走出来。她们自身就认为无论任何方面,都比男人低一等,所以想生存,只能依靠男人。曹七巧最终结局是众叛亲离,她知道她身边所有的人都怨恨她;而白流苏与范柳原最终结了婚,但范柳原终不会变为圣人,不能放弃往日的生活与作风,谁又知道白流苏会不会成为第二个曹七巧。“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

《倾城之恋》作为小说的标题,首先给人一个阅读的提示。我们读小说,总是从标题开始的,标题唤起读者一些可能的阅读经验,是作者预先设计的读者期待视野。如果这个说法不错的话,我们可以设想,张爱玲在拟定这个题名时期待读者首先会赞成,这里将讲述一段传奇——“罗曼司”,即一段动人心魄的爱情故事。就此而言,在标题范围内,“倾城之恋”不具有叙事性质,只是一个复合名词,在文学语汇的传统中,它是一个形容词。形容妇女容貌极美,美到令众多的人倾慕、倾倒的程度。“倾城倾国”一词,语本《汉书·外戚传》:“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齐梁时期钟嵘在《诗品》中论及诗之吟咏性情的功能时也写道:“……女有扬娥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1] 据此,女有美色,倾城倾国,一旦进入文学叙事,显然就要暗示一个非凡的结果。“汉皇重色思倾国”,引出白居易的《长恨歌》,创造了一个千古爱情的传奇。 但是,读完了张爱玲的这篇小说,就会发现,说它是传奇,不如说是一个反传奇的故事。书中的女主人白流苏并不是美貌惊人,流苏与范柳原成婚,交易的因素亦多于爱情的因素。倒是在“倾城”的另一意义上:倾覆、倒塌,沦陷,在这个意义上,倾城之恋名副其实。香港的沦陷成全了白流苏和范柳原,使他们做成了一对平凡的夫妻。 显然,这一结局的实际指涉对读者可能的期待是一个倾覆。不妨由这里入手,探讨这个倾覆带来的意义的游移、空缺或潜层的增殖。 一、两类时间 看张爱玲的作品,与看那一时代许多作家的作品感觉不同,这种不同的感觉概言之,是时间差。 柯灵在回忆中说:“我最初接触张爱玲的作品和她本人,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时代。1943年,珍珠港事变已经过去一年多,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中国抗战胜利还有两年。上海那时是日本军事占领下的沦陷区。”[2] 柯灵用“严峻”概括他对那个时代——时间的感受,这种感受,我们在许多作品中可以看到:老舍的《四世同堂》、巴金的《火》三部曲。在此前后(1943年前后)还有萧红的《生死场》,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这是集体记忆中的历史时间,严峻,生死存亡之秋。 《倾城之恋》一开始就涉及一个全然不同的时间情境:“上海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小时,然而白公馆里说:‘我们用的是老钟。’他们的十点钟是人家的十一点。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3] 人家的十一点,这是公众时间,张爱玲的故事,不在这个轨道、或乐谱上。她写的是私人时间、个体时间、特殊时间,在这个时间网络里织就她关注的人物故事。老钟,代表了白公馆的日常生活特点,依然是家长作主,几代同堂的大家族聚居,依然是家庭成员间财产的纷争、婚姻的变故,陈陈相因的生老病死。巴金《家》里面那种父与子的冲突、新时代的面影,在这里真是一点儿也谈不上。犹如流苏的哥哥三爷劝流苏为离婚前的丈夫戴孝主丧时说的话:“你别动不动就拿法律来唬人!法律呀,今天改,明天改,我这天理人情,三纲五常,可是改不了的!你生是他家的人,死是他家的鬼,树高千丈,落叶归根……”。这段话,只稍微改几个字,就可以算做白公馆对历史时间的感受。也可以说,它表达出张爱玲对小说人物与时代关系的感受。时代固然在变化,但在张爱玲小说世界的众多家庭中,一切如常。个人与历史、民族、政治意义中的主流、洪流,不相干。 这也是张爱玲对时代和社会的一种发现。当许多被称为新文学的作家们,尤其是四十年代的作家们急于捕捉社会变化、历史脚步和一个新时代的幻影时,张爱玲窥视的是它的背影——时代和社会的背影。它是沉入阴暗,没有前途,日益混沌的一面。我们今天可以有把握地说,它确实如海明威比喻的“冰山”一样,是沉入水下的,比水面上露出的光亮部分浓厚和沉重得多的部分。张爱玲解说《传奇》的封面,勿宁说是女作家自己姿态的写照:“封面是请炎樱设计的。借用了晚清的一张时装仕女图,画着个女人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旁边坐着奶妈,抱着孩子,仿佛是晚饭后家常的一幕。可是栏杆外,很突兀地,有个比例不对的人形,像鬼魂出现似的,那是现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窥视。”[4]这个现代的鬼魂,照出了作家自己的津津有味,饶有兴致。 流苏就从这样一个近于凝固的家常时间中走出来,这是个要创造自己命运的女人,她的创造,可以说是要在白公馆的时间轨道中挣扎出来,开始她个人生命的时间。这点启悟,从一个特殊的时刻开始——前夫的死。徐太太来报丧,流苏面临一个选择,兄嫂一致挤兑她要逼她回去守活寡,流苏没法儿不迫切地为自己寻找归宿,这个家是再也住不下去了。 与巴金笔下出走的女性不同,流苏出走看不出任何新理想的引诱,她要走,是生命自己在这刻发出的呼喊,是生的本能的呼喊。这一生的本能要求活动,而且它是流苏仅存的本钱。在这里张爱玲有一段时间意象生动交织的描写: 正中天然几上,玻璃罩子里,搁着珐琅自鸣钟,机括早坏了,停了多年。两旁垂着朱红对联,闪着金色寿字团花,一朵花托住一个墨汁淋漓的大字。在微光里,一个个的字都像浮在半空中,离着纸老远。流苏觉得自己就是对联上的一个字,虚飘飘的,不落实地。白公馆有这么一点像神仙的洞府这里悠悠忽忽过了一天,世上已经过了一千年。可是这里过了一千年,也同一天差不多,因为每一天都是一样的单调与无聊。流苏交叉着胳膊,抱住她自己的颈项。七八年一眨眼就过去了。你年轻么?不要紧,过两年就老了,这里,青春是不希罕的。他们有的是青春——孩子一个个的被生出来,新的明亮的眼睛,新的红嫩的嘴,新的智慧。一年又一年的磨下来,眼睛钝了,人钝了,下一代又生出来了。这一代便被吸收到朱红洒金的辉煌的背景里去,一点一点的淡金便是从前的人的怯怯的眼睛。 流苏的挣扎和反抗竟然修成正果,终于得到了众人虎视眈眈的目的物范柳原,在这姻缘里,他们遭遇了个体时间之外的集体时间——战争。我想,这是遭遇,而不是参予,这一点,仍然是张爱玲与那些侧重表达集体感受、民族意识的作家的区别。战争作为这个体生命时间的威胁介入流苏和范柳原的关系,令他们不能不重新考虑两人关系的价值,从而加速了缔结正式婚约的程序。在这样一个处理中,我们又可以看到张爱玲如何利用传统的美色“倾城”这一语义向写实“倾城”这一语义的转换。在浅水湾一边山的高墙下,范柳原对流苏说:“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 这一幕,曾被傅雷称绝:“好一个天际辽阔胸襟浩荡的境界!”[5]其实,这不止是人物的感觉,也是张爱玲对个人时间与历史时间相遇时二者关系的感觉。在那个众多作家认为严峻的时代,这严峻对于张爱玲来说更重要的是它对个体生命的威胁。相对于众多作家的民族本位,张爱玲是以个人为本位的。这才是她所理解的个人时间与历史时间相遇的含义。她在不止一个地方说过:“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6] 由于这样一种感受,张爱玲笔下的这对情侣,获得了不同寻常的意义,他们成为苟全于乱世的一种人生形式的代表。乱世中的伧夫俗子,既无意于推动历史,也不幻想融入大众以求集体性永生,要的只是个人生命、此生此在的实存。所谓“浮生若梦”,所谓“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无非是这种乱世人没法儿摆脱的无常感。于无常中求得有常即是流苏与范柳原姻缘际会中的最佳境界,这也是傅雷引述的一段: 流苏拥被坐着,听着那悲凉的风。她确实知道浅水湾附近,灰砖砌的一面墙,一定还屹然站在那里……她仿佛做梦似的,又来到墙根下,迎面来了柳原……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她突然移到柳原身边,隔着他的棉被拥抱着他。他从被窝里伸出手来握住她的手。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一刹那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7] 由于这种以个人生命价值为本位,对个体生命时间流失的急迫关注,《倾城之恋》包括了流离失所、危城劫难、乱世求存这些特殊感受,它兼容了一代代乱世中背井离乡漂泊到海外的中国人的苍凉记忆。从这一点上,我们不难理解张爱玲于他们的亲切和受欢迎的程度;也不难看出,为什么这样一类感受在现当代海外华文作家作品中积淀成了一个基本的母题。 二、空间:出走、城与城 俄国批评家普洛普在《民间故事的形态学》中启示我们:“一、在叙事文学中可以区分出两个层面,具体内容的层面和抽象结构的层面。”“二、在分析中叙事结构的层面可以从文本中分离出来。”“三、叙事功能是叙事结构的基本要素,正是叙事功能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了基本的结构类型。”[8] 根据普洛普概括的叙事功能,我们用来分析《倾城之恋》,可以看看,张爱玲的这个作品建立在一个什么样的叙事结构模式上,借助于这样一个结构模式,我们又可能发现在“倾城”这个主题层面中还涵孕着什么东西。 最初情境: 流苏,二十八岁离婚后回娘家住,已七、八年,她名下的钱已被娘家人花完了。白公馆急于打发她出门。 行动一,白流苏陪庶出的七妹宝络去相亲,主动结交了原本是介绍给宝络的范柳原。 行动二,徐太太邀流苏去香港,在浅水湾饭店,流苏再遇范柳原。在这段交往中,经过试探、挑逗、敷衍、拖延,流苏决定回上海。 行动三,柳原送流苏回上海后独自返港,流苏在家中忍耐,忍无可忍时接到柳原电报再度赴港。 行动四,流苏与范柳原同居,一周后,范离港去英国。 行动五,同日炮声响了,柳原归来。两人再次去浅水湾饭店避难。 行动六,停战后,两人开始家居生活。 行动七,结婚启事刊出。不久,双双由港返回上海。 我们把叙述内容按情节和场景变化分为这七个行动,可以看出,这基本上与普洛普所述三十一项叙事功能中处于准备阶段的前七项功能有参差错落的对应。这七项功能分别是: 1.家庭的某一成员离家出走。 2.对主人公发布某种禁令。 3.违反禁令。 4.对头进行试探。 5.对头得到有关他企图捕捉的对象的情报。 6.对头企图欺他的受害者,以求占有或属于他的东西。 7.受害者上当,因而不自觉地帮助了他的敌人。 这七项功能可分别定义为:离家—禁止—违禁—侦察—获得情报—圈套—依从。[9] 作为对结构的归纳,这无疑是一个简化的办法。普洛普认为在功能八之后,故事的核心纠葛和冲突才展开,这一功能定义为罪行,系对头伤害或侵犯家庭的某一个成员,包括诱拐、勒索、驱赶、凶杀、囚禁等十九种形态。自功能十八到三十一,基本属于任务完成或困难的解决,这里暂不讨论。就《倾城之恋》而言,故事在功能七已结束了,主人公白流苏与对头范柳原达成一致。不过她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受害者,她清醒地知道与范柳原结合实际收获的是什么。因此,普洛普所述的功能八——故事可能的冲突运作,在这个作品中一笔带过:“柳原现在从来不跟她闹着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那是值得庆幸的好现象,表示他完全把她当做自家人看待——名正言顺的妻。” 就前面我们把《倾心之恋》概括为与普洛普叙事功能对应的七个行动来看,我们又可以进一步假设:《倾城之恋》是在出走—归家,寻求—获得、匮乏—满足这样一个基本结构之上展开叙事的。当然这两极之间有一系列空间位移:上海—香港、香港—上海、白公馆—浅水湾饭店—巴而顿道的居所—上海范、白的居所。最后白流苏归来的居所已不是那个不容她立足的大家,而是她自己争来的小家了。 可是,对流苏来说,家、获得、满足究竟是什么呢?确切地说,就是房子而已。这房子也可以作为经济来源、生活归宿、婚姻的代名词。如果说范柳原引诱流苏花了些心计的话,这心计也是体现在房子上,他为她提供了浅水湾饭店一百二十号房间,巴而顿道两层楼的家居。这样一种婚姻成就就不禁令人想起钱钟书小说中“围城”的比喻。如此,《倾城之恋》又可以解释为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攻克城池之战。不过,我们不好说谁是真正的胜利者,谁又是失败者。事实是他们各自要到了想要的东西,男人要到了流苏尚存的美色,流苏要到了男人买下的房子。交易尚属公平,只不过这座城岂不是一座空城?作者写到了这一景象,这是流苏送走范柳原当晚的感觉: 她摇摇晃晃走到隔壁屋里去。空房,一间又一间——清空的世界。她觉得她可以飞到天花板上去。她在空荡荡的地板上行走,就像是在洁无纤尘的天花板上。房间太空了,她不能不用灯光来装满它,光还是不够,明天她得记着换上几只较强的灯泡。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这是作品最后给流苏的结局,香港是作品中的一个城,地理上的城。可是,成全了她什么呢?她和范柳原的婚姻,只是名义上的。这婚姻里缺乏的是爱情。《倾城之恋》,将恋情倒出后,城是空城。这是作品中的另一个城,婚姻家庭、“围城”的城,比喻上的城,无爱之空城。流苏想过:“空得好!”可是她早知问题所在:“她怎样消磨这以后的岁月?”“她管得住自己不发疯么?楼上品字式的三间屋,楼下品字式的三间屋,全是堂堂地点着灯。”香港之城的沦陷是暂时的,战争,毕竟不是生活中的常态。停战后,回到上海,流苏的日子却还长地很。这空城岁月与传统中“长生殿”式的爱情的迥异,正显出了小说与传奇的距离。 三、在场者与空缺者 傅雷是张爱玲作品最早的肯定者,但他对《倾城之恋》评价不算高。他认为:“因为是传奇(正如作者所说),没有悲剧的严肃、崇高,和宿命性;光暗的对照也不强烈。因为是传奇,情欲没有惊心动魄的表现。几乎占到二分之一篇幅的调情,尽是些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者的精神游戏;尽管那么机巧,文雅,风趣,终究是精炼到近乎病态的社会的产物。好似六朝的骈体,虽然珠光宝气,内里却空空洞洞,既没有真正的欢畅,也没有刻骨的悲哀。”傅雷的批评最后归纳为两点:“勾勒得不够深刻”,“华彩胜过骨干。” 张爱玲不服气,写了《自己的文章》以作答辩。傅雷文中指出她对范柳原与流苏的转变写得不深刻,张爱玲回答说: 我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倾城之恋》里,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10] 将批评和作者自辩比较,会看出歧异在这一焦点上:傅雷是把《倾城之恋》当作传奇看的,他以为这里说的就是一个由奇境(“震动世界之变故”)改变人物命运的罗曼史,“作品的中心过于偏向顽皮而风雅的调情。”张爱玲不以为然,她认为她是写实,而且是偏重苍凉的写实,“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 张爱玲究竟是仅写了一个肤浅的调情的故事,还是如她所追求的,写出了苍凉的启示?我以为这里涉及到不同的读法,至少是侧重于男主角的读法和侧重于女主角的读法,也不妨说是作为男性的读法和作为女性的读法。 如前所述,《倾城之恋》于文学传统中的经典作品是有牵涉的,它的语义有一个传统的阐述:“女有扬娥入宠,再盼倾国。”换一个角度,传统作品中也有利用“倾”的一音多义,影射女色误国,导致倾城倾国的。白居易《长恨歌》即是一例,它流传久远,代表了传统文化心理中对“倾城之恋”的普遍看法,这看法包括两方面:一是对贵妃专宠、君王误国的怨恨,乃至于皇帝不杀美女恋人不足以平民愤:“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一是对爱情永存,超越生死这一境界的恋慕:“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说白了,就是误国是不好的,但两情相悦永无尽时还是好的。这里当然有一个矛盾,在父权制为中心的社会,绝色美女即是国宝,理所当然归父权制最高一级的皇上所有:“从此君王不早朝。”诗中对君王的批评顺水推舟,建立在美色一祸水这一潜在前提下。对此,周作人写道:“中国民间或民间文学上相传的美妇人是谁?我们退一步,从历史和小说上来找看,有了几个,却是都不幸,也即是坏人,倾了人家的国也送了自己的命。如妲己被武王所斩,西施为越王所沉,虞姬自杀,貂禅挨了关老爷一大刀。”[11]美色,有双重的危害性,它是祸国殃己,这是父权制封建社会的女性定义。不过,《长恨歌》又把这一定义从具体的现实语境中抽离出,开辟了天上境界,它以君王之思消解了六军不发,必求一女之死的残酷性。女性的死,成全了唐玄宗千古情人的美名。当然,作为一个传统作品,我们可能不一定从上述视点考虑《长恨歌》,因为关于它已经有了一系列约定俗成的解释,但是,一旦读者自省到自己的女性身份或作为女性读者来读它,就可能在它的一般的男性作品文本中找到类似的聚焦点。当代女性主义批评家指出,对这种作品的方式是需要警惕的:“通过这种方式,这些小说中的戏剧性结构诱导女人加入那种把女人当作自由的障碍的幻象。《永别了,武器》中的凯瑟琳是一个很有感染力的形象,但她的角色最明显不过了,她的死免去了弗雷德里克·亨利感觉到她所带来的负担,从而来精心地构筑田园诗一样美好的爱并把自己当作一个‘世界对立的牺牲品’”。[12]“菲特利总结道:‘如果我们在读完此书时潸然泪下,那是为了弗雷德里克·亨利,而不是为了凯瑟琳。我们所有的眼泪最终都只是为男人流的,因为在这部书的世界里,男人的生命才是最珍贵的。女性阅读这个古典的爱情故事,并体验这种女人的理想的形象的寓意,即简单又清楚,即使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唯一的一个好女人只是一个死去的人’(71页)。不论这个寓意是否这样简单,有一点是真实的,那就是读者必须接受弗雷德里克·亨利的视点才能欣赏结尾时的那种悲怆之情。”[13]换言之,也只有接受唐玄宗的视点才能欣赏《长恨歌》。 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在这个根本点上是反传奇的,她在两个层次上显示了冷嘲的,反讽的态度。一个层面是不存在美色与倾城的联系,就小说女主人公而言,“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她只是笑吟吟地站起身来,将蚊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 所谓“成全”,实为反语,因为这中间的逻辑是荒唐与怪诞的。犹如张爱玲自辩说:“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的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人类在一切时代中生活过的记忆,这比了望将来要明晰,亲切。于是他对于周围的现实发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疑心这是个荒唐的,古代的世界,阴暗而明亮的。”[14]孤独、被抛弃的个体、古今错位的荒唐感,这是现代人对自己处境的意识。而且,在张爱玲看来,“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他们平凡,与主宰社会、政治风云的大事件不相干,若有联系,也必是荒谬的。这样平凡而众多的不相干,想必是张爱玲希望表达的一种“苍凉的启示。” 假如把“倾城”当作一种无端地介入人物命运的力量,我们还可以看到,无论在此之前,还是在此之后,“之恋”,爱情传奇,也是不存在的。张爱玲用这样一个故事对“倾城之恋”的阐释,不能不说是对古往今来男性文本中建构的爱情神话的嘲讽。傅雷以男性读者的身份看到,作品“几乎占到二分之一篇幅的调情,尽是写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者的精神游戏”,这一评语,用于范柳原是合适的,用于流苏的描写,就未免轻飘。张爱玲作品的老练是在这里,她一开始走上文坛,就带着她对爱情幻想不屑的冷嘲。和“五四”以来许多表现恋爱婚姻的作家比较,张爱玲独树一帜的是在这一点上,她描写男女婚姻,多数与金钱利害死死纠缠。金钱令女性沦为商品,又令她们成为有意识的商品推销者,为推销自己或子女而彼此厮杀。在这里,没有人性,女人与男人为敌,女人与女人为敌,张爱玲写出了一个封建腐朽气息与洋场利欲恶臭交织的社会里女性的变态与沉沦。她喜欢的“参差的对照”用之于范柳原与白流苏,我们可以看到,流苏的调情,背后是生存的焦灼与无奈,这与范柳原是不大一样的。不一样姑且用范柳原念错的一句古诗来说明,范柳原叹流苏不爱他,引《诗经》上《击鼓》(邶风)中句子:“死生契阔,——与子相悦”;但我们知道,原文是“与子成说”。成说,指的是订约,是夫妻白头偕老的盟誓。范柳原念“成说”为“相悦”,必不是张爱玲的笔误,而是他的愿望,说成调情,也没什么不可以。但流苏要的则不是调情,而是“成说”,她要一纸婚契。在一时的相悦与一生的婚契后,柳原与流苏都不存爱情天长地久之心。所以说,这里面,经济利害是在场者,爱情是不在场的。柳原意在求欢,流苏旨在求生存,这是女性根本的悲哀,也是张爱玲的洞见所在。于是在她笔下,范柳原的调情是主动的、高等的,流苏则处于应战、拙于防范的状态,“她如临大敌,结果毫无动静。她起初倒觉得不安,仿佛下楼梯的时候踏空了一级,心里异常怔忡,后来也就惯了。”又或者“她把两双手按在腮颊上,手心却是冰冷的。”这都是流苏与范柳原的“参差”、不同之点。构成对照的是流苏始终清醒她的盘算,她算得到:“或许他有一天还会回到她这里来,带了较优的议和条件。”她也明白她的底数:“一个秋天,她已经老了两年,——她可禁不起老 当她再次赴港时,她是失败者的心情,因为这种屈服:“内中还搀杂着家庭的压力——最痛苦的成份。”即使在柳原终于得手的那一晚,张爱玲也没有放过流苏那种欲盖弥彰的创痛感:“他爱她。这毒辣的人,他爱她,然而他待她也不过如此!她不由得寒心。”在对这种心理的捕捉和观察上,张爱玲传达了她的并非“顽皮而风雅的”态度。如她自述:“不记得是不是《论语》上有这样两句话:‘如得其情,哀矜而勿喜。’这两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我们明白了一件事的内情,与一个人内心的曲折,我们也都‘哀矜而勿喜’吧。” 《倾城之恋》是张爱玲版本的“娜拉走后怎样”,几千年前,《诗经·柏舟》(邶风)一诗诉说了一个弃妇无处容身、忧愤郁结的心情,几千年后,张爱玲取《柏舟》诗境,重写了弃妇的故事。无论是《长恨歌》中升天的贵妃,还是张爱玲笔下点蚊烟香的流苏,他们生命和感情的悲剧都不是男性文本中的“倾城之恋”可以包容的。张爱玲说:“‘如匪浣衣,那一个譬喻,我尤其喜欢。堆在盆旁的脏衣服的气味,恐怕不是男性读者们所能领略的罢?”张爱玲没有直接给出娜拉们应该怎样的答案,但她表达了“那种杂乱不洁,壅塞的忧伤”。当你读到“传奇里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对于这样的忧伤,还能说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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