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为大家讲“唐诗赏析”。因为在座的很多同学都有非常丰富的唐诗知识，我只想讲一些唐诗方面非常有影响的诗歌，且限于时间关系只选择短的诗歌来讲。我分三个方面来讲。第一是唐代以前中国诗歌发展基本线索；第二是唐诗发展的基本状况；第三是讲一些小的专题：如歌颂春天的诗歌、送别朋友的诗歌、怀念故乡的诗歌等等。 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灿烂文化的民族，在我们灿烂文化的宝库中，诗歌无疑是非常精彩的，如果把诗歌比作广袤的星空，那么唐诗就是这星空中最灿烂的银河。唐诗的灿烂不是突如其来的，它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我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唐前诗史的简要回顾。 秦以前是先秦，主要指夏商周时代。这个时期诗歌发展有两个高潮：一是《诗经》，二是楚辞。《诗经》是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前600年诗歌的一个总结。楚辞主要是以伟大的诗人屈原（约前340---277）的诗歌为代表的。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下姓名的伟大诗人，作为炎黄子孙，我们应该记住他。我们要记住一个历史坐标，即公元前300年之前，这是战国中期，是中国历史上百家争鸣的好时期，出现了很多伟大的思想家，如孟子、庄子、韩非子等。从公元前600年的《诗经》到公元前300年的楚辞之间相隔了300多年的时间，这是中国诗歌发展的一个低谷，但却是中国散文发展的一个高峰。《诗经》和楚辞是灌溉后世中国文学园地的两条大河。 从地域方面说来，《诗经》主要是黄河流域中原文化的结晶；而楚辞主要是长江流域南方文化的结晶。《诗经》是集体歌唱的产物，而楚辞是个人独立歌唱。我们中国的诗歌从集体歌唱向个人独立歌唱发展，是一个伟大的飞跃，从此，中国诗歌的主流是诗人独立歌唱，《诗经》中的诗歌所描写的无非是两个大的方面：一个是反映人以外的客观世界，如战争、劳役、兵役等等；一个是人以内的主观世界，如思想、情感等等。这是两个宇宙，一是无限大的宇宙，一是无限小的宇宙。在反映这两个宇宙时，民歌是比较丰富生动的。《诗经》中有许多是反映现实的，如《伐檀》。还有一些是感情的抒发，主要是男女爱情的歌唱。打开《诗经》，第一首《关雎》便是歌颂男女爱情的千古好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还有很多诗写得很美，如《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写出了追求伊人那种可望而不可即、可求而不可得的情感状态。希冀、渴望、不懈的追求与最终不可得的怅惘，交织在一起，十分美丽动人。 《诗经》中最具代表性的“国风”；而楚辞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离骚》，其内容主要是屈原抒发自己热爱祖国、热爱家乡和追求真理的思想感情，它有2740多个字，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最长的、最伟大的一首政治抒情诗。在古代，“风”、“骚”并称。风骚者，文才才华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词，与现在意义不同。风与骚，是贯穿我们后世文学特别是诗歌的两条大河。与“国风”作者们朴实的情感相对应，《离骚》充溢着屈原思想的闪光点，有许多诗句一直为我们所欣赏，如“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尤未悔”：只要是心中认为美好的东西，如美好的事物、美好的情感等，追求它们，九死也不后悔的。这种追求美好的东西而九死不悔的精神，已经融入到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之中，是我们中华民族一个不朽的精神。其他的，如关于《诗经》和《诗经》和楚辞艺术方面的特色和成就，这里就不多说了。 第三是汉乐府。 汉代是中国王朝中最长命的一个王朝，两汉400多年，主要成就是乐府诗歌，内容上大部分是反映社会生活，反映爱情。反映社会生活的如《东门行》、《战城南》等；反映爱情的如《上邪》。其中《上邪》唱到：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本来“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已经将感情表达到极顶了，但如果就到此为止，还不能算是好诗；好就好在诗中一口气举了自然界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五种事情，说除非这些事情都发生了，我才跟你结束感情。正由于这样它才成了千古好诗，被称为短章中的神品。
读《宋词》 思念疯长的杨柳岸边，暮色蔼蔼的烟波中，晓风残月浅斟的醉意里，柳永乘一叶扁舟自烟水迷离中驶来，浅诉着万种风情。执手相凝的泪眼，满心渴望的相逢，一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成为传颂千古的爱情盟誓。 盛满苦楚的黄滕酒，泪眼浸湿的鲛绡，一阕《钗头凤》暴露了全部的心思。“瞒、瞒、瞒”，却再也瞒不住，泪眼涟涟的眸子，错综交织的心绪，早已化作沈园墙上的墨迹，凝固成永远抹不去的印痕。 听那龙吟般的剑鸣声，不能横戈跃马，只能深夜里醉意中挑灯看剑。任那剑气再利，亦无法疆场饮血，可怜一位原拥万军的将军，只能鬓如白霜之际在梦里“沙场点秋兵”。 那欲乘风归去的明月间，纵是琼楼玉宇灿然，怎比得上月下跳舞，清影随人的人间生活，只是舞动长袖的潇洒比不过被离愁别绪束缚的落寞。共道人间惆怅事，不知今夕是何年。 缓缓合上书卷，脑海依然被宋词里的风景充满。这自词人们指尖流出的光影流往了天幕，化作了烁烁的星，不知疲倦地照耀着大地万载千年。 ——山东省沾化县二中 于佳婧 小编点评1：四段文字串联四段经典，最后点睛，作者的文字驾驭能力比较强。 小编点评2：品味唐诗宋词，探寻作者内心，可以陶冶情操啊！ 累死人了！不过很高兴帮助了你！我是“儿文”粉丝！
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颗明珠，唐代被称为诗的时代，而宋代则被称为词的时代。词源于民间，始于唐，兴于五代，盛于两宋。在宋代，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追求也更加强烈。 在宋词的发展繁荣过程中，整个社会的导向作用同样十分明显。如果说唐代的诗人在某种程度上还只是供皇室及其统治者御用的工具和玩物而已，那么宋代的词人已由被别人欣赏而一跃登上了政治舞台，并成为宋代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宋代皇帝个个爱词，宋代大臣则个个是词人。宋代政治家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都是当时的著名词人。在封建社会中从不出头露面的女子李清照也成为一代词宗，名垂千古。在当时的科举考试中，流传着这样的谚语：“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由此足见词人苏轼被崇拜的程度。正是全社会的认同和推崇，宋词才得以佳篇叠出，影响久远。 原因如下: ① 两宋城市手工业、商业经济的繁荣，是宋词兴盛的物质基础. ② 市民阶层的扩大，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 ③ 两宋社会矛盾尖锐，文学家用词更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 先讲宋词的成就。词源于唐代的曲子词，句子有长有短，和乐曲紧密结合在一起，可以歌唱。由于宋代商业发展、城市繁荣，市民数量不断增加，能够歌唱的词比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更适应市井娱乐生活的需要，而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又很尖锐，句子长短不齐的词也更便于抒发人们忧国忧民的思想，因此便逐渐兴盛起来，取代诗而成为文学的主流。课文按北宋前期、北宋中后期和南宋四个阶段，分别介绍了柳永、苏轼、李清照、辛弃疾与陆游的词作风格及其成就。柳永是北宋词坛婉约派的重要代表。他长期在都市里生活，作品多表现城市的繁华和男女的悲欢离合之情，尤长于抒写羁旅的孤寂与乡愁。他的词作，多采用俚俗口语，通俗生动，“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因而流传很广。他的词作，还大量融入铺叙的成分，不仅扩大词的境界，也为元曲的发展开启了门径。苏轼是北宋中后期豪放派的开创者和主要代表，他的词作题材十分广泛，大大拓展了词的内容，并以豪迈奔放的感情，为词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两宋之交的李清照，是杰出的婉约派女词人，她提出“词别是一家”的主张，善于用白描手法、浅白词句，表达内心的真实情感。南宋的辛弃疾和诗人陆游，主张积极抗金，作品都以豪放为主，深刻地表达了恢复中原的强烈愿望，苏轼和辛弃疾是宋代最具代表性、成就最高的词作家，教材还在“历史纵横”小栏目和图注中分别介绍了他们的生平。必须指出的是，宋代的豪放派作家，作品以豪放为主，但也写出一些非常动人的婉约词，并非只是一味地豪放。 词是一种诗歌艺术形式，是中国古代诗体的一种，亦称宋词、曲子词、诗余、长短句。始于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形成于唐代，在宋代达到其顶峰。一开始伴曲而唱，所以写词又称作填词、倚声。后来逐渐独立出来，成为一门专门的诗歌艺术。 词牌，也称为词格，是填词用的曲调名。词最初是伴曲而唱的，曲子都有一定的旋律、节奏。这些旋律、节奏的总和就是词调。词与调之间，或按词制调，或依调填词，曲调即称为词牌，其通常根据词的内容而定。宋后，词经过不断的发展产生变化，主要是根据曲调来填词，词牌与词的内容并不相关。当词完全脱离曲之后，词牌便仅作为文字、音韵结构的一种定式。 按长短规模分，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一首词，有的只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 按音乐性质分，词可分为令、引、慢、三台、序子 、法曲、大曲、缠令、诸宫调九种。 按拍节分，常见有四种：令，也称小令，拍节较短的；引，以小令微而引长之的；近，以音调相近，从而引长的；慢，引而愈长的。 按创作风格分，大致可以分成婉约派和豪放派 一、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唐诗宋词”一语，宋词与唐诗并称，不唯标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之义，而且也说明，宋词是庶几可与唐诗媲美的一大诗体。宋季承唐，然而如鲁迅先生所言，好诗差不多已被唐人作完了。所以，到了宋代，宋人在诗歌创作方面，要不落唐人的窠臼，确乎很难。但是，唐人所留下的丰富的文学遗产，宋人也并不有白白浪费，而是将它们更多更灵活运用在“词”这一诗歌体式上，使词在宋代获得了空前绝后的发展。 我们在论宋词与唐诗的关系时，往往更多的注意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差别的确是主要的也是重要的，在本书的宋词部分，笔者也主要着眼于宋词最主要的艺术特征（当然也是与唐诗的不同之处）来展开论述。但在此绪论中，就像我们在论述唐诗的艺术特性前必须先说明唐诗对前代的继承关系一样，我们也必须先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可以肯定地说，宋词能取得如此显赫的成就，如果不是建立在唐诗如此卓越的成就和如此纯熟的技巧之上，是绝对不可想象的。从后来挖掘出来的敦煌曲子词来看，词在进入文之手以前，除了它的句式长短参差不齐外，与此前的民间歌谣并没有什么两样，一样的主要是采用那种简单、质朴、直率的表现方法。到中晚唐文人开始实验填词以后，就像一切民间文学向文人的文学的转变一样，词也就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渐渐地带有了文人的因而也是更艺术化的色彩（当然，也会有负面影响，例如少了质朴和直率，但这比竟是次要的）。最早实验词的创作的白居易、刘禹锡，尤其是后来大量进行词的创作的温庭筠、韦庄等，他们本就是唐的重要诗人，他们的加入，必然地会把他们在诗歌创作中的种种技巧，带到词的创作中来。另外，五代、宋的词作者，也几乎都是诗人，他们一面作诗、一面填词，唐诗的各种技巧自然就会融汇、渗入到词的创作中去，使词的创作更加精美。实际上，我们只要对宋词的艺术稍稍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宋词在意象、写景抒情手法的运用方面，在词的境界营造方面，甚至在语言的锤炼、借代、典故等手法的运用方面，与唐诗都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倒如下面秦观的名词《八六子》： 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铲尽还生.念柳外青骢别后,水边红袂分时,怆然暗惊. 无端天与娉婷,夜月一帘幽梦. 春风十里柔情,怎奈何、欢娱渐随流水.素弦声断,翠绡香减,那堪片片飞花弄晚. 蒙蒙细雨笼晴,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相对于诗，这是一首地道的词，它的情韵、它的色泽、它的意境，都是地道的词味儿的。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一品味，却发现它在很多方面，与唐诗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首句的“倚危亭”，看似是诗人的独创，但实际上，登高抒怀、寄愁正是唐诗人常用的写法，此类例子可以说是举不胜举，例如杜甫的“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登楼》）、杜牧的“楼倚霜树外，镜天玩一毫”（《长安望秋》）、李商隐的“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州”（《安定城楼》）、许浑的“一上高楼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州”（咸阳城东楼）；甚至是“危”字的用法，也找得出唐诗的渊源，如杜甫的“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李商隐的 “江风扬浪动云根，重碇危樯白日昏”（《赠刘司户贲》）至于接下来的以“芳草”比喻“恨”，以“萋萋”形容“芳草”，那更是唐诗中常见的意象和写法；甚到 “铲尽还生”一语，也并非完全没有借鉴，例如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赋得古原草送别》）、孟浩然的“林花扫更落，径草踏还生”。下面的“柳外”、“青骢”也一样，单纯的“柳”的意象就不用说了，就是以“柳外青骢”来暗示恋情、离别的写法，也不是完全无所本的，如李商隐的《无题》中就有“斑骓只系垂杨岸，何处西南待好风”、储光羲的《钓鱼弯》中就有“日暮待情人，维舟绿杨岸”，虽然它们之间有较大的区别，但也不能说它们完全没有联系。至于“青骢”代车马、“红袂”代女性的写法，也是唐诗中庞大的借代体系中所有的。至于下片中“夜月、春风、飞花、细雨、黄鹂”的意象，以及用大量的类似意象来渲染愁绪的写法，以及它所创造的迷朦的意境，与唐诗都有着直接的借鉴关系。例如下面韦应物的《寒食寄京师诸弟》：“雨中禁火空斋冷，江上流莺独坐听。把酒着花想诸弟，杜陵寒食草青青。”也运用了大量的这类意象来渲染愁绪，其意境也有些相似。就是“娉婷、一帘、十里柔情”这些词语及其组合，应该说与唐诗也是有关系的，如杜牧的《赠别二首》（其一）中，几乎就包含了所有这些意象和句式，其诗如下：“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笔者选择秦观这片词来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并不是它与唐诗有特别多的雷同处、借鉴得特别多，这实在是宋词创作中的一个普遍现象。这并不足怪，下如唐诗是在前代巨大遗产的基础上创新、 发展一样，宋词亦是在唐诗丰富的遗产的基地上进行创造的。 论到这种继承性，这里自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宋诗与宋词都继承了唐诗这一遗产，那么，为什么宋诗的成就远在唐诗之下，亦不及宋词呢？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诗与词不同的体式是造成这一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更好地说是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先打一个也许不十分恰当的比喻：唐诗的创作艺术好比是一种专利，宋诗人把这种专利拿来制作同一种东西，尽管他们并非完全没有创造、没有革新、没有增补，但是他们制作的毕竟是诗，是同一种东西，因此，这些东西一上市，就会被人窥见雷同处、摹仿处、剽窃处，被人控告侵犯了唐人的专利。正国为此（当然还会有别的原因），宋诗就希望有一点自己的东西，例如诗的议论化和散文化等，但不幸的是，这些东西新则新矣，但却或多或少地违背了诗的艺术规律。但宋代的词人则不同，虽然他们也继承了唐诗的创作艺术，但是，他们制作的却是另一种东西，是长短句的词，尽管明眼人也能窥见它们之间的某种继承关系，但这却不会被人视为侵犯了专利。有一种也许较为极端的现象可以证明这一点：宋词中也有很多摹仿、点化、甚至照搬唐人的诗句的，这种情总如果出现在宋诗中，是万万逃不掉蠹鱼之讥的。但它出现在宋词里，情况却大不一样，由于词的长短句式的不同框架、不同的韵味，却仿佛给唐人原句注入了新的生命。例如晏几道的《蝶恋花》： 醉别西楼醒不记,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斜月半窗还少睡,画屏闲展吴山翠. 衣上酒痕诗里字,点点行行,总是凄凉意.红烛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替人垂泪.在这首精彩的词中，不要说意象、写景抒情、比喻等技巧的运用上继承了唐诗的艺术技巧，就是在字面上也有几处与唐人的诗句有些关系的，最末两句，几乎就是杜牧的成句。杜牧《赠别》诗：“多情却总似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若单以个别的句子来对照，晏几道是万万逃脱不掉书袋之名的。但若从词的整体来衡量，杜牧的这两句诗被稍加变化，放在一首结构、韵味全新的词中，却并不给人以多少摹仿、陈旧之感。如果借用系统论的观点来看这样的现象，就一点也不奇怪：词对于诗而言，是一个不同的系统，即使同样的诗句进入词中，它也会获得新的系统质。对于这种现象，前人实际也有所认识，例如明王世贞说：“‘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隋阳帝诗也。‘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少游词也。语虽蹈袭，然入词尤是当家。”又如清胡薇元也说：“晏元献《珠玉词》集中《浣溪沙?春恨》：‘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本公七言律中腹联，一入词即成妙句，在诗中即不为工。此诗词之别，学者须于此参之，则他词亦可由此会悟矣。”为什么“语虽蹈袭”的句子，“然入词家尤是当家”呢？为什么“在诗中即不为工”，“一入词即成妙句”呢？这便是因为词是一不同于诗的新的系统，同样的诗句一进入词，就获得了新的系统质。至于更巧妙无痕迹的化用，那更可以视为一种全新的创造。如此词中的“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可以说是化用了白居易的《花非花》中的“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秋云无觅处”。但晏词化用后，不仅更凝炼，更由于句式的变化，使它比原诗获得了更深长的韵味。这种现象在宋词中很多，可以说举不胜举。 当然，我们说宋词继承了唐诗的遗产，也并不是说宋词就没有自己的创造。前面我们说宋词继承唐诗的创作艺术生产了一种新的东西，这新的东西之“新”，当然就是唐诗中所没有的。它最大的新，就是它长短交错、变化多端的句式，这种句式，打破了唐诗（也打破中国古诗）齐言的传统，为更自由、委婉、更有韵味的抒情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它的“言长”的艺术特性，就主要是由其句式、韵律及其所带来的其他艺术技巧所造成的。其次，它之“新”还表现在它的“诗余”功能上、它的“诗余”题材的选择上。这种新的功能与新的题材选择，与它特定的体式、句式相结合，又带来了宋词一系列新的东西，例如它委婉、倾诉式的抒情韵味、细腻而多层折的描写、对内心生活更细腻而深入的把握、装饰设色的艺术、轻丽婉约的风格等。这种种之新，就造成了宋词与唐诗很不相同的面目。对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王国维有一段虽然简约而不失精当的论述，他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这段评述，可以说包含了笔者以上所言宋词之“新”，包括了它的体制、它的功能、它的题材特点等。在本书中我们探讨宋词的艺术，主要就抓住这些新的方面来进行研究。当然，对于它对唐诗艺术的继承，我们也会给予适当的关注。 （二）、宋词的艺术成就十分突出：首先，宋词不同于一般宋诗的散文化、议论化，善于将抒情与写景完美结合。在唐五代小令的基础上，宋代演为许多中调和长调，在曲折动宕、开阖变化中，使情景紧密交融，其细致、具体、微妙处，有的甚至胜过唐诗。其次，宋词又长于比兴，多以微妙而又细致的比兴手法，藉景物表达内心复杂而隐幽的感情，常以香草美人的传统来寄托政治上的感慨，感人至深。再次，宋词形成了众多的艺术风格。宋词虽沿袭着唐五代的传统以抒发感情、性灵为主，形成“诗庄词媚”的分野，以婉约为宗，但后来由于时代生活的变化，题材的扩大，艺术个性得到重视，艺术手法渐趋多样，所以使宋词风格在婉约和豪放之外，兼有真率明朗、高旷清雄、典雅精工、骚雅清劲、密丽险涩等多种风格。 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强大的国力、兼收并蓄的文化精神与丰厚的文化积累，为唐诗的繁荣准备了充足的条件。众多伟大、杰出的诗人把我国诗歌艺术的发展推向高峰。今天可考的唐诗作者三千七百多人，可见存世唐诗五万四千余首。这不过是唐诗的一部分，但我们从中已经可以大略窥见当时诗歌繁荣的面貌。 唐代初期，诗歌创作仍受南朝诗风的影响，题材较为狭窄，追求华丽词藻。待到被称为“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出现，才扩大了诗的表现范围，从台阁走向关山和塞漠，显示出雄伟的气势和开阔的襟怀。他们无论写边塞，还是写行旅、送别，都有着这样的情思风貌。在诗的体式上，这时完成了五七言律体的定型。律诗属于近体诗，是相对于古体诗而言的。古体分四、五、七言和杂言，平仄没有限制，也不求对偶。近体诗平仄和押韵有一定的体式，也要求对偶。律体的定型，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影响深远，它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主要体式。 在初唐的后期，出现了两位重要诗人：陈子昂和张若虚。陈子昂主张诗应该有所寄托。他的38首《感遇》诗，就是这一主张的实践。但他写得最好的诗是那首《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抒写不遇的悲怆，但其中蕴含的是自信和抱负，情怀壮伟，有一种得风气之先而不被理解的伟大孤独感。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写月夜春江明丽纯美的境界，融入浓烈情思和深刻哲理，婉转的音调，无穷的韵味，创造出了非常完美的意境。陈子昂和张若虚艺术上的成熟，透露出盛唐诗歌行将到来的信息。 盛唐是唐诗发展的高峰。此时诗坛群星辉映。王维和孟浩然善于表现山水田园的美，表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那种宁静平和的心境。王维的山水诗融诗情画意于一体，把人引向秀丽明净的境界，那境界里洋溢着蓬勃生机。《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雨后的松林间月色斑驳，流泉琮 。浣纱女踏着月色从竹林间喧闹着归来；渔人正分开荷叶摇舟远去。山村之夜，如诗如画。他还有一些诗，宁静中带几分禅意。在唐代的重要诗人中，他是受佛教思想影响最为明显的一位。但他不是一位完全遁世的诗人，有些诗写得慷慨激昂，有的诗表现出浓烈的人间情思。那首《送元二使安西》，由于写出了人们深情惜别时的普遍感受，后来被编入乐府，成为离筵上反复吟唱的歌曲《阳关三叠》。孟浩然善于用最省净的笔墨，写山水田园的秀美。《过故人庄》写做客田家的喜悦，恬静的农舍，真挚的友情，充满浓郁的生活情趣。《春晓》写春日那种明媚静美舒畅的感受。那首《宿建德江》，只用20个字，便写出了无尽的情思韵味：“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暮烟笼罩中的一抹树林，一轮水中月影。在这朦胧而明净、深远而静谧的境界中，弥漫着一缕淡淡的乡愁。孟浩然的许多诗，都这样以极俭省的文字，表现多重境界和情思。这时和王维、孟浩然的诗歌风格相近的还有常建、储光曦等人。 盛唐有一些诗人，善于写边塞生活，如王昌龄、高适、岑参、祖咏等。他们大都到过边塞，领略过边塞的壮丽景色，向往边塞立功。在他们的诗中，祖国山河的壮美与保家卫国的豪迈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王昌龄写了二十几首边塞诗，最有名的是《出塞》《从军行》。他的边塞诗有一种深厚的历史感和清刚的风格。其他题材的诗他也写得很好，七言绝句有极高的艺术成就。高适的诗风趋于雄壮慷慨：“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塞下曲》)从这首诗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豪侠气质。边塞诗人的代表，还有岑参。他写边塞风物的雄奇瑰丽，写军人的豪雄奔放。荒漠与艰苦，在他笔下都成了充满豪情的壮丽图画。 最能反映盛唐精神风貌、代表盛唐诗歌高度艺术成就的，是伟大诗人李白。李白是一位性格豪迈、感情奔放、不受拘束而又向往建功立业的诗人。他的诗充分表现了盛唐社会士人的自信与抱负，神采飞扬，充满理想色彩。他的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极大地丰富了古体诗的表现技巧，把乐府诗的写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他的七言绝句和王昌龄的七言绝句一起被后世推为唐人七绝的代表作。他的诗有着鲜明的艺术个性：爆发式的抒情、变幻莫测的想像和明丽的意象。他把乐府和歌行写得有如行云流水，感情喷涌而出时，便如黄河之水，奔腾千里，一泻而下。他生于盛唐，感受着盛唐昂扬的时代精神，晚年又亲眼看到唐代社会的衰败，理想和现实之间产生巨大反差。他的诗里既有建立不世功业在指顾之间的信心，又常常有愤慨不平和对于朝廷黑暗的抨击。他曾经奉诏入京，供奉翰林，得到唐玄宗的赏识，他以为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得意扬扬。不久被权臣毁谤，被逐出朝廷，他才明白朝政其实已经腐败不堪。他说自己是“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有才华而不得重用；而痛斥那些庸才却春风得意，“骅骝拳不能食，蹇驴得意鸣春风”，直骂那些奸佞之徒“董龙更是何鸡狗!”即使处在失意的境况中，他也不忘报国。安史乱起之后，他前后两次从军就是证明。他的诗想像瑰奇，常常想人所想不到处。前人评他的诗，说是“发想无端”，《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都是例子。在想像之中，又常常带着夸张的成分，写愁生白发，说是“白发三千丈”；写庐山的五老峰，说是：“青天削出金芙蓉”；写黄河，说是“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他是一位富于想像的诗人，他的诗常常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又由于他性格开朗豪放，他的诗意象明丽清新、色彩鲜艳。他纯然是一位天才的诗人。 当时另一位伟大诗人，是被后人称为“诗圣”的杜甫。杜甫比李白小11岁，两人的深厚友情成为千古传颂的文坛佳话。杜甫的青年时代，和许多盛唐诗人一样，都有过“裘马轻狂”的漫游生活。但是他的主要活动是在安史之乱以后。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有“致君尧舜”的抱负，而一生却穷愁潦倒，因此在感情上更能体验到民众的疾苦。安史之乱给唐代社会带来巨大的破坏，半个中国沦为丘墟。杜甫在战火中流离转徙，写下了《北征》民生疾苦的诗作。战争中许多重大事件、战争带来的破坏、战火中百姓的心态，在杜诗中都有极为生动的反映。唐代没有任何一位诗人，像他那样深广地反映安史之乱的历史，因此他的诗被称为“诗史”。他由于自身的坎坷遭遇，对百姓的苦难深有感触，发为歌吟，家国之痛与个人的悲哀也就融为一体。《春望》《登楼》《登岳阳楼》都是这样的诗。“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百感交集，既是身世之感又是家国之悲，已经很难分开了。唐诗到杜甫是一大转变，题材转向写时事、写底层百姓的生活；写法上采用叙事和细节描写，在叙事和细节描写中抒情。为便于写时事，他多用古体，但他的更高的成就是律诗。在他一千四百多首诗中，律诗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他的律诗的成就，主要是拓宽了表现范围，尽力发挥律诗这一体式的表现力，既严格遵守格律规则，又打破格律的束缚。变化莫测而又不离规矩，写得出神入化。像《春望》诗，都是例子。有时为了更完整地表现一个事件或由某一事件引起的感想，他采用组诗的形式。用组诗写时事，是杜甫的创造。律诗，尤其是七律，到了杜诗，是高度的成熟了。在艺术手法和艺术风格上，杜甫与李白不同，李是感情喷涌而出，杜是反复咏叹；李是想像瑰奇，杜是写实；李是奔放飘逸，杜是沉郁顿挫。一般认为，在中国的诗歌发展史上，杜甫带有集大成的性质，对于后来者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唐代中期，诗歌的发展走向多元化，出现了有明确艺术主张的不同流派。韩愈、孟郊和他们周围的一些诗人，在盛唐诗歌那样高的成就面前，另寻新路。他们追求怪奇的美，重主观，常常打破律体约束，以散文句式入诗。在这一派的诗人里，李贺是一位灵心善感、只活了27岁的天才诗人。在他的诗里，充满青春乐趣的五彩缤纷的世界，以及人生寥落的悲哀，与过早到来的迟暮之感交织在一起。他的诗，想像怪奇而丰富，意象色彩斑斓，而且组合密集。在这个诗派里，他的诗有着特别鲜明的风格特征。这时的另一个诗派，以白居易、元稹为主。他们主张诗应有为而发，应有益于政教之用。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元、白都写有新题乐府，表示了对于国家的关心、对于黑暗现象的抨击和对于生民疾苦的同情。白居易的50篇新乐府，有写得好的，如《卖炭翁》等。在艺术表现上，白居易主张要写得通俗易懂，趣味与韩、孟诗派正好相反。白居易既写有大量的讽喻诗，也写了不少闲适诗，而艺术上最成功的，是长篇歌行《长恨歌》和《琵琶行》。中唐的著名诗人还有柳宗元和刘禹锡，他们的艺术趣味既不同于韩、孟，也不同于元、白，而有着自己的特点。
写论文的时候内容提要应把论文的主要观点提示出来，便于读者一看就能了解论文内容的要点。论文提要要求写得简明而又全面，不要罗哩罗嗦抓不住要点或者只是干巴巴的几条筋，缺乏说明观点的材料。 内容提要可分为报道性提要和指示性提要。报道性提要，主要介绍研究的主要方法与成果以及成果分析等，对文章内容的提示较全面
互文修辞，又叫“互文见义”。“互文见义”是互文的特征和关键词。典型例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范仲淹的名句）互文修辞，有一个特别的记忆的方法，叫“互文见义”。表达“前后呼应"之意，互文见义的表达方式，就变成了“前呼后应"。生活中这种例句很多：说长道短、胡思乱想、移风易俗、左顾右盼、日积月累、铜墙铁壁、腰酸腿疼、天荒地老、细针密线等等。请注意看，每四个字都是一句对偶句：莺歌对燕舞，龙腾对虎跃，而这种句式的表达，全部都是互文见义，表达的是莺燕在歌舞，龙虎在腾跃。形成对偶句后，这叫“当句对"，然后再构成隔句对：莺歌燕舞，对，龙腾虎跃。明白了这种表达方式，我们就能很容易辨别出什么叫互文了：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山重水复是一个互文见义。柳暗花明，一定又是个互文见义。再看一个典型的例句："秦时明月汉时关"，肯定表达的是秦汉时候的明月和关塞，只是采用互文的表达方式，把它分开来说了。相关的知识点还很多：（1）我们最常用的是当句互文，比如“汉时明月秦时关”，又比如《琵琶行》中"主人下马客在船"，说地是主人和客人一同下马一同上船。（2）还有隔句互文。例如“花径不曾缘客扫，柴门今始为君开”。（3）在现实生活中也经常可以碰到这样的表达。例如“同呼吸共命运“，表达的是，共同呼吸和命运。例如，学习“五讲”，遵守“四美”，表达的一定是一种互文见义：学习并遵守五讲四美。肯定不是在说，只学习而不遵守四讲，只遵守而不学习五美。互文见义，这也是中国文字独特魅力的一种独殊表现。
中文八种常见的修辞手法如下：比喻、拟人：用在记叙、说明、描写中，能使事物生动、形象、具体，给人以鲜明的印象；化无形为有形，使抽象的事物更形象具体，拟人：能使读者对所表达事物产生鲜明的印象，产生强烈的感情，引起共鸣。借代：能起到突出形象，使之具体、生动的效果。
夸张：可以引起丰富的想象，更好地突出事物的特征，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对偶：形式上音节整齐匀称、节奏感强，具有音律美；内容上凝练集中，概括力强。排比：由三个或三个以上的、相同句式构成排比，增加语势，起强调作用，强烈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议论文往往用排比增加语势，起到了强调论证观点的作用。用来说理，可把道理阐述得更严密、更透彻；用来抒情，可把感情抒发得淋漓尽致。
设问：形式为自问自答。作用是：引起读者兴趣，引起读者思考。反问：以否定的形式表示肯定，目的是加强语气，起强调作用。
而英美文学中的修辞手法大致为四类：比喻、夸张、象征、反讽。想比喻中文文学，英美文学中的修辞手法更加直观易懂。
杜甫咏月诗研究【语言风格 情感内涵】关键词月、杜甫、咏月诗、语言风格、情感意涵、原型批评内容摘要首先就研究的动机及前人所研究的成果做一介绍，后将全文分为两个部分来探讨，一是以语言风格学的方法，来分析杜甫咏月诗的语言风格，包括了音韵风格、词汇风格以及句法风格，另外是以原型批评来分析杜甫咏月诗中的情感意涵。文中先就原型的概念做一介绍，再谈月亮的原型神话及其所代表的象征意义，才更进一步的谈杜甫咏月诗的情感意涵，主要针对感伤的诗作来谈，将其情感意涵分为一、忧国忧时，二、怀乡思亲，三、伤离别，四、怀才不遇，五、叹身世飘零这五点来论述，至于那只占冰山之一角的称颂之作，就略而不提。壹、 前言一、研究动机由于杜甫诗作相当丰富，其中咏物诗也相当地多，因此我便想研究杜甫的诗。至于为何会选择咏月诗来作探讨，主要是因为看了曹淑娟教授所写的《从杜诗鸷鸟主题看作品与存在的关联》，便对咏物诗产生兴趣，心想，那是否也可以咏花、咏月、咏草等等，于是便以咏月诗作为研究的题材，其实主要也是因为笔者对月的感受较深，就如欧丽娟所说的一样：月是自然界中，与人之现实距离最远、心灵距离却十分接近的存在物，为中国文学中经常出现的一个意象主题。[1]为此，希望能藉以了解诗人的内心世界，让世人能对杜甫有多一点的了解与认识，并且能领略诗人在诗中所表达的情感，尤其是杜诗有诗史之称，可见杜甫的诗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实在是值得我们好好地研究一番。此外，在本篇论文中，所提到的咏月诗其实包含两种，一种是全篇题咏月亮的，另一种则是在部分句子中运用月亮意象之作，因此，本篇论文中所说的咏月诗其定义并非指完全以月亮为题咏对象的定义，除了全篇题咏月亮的诗作外，还有藉由月亮的意象来表达内心的感受，所以月亮可能只是代表一个场景、一个景象罢了。二、前人研究成果关于杜甫的咏月诗，在欧丽娟的《杜诗意象论》及方瑜的《杜甫夔州诗析论》中曾大略提到过。其中欧丽娟是将杜甫的咏月诗分成三个阶段，大致以杜甫干元二年弃官华州司功参军，而开始后半生飘泊西南之时，和出蜀入夔之际为两大分界点。欧丽娟提出：「杜甫前期中月的意象出现较少，且多以『清光』为诗人把握；中期的月则有极完满而温暖的面貌，后期的月则多耸动而危疑可惧的极端表现。」 [2] 主要是以这三阶段月之意象的转变，来探讨杜甫的生命发展。而方瑜则是就杜甫在夔州时期的咏月诗做一研究，其它时期则没有谈到。此外，在合田方子着，轩辕翻译的〈孤月当楼满&S231;寒江动夜扉—析杜甫之「西阁之月」诗〉期刊论文中，也提到了杜甫的咏月诗，但和方瑜相似，主要是讲杜甫夔州时期的作品，而且最主要是针对〈月圆〉这首诗来做分析，只能说作者提到的只是冰山之一角，仍不是很完整。因此笔者便想以咏月诗为题材，同时利用语言风格学 [3] 与原型批评理论两方面来谈。首先，在语言风格学部分，笔者参考了竺家宁先生的研究方法，将语言风格分为音韵风格、词汇风格、句法风格三部分，而竺家宁先生在《语言风格与文学韵律》中介绍说：音韵风格又可以透过许多途径进行探讨：「韵」的音响效果、平仄声调的交错、头韵的运用、双声叠韵的的安插、音节的解析等。词汇风格的研究法包括：拟声词的应用、重叠词的应用、方言俗语的应用、典雅语或古语词汇的应用、外来词的应用、词汇结构状况、熟语的应用、共存限制的放宽等。句法风格包括：造句类型的状况、句子扩展的状况、欧化句法的状况、句子省略的状况、文言或白话句式、句法的偶化状况、韵散使用的状况、对话的安插状况、诗歌重沓反复的形式、走样句的状况、对偶句的假平行等。[4]因此，笔者也参考了一些竺家宁先生所说的风格研究方法，来看杜甫的咏月诗，接下来并从原型批评理论着手，主要理论依据是根据傅道彬先生的《晚唐钟声—中国文化的精神原型》一书，藉以来探讨杜甫在咏月诗中所流露出的情感意涵，使读者能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与了解。贰、 杜甫咏月诗的语言风格在前面我们已经提过，竺家宁先生将语言风格分为音韵、词汇以及句法三种，而这三种语言风格的研究其实范围相当广大，笔者碍于其所牵涉的部分太多，不是三言两语就能交待清楚，所以在此无法做太详细的研究，仅就其中的某个部分来谈。音韵风格部分，主要看的是杜甫所押的韵脚，至于其它像是拗救问题以及音节等问题，在此则不作赘述。词汇部分则是看他重叠字的使用；句法部分则是由诗的节奏、停顿来探讨。一、音韵风格在查询了《全唐诗全文检索系统》，发现杜甫诗作中有月字的共有252笔资料，经由笔者的筛选整理，扣除掉指时间意义的诗作，以及并不是专指咏月的诗，且和月的意象无关的诗作，剩下的共有125首咏月诗，诗题中有月的就有二十二首，而欧丽娟的《杜诗意象论》说有二十一首 [5] ，笔者发现是少了《书堂饮既夜复邀李尚书下马月下赋绝句》。 [6] 其中只出现在诗题中而诗中并无出现月字的有《初月》、《月三首》之二、《八月十五夜月二首》、《十六夜玩月》以及《江边星月二首》之一共六首。既然要谈杜诗中的押韵，首先笔者先就咏月诗的题材作一介绍。在杜甫的咏月诗中，以五言律诗为最多，有五十八首，其次就是五言古诗。今将其作一表格分析如下：[7]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排律五言律诗七言律诗3192214589由上表不难发现，杜甫咏月诗包括了古诗，律诗以及绝句，其中律诗占了相当多的比例，尤以五言为主。由于韵脚的选择，和内容的情感气氛需要配合，可见在韵脚上必须讲究声情的谐和。在此，笔者主要针对杜甫咏月诗中近体诗的押韵作了一番分析，之所以排除古诗，乃是因为古诗押韵较自由，可押可不押，且又牵涉到换韵的问题，在此便以近体诗为研究的范围，其结果表列如下[8]：(一)五排上平声下平声四支81、111一先90七虞109七阳113八齐112十蒸3十一真28、29、50、59十二侵42十三元39、103(二)五律上平声下平声一东20、52、92一先23、57、84、104、115、116、117三江100四豪93四支40五歌10、14、56五微73、105六麻37、99六鱼74七阳2、47、89七虞48、119八庚11、22、25、43、44、45、83、94、98、121十一真77、82、96九青122十二文6、125十蒸114十三元70、71、97十一尤55、75、79、95、101十四寒9、26十二侵27十五删21、38、76、120(三)七律上平声下平声一东67一先36八齐118六麻66十一真33八庚72、78十三元68十四寒51(四)绝句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上平声下平声下平声五微91六麻53八庚58、110若将它做一个归类的话，可以发现，杜甫使用最多的韵是庚韵，有十六首，其次是先韵有九首，再来就是真韵有八首，其它则是元韵六首，东、删、麻、阳都是四首，支、微、虞、寒、歌、尤三首，齐、文、蒸二首，江、鱼、豪、青各是一首。有关韵与情的关系，在黄永武先生的《中国诗学&S231;鉴赏篇》中提到：……这种口腔气流的姿态，出于模仿人的情意，人在表情达意时，每一种表情的器官都在配合着动作，声音自然也不例外……王易氏更加详细分析说：「韵与文情关系至切，平韵和畅，上去韵缠绵，入韵迫切，此四声之别也。东董宽洪，江讲爽朗，支纸缜密，鱼语幽咽，佳蟹开展，真轸凝重，元阮清新，萧筱飘洒，歌哿端庄，麻马放纵，庚梗振厉，尤有盘旋，侵寝沉静，覃感萧瑟，屋沃突兀，觉药活泼，质术急骤，勿月跳脱，合盍顿落，此韵部之别也，此虽未必切定，然韵切者情亦相近，其大较可审辨得之。[9]由此可大致了解，韵脚的选择使用，和作者想要抒发的情绪是息息相关的。此外，有个相当值得注意的地方，在杜甫的诗中，有出现齐韵与支韵、纸韵同押，以及真韵和文韵同押的现象。[10]但这并不是出律的现象，而是在唐代的确有这种通押的现象。唐作藩先生在他的〈唐宋间止、蟹二摄的分合〉一文中说到：这种蟹、止两摄互相通押的现象，大概是由于两摄各自内部诸韵趋于合流，主元音演变得比较接近。可以设想，此时期蟹摄分为两部，一二等韵灰咍泰皆佳夬合为一部，大致读［a &<110;, u a &<110;］，三四等韵齐祭废合为一部，读［&<110; &<108; &<110;, &<110; u &<108; &<110;］；而止摄支脂之微合流为一部，读［&<110;,&<110; &<110;, &<110; u &<110;］。因此诗歌韵文里可以合韵，，特别是齐(祭废)部与灰(咍泰皆佳夬)部合口一等字，同支(脂之微)部合韵的情况更多，因为其读音更接近。[11]在古代，由于读音的接近，使得诗中出现两韵通押的现象，由上文可以得知，因诗歌韵文里可以合韵，所以有通押现象的产生，也因此我们对于这种通押现象可以做合理的解释。二、词汇风格首先，就杜甫所形容的月而言，共有41种月，其中以落月、秋月及新月出现次数最多，有四次；而明月、素月、星月及江月也有三次，是杜甫咏月诗中较常出现的修饰语，此外还有其它34种不同的月[12]，可见杜甫诗中出现的月，不但数目繁多，且样貌多变。除此之外，杜甫所使用的叠字修辞也是笔者在此要探讨的部分。叠字：陈淑彬在《重读杜甫：修辞艺术与美学铭刻》一书中提到：叠字的一个重要功能是摹状。杜甫在反映自己的生活经历，抒写自己的思想感情时，用了许多叠字来描绘，这就为我们研究杜甫的生活、情绪、心态等提供了线索和依据。把这些现象联系起来考察，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了解杜甫生活某一方面的状况和某一时期的心态的。[13]因此，在研究杜甫咏月诗的修辞时，叠字可说是不可或缺的一项修辞研究，且在杜甫的咏月诗中出现的频率也最多，举例如下：絺衣挂萝薜，凉月白纷纷。(《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之九&S231;附录6)檐影微微落，津流脉脉斜。(《遣意二首》之二&S231;附录37)天下兵马未尽销，岂免沟壑常漂漂？(《严氏溪放歌行》&S231;附录49)往往虽相见，飘飘愧此身。(《赠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韵》&S231;附录50)我生本飘飘，今复在何许？(《宿青溪驿奉怀张员外十五兄之绪》&S231;附录54)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旅夜书怀》&S231;附录55)依沙宿舸船，石濑月娟娟。(《船下夔州郭宿雨湿不得上岸别王十二判官》&S231;附录57)翳翳月沉雾，辉辉星近楼。(《不寐》&S231;附录75)悠悠边月破，郁郁流年度。(《雨》&S231;附录87)秋风淅淅吹我衣，东流之外西日微。(《秋风二首》之二&S231;附录88)兵戈尘漠漠，江汉月娟娟。(《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S231;附录90)明月无瑕岂容易？紫气郁郁犹冲斗。(《可叹》&S231;附录107)城乌啼眇眇，野鹭宿娟娟。(《舟月对驿近寺》&S231;附录116)客子入门月皎皎，谁家捣练风凄凄。(《暮归》&S231;附录117)随波无限月，的的近南溟。(《宿白沙驿》&S231;附录122)由以上这些例子可以看出，杜甫在使用叠字时，会根据不同的场合灵活的使用，使得叠字内涵和诗歌形象更加丰富。而陈淑彬女士对这个问题则从两个方面来加以探讨：一是对同一事物的不同描写，二是同一叠字在不同事物上的运用。她说：对同一事物的不同描写，可以反映出诗人的情绪变化。……同一叠字形容不同的物体，一方面是词的多义性决定的，但许多也是活用的结果。活用使人产生联想，以对此物的情景气氛之感受去理解彼物，丰富了形象和意境。[14]由此可知，杜甫的叠字其最大的特点就是「灵活」，令读者耳目一新，不仅如此，由于叠字的使用，使得杜甫在体物抒情之时，更令此物此情兴会淋漓，神与情一起涌现，且运用叠字甚多，在诗中充分发挥了修辞技巧之优点。三、句法风格在此是由杜诗的节奏、停顿来看他咏月诗的句法风格。根据竺家宁先生所言，我们对诗歌的节奏单位进行分析，和语法分析是不同的[15]，而我们一般所熟知的五言诗节奏大部分是上二下三，七言诗则是上四下三，若是上三下四则是变格，称为「折腰句」，如韦居安说：「七言律诗，有上三下四格，谓之折腰句……欧阳公诗云：『静爱竹时来野寺，独寻春偶到溪桥。』……胡琴诗云：『出山云各行其志，近水梅先得我心。』皆此格也。」[16]就杜甫的咏月诗而言，倒没有这样的变格，节奏还是符合一般所熟知的格式，但语法上可能就会有所变化。[17]参、 咏月诗中的情感意涵—用原型批评来谈一、何谓原型原型又称原始意象(priomordialimages)。荣格说：「个人无意识的内容主要是由带感情色彩的情绪所组成，它们构成心理生活中个人和私人的一面。而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则是所说的原型。」「我们在无意识中发现了那些不是个人后天获得而是经由遗传具有的性质……发现了一些先天的固有的直觉形式，也即知觉与领悟的原型。它们是一切心理过程必不可少的先天要素。正如一个人的本能迫使它进入一种特定的存在模式一样，原型也迫使知觉与领悟进入某些特定的人类范型。」[18]经由荣格的论述，傅道彬先生对此作了一个结论，他说：原型是一切心理反应具有普遍一致性的先验形式，是心理结构的基本模式。这种基本模式是人类远古生活的遗迹，是重复了亿万次的那些典型经验的积淀和浓缩。因此从原型系统的形式中，可以获得上古历史与艺术的色彩斑斓的生动素材，原型系统不是零散的无意味的形式，而是充满意味的象征。[19]二、月亮的原型神话「月亮一直以来可说是女性世界的象征，追溯其起源，主要是肇始于人类迷狂的生殖崇拜时期。早期的生殖崇拜主要是女性崇拜，人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懂得父亲在生命创造中的意义，生命创造被理解为女性单方面的行为，中国神话里的一批『处女母亲』和『怪人皆无父』的观念是对这一现象的最好证明。」[20]在我国远古的神话中，女娲是在中国开天辟地创造的第一位女神，同时也是月神，这可经由汉代出土的墓葬砖画中得到证明。画中的女娲、伏羲人首蛇身，伏羲手中捧着太阳，而女娲则是捧着月亮，这就暗示着女娲实际上也是月神。至于传说中我们耳熟能详的嫦娥奔月故事更是记录着女性世界失落的悠长而凄凉的往事，也反映了被父权威严驱赶的女性们伤心怅惘、寂寞凄苦的情怀。然而，嫦娥奔月在神话中是灵药、不死、变形与再生的隐喻，只是在诗人笔下出现的嫦娥却成为人文主义的寂寞象征，主要是因为后代诗人们总是借嫦娥的故事表达凄楚彷徨的心情。在傅道彬先生的《晚唐钟声—中国文化的精神原型》一书中也提到说：女性是月亮的灵魂，月亮是女性的诗化象征，因此当中国文化表现出从复杂回到单一，从创造回到重复，从冲突回到和谐，从瞬间回到永恒的强烈的重返母体的愿望时，它就不能不寻求月亮艺术表现形式。[21]因此，若想把握中国月亮文化的原始意义，就必须要剖析月亮所蕴含的女性与母亲情结，从对母亲与女性世界的原型入手，才可以掌握月亮在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基本象征意义和衍生文化意义。那么，月亮的基本象征意义和衍生文化意义是什么呢？傅道彬先生认为月亮有两个基本象征意义：(一)月亮是母亲与女性的化身，反映女性崇拜的生命意味，代表母系社会的静谧与和谐，她反映着女性世界的失意与忧伤。(二)月亮时晦时明，时圆时缺，周而复始，它既是运动的代表，又是永恒的象征，于是它总是引导人们对生生不已的哲学精神的礼赞，也启示人们对宇宙永恒的思考，激发人们宏大的天问意识和人生喟叹。经由这两个基本象征意义出发，又产生三个衍生的象征意义：1、美的象征，2、孤独与失意的象征，3、和谐静谧的中国智能和超群拔俗、潇洒飘逸的士大夫风范的象征。[22]其中第二个象征意义是由于月亮反映女性的悲伤忧郁之情，因此成为失意者的象征，于是当自己感到失意彷徨、无可奈何之际，总是引月为知己，借以自慰，像杜甫就是如此。此外，笔者在此还有一点要说明，在《老子的月神宗教》这本书中，老子不断地说明道家所讲的「道」其实就是月，也提到月亮有三种形状：渐长月形、渐消月形以及圆月，并且有三种月形的神话，这些神话不仅见于《老子》，也见于《山海经》可见中国文化流行着如此的原始传说。[23]三、情感意涵综观杜甫的咏月诗，笔者将其情感意涵分为下列几类：忧国忧时、怀乡思亲、伤离别、怀才不遇、叹身世飘零以及称颂赞美。其中可发现，感伤的诗作占相当多的分量，几乎是占了全部咏月诗的百分之九十左右，因此笔者在此对称颂赞美的诗作就不作太多的叙述，重点就放在感伤的诗作中来探讨。(一)忧国忧时这时候的作品主要是因为安史之乱的发生，使得杜甫对国家社会充满了忧心，对人民生活的困难感到难过。在安史之乱发生前，虽也有一些关心时事的作品，但感受没有那么强烈。代表的诗作像《月》、《秦州杂诗二十首》之七、《留花门》、《倦夜》、《宿江边阁》等。天上秋期近，人间月影清。入河蟾不没，捣药兔长生。只益丹心苦，能添白发明。干戈知满地，休照国西营。(《月》&S231;附录11)《读杜心解》[24]曰：「对月而伤时事也。二载闰八月，始有收京之命，时尚未有此举，故伤之也。月本欲其明者，此则因帝座久偏而怪之。」杜甫在此表达了他对国家的关心。莽莽万重山，孤城山谷间。无风云出塞，不夜月临关。属国归何晚？楼兰斩未还。烟尘独长望，衰飒正摧颜。(《秦州杂诗二十首》之七&S231;附录21)北方天骄子，饱肉气勇决。高秋马肥健，挟矢射汉月。自古以为患，诗人厌薄伐。修德使其来，羁縻固不绝。胡为倾国至？出入暗金阙。中原有驱除，隐忍用此物。公主歌黄鹄，君王指白日。连云屯左辅，百里见积雪。长戟鸟休飞，哀笳曙幽咽。田家最恐惧，麦倒桑枝折。沙苑临清渭，泉香草丰洁。渡河不用船，千骑常撇烈。胡尘逾太行，杂种抵京室。花门既须留，原野转萧瑟。(《留花门》&S231;附录15)前一首主要是忧心吐蕃之乱，后一首的花门其实就是回纥的代称，是对肃宗留用回纥兵的劝谏。杜甫因为担心回纥兵会危害到国家安全，才会作此诗来劝谏唐肃宗。这几首诗都强烈地表达了杜甫对国家的关心及忧心。竹凉侵卧内，野月满庭隅。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无。暗飞萤自照，水宿鸟相呼。万事干戈里，空悲清夜徂。(《倦夜》&S231;附录48)由最后两句可看出，杜甫是为了国事而忧心，这个时候安史之乱才刚刚平息，又有吐蕃为乱，并于广德元年十月，直捣长安，逼得代宗一度逃往陜州避难。而杜甫这时人虽然寓居在浣花溪草堂中，但他对国家人民一向怀有深情，当国家正处于这样多事之秋的时刻，怎能不感到忧心呢？可见即使在闲处时，杜甫仍然不忘关心国家人民的生活。暝色延山径，高斋次水门。薄云岩际宿，孤月浪中翻。鹳鹤追飞静，豺狼得食喧。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宿江边阁》&S231;附录70)杜甫在此诗中透过不眠时的所见所闻，抒发了他关心时事，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翻腾在波浪中的孤月，与末二句在不眠之际，心中所产生的忧虑及无力感正相呼应，因此孤月不仅是单纯的水月之景，它同时也是作者心境的象征。(二)怀乡思亲杜甫经常四处流浪，离开自己的故乡，对于自己的家乡、亲人其实是很思念的，尤其若是自己独在异乡，便更加思念故乡中的人、事、物。由于一般认为月亮是母亲社会温馨与和谐的象征，因此，当人们浪迹天涯甚至感到心灵孤寂的时候，月亮便成为我们精神寄托的对象，把自己的心情寄托于月亮之中，如此一来，月亮便牵系着相思的心灵，缩短了时空的距离，这样就引发了亘古一月两地相思的主题。江月光于水，高楼思杀人。天边长作客，老去一沾巾。玉露团清影，银河没半轮。谁家祧锦宇？烛灭翠眉嚬。(《江月》&S231;附录77)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咏怀古迹五首》之三&S231;附录68)无家对寒食，有泪如金波。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仳离放红蕊，想象颦青蛾。牛女漫愁思，秋期犹渡河。(《一百五日夜对月》&S231;附录10)秋风淅淅吹我衣，东流之外西日微。天清小城捣练急，石古细路行人稀。不知明月为谁好？早晚孤舟他夜归。会将白发倚庭树，故园池台今是非？(《秋风二首》之二&S231;附录88)以上这几首，都表现出杜甫思乡的情绪，其中第二首更是借昭君当年想念故土，月夜魂归的形象，来寄托自己想念故乡的心情。杜甫当时正漂泊西南天地间，远离了自己的故乡，这样的处境正跟昭君相似，他寓居在昭君的故乡，因此借昭君当年想念故土，月夜魂归的形象，来寄托自己想念故乡的心情。其实不只单纯想念家乡，也想念家人，只要想到自己和家人分离，甚至离开自己的家乡而四处飘泊，自然而然的诗作中就会出现相当多思家、思亲的作品。正如傅道彬先生所说：「在月亮意象中反映着古代文人寻找母亲世界、寻找精神家园、恢复世界的和谐统一的心理，反映在古典诗词里常常表现出望月思乡的主题，旧梦重温的情思，月亮是昭然于天际凝然不动的乡愁，诗人怀念家园、父母的情思，常寄托于明月的传递。」[25]像〈月夜〉就是一首相当典型的代表作。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附录9)天宝十五年五月，杜甫从奉先移家至潼关以北的白水。六月，潼关失守，玄宗奔蜀，杜甫便携眷北行，至鄜州暂住。七月，肃宗即位灵武，杜甫只身前去投奔，却在途中被安史叛军掳至长安。这首诗就是八月在长安所作，主要是写杜甫身处在已沦陷的长安城中，对着皎洁的月光，不禁想起远在鄜州的妻子儿女，因而写下了这篇千古传诵的名作，其实诗中不仅仅只是抒发夫妻二人分隔两地的离情而已，它同时也透露了天下乱离的悲哀，才会造成家人分离的情况。至于〈客夜〉也是说出了杜甫与妻子分离的情况。当时杜甫自绵州至梓州，而妻小都在成都，有天收到妻子的来信，因而百感交集，夜不能眠，对于自己无法回去和家人团聚，只能对月而黯然神伤。客睡何曾着，秋天不肯明？入帘残月影，高枕远江声。计拙无衣食，途穷仗友生。老妻书数纸，应悉未归情。(《客夜》&S231;附录44)(三)伤离别远送从此别，青山空复情。几时杯重把？昨夜月同行。列郡讴歌惜，三朝出入荣。江村独归处，寂寞养残生。(《奉济驿重送严公四韵》&S231;附录43)严武有文才武略，品性与杜甫相投，镇蜀期间，还亲自到草堂探视杜甫，并在经济上给予援助。两人也常彼此赠诗，相互敬重，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所以，杜甫在送别后更是感到依依不舍，毕竟知音难寻，像严武这样知遇至深的官员在日后恐怕也很难再遇到，于是在离愁中又添一层凄楚。依沙宿舸船，石濑月娟娟。风起春灯乱，江鸣夜雨悬。晨钟云岸湿，胜地石堂烟。柔橹轻鸥外，含凄觉汝贤。(《船下夔州郭宿雨湿不得上岸别王十二判官》&S231;附录57)由诗题大致也可看出这是写一首送别情形的诗，在《杜诗镜铨》中写道：「写别况只用觉汝贤三字，无限含蓄。」这首诗中，杜甫的笔调较为含蓄，虽然只将离别的情况以觉汝贤三字说明，其余大都是在写景，然而寓意仍然隽永，也可以感受到杜甫此时除了感念对方情意之外，也羡..............
你用啊?我帮你写。只不过我要钱
杜甫，中华几千年历史长河中诗歌的代表人物之一。前期写田园山水，后期写社会现状。前后两期皆是实实在在的，所以杜甫的风格是以现实为主的。 在这里帮你写一篇作文是比较困难的啦。给你列个提纲吧。一：可以用一首杜甫的现实主义的代表作作为引题。二：介绍杜甫（时代背景等），与及杜甫的诗歌特点。引出论点。三：分别写出前期和后期杜甫诗歌的主题内容。论证杜甫诗歌所写内容都为现实存在的。四：从历史价值角度，杜甫诗歌体现了唐朝当时的社会现实，进一步验证了现实主义的论点。五：总结全文，收尾完成。（这个会写了吧！） 相信你照着这个思路写，800字很容易的。
八月 我走进成都草堂 看见 唐朝清瘦瘦的目光 忧国忧民 透明锐利 悲愤而忧伤 穿梭时空的思维 在你的眼光里 我看见 盛唐的光辉 一闪即逝 在你的茅屋里 我听到 怒吼的秋风 冰冷剌耳 在你的诗句里 我读到 铮铮的白骨 呐喊千古 在你的草堂上空 我还看见 总有一只孤雁 成为太阳的影子 以及你那宽厚的布衣里 裹满了沧桑 而你 只用一滴眼泪 便把家园 淋湿 你的草堂 是民族精神的家园 伟人朱德的诗句 “草堂留后世，诗圣著千秋” 便是最好的赞美 不能和你在草堂上 相遇相识 不能和你在茅屋里 饮酒交谈 惟有在你诗圣杜拾遗像前 用深情的目光怀念 思索你诗歌的精神 你在茅屋惨淡经营的诗句 那是在苦难艰难中挣扎 我知道 一千二百多年前的八月 你家园的天空 秋风怒号 你和你的妻儿在黑暗和冰冷中 叹息 就是南村的孩子 都欺你老无力 今夕何昔了 我们的家园已充满温馨 我们的孩子已在千万间 用水泥和钢筋构筑的房屋里 用你的诗歌 取暖 读你的诗句 怀念 一位名叫杜甫的号称诗圣的 唐朝 诗人说到杜甫这个话题，应该说是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我到各个地方去参观一些历史名人遗迹的时候，非常注意观察各地的雕像。我觉得好的，在唐代诗人中间，一个是四川江油李白纪念馆李白的塑像，还有一个就是河南巩县杜甫陵园的杜甫的雕像。江油的那尊李白雕像雕的是李白青年时代，将要走出四川那样一种意气风发的形象，昂首阔步，非常像我们想像中间的李白；而巩县的杜甫雕像就像我们所想像的那样，是一个垂暮的老人，愁眉苦脸，往下怜悯地看着满目疮痍的大地，使人看了以后觉得很沉重。 我们说杜甫一生当然并不都是这样子，杜甫也有过他的青年时代，有过他的少年时代。我们在杜甫诗中间看到过他对自己青少年时代生活的种种回忆，譬如说，他在《壮游》这首诗里面，他回忆自己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山东、河南这一带游玩，他说是“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邱旁”。他春天那个时候在一个台上面唱歌，秋冬之季在村边上打猎，过着一种裘马清狂的生活。他甚至还有对更早年的生活的回忆，他在五十岁的时候写过一首诗，叫做《百忧集行》，回忆他十多岁时候的情况，他说“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大意是说，他十五岁的时候还像一个孩子那样活泼，心完全是一个孩子的心灵。像小牛犊子一样的健壮，跑来跑去。他的院子里面有梨树、枣树，到了秋天这些果实成熟以后，他一天爬上树去要一千回，不停地爬上去采着吃。我们可以看出杜甫在他35岁以前，曾经是一个裘马清狂的青年；在他十多岁的时候，曾经是一个活泼健壮的少年。但是假如我们现在有一位雕塑家，塑造一个青年时代裘马清狂的杜甫，像李白那样子，或者进而塑造一个少年时代的杜甫，爬在树上摘果子，然后给大家看说，这是诗人杜甫。尽管你说明这是青年杜甫，这是少年杜甫，我想大家都不会认可，因为我们认可的杜甫就是那样一种忧国忧民的形象。 宋代的黄山谷有一首诗写杜甫画像，里面有一句写得非常好，叫做“醉里眉攒万国愁”。就是杜甫即使在喝醉的时候，他对天下的忧虑，天下的一种忧愁都聚集在他的眉间。后人评黄山谷这一首诗说“状尽子美平生矣”，这一句话把杜甫一生都写透了。所以我想，杜甫他的形象已经被历史定格为一位忧国忧民的这样一种形象，那么杜甫这个话题必然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大家听了以后，也许会觉得有几份沉重，但是正像古人所说的，宋代的严沧浪在他的《沧浪诗话》里说，我们读有些作品需要进入这样一种境界，譬如说读《离骚》，怎样最好地读《离骚》呢？你一定要读到抑扬顿挫，读到涕泪满襟，读到你读了《离骚》以后，泪如倾盆雨，衣服都打湿了，这个时候，你才真正懂《离骚》了。我个人的阅读经验也是这样，我最喜欢读的诗，读了以后使我肝肠如火，使我热泪盈眶，那样一些诗，我觉得这个时候我受到最大的审美感动。所以我们今天尽管是讲这么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我希望大家还是能够耐下心来听我从容道来。 杜甫是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的大诗人，伟大的诗人。这一点似乎不用再讲，可以说地球人都知道。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杜甫在文化史上的意义，就是他的影响，他的意义，早就溢出于文学之外，溢出于诗歌之外，是在整个文化史上这样一个意义。那么这一点我们从哪里来看？我想我们首先从后人对杜甫的评价来看。 大家都知道，杜甫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是由宋代人开始奠定的。我们先从宋人看起，北宋有个政治家叫王安石，他是我心目中的人品最高尚的、理想最远大的一位政治家，真正是政治家而不是政客。王安石对杜甫就非常尊敬，他在一首题杜甫画像的诗里面，他就这样说，他说“推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就是我推测一下您的这颗心灵是古代也非常少有的，非常高尚、非常伟大的一颗心灵。我非常希望您能够起死回生，让我跟您交友，让我做你的朋友。他对古代的杜甫非常仰慕。 我们再看一下南宋理学宗师朱熹的评价。大家都知道，理学家，尤其是南宋的理学家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是非常严格，甚至是苛刻的。朱熹就是这样，我们看一部《朱子语类》，里面不受到他批评的历史人物是非常少的。在他们这种非常严格的道德标准的审视之下，很多历史人物都被他们无情批评。但是朱熹认为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五位人物是伟大的人物，这五位人物是哪五位呢？第一是汉代的诸葛亮；然后是唐代的三位：一个是杜甫，一个是颜真卿，一个是韩愈；最后是北宋的范仲淹。诸葛亮和范仲淹这两位人物我想不用我多讲，大家都很熟悉。他们在政治上面，在道德上面有很高的建树，这是历史早有定评的。值得讨论的是唐代的三位，朱熹所提出来的，他把这五个人称为“五君子”。唐代的君子中间，第一位就是杜甫。第二位颜真卿，大家也许知道他是伟大的书法家，颜体的创始人，但是颜真卿也是一位著名的忠臣烈士，他是为了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坚决反对藩镇的叛乱割据而被杀害，被李希烈杀害。那么第三位韩愈，大家当然知道他是儒学史上的著名人物，他也是文学史上的大人物，“文以载道”的提出者，发动了唐代的古文运动。同时韩愈在他一生的政治行为中间，每当国家需要有人站出来说话的时候，他总是仗义执言，奋不顾身出来说话，多次被贬到南方荒远之地。这样几位人物，除了杜甫以外的四位，应该说他们生平在政治上面，在其他的行动上面都有很多建树。惟独杜甫应该说他不算是一个政治人物，杜甫一生在政治上的建树，几乎没有多少可以值得提起的东西，因为他根本没有得到过那样的机会。他要报效祖国，他要忠于朝廷，他反对叛乱，但是历史没有给他多少机会。他除了在肃宗朝里面偶然仗义执言，从此受到朝廷疏远以外，其他时候始终是默默无闻，甚至很多时候他是处于民间的。但是就是这样一位人物，为什么也得到了朱熹的高度赞扬，为什么在朱熹看来杜甫可以跟诸葛亮到范仲淹这样一张名单中间他能够占有一席之地？那么朱熹说得很清楚，关键在于他们五个人的共同点是都有一颗伟大的心灵，他们在道德上面，在人格上面，都有伟大的建树。朱熹的原话这样说，他们都是光明正大、磊磊落落，这样一种在人格上面成为楷模的人。这显然不是一种文学的评价，而是一种文化的评价。 再到后来，到了近代，闻一多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叫做《杜甫》。闻一多先生是诗人，他的古典文学的论文不像我们今天的教授写得干巴巴、枯燥无味，他是用诗歌一样的语言来写的。在这篇《杜甫》的最后，闻一多这样说，他说杜甫这个人，他是我们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这是一种极高的文化上的评价。 到了现代，1961年，当时有一个国际组织叫世界和平理事会，那一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在瑞典的首都召开了一个主席团会。在那次会上确定次年，也就是1962年，号召全世界人民纪念四位世界文化名人，其中有一位就是我们的杜甫。由此可见，从宋代一直到现代，从中国到外国，人们都认可杜甫的意义，绝不是仅仅限于文学史。他确实是一个文化史上的伟大人物，他的意义是属于整个中华文化。 下面讲第二点。我们说为什么杜甫能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他在哪些方面起了这种代表作用？这里我们必须要稍微推测一下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我个人认为，中华文化虽然博大精深，内涵非常丰富，但是它最主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它的人本精神。它始终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以人为一切价值判断和出发点的这样的文化。这跟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是有一点区别的。所以在先秦的时代，虽然诸子百家争鸣得很厉害，各种思想流派各自提出不同的观念。但是我觉得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精神，就是当他们思考问题的时候，不管是社会还是自然，他们最后的落脚点都在人，他们的出发点也在人。这是一种人本的文化，人本的思想，先秦诸子百家中间大概对后代影响最大，也是对我们中华文化成为一个主流的，可能就是儒家和道家。这两派虽然互相论争，看上去好像水火不交融，但是它们的共同点就是非常重视人，所不同的是道家所重视的是个体的生命价值，而儒家更重视的是群体的利益。儒家在重视个体基础上面更重视群体，一个家族、一个宗族乃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利益。那么这一方面儒家跟道家是互补的，是相辅相成的。由于中国古代我们中华民族的先民们，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不是非常优越，他们不能像印度人那样，在热带地区谋生，维持生命。而我们在黄河流域，在那个水深土厚，气候也不是很温暖的地方，在这样一种自然环境下面，又有滔滔的大河需要治水，不治的话会有水患。所以对中华民族来说，完全太强调个体生命而忽视群体利益的话，这不利于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和繁衍。因此以儒家为代表的这样一种伦理观念，这样一种道德理想，就历史地被选择为我们这个文化的核心。道家是一种补充，儒家是核心。这不是由于说孔孟怎么样怎么样宣扬，某个杰出人物奋斗的结果，这是一种自然的选择。换句话说，我认为在先秦时代只能这样选择，否则的话，中华民族就难以维持下来。到了后代，尽管我们中华文化不停地发展，不停地演变，也吸收了很多外来的新的养料，但是儒家思想在这一个变化的过程中间，始终占据着核心地位。儒家思想的丰富演变，基本上就是中华传统文化演变的一个主要的脉络。 我们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一看杜甫在这一个过程中间，他是起了什么作用或者说他有何种代表性？我们回顾儒学的发展史，基本上被认为主要有这么两大流派：一派被称为是汉学，一派被称为是宋学，这是清代的儒家提出来的。在这两个主要的高潮之间，唐代应该说是处于一个低潮阶段。不管看哪本思想史，哪本儒学发展史，唐代占的地位都不高的。唐代前不能比汉人，后不能比宋人。那么请问儒学的发展在唐代停顿了吗？唐代有没有值得注意的儒学的代表人物？钱穆有一个观点，钱穆在一本书里认为，唐代有的。唐代两个最主要的儒学代表人物：一个是杜甫，一个是韩愈。很有趣，两位都是文学家。韩愈我们不谈，我们看看杜甫。在何种意义上面，杜甫我们能够说他对于唐代的儒学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呢？大家一提到儒学的发展，提到唐代，马上就会想到唐初的《五经正义》。有的同学也许不同意我的观点，说唐代儒学有发展啊，我们的《五经正义》就是唐初编订的，孔颖达他们撰写的嘛。但是我想说《五经正义》尽管是长期以来在十三经注疏中间最重要的读本，但是《五经正义》中的观念，一些义理，基本上都是从汉儒那里来的，它没有很多地在学理上面新的阐发。也可以说，儒学的发展到了初唐，由于出现了《五经正义》以后，基本上停滞了。但是杜甫不然，杜甫是用他的一个生命，用他一生的实践、行为，来丰富、充实着儒家的内涵。儒家学说从本体上来说，它是一种实践的哲学，它非常重视的是人的行为，人的实践。所以我们看孔子也好，孟子也好，青年时代，中年时代，当他们年富力强的时候都不写书了，不搞著作了，他们奔走于天下，主要是从实践的角度推行他们心目中间的道。等到最后觉得“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道不行了，最后年纪也大了，才回过来写著作，把他们的学术用著述的方式流传后人，扩大影响。它从本质上最强调的是实践，强调的是人生前的行为，生前的一些建树。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说杜甫正是最好地体现着儒家，甚至是发扬着儒家这种精神的一个历史人物，。 我们举几个小例子。儒家重视仁政，重视仁爱思想，主张在天下推行仁政。那么杜甫用他的诗歌是“不遗余力”地在鼓吹这样一种思想，在宣扬这样一种理想。儒家谴责贫富不均，认为贫富不均是社会最大的危害。而杜甫对于这种现象也是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批判。尽管历代揭露民生疾苦，揭露贫富不均的好的文学作品相当多，但是我想大家肯定都认可杜甫的那两句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在这一方面描写得最为惊心动魄的名句，以至于我们凡是听到这方面的事情首先要想到这两个句子，他对这方面体会得最深切。 再譬如儒家强调夷夏之辨，儒家强调我们民族要有一个民族的尊严，要维护民族的利益，在跟外民族的关系中间，要注意维护本民族的利益，也要维护本民族的尊严，强调要反对侵略，维持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独立性。这一方面杜甫也是做得非常好。安史之乱以后，因为安史叛军很快就占领了长安，无数的唐朝的大官都投降了，都变节做了安史的叛军，做了一个伪王朝的伪官。包括当时的宰相陈希烈、驸马张垍等人都这样，杜甫的好朋友王维等人也这样做。惟独杜甫，惟独这个官居八品以下，真正是一个小官，芝麻绿豆官，这么一个小官的杜甫，他坚持了民族气节。当然杜甫在长安因为官太小，也没有受到安史叛军太多的注意，仅仅是把他关在那里。但是他却冒着生命危险逃出长安，逃过唐军跟叛军对峙的那样一片战场，然后逃回唐朝临时政府所在地，这样一个举动，当时其他人都没有过，只有一位杜甫这样。所以在这些方面杜甫确实是身体力行地体现儒家的精神，用他的实践展示着儒家的一种道德风范。所以我觉得我完全同意钱穆的那个观点，在唐代的儒学发展史上，杜甫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人物，他用他的行为来阐释着儒家的经义，说明儒家心目中间的道德规范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方面，儒家非常重视修身养性，这一点因为长期受批判，大家觉得这好像是一个应该否定的命题。实际上不然，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在一个文明的高度发达的社会里面，它的基础是什么？应该是文明的个体，是一个有道德自觉的个体，个体不应该受到外在力量的强制，在做一些符合道德的举动，它应该发自内心的，内心的一种自律这样才好。所以儒家非常重视个体的一种道德建树，崇扬一种人格精神。在这一点上面杜甫可称是一个典范，我们看到在《孟子》中间所提出来的那样一种大丈夫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样的一种大丈夫精神，如果在历史上取一个名人来看，是谁呢？我觉得杜甫，杜甫非常好地实现了这一点，体现了这一点。在这里我想特别请大家注意杜甫的身份，中国历史上面仁人志士不少，我们可以开出一张长长的名单来。但是这张名单中间的大部分人，都是在政治上面有比较重要地位的那样一些人物。这些人物在国家危难的时候，承担起天下的责任，惟独杜甫是一个例外。杜甫一生基本上是一个平民身份，他经常称自己是“杜陵布衣”，“杜陵有布衣”，他又自称是“少陵野老”，布衣也好，野老也好，自己不过是民间的一个普通人，一个平凡的百姓。以一个布衣的身份展示了儒家所崇扬的一种人格典范，这一点我觉得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你如果号召大家学习诸葛亮，学习范仲淹，当然有意义，有价值。但是大家会觉得难以学，他们距离我们太远了，他们的地位太高了，而且我们一般人可能一辈子也没有那样的机会给我们展示这一方面的建树。一般人就是一个普通人过平凡的一生。普通人过平凡的一生，能不能实现道德人格的完善？可以，那就是杜甫。儒家本来是主张“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说凡是人都可以成为尧，成为舜，都可以成圣。为什么？因为人性善，人的本性就是善良的。到了后来，明代的王阳明甚至主张说“满街都是圣人”。看上去满街都是善良的人，这些人都可以成为圣人。假如我们对圣人的这个定义取一个很严格的定义，很高的标准，像朱熹那样高的标准，也许有人会问王阳明，你说满街都是圣人，你给我拉一个出来看看，哪个是圣人？哪个用严格的标准能够称得上是圣人？我想，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请出一位人物来，那就是我们的杜甫。他就是平民中间的一位圣人，虽然本人主要是一种平民的身份，但是他是一位圣人。这是我要讲的第二点，在以人本精神为核心内涵的中国传统文化中间，杜甫是一个代表人物。 下面讲第三点，杜甫不仅仅是体现着儒家的一些道德伦理观念，他还用他的行为丰富了这种内涵，甚至使它变得更加切实可行。这也是对儒学，对传统文化的一个重大的贡献。说杜甫有仁爱之心，说杜甫忧国忧民，他关心人民，关心民族，关心国家，这个大家都知道。因为大家多少是从课本中间看到，大家在读杜诗的时候也深切地体会到，那么这一点我们不讲了。我们来看一看，杜甫的仁爱之心，还不止于此。他除了爱自己的家人，爱自己的朋友，爱自己的同胞之外，他的这个仁爱之心，还推而广之扩展到更大的范围。比如说爱其他民族的人。在盛唐时期，经常发生边境战争，以唐为一方，以其他少数民族建立的其他政权为一方之间发生战争。这些战争的性质很难确定，但是至少有几场可以肯定，唐帝国所发动的战争是非正义性质的。譬如说跟南诏的战争，盛唐时候讨伐南诏，南诏是在云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那一次不管从《新唐书》，还是《旧唐书》，还是从《资治通鉴》来看，应该说都可以肯定错在唐。那么唐对南诏发动战争以后，多次失败，打败仗，在这种情况之下，当时很多人，包括很多有名的诗人都被鼓起了一种谬误的爱国倾向。鼓吹我们要打南诏，要把它打败，这些诗歌的作者包括高适、包括储光羲都在内，都有类似的诗。惟独杜甫是非常清醒地看到了，这一场战争并没有正义性质，而且也只有他清醒地看到了这一场战争对于人民的和平生活，带来的巨大的破坏。所以他写出了《兵车行》，《兵车行》的诗在当时其他人都写不出来，只有杜甫就是他的仁爱精神，他觉得外民族异民族的人也是人，我们的仁爱之心也要施及于他们，我们应该跟他们之间保持和平，他是一种仁爱之心的推广。 那么除此以外，杜甫除了爱人以外，爱人本来是儒家所主张的，儒家认为仁是什么？仁就是爱人。杜甫除了爱人以外，他的同情心，他的仁爱心还推广到人以外的其他动物，推广到宇宙中间的一切生命。那么这一点也是非常突出的，我们在杜甫的诗中间无数次地看到他充满爱怜的描写，动物、植物，不但是那些外形是美的，外形是刚强的坚强有力的，比如马、鹰、松树，这些能够使人引起审美感崇高感的那样一些对象，甚至是一些细小的并不那么美的东西，杜甫在写到它们的时候也充满了爱心。杜甫看到江上面，横着一张密密的渔网，很多鱼都被那张网困住了，他就觉得很同情那些鱼。他说“物微限通塞，恻隐仁者心”。他认为生物有的大，有的小，有的很细小的生物，它们的命运有的不好，有的好。但是人对它们都应该有一种关爱之心，我们知道“恻隐之心”本来是孟子提出来的，但是当孟子提出恻隐之心的时候，他关注的对象仅仅是人。他说有一个小孩子将要掉到井里去，那么我们大人看到都会产生恻隐之心。觉得一个小孩子快要掉下去，他关注的仅仅是人。而杜甫关注地却是推广到所有的生命，宇宙间一切的生命。 另外一点，杜甫也以他本人的行为和实践使儒学所提倡的那种仁爱之心变得更加切实可行。在这里我们要稍微把中国古代的仁爱、仁义精神跟西方的博爱等等稍微做一些对比。我个人认为西方的博爱精神，它最初的来源都是宗教，来源于宗教的博爱精神，本身当然是一种很可贵的价值观伦理观。但是我们推到它的最初的起源，最初为什么会有这种博爱精神？一个是服从于神灵的指点，是神灵叫你要博爱；还有一种是对于人类祖先所犯下的原罪——亚当、夏娃就犯了原罪——的一种赎买。当然还有一种等而下之的，境界比较低的，就是生前做善事，是为了死后进天堂，所以行善博爱之心是对于将来进入天国入场券的预付，我先付一张入场券在这里，死了以后可以进天国。但是中华民族的仁义之心不是这样，儒家强调，仁义理智根于心，都是从内心自然流露出来，自然生发出来的。孟子有一个很好的判断，他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是我们的仁爱之心首先是由于我关爱自己的家人，我敬爱自己的老人，孝顺自己的老人，推而广之，我也爱其他人家的老人；我爱自己的孩子，推而广之，我也爱普天下的儿童。它是一种由近及远、由亲及疏这样的一种自然情感的流动。我觉得这样一种流动，在这个意义上面，生发出来的仁爱之心它更自然，更符合人的本性，也更切实可行。而杜甫他的诗篇，他的行为就很好地阐释了这样一种伦理价值观。我们看杜甫他在诗歌中间，有很多地方既写到他本人以及他的家庭所遭受到的一些不幸，他产生的一些痛苦，同时又延伸到普天下的百姓。当他到鄜县去探亲的时候，突然发现家里最小的儿子已经因挨饿而去世，饿死，他当然非常悲痛，一个小孩子饿死了，他也感到非常惭愧，觉得自己身为父亲，居然没有为他提供足够的食物，使他饿死，很痛苦。但是与此同时，他马上又想到了普天下还有很多比我更贫困的人，他们那些失业之徒。他说的失业之徒就是失去田地的农民。他还想到在边疆前线戍守的那些将士，他们遭受的痛苦比我更加厉害。所以他就把关怀之心从家庭扩展到整个民族，整个国家。当他自己在暴风骤雨之夜，他的茅屋被刮破了，雨漏下来了，自己不得安眠，床上都是潮的。这个时候他想到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他希望的是不仅仅是我一个人拥有一所牢固的、安稳的一所茅屋，有一个容身之地，更希望普天下穷人都能够有这样一个安居乐业的地方。所以他的仁爱之心是推广出来的。 我觉得最典型的作品是杜甫乾元年间在同谷写的那一组诗，那一组诗叫《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那个时候杜甫从甘肃的天水向四川的成都逃亡，因为他生活过不下去了，想逃到成都去。途经同谷，同谷就是现在甘肃的成县，在宝成铁路上，我到那里去看过。那么杜甫到了同谷以后，正是寒冬腊月，他在那里停留了一个月，他的生活陷入了绝境。他在那里写了七首诗，我们看看这七首诗的顺序，第一首说“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就是说我有一个客人，他叫杜子美，他已经白发苍苍了，他生活非常潦倒；第二首就写到他的家人，写到他为了要给家人找一些东西充饥，他就拿了一个铁铲到冰天雪地中间去挖一种野生植物，叫黄独，把这个东西带回去给家人充饥。可惜没有挖到多少，回家以后是“男呻女吟”，就是一家老小都是饿着呻吟，靠在墙壁上面，说话都说不动。第二首写他对家人的关爱；第三首“有弟有弟在远方”，想念他离散在各地的弟弟；第四首“有妹有妹在钟离”，想到他的已经守寡，还拖着三个幼年孩子的妹妹，远在钟离；然后五、六、七这三首想到国家的命运，想到现在战乱不止，天下动荡。他的整个的思考的过程，他的感情流露的一个方向，也是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的这样一种情感流程。这样一种仁爱之心的发扬，我觉得是最符合人的本性，也是最切实可行、最自然的。因此在这点上面，杜甫堪称是儒家仁爱精神的一个杰出的阐释者
压力无处不在 人生无处不存在压力，婴儿是学会走路的压力；学生是学习的压力；大人是工作的压力；老人是生存的压力。
在各种各样的压力下，大家都获得着各种各样的成功。 沙丁鱼是一种营养极高的鱼，在市场上可以买得一个好价钱。
但是许多渔民把沙丁鱼打捞上来时沙丁鱼便会窒息而死。在市场上，只有一个人才能拿出活的沙丁鱼。
人们都很不解，便问他怎么做到的，这个渔民说：“我在把沙丁鱼打捞上来时，在其中放了几天鲇鱼。这样的话，沙丁鱼就会活动起来，就不会导致窒息而死。
所以，我卖的沙丁鱼都是活的。” 这个渔民充分利用了沙丁鱼生存的压力，是他们活跃起来了，使自己取得了最终的成功。
同样，在非洲大草原上，每天早晨，羊睁开眼睛所想的第一件事就是：我必须跑得比狮子还快，否则我就会被它吃掉。而就在同一时刻，狮子从睡梦中起来，首先闪现在脑袋里的第一个念头是：我必须比羊跑得还快，要不然我就会被饿死。
于是，几乎是同时，羊和狮子一跃而起，迎着朝阳跑去。生存的压力，使动物们维持自己的生命，使自己的本领提高。
也正是压力，是更多的人迈向了成功，大开了成功的大门。 生存的压力，使韩信带领士兵背水一战，赢得了胜利；生存的压力，使项羽率领军队以少胜多，消灭了残暴的秦军；学习的压力，是我在考试中更进一步，达成了学习目标…… 压力，是成功的源泉；压力，是生命的资本；压力，是通往胜利顶峰道路上的荆棘……人生·茶 不一样的年龄有着不一样的故事，品味着不一样的人生；不一样的茶有着不一样的味道，拥有着不一样的意义。
少年·云雾绿茶 少年是懵懂无知的，幸福的童年刚刚过去，步入了一个新的、未知的世界。包裹在少年周围的是那浓厚的云雾，在召唤着少年去探索那神秘的谜题。
云雾绿茶生长在山顶清晨接受着露珠的洗礼，傍晚送走夕阳，一天又一天，周而复始。云雾绿茶是青涩的，一如那青涩的少年。
青年·花茶 步入青春时光的青年们，已经筹划好应该如何拥有一段美妙回忆。绚丽多彩的生活成为了青年们最好的保养品，桀骜不驯与张狂仿佛成为了代名词。
花茶花茶，顾名思义，用花泡的茶地位花茶。各种各样的花泡出来的茶也不尽相同，但不约而同的是它们都是那么绚丽，一如那绚丽的青年。
中年·苦丁茶 俗话说得好“三十而立”，中年开始为了家庭而奋斗，为了事业而打拼。这一切往往都不会太顺利，总会遇上一些磕磕绊绊与挫折，只有经历这些之后才会获得真正的成功。
苦丁茶，又名苦茶。刚入口时苦涩，但慢慢品味之后又会感到甜美。
正所谓“苦尽甘来”，一如那跌宕起伏的中年。 老年·铁观音 老年是幸福的，安享晚年，子孙满堂，与孩子一起说说话，享享天伦之乐。
偶尔回想起自己从前的一切，也许有一些遗憾，有一点伤感也在所难免。 铁观音，不凡之中也会稍稍有些苦涩，但很快，这抹苦涩也会烟消云散。
那种返朴归真，一如那幸福的晚年。 人生苦短，我们岂能主宰？但，我们总可以选择人生历程。
不一样的心灵历程，却品味了人生百味。 茶样人生，如此精彩。
团结是成功之基 团结是古往今来每一个老师都会对学生谈到的问题，团结力量大，只有团结，我们才能成功。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是如果许多人组成一个团队时就会有许多份力量结合在一起，成功就变得很容易了。
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谈起成功的秘诀时，他只说了两点：吸取失败的教训和团队。当微软公司刚刚成立时，就是比尔·盖茨和朋友们一首经营和共同打拼之后才会拥有这么高的地位，这么蓝的天空。
比尔·盖茨却没有骄傲，和朋友同进同出，绝不将功劳揽到自己一个人的身上。就在比尔·盖茨退位之后，他也是把总裁之位传给了自己的一位老朋友，而不是传位给自己的儿女。
这就是团结的力量，但是不团结的人，注定要失败。 三国时期的曹操，一生怀疑别人，狡猾、奸诈，不肯重人才，总是认为自己天下无敌。
一旦看到比自己聪明，优秀的人便要绞尽脑汁将他置于死地。就连自己死之前的时候，都要怀疑华佗是否在暗中陷害自己。
宁可不治病，也要将华佗打入大牢。最后曹操逝去，大臣司马懿篡位，昔日的魏国早已名不副实，成了司马懿的囊中之物。
这就是自负的代价。认为自己了不起，坚决不合作，最后毁于一旦。
古有“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今有“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就连孩童嘴里也念叨着“一只蚂蚁来搬米，搬来搬去搬不起；两只蚂蚁来搬米，身体摇来又摇去；三只蚂蚁来把搬米，轻轻松松送洞里。”这就是团结的力量，它是筑成成功大门的根基。
因为，“一花不成春，独木不成林”。
《周总理，你在哪里》
作者：柯岩
周总理，我们的好总理，
你在哪里呵，你在哪里？
你可知道，我们想念你，
———你的人民想念你！
我们对着高山喊：
周总理———
山谷回音：
“他刚离去，他刚离去，
革命征途千万里，
他大步前进不停息。”
我们对着大地喊：
周总理———
大地轰鸣：
“他刚离去，他刚离去，
你不见那沉甸甸的谷穗上，
还闪着他辛勤的汗滴……”
我们对着森林喊：
周总理———
松涛阵阵：
“他刚离去，他刚离去，
宿营地去上篝火红呵，
伐木工人正在回忆他亲切的笑语。”
我们对着大海喊：
周总理———
海浪声声：
“他刚离去，他刚离去，
你不见海防战士身上，
他亲手给披的大衣……”
我们找遍整个世界，
呵，总理，
你在革命需要的每一个地方，
辽阔大地
到处是你深深的足迹。
我们回到祖国的心脏，
我们在天安门前深情地呼唤：
周—总—理—
广场回答：
“呵，轻些呵，轻些，
他正在 *** 接见外宾，
他正在政治局出席会议……”
总理呵，我们的好总理！
你就在这里呵，就在这里。
———在这里，在这里，
在这里……
你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在一起，在一起，
在一起……
你永远居住在太阳升起的地方，
你永远居住在人民心里。
你的人民世世代代想念你！
想念你呵>想念你>
想>念>你……
《周总理，你在哪里》 作者：柯岩 周总理，我们的好总理， 你在哪里呵，你在哪里？ 你可知道，我们想念你， ———你的人民想念你！ 我们对着高山喊： 周总理——— 山谷回音： “他刚离去，他刚离去， 革命征途千万里， 他大步前进不停息。”
我们对着大地喊： 周总理——— 大地轰鸣： “他刚离去，他刚离去， 你不见那沉甸甸的谷穗上， 还闪着他辛勤的汗滴……” 我们对着森林喊： 周总理——— 松涛阵阵： “他刚离去，他刚离去， 宿营地去上篝火红呵， 伐木工人正在回忆他亲切的笑语。” 我们对着大海喊： 周总理——— 海浪声声： “他刚离去，他刚离去， 你不见海防战士身上， 他亲手给披的大衣……” 我们找遍整个世界， 呵，总理， 你在革命需要的每一个地方， 辽阔大地 到处是你深深的足迹。
我们回到祖国的心脏， 我们在天安门前深情地呼唤： 周—总—理— 广场回答： “呵，轻些呵，轻些， 他正在 *** 接见外宾， 他正在政治局出席会议……” 总理呵，我们的好总理！ 你就在这里呵，就在这里。 ———在这里，在这里， 在这里…… 你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在一起，在一起， 在一起…… 你永远居住在太阳升起的地方， 你永远居住在人民心里。
你的人民世世代代想念你！ 想念你呵> 想念你> 想> 念> 你……。
转瞬间严冬已逝，春天已悄悄地来到人间。
春天，是美好的季节，是充满诗情的季节；春天，又意味着一个生机勃勃的开始。自古以来，诗人喜爱春天，赞美春天，是因为春天景色宜人，处处皆可入诗。
漫步古诗百花园，只见咏春诗姹紫嫣红、争奇斗艳，令人目不暇接，随意采撷几朵，慢慢品读，不知不觉已陶醉其中。 “一夕轻雷落万丝，霁光浮瓦碧参差。
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这是北宋诗人秦观的《春日》。
这首诗写雨后春景。瞧，雨 *** 院，晨雾薄笼，碧瓦晶莹，春光明媚；芍药带雨含泪，脉脉含情，蔷薇静卧枝蔓，娇艳妩媚。
这里有近景有远景，有动有静，有情有姿，随意点染，参差错落。全诗运思绵密，描摹传神，自具一种清新、婉丽的韵味，十分惹人喜爱。
“朝来庭树有鸣禽，红绿扶春上远林。忽有好诗生眼底，安排句法已难寻。”
这是宋代诗人陈与义的《春日》。这首诗写春天早晨之景。
耳盈鸟语，目满青枝，绿红相扶，异馥诱人。诗人寥寥几笔，一幅春意欲滴的画面便展现在读者面前，然后，诗人索性止笔，不再描写春景，转而抒情。
春意浓郁，灵感忽生，但诡谲的诗人却用“已难寻”的遁词来诱使读者自己去感受春意，这种虚实相生的方法，给读者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 “远目随天去，斜阳着树明。
犬知何处吠？人在半山行。”这是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春日》。
这首诗写春天傍晚之景。斜阳披丛树，绿地与天接，犬欢叫，人晚归。
这首诗自然贴切，常中见巧，平中见奇，将读者带进全景式的春之氛围，这里有春之境的美妙，有春之色的绚烂，有春之味的浓烈，有春之声的和悦，置身其间，人们会敞开胸襟，尽情欢歌。 “春水初生乳燕飞，黄蜂小尾扑花归。
窗含远色通书幌，鱼拥香钩近石矶。”这是唐代诗人李贺的《南园》。
南园的春天，生机勃勃，富有意趣。春水初生，乳燕始飞，蜂儿采花酿蜜，鱼儿拥钩觅食，这些都是极具春天特征的景物，而远景透过窗户直入书房，使人舒心惬意，欢欣不已。
这首诗生动传神，清新流转，读来令人神清气逸。 “古木阴中系短篷，杖藜扶我过桥东。
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这是南宋和尚僧志南的《绝句》。
这是一首描写春游的绝句。春光明媚，勾起了出家人的游兴，于是走出庙宇，观赏春光。
驾着小篷船出游，将船停泊在古树下，拄着藜杖桥东漫步。虽是平铺直叙，但古木阴中停泊着小船，这个画面很雅，很古朴，颇如一帧中国古代的文人画。
后两句准确精练地表现了春天杏花盛开，小雨纷纷，杨柳飘舞，东风和暖的美丽而宜人的景象，是传诵千古的名句。这首诗情与景汇，物与心谐，诗人抓住春风春雨的特点，略加渲染，便透露出内心的喜悦和对大自然的热爱。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
这是清代诗人高鼎的《村居》。一、二句具体生动地描写了春天里的大自然，写出了春日农村特有的明媚、迷人的景色，二月里，春光明丽，草长莺飞，杨柳以长长的枝条轻拂堤岸，好像被美好的春色陶醉了。
三、四句描述了一群活泼的儿童在大好的春光里放风筝的生动情景，他们的欢声笑语，使春天更加富有朝气。这首诗落笔明朗，用词洗练。
全诗洋溢着欢快的情绪，给读者以美好的情绪感染。 “阴阴溪曲绿交加，小雨翻萍上浅沙。
鹅鸭不知春去尽，争随流水趁桃花。”这是宋代诗人晁冲之的《春日》。
这是一首寓情于景的惜春诗。全诗四句四景，小溪明净，细雨翻萍，鹅鸭嬉戏，桃花逐水，画面十分鲜明，历历如在目前，令人悠然神往。
诗人以鹅鸭“趁桃花”的景象寄自身的感慨，春已去尽，鹅鸭不知，故欢叫追逐，无忧无虑，而人却不同，既知春来，又知春去，落花虽可追，光阴不可回，诗人的惜春之情，溢于言表. 春天的色彩 春天的颜色真是五彩缤纷，太阳是红灿灿的，天空是湛蓝的，树梢是嫩绿的，迎春花是娇黄的……难怪诗人爱吟咏春天，画家爱描绘春天，因为春天是世界一切美的融合，一切色彩的总会。我很奇怪，这五彩缤纷的色彩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选择春天来到大地？ 春天的雨是连绵的、柔和的，它滋润着大地，抚摸着大地，小声地呼唤着大地，在人们不知不觉的时候，他们竟悄悄地汇成了小河，积成了深潭。
啊，原来是春雨给潭水带来绿色的生命。 风和雨总是结伴而来的。
早春的，带点儿寒气的风，吹醒了万物，树梢绿了，大地绿了，连高耸的楼房的平台也绿了。宋朝的王安石有诗云：“春风又绿江南岸。”
说的多么好啊！但又何止是“绿”？ 在风的吹拂下，满山满坡的野花睁开了眼，一朵、两朵，一丛、两丛……连成片，汇成海。人们面对这蓝的、红的、黄的……气势磅礴的色彩的海洋，烦恼没有了，萎靡没有了。
感谢春天的色彩给我们带来向上的力量和信心。 再看看春天的天空吧。
怎么天空也是五颜六色，使人眼花缭乱？啊，那是孩子们放的风筝。在蓝天白云映照下，千姿百态的风筝潇洒自如地飘舞着，飞升着，多么使人心旷神怡的景象啊！春天属于孩子们，天空属于孩子们，然而他们不是同时也在努力地打扮着春天，增添着春天的色彩吗？ 但是，如果你俯下身子去仔细审视，你会发现在悦目的色。
比喻比喻由三部分构成：
1、本体
2、喻体
3、比喻词
（比喻和拟人最大的不同在于比喻含有喻体，拟人没有。）
作用：将表达的内容说得生动具体形象，给人以鲜明深刻的印象，根据事物的相似点，用具体、浅显、常见的事物对深奥生疏的事物解说，即打比方，帮助人深入理解。
比喻的三种类型：明喻、暗喻和借喻：
拟人把物当做人写，赋予物以人的思想、感情、活动，用描写人的词来描写物。
作用：把禽兽鸟虫花草树木或其他无生命的事物当成人写，使具体事物人格化，语言生动形象。
夸张对事物的性质，特征等故意地夸张或缩小。
作用：提示事物本质，烘托气氛，加强渲染力，引起联想效果。
排比把三个或以上结构和长度均类似、语气一致、意义相关或相同的句子排列起来。
作用：加强语势、语言气氛，使文章的节奏感加强，条理性更好，更利于表达强烈的感情（表达效果）。
反复为了强调某个意思，表达某种感情，有意重复某个词语句子。
1. 连续反复（中间无其他词语间隔）
例句：山谷回音，他刚离去，他刚离去。
2. 间隔反复（中间有其他的词语）
例句：好像失了三省，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谁也不响，党国倒愈像一个国。
设问：
为了此起别人的注意，故意先提出问题，然后自己回答。
作用：引起注意，启发读者思考；有助于层次分明，结构紧凑；可以更好地描写人物的思想活动。
反问（激问、反诘、诘问）：
用疑问形式表达确定的意思：用肯定形式反问表否定，用否定形式反问表肯定，只问不答，答案暗含在反问句中。
作用：加强语气，发人深思，激发读者感情，加深读者印象，增强文中的气势和说服力。
对比：
对比是把两种不同事物或者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放在一起相互比较的一种辞格。
例如：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臧克家《有的人》）
运用对比，必须对所要表达的事物的矛盾本质有深刻的认识。对比的两种事物或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应该有
互相对立的关系，否则是不能构成对比的。
经常用的就这么多吧
期以来方言研究侧重语音而忽略词汇、语法之偏向被逐渐扭转过来，研究方法的主流从一般的记录描写转入探索各种方言现象的规律。本论文选择马卜江村方言的几个语法现象(马卜江村方言的七个句式，马卜江村方言的动态助词，马卜江村方言形容词构形法)作为研究对象，原因有：(1)本方言是笔者母语，较容易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特别有利于加强方言研究的薄弱环节——语法的研究。(2)湘方言(本方言属老湘语)是汉语在地域上由北向南发展的第二站。(3)本方言语言现象丰富。本文研究方法是，在描写记录的基础上，进行方言比较和语言理论分析。此论文对汉语史的整体把握，方言的比较，普通语言学理论的探讨，本地方言的词典、地方志的编纂，以及对湖南人学习普通话等方面都有所帮助。 本方言有七种句式值得注意。本方言的处置句，补语句，双宾句，比较句，被动句这五种句式值得注意的特点分别是：(1)在处置句中，介词位于宾语前和位于宾语后两种句式使用频率差不多，甚至可以将介宾结构中的宾语提至句首，而介词却保留在原来的位置。(2)对于带有补语的句子来说，下面三对句式分别为同义句式：a、“动+宾+补”与“动+补+宾”；b、“动+宾+补”与“动+宾+动+补”；c、“动+定+宾”与“动+宾+动+补”。(3)双宾句中，指向间接宾语的介词“起”[(?)‘i]与普通话的介词“给”有同有异；双宾句的“动+直接宾语+间接宾语”与“动+直接宾语+动+间接宾语”为同义句式。(4)比较句中，差比句中的虚词[·ti]与平比句中的虚词[(?)]较为特殊。(5)本方言与普通话被动句的区别是：本方言中施动者不出现的被动句，不能有表示被动的介词，而普通话却能有(也可以没有)。 本方言中的“重复”、“隔离反复”这两种语言现象也值得注意。虽然本方言的“重复”与词法中的构形法的重叠，以及与普通话中修辞手法的连续反复有相似之处，但从反复的方式、次数及其表达的语法意义来看，“重复”与“重叠”，“连续反复”是不相同的。本方言“隔离反复”的句式与语法意义是特定的、单一的，与构形法的“重叠”，修辞手法的“隔离反复”差别更大。笔者认为本方言的“重复”与“隔离反复”都属于句法范畴，因而将其视作两种句式。隔离反复的三种具体形式是：(1)“b是ab，但…“；(2)“ab是ab，但…”(3)“a是ab，但…”。 本方言动态助词的研究具有多方面的理论意义。将本方言与湖南省的长沙话，双峰话，安乡方言，怀化方言，广东省的连平话(属客家话)等方言的动态助词进行对比，可以为方言比较，原始方言拟测，方言地图，语音变异，词汇扩散等方面 的研究提供参考。从动态助词“倒”与“啦”的关系，可以探讨离散式音变。连续式 音变，以及词汇扩散等理论的得失。研究“咕哩”等完成态动态助词在紧缩复句中 的具体运聊可以看出在具体语言中，句子形式和它表达的句法意义之间的搭配 情况。 马h江方言形容词的构形法分前加式和后加式两种，其主要方法是重叠和附 －加，而且它们经常结合使用：构形法各具体形式之间有着大致的分工。构形法中 ’4 的词缀b有些仅表语法义，有些则兼表语法义和词汇义；词缀“哩”是后加式的标 志，它是由句法单位演变为词法单位的；词缀卜tgi＊则是由词汇单位演变为语法 单位，和它搭配的形容词的性质必须是令人喜爱的。从形容词构形法的各形式在 语言中的运用实例中，我们可以知道它们做主语＊语、宾语、定语卞语时（不可 以做状语）龌体情况。
修辞手法是为提高表达效果，用于各种文章或应用文，在语言写作时表达方法的集合。修辞手法一共有63大类，78小类。通过修饰、调整语句，运用特定的表达形式以提高语言表达作用的方式。
比喻：用在记叙、说明、描写中，能使事物生动、形象、具体，给人以鲜明的印象；用在议论文中，能使抽象道理变得具体，使深奥的道理变得浅显易懂。
比拟：能使读者对所表达事物产生鲜明的印象，产生强烈的感情，引起共鸣。
借代：能起到突出形象，使之具体、生动的效果。
夸张：可以引起丰富的想象，更好地突出事物的特征，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
对偶：形式上音节整齐匀称、节奏感强，具有音律美；内容上凝练集中，概括力强。
排比：可增强语言的气势。用来说理，可把道理阐述得更严密、更透彻；用来抒情，可把感情抒发得淋漓尽致。
设问：总的作用是引起读者思考。用在标题上，能吸引读者，启发读者思考，更好地体现文章的中心；用在一段的开头或结尾处，除引起思考外，还有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用在议论文中，能使论证深入，脉络清晰。
引人入胜。 各种修辞手法极易让读者展开联想，很多时候联想到的东西距离文章会越来越远，但却始终不会断线。这是文章的魅力所在，但也融合了读者本身的阅历和思想。 举例：一棵树。这三个字平铺直叙，没有什么意味，完全不引人注意。但如果加上比喻或拟人，或夸张等等，把它描绘得活灵活现，那就很吸引人了。文章还须人来读，必须要让它有吸引力。吸引力从何而来？就从各种修辞手法中来。
具体有比喻：可分为：明喻、暗喻、借喻、博喻（又名复喻）、倒喻（又名逆喻）、反喻、互喻（又名回喻）、较喻（又名强喻）、譬喻、饰喻、引喻、隐喻； 有白描，比拟（又名比体），避复，变用，层递，衬垫（又名衬跌） ，衬托（又名反衬、陪衬），倒文，倒装，迭音，叠字复叠，顶真（又名顶针、联珠），对比，对仗（又名对偶、队仗、排偶），翻新，反复，反问，反语，仿词，仿化，飞白，分承（又名并提、合叙、合说）； 有复迭错综，复合偏义，共用，合说，呼告，互体，互文，换算，回环，回文，降用，借代，设问，歧谬，排比，拈连，摹绘（又分为：摹形，摹声，摹色），列锦，连及，夸张，警策，示现，双关，重言，重叠，指代，用典，引用，移用，须真（又名联珠），谐音，歇后，象征，镶嵌，析字，委婉（又分为：迂回语、谦敬语、避讳语），婉曲，通感（又名移觉、移就），跳脱，转文，复踏。
诗歌进入唐代，文质彬彬，蔚为大观。三百年间，诗家辈出，除了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辉耀千古的巨星之外，还有“初唐四杰”、陈子昂、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刘长卿、韦应物、李商隐、杜牧、温庭筠等等数不清的璀璨的星星。可以说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士子僧尼。三百年间，名篇浩瀚，据不完全统计，有五万五千多首。诗歌反映生活面之广阔，内容之丰富，情感之饱满，技巧之纯熟，音律之严整和谐，达到前所未有，后人也难以攀越的高度。诗在唐代，是一个鼎盛的时代！一个黄金的时代！ 然而，关于唐诗兴盛的原因，却没有一致的见解，虽争论不断，然难归于统一，其观点主要有下列数种。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 诗人地位的转移。认为唐诗的内容之所以丰富，涉及到各个方面，一方面是因为诗人的地位有了变化。唐以前的诗坛大部分掌握在君主贵族手中，而唐代诗人大多出自民间，他们都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并对现实社会有深切的体验。譬如高适、岑参、王昌龄、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孟郊、张籍、元稹、白居易等等，大都是从穷困或是从流浪中奋斗出来的。“唐代用科举考试，打破了过去几百年的门阀制度，使得中下层知识分子，通过考试，可以登上政治舞台。这不仅在政治上反映出进步性，同时在文学上也反映出进步性，这是一个文化普及的解放的新时代。从此被压迫的中下层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文化上得到自由发展的机会，于是文学的创作，就冲破了六朝贵族文学的束缚，深刻广泛地反映了人们的生活与感情，丰富和提高了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从君主贵族掌握的诗坛，转移到中下层知识分子的手里，实在是使唐诗发达起来光辉起来的最重要的原因。” 二、 统治阶级的提倡。刘大杰先生举太宗、高宗、武后、中宗及玄宗为例，说明唐统治者无不爱好文艺音乐，提倡风雅，尤其是在科举中，把诗歌的创作作为一项考试的内容，使诗歌一门成为“文人得官干禄的终南捷径”和“青年的必修科目”。这种大力的提倡，使诗歌的兴盛发达与普及成为“必然的现象”。 三、 诗体进化的规律所致。六朝开始形成七言古诗和律、绝新体诗，在形式、音律和词藻各方面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唐代诗人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大显身手，“来完成诗歌本身尚未完成的生命”，从而造成光辉灿烂的成就的。另外，南北文风的融合与民族的创造力量也是唐诗繁荣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在南北朝时，两个政权虽然相互对立，但文化与血液交流的激荡，一刻也不曾停止。到了唐代统一，南北文风，得到进一步的融合，形成新的风格，表现出民族强大的创造力量。 北京大学中文系专业1955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从多方面分析了唐诗兴盛的原因，然最为强调的是唐代的经济繁荣与阶级斗争。书中说： 如前所述，国家的富强昌盛，社会的和平安定，生活的富裕安乐，不仅使诗人们能够“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丰富了生活经历，扩大了眼界，而且培养了诗人乐观的精神以及为祖国建立功业的理想，激发了对祖国山河的热爱。而阶级社会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以及诗人个人政治上的失意，又直接或间接地使诗人接触现实，正视现实，从而孕育了他们对现实的叛逆精神，或批判现实的精神。 这种分析问题的“视角”显然带着时代的政治特点，但不无道理。北京大学1955级的《中国文学史》所揭示的其它原因约略同于刘大杰先生的。 吉林大学中文系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稿》更加重视从社会政治经济基础上寻找原因，他们认为的原因主要有：一、统治者吸取历史教训，对农民采取一些让步政策，阶级矛盾有所缓和，使生产力得以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相对繁荣，文化艺术亦随之欣欣向荣；二、唐王朝不断巩固边防，并扩张疆土，促进了中外贸易和文化的交流；三、商业城市的兴起和市民阶层的形成；四、由于实行科举制度，中小地主阶层的知识分子成为统治的基本依靠力量。这四个方面都对唐代文学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所述的原因中有一个原因是之前学术界未提到的，即“文禁松弛”。书中说： 就整个唐代来说，是封建社会中的繁荣上升时期，统治者对自己的统治力量还具有一定的信心，在文禁方面也比较松弛，不像以后的宋、元、明、清的统治者那样在文禁上一代比一代更加严密而残酷。 该书认为，这一个原因对于文学的发展相当的重要。 游国恩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所揭示的原因与他人略有不同，不同之处有两点：一是说唐代诗人对文学遗产采取批判继承、推陈出新的态度，他们既不拜倒在古人脚下，又能虚心地向古人学习。二是诗歌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这固然是唐诗繁荣的结果，但反过来又促进了诗歌创作的发展。 马茂元在《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中也探讨了唐诗繁荣的原因，他主要讲了三点：一是唐代诗人继承和发扬了过去诗歌的优秀传统，二是对民间文学高度重视，从民间文学中吸取营养，三是“诗不言法”，“他们没有被任何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所束缚，被嵌在一个模子里，而是每个诗人，都能以自己独有的面貌与我们相见。”马氏因为没能从社会基础——政治经济的视角去分析，还遭到了时人的批评。 1979年之后，文学批评的禁区被打破，唐诗繁荣原因的讨论又活跃了起来。《文学评论》于该年第1期刊登了梁超然的文章，对之前的看法提出了商榷。认为将诗歌的繁荣与经济的繁荣直接联系起来是一种“庸俗化倾向”，亦与唐诗发展的实际情况不符。例如唐太宗贞观时期的经济高涨就并没有带来诗歌的高潮。再者，作者也不同意把庶族地主阶级视为唐代诗坛的主要阶级基础和唐诗繁荣的决定力量，认为那种说法夸大了世、庶斗争的意义，夸大了庶族地主的进步性。实际上，“庶族地主”是个极其复杂的概念，是否是一个统一的阶层以及能不能形成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都值得怀疑。同一期的《文学评论》上，还发表了皇甫煃的《唐代以诗赋取士与唐诗繁荣的关系》一文，该文对于把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视为“促成唐诗繁荣的一个直接原因”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科举制度只是一种考试制度，庶族地主可以利用它，世族地主也可以利用它。”“笼统地说唐代以诗赋取士因而促成了唐诗的繁荣，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初唐这一百年间，不用说还没有以诗赋取士，连律诗的最后定型也要到沈佺期、宋之问那时候，更不用说像后来那样用五言排律来考试进士了。然而初唐时期还没有以诗赋取士而诗歌已相当繁荣，这说明唐诗繁荣还有其它更重要的原因。” 之后，许多专家仍坚持经济繁荣与唐诗兴盛有直接的关系。王水照《再谈唐诗繁荣的原因》（《文学评论丛刊》第7辑）一文，分析了其关系的具体内容：① 经济的繁荣为诗人创作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和良好的创作环境。② 经济繁荣造成的国力强大，直接影响到唐诗的创作精神，那就是“蓬勃向上、奋发有为的理想”、“表现于不同题材、体裁中的开阔境界和昂扬的气象”。③ 经济繁荣所造成之交通、旅游和商业的发达，促进了诗歌内容的丰富和题材范围的扩大。④ 经济繁荣为诗歌的发表和流传提供了物质手段（“发表和流传”指驿寄、投赠、“温卷”、题壁等）。 最近出版的章培恒等人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强调了多种思想并存的局面对唐诗繁荣的积极影响。该书说：显然儒家思想在唐代是公认的正统思想，儒家经典是士人必读的书籍，在进士科和明经科的科举考试中，也都要考经书。而且，自唐立国以后，一些文人要求重兴儒学的呼声时起时伏，从未停止。这些都证明，儒学的地位在唐代较之魏晋和南朝有所提高。但是，儒学却并没有获得统治性的地位。道教和佛教，无论在统治集团还是在整个社会中，受重视的程度都不低于它。这种思想多元化的状况，使得思想界较为自由活跃，文学创作也很少禁区。 仁智之见，都不无道理。但是独取哪一家之说都显得不够全面，可否将上述各点全部列上，都算作兴盛之原因呢？（朱恒夫，见《中国文学史疑案录·诗赋词曲编》）
写论文时可以先稍微提一下李清照词的风格婉约中又有几种，然后找到你想论述的观点进行展开，然后找一首李清照经典的词（如《声声慢》）进行赏析，并对个别词句进行鉴赏，同时也可以找一些婉约词派的词与之进行对比，比如柳永，晏殊，秦观，李煜等。通过对比论证的方式，让李清照的词更别有一番风味。
汉代，出现了为配合音乐而歌唱的诗即“乐府诗”。
在语言上有四言，五言，杂言，但多数是五言的。
这以后曹操父子以及陶渊明为首的文人们发展了五言诗。
同时，七言诗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乐府诗的代表作<<孔雀东南飞>>,<<陌上桑>>在诗歌历史上有很大的文学价值。
汉魏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转型时期。
汉（末）魏六朝在政治上是中国历史上的乱世和黑暗时期，但在思想文化艺术史上却非常重要，其影响之深远，直达现今。
在魏晋南北朝以前，诗的格律和声韵还没有形成大家共同遵守的规律，只是由作者按照个人的内容需要和声韵感觉来进行写作。
到了魏晋，由于受到了印度（古称天竺）的梵音学的影响，我国的声韵学得到了发展。
齐梁的周喁和沈约总结了汉字的发音规律，提出了“四声”“八病”之说，使诗歌创作由自然的声律发展到讲究追求声律，出现了作诗要注意平仄和韵律的性质，形成了格律诗的主要内容。
说起汉魏诗学，我们不得不提起建安文学。
建安文学成就的主要代表是三曹父子兄弟以及孔融、王粲、刘桢、阮瑀、徐干、陈琳、应暘等。
这些人被称为“建安七子”。
后人称这一时期是“结束汉响，振发魏音”，它标志着汉代文学风格样式的结束，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
唐代李白有诗赞扬“蓬莱文章建安骨。
中国自孔子以后相当一个时期里，文学崇尚理性，以说理，叙事为主，所以有“诗言志”、“文以载道”的说法，成为传统。
但三国时期却出现了“缘情”的主张，与“言志”并提。
“缘情”大体相当于今天所说的抒情。
象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曹丕的“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等等，就是这样的诗歌。
汉魏诗学除了建安诗体外，还有一继承了《诗 国风》“民间自然性情之响”的诗歌体裁，即“汉魏乐府”。
继《诗经》《楚辞》之后，两汉乐府诗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又一壮丽的景观，作为一种新的诗体，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汉乐府以其匠心独运的立题命意，高超熟练的叙事技巧，以及灵活多样的体制，成为中国古代诗歌新的范本。
例如格调自由，情感真切的《古歌》；坦露女子对爱情的忠贞誓言的《上邪》；形式齐整，言词优美隽永的《迢迢牵牛星》；以及故事曲折起伏，人物性格鲜明，言语明快简洁的叙事类民歌《陌上桑》、《孔雀东南飞》。
受汉乐府的影响，汉魏诗学经历了由叙事向抒情，又模仿民歌到作家独创的转折。
列如传承至今的《古诗十九首》即是出自汉代文人之手。
而建安文学的创作，则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徒诗的转变。
中国传统诗歌也由此迈入雅文学的行列。
此外，诗歌从四字一句的“四言诗”发展到今天仍然很通行的五字或七字一句的“五言”、“七言”诗体，也是在汉魏之际确立的。
一般认为，曹操的《观沧海》、《龟虽寿》等四言诗是前代诗歌的“压卷之作”，也就是说四言诗中最后出现，却又是最好的作品，而曹丕《燕歌行》的灵活自由的七言诗，则为后来的七言律诗开创了一个新时期。
魏晋时期，其诗歌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魏晋风度”。
它包含有“狂饮”、“放诞”等狂放的行为，有“清谈”、“隐逸”、“拟古”一类奇特的风气，也有儒、道、佛混杂的思想。
在题材上，汉魏六朝的诗歌除了“缘情”之外，又产生了“山水”、“田园”和“玄言”等不同诗派；在诗风上，则出现了自然清新，明白晓畅的主流；在形式上，则共同趋于五七言的整齐，进而形成了完整严密的格律。
三、盛唐诗风
如果把中国诗歌流变的历史，譬作九曲黄河，那么究其源始，犹如雪水消融，点点滴滴，接下来则如轻溪泻地，随意流转，灵动自如，终于在汉魏六朝间进入了一个汇湾，吸纳他源，积蓄能量，汗漫浩荡。
直至隋唐则突然变化为飞瀑万卷，声势浩大，奔腾不息，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天地。
对唐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是怎么估价都不算过分的。
鲁迅答杨霁云函锐：“我认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作完。
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甘而不必动手。”（《鲁迅书信集》
唐朝是我国诗歌的黄金时代，约300年中，流传下来的诗歌就将近5万首，比西周到南北朝的1600多年留下的诗篇多出2倍多。
唐诗内容丰富，风格多样，以大诗人李白、杜甫的诗歌成就最高，达到诗歌创作的高峰。
令后世诗人豪士可望而不可及。
这是中国诗歌的宝藏，也是中国诗歌的丰碑！
陈子昂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骨与兴寄两大主张。
陈子昂的诗歌鲜明的表现了他的理论，无论是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都是如此。
形式上都是五言古诗，内容表现是多方面，十分丰富的。
陈子昂所追求的是风骨，与他大致同时的张若虚，却在创作中追求明丽纯美。
他的一首《春江花月夜》达到了纯美的极至。
闻一多在《宫体诗的自赎》中总结《春江花月夜》说：“向前替宫体诗赎清了百年的罪，因此，向后也就和另一个顶峰陈子昂分工合作，清除了盛唐的路”。
盛唐之后，国力由盛而衰，而诗歌的格调也身受其影响。
如冷落寂寞的大历诗风。
此后，诗人们着力于创新，创作出大量极富新意的各体诗歌。
尤以韩孟诗派为盛，其代表人物有“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古今之穷”的韩愈等。
韩愈致力于诗歌创新，主张“不平则鸣”。
陈寅格先生称其诗“既有诗之优美，复具文之流畅，韵散同体，诗文合一。”
与韩孟诗派同时稍后，中唐诗坛又崛起了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元白诗派。
这派诗人重写实、尚通俗。
二者虽背道而驰，但实质却都是创新，取途虽殊而归趋则同。
步入晚唐，社会衰败，政治黑暗。
诗坛又涌现出一批优秀的诗人。
如杜牧，贾岛，隐士诗等。
而晚唐诗歌的集大成者乃属李商隐。
李诗艳而不靡、凄美浑融、情调幽美、意象朦胧，最为杰出的则是其以无题为中心的爱情诗。
唐诗是唐人的是一种生存和竞争方式，也是唐人的一种思维方式。
他们状物言情，或者表达曲折微妙的情绪，索性直接以诗为言，信手拈来。
研究唐诗兴盛之由的著作如林，但除了从经济政治立说的“反映论”外，我们似更应该注意文化的因由。
我们谈“唐诗”，不应该离开“唐风”。
四、诗的低谷
“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是经历了盛唐之后宋元明清的诗歌的最贴切的写照。
随着诗歌在唐代达到鼎盛之后，诗歌在文坛中的地位逐渐衰落，本来桀傲不驯的诗歌洪流，在此之后一变而为一副循规蹈矩，安详驯顺的模样了。
经历了隋唐盛世，封建社会在浩瀚的中国历史中逐渐发展到了顶峰。
一 唐诗与唐以后的诗 研究唐诗，原本是范畴明确边界清晰的，如许文玉的《唐诗综论》、胡云翼的《唐诗研究》、苏雪林的《唐诗概论》、杨启高的《唐代诗学》、王士菁的《唐代诗歌》，直到陈伯海的《唐诗学引论》都是有关唐一代诗歌的研究，视野完整或者说对象完整，论述也完整。我曾经说过，做唐诗研究“可以完全忽略不计与宋诗的纠缠”。但做宋诗研究的人与唐诗的纠缠太多、太深的缘故，孤立地谈唐诗似乎也就缺乏一个比较的视角。因此最注重唐诗学科建设意义的《唐诗学引论》首篇“正本篇”中也不得不先要提到“宗唐宗宋”的历史争议，也要就唐宋诗比较的学术意见中引出自己的思考。钱钟书《谈艺录》开篇第一节就是“诗分唐宋”，明确提出“诗分唐宋乃风格性分之殊非朝代之别”，他有一段很著名的话称：“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态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曰唐曰宋特举大概而言，为称谓之便。非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东野实唐人之开宋调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灵则宋人之有唐音者”。钱先生这段话概念很清楚：唐诗不必出于唐人，即唐人写的未必就是唐诗；宋诗不必出于宋人，即宋人写的也未必就是宋诗。——唐诗宋诗应以审美质性来划分，即以“体态性分”来判别，所谓“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所谓“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这个诗学审美意见影响极大，流播极广，将唐诗的时代概念打破了，或者说打通了，然而它也只是诗学理论上的一种极有价值的审美见解（德国的席勒与清代的吴雷发均有类似的意见），“美学”上固然有突破的意义，而在“历史”上的雷池却仍无法跨越。——唐诗仍有它天然的、不可移易的历史规定性。我们看钱先生的《宋诗选注》，就没有选收一首唐朝人的诗歌，尽管他谈过杜甫、韩愈、白居易、孟郊都写出过真正的“宋诗”，开出宋调之先河。 严格意义上的“唐诗”，无疑即见于《全唐诗》与《全唐诗》的各种“补编”（包括《全唐诗逸》、《补全唐诗》、《补全唐诗拾遗》、《全唐诗补逸》、《全唐诗续补遗》和《全唐诗续拾》等）里的诗——全唐的诗的数目亡佚的无疑要大大超过存世的，在辨识上似乎也应撇去《全唐诗》始作俑收录在这些书里的五代诗。从唐人孙翌第一部编选唐诗的《正声集》开始，《南薰集》、《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才调集》等著名的“唐人选唐诗”以来，历王安石《唐百家诗选》、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元好问《唐诗鼓吹》、高�秉《唐诗品汇》、胡震亨《唐音统签》、钟惺、谭元春《唐诗归》、王士礻真《唐贤三昧集》、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到孙洙《唐诗三百首》，到余冠英主编的《唐诗选》，再到葛兆光选注的“中国古典诗歌基础文库”的《唐诗卷》，千余年唐诗精华不断被人甄选推扬，唐诗的精魂血魄已沉潜于中华民族的灵魂里，融化在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成为一个古老诗国的光辉灿烂诗歌遗产的顶峰与典范。以至于鲁迅先生要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而中国的文化巨匠的成长几乎无不受到过唐诗的雨露沾溉，如郭沫若在《少年时代·我的童年》里就说到他的母亲，“她完全没有读过书，但她单凭耳濡目染，也认得一些字，而且能够暗诵得好些唐诗。在我未发蒙以前，她教我暗诵了很多的诗。”——这又可见出中国民间唐诗之深入人心，这也正是《唐诗三百首》这样的普及读物，不断有“新注”，又不断有“新编”的原因了。 当然我们应看到从唐代以来对唐诗的认识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唐人眼中的唐诗似乎更应该引起我们研究的兴趣，我们要更多看一看唐人对唐诗的地位的认识与理解、唐人审美趣味的承续与演化、唐人对唐诗人成就的评价及其依据的文化价值、哲学内涵的思考。这里我只想就唐人眼中的唐诗，包括唐人选诗评诗的实践扼要指出三点：一、唐人选唐诗各家标准差异很大，宗旨也大异其趣。有的对唐诗（盛唐为主）评价很高，如殷＠③的《河岳英灵集》；有的批评甚峻，如元结的《箧中集》；有的树“察风俗之邪正”，“审王化之兴废”为选评准则，强调政治讽喻“系国家之盛衰”，如顾陶的《唐诗类选》；有的以韵美调新、风情宛然为艺术追求，宣扬“韵高而桂魄争光，词丽而春色斗美”的审美趣味，如韦谷的《才调集》。这里可以见出唐人对唐诗的认识差异很大，文学主张与审美趣味各呈其词，颇有一种百花齐放、众声喧哗的自由局面。二、编选范围五花八门，有的主要甄选一个时期如初唐，如盛唐，也有主要选大历诗人的。前期的几种选本往往将唐诗与六朝诗编在一起，以为一脉承传。也有的企图目观全唐，尝试集大成打通一代诗歌。目光一路朝放大走，一路朝精细走，呈现多元的认识判断，唐诗史的历程初具界碑。三、在诗人取舍上更是目断心审，标准林立。最令人感到诧异的是几种重要的选本都不选杜甫。如果说《箧中集》因局格太狭窄，主张太偏激，不选杜甫可以理解的话，殷�《河岳英灵集》的不选杜甫似实难理解。从他完备且明确的理论主张，如“神来、气来、情来”的创作意识，如“既多兴象，复备风骨”、“既闲新声，复晓古体”，称美建安气骨又不忘太康宫商的审美标准来判断，不选杜甫更是不可思议。他的选诗以盛唐为主，也确实反映了盛唐诗歌的气象风貌，他甚至有意识地要通过诗歌评选和理论概括立出自己的文学主张。然而他竟没有注意到杜甫，或者说竟放弃了杜甫！殷�选诗时密切注视诗坛动态发展，敏锐地探捕新星，荐拔佳篇，而且认真分析寻索同时代诗人的风格特点。再如果说殷�之不选杜甫还有其客观条件的限制，如杜甫彼时进入诗坛不久，诗名不很大，信息交通不发达等等，那么，晚唐人韦谷的《才调集》不收杜甫，则更令人无法解释。《才调集》十卷，规模宏大，选诗一千首，初、盛、中、晚齐全，而且还选了和尚和妇女的诗，却不选杜甫。而且此书明显是承接韦庄《又玄集》的模式框架，人又与韦庄同在西蜀先后做官，应该是信息资料上可以沟通接续的。《又玄集》三百首，选了杜甫，《才调集》一千首却不愿选杜甫，而且从审美主张上他能独具只眼地选白居易的《秦中吟》，竟不肯选杜甫。这跟后来的千家注杜局面真是不可同年而语，这一点应引起我们足够的学术兴趣。——总的来说，唐人眼中的唐诗与我们今天理解中的唐诗有很大差异，这个差异或正是我们今天的唐诗研究者不可忽略的。同时代人的认识与评介或许更有人文层面上的研究意义和历史文化及其接受领域上的判断价值。 唐以后的诗基本上笼罩在唐诗的影响下。五代十国五十年，与晚唐往往看作一体，与宋初又混沌接续，不易分割。宋初六七十年间，宋人学白居易，学李商隐，学韦应物，学张籍，学贾岛，又移步到学韩愈，学杜甫，沿王禹�、梅尧臣到欧阳修始出露自己的面目，到王安石、苏轼与黄庭坚三大家，才真正形成宋诗体制。所以严羽说：“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但到了南宋的中晚期，四灵、江湖派又掀起回归唐诗的大潮，学贾岛、姚合，学晚唐的风气，一直绵延到南宋的灭亡。元诗不甚发达，无论是元诗四大家，还是刘因、姚燧、杨维桢、萨都剌等都在一片宗唐学唐的潮流里沉浮，学李杜，学白居易，学韦应物、学李商隐，尤其是元末的一股学李贺旋风，仙灯鬼火，大放异彩。明李东阳《怀麓堂诗话》说：“宋诗深却去唐远，元诗浅，去唐却近。”——元诗的学唐近唐，大多趋于“�缛绮丽”的一路。胡应麟所谓“元人诗如缕金错采，雕绘满眼”。——元人学的唐也在“中晚”，不过不同于宋季学的“中晚”，一条趋走的是李贺、李商隐绮丽之路，一条追尚的是贾岛、姚合“清苦”之风。或许正是出于反拨归正的心理，元之后的明代，从高�秉到前后七子重新打出严羽的“诗必盛唐”的旗号。南宋的严羽曾心怀忧患地指出：“唐诗之说未唱，唐诗之道或有时而明也。今既唱其体曰唐诗矣，则学者谓唐诗诚止于是耳，得非诗道之重不幸邪。”——故他提出了“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的明确口号。——明前后七子“诗必盛唐”不仅总结了严羽的理论经验，也总结了元诗学唐的创作实际。由于他们的诚挚提倡与逼真实践，明诗在公安、竟陵之前的“盛唐”面目尽管傀儡装束、肤廓皮相，却是唐诗传承史中最辉煌的一段。 清初的诗人与学者，显然眼孔放得大了，晚明乱提口号，师心自重，闹哄哄的诗坛局面使他们多了个心眼，不肯轻易跟着别人走。但大的样板却只有两块：唐与宋，正如钱钟书所说，没有第三条道路。到了那个时候，无论是谁，“所作不能出唐宋之范围，皆可分唐宋之畛域”。于是，宗唐宗宋形成了胶着状态，宗宋的黄宗羲、吕留良、吴之振、叶燮拼命拉抬宋诗的地位，顾炎武、朱彝尊、王士礻真、毛西河等“大家”则力主唐音，又偏重盛唐。吴乔、贺裳、冯班等一批小批评家则又花言巧语鼓励引诱学晚唐。王夫之干脆说宋一代无诗，他评选古诗、唐诗、明诗，独不取宋诗（因为元一代在异族统治之下，他干脆也一笔抹去了元诗）。清初特定的政治文化和思想史背景左右着人们的审美旨趣和批评情绪，诗坛人物多少有些情绪化的表现，理性思维气氛淡薄。难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论及这个局面时要说：“尊唐抑宋，未为不合。而所谓宋诗，皆未见宋人得失，漫肆讥弹，即所谓唐诗，亦未造唐代藩篱，而妄相标榜”。到了乾嘉时，唐宋诗之争才趋于调和——恰恰本于人心思想的趋于平和——诗坛上可以各自宣明旨义，不必漫肆讥弹。沈德潜主唐音，讲求温柔敦厚；翁方纲喜宋调，尤好辨析肌理；袁枚出入唐宋，唯性灵为归的；赵翼则更是放大眼孔唱出：“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互相不见倾轧与攻击。但沈德潜有两句话还是相当委婉精到地道出了他主唐音美学上的原因：“唐诗蕴蓄，宋诗发露。蕴蓄则韵流言外，发露则意尽言中。”——这段话与钱钟书先生的“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有些貌似，但钱说更多有一点双峰并峙的意味，而这种双峰并峙的具体阐释无疑要以缪钺《论宋诗》中“唐宋诗之异点”之“论其大较”一段名句为代表。总括而言，唐人的诗更多一点主动性的感情发抒，自主且真率；更多一层心灵的自然流荡，澄净而明朗；更显出一种自由的独特风格，唐人评判外部世界的意见主观单纯，往往带有唯美的意绪。宋诗及宋以后的诗不免多一层模仿的味道。王闿运《论唐诗诸家源流》（《王志》）说：“三唐风尚，人工篇什，各思自见，故不复模古。”而宋人则不免被认为是最要模古的，后来的宋诗派更是有意标榜宋人处处是学着唐人的，好用唐诗的标准来评判宋诗，好以唐诗的模式来比附宋诗。如陈衍在《宋诗精华录》卷一的“按语”里，以唐诗发展的过程阶段来套宋诗发展的脉络线索，仿严羽、高�秉的初盛中晚四唐说来规画初盛中晚的四宋说，不仅四期一一对应，而且四期的代表人物也一一对应。——不管这种刻意模古是否道出历史真相，也不管宋诗的面目是否被人误解，宋诗以及宋以后的诗实际上已被主流的诗学批评家们人为地与唐诗的形体血脉粘连在一起，而唐诗与唐以后诗的魂魄气骨、精神风貌的区隔却是更清晰可辨了。 二 唐诗学术与唐学术 张潮《秋星阁诗话》小引云：“李唐之世，无所谓诗话也。而言诗者，必推李唐。……夫唐人无诗话，所谓善《易》者不言《易》也。”——诗话以北宋欧阳修《六一诗话》为始作俑。唐一代无诗话，但不能说唐一代没有诗歌的理论建设，没有有关诗歌的“学术”。但是唐人不是善《易》而不言《易》，只是用力在《易》也即是诗的致“善”之道。致“善”之道大抵有二：一、为做诗做好各种充分的准备工作——各种文学类书的编纂；二、为做诗定出细密的格式、法则——各种诗格、诗式的编撰。 类书，是介乎文学与学术之间的（或者说是混合了两者的）一种做文做诗的参考书。体制上以语词、文句、典故、事实、妙语镌策汇编为主，所谓“英词丽句，以类相从”，所谓“事类联属，便于采撷”。这种类书有唐一代名目繁多尤以初唐产品为夥：《文思博要》、《累璧》、《瑶山玉彩》、《三教珠英》、《芳林要览》、《事类》、《文府》、《碧玉芳林》、《玉藻琼林》、《笔海》等等。如今存世名声最大则有《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和白氏《六贴》（大部分都亡佚了）。闻一多在《类书与诗》（《唐诗杂论》）说它是“太像文学的学术和太像学术的文学”，“不过是《兔园册子》的后身，充其量也不过是规模较大品质较高的《兔园册子》”。这一类文学参考书或者做诗实用手册，从中央编的大部头巨型类书到民间比如敦煌发现的《珠玉钞》、《随身宝》之类的微型“兔园策”，在一个相当广泛层面上凝聚了一支自觉的诗人创作队伍，因而在实践上大大推动了诗歌创作的繁荣兴旺。难怪闻一多嘲笑说：唐初是个“大规模征集词藻的时期”。“词藻”——英词丽句的巨量镶嵌——也便成了一个时期诗歌创作的主要内容与形式特征。病态的文藻与浮华不仅给初唐的诗坛带来了畸型的繁荣，而且为有唐一代的诗歌创作的世俗化普及大开了方便之门，尤其为那些天分不高、才气不足且被一个时代的做诗潮浪卷了进去，拼命努力要做出成就的大量中下等诗歌作者鼓足了做诗的信心。——唐诗研究者有的已经发现了这种“兔园册子”深刻地影响到较高层次文人的创作（后来的李商隐还精心自制“兔园策”，如《金钥》、《杂纂》、《蜀尔雅》等，为自己做诗时随心调用故典镌策而预为之备），而且不自觉中规范与牢笼了一批诗人的词语选择与表达形式，为诗歌创作唱酬、联句、应对、测试的机械化、公式化、标准化铺设了便道，不管这种类书“指导”诗歌的理论意义如何，它已是唐诗学术的一种，对唐诗的创作发生了独特的影响。 第二点便是诗格、诗式的大量撰作。明胡应麟《诗薮·杂编》中存录了一批名单：“唐人诗话，入宋可见者：李嗣真《诗品》一卷、王昌龄《诗格》一卷、皎然《诗式》一卷、《诗评》一卷、王起《诗格》一卷、姚合《诗例》一卷、贾岛《诗格》一卷、王睿《诗格》一卷、元竞《诗格》一卷、倪宥《龟鉴》一卷、徐蜕《诗格》一卷、《骚雅式》一卷、《点化秘术》一卷、《诗林句范》五卷、杜氏《诗格》一卷、徐氏《律诗洪范》一卷、徐衍《风骚要式》一卷、《吟体类例》一卷、《历代吟谱》二十卷、《金针诗格》三卷。今唯《金针》、皎然、《吟谱》传，余绝不睹，自宋已亡矣。”——“诗格”、“诗式”、“诗法”均是讨论诗歌体式、法度与规则的“金针”，实际上也是传授写诗的基本格式与形式的要诀，王夫之斥为“画地为牢”。——先是为社会大众服务，像函授的诗学教程，“三家村”知识分子最得益。后来诗赋取士，又理所当然成为一种“高考参考资料”，刻意为公式化、标准化操作服务。等皎然因《诗式》而获荣名，一批有志通外学、修文辞的和尚也嗜好此道，借以光耀佛门。此类“诗格”、“诗式”著作有的比如皎然《诗式》不仅着眼在形式法则、声病偶对的探讨，而且涉及到创作论、艺术论、审美特征的讨论，如“取象”、“取境”，已经在诗歌理论上颇有建树与开拓，对晚唐五代乃至两宋的诗格理论发生过巨大影响。——当然对有唐一代诗歌创作产生推动作用的则主要还是初盛唐的著作，这些著作从上官仪的《笔札华梁》开始，较有积极影响的如崔融《新定诗格》，王昌龄《诗格》、元竞《诗髓脑》、皎然《诗式》多因日本释空海的集大成《文镜秘府论》六卷的整理而得以保存。所谓“唐人卮言，尽在其中”。张伯伟有《全唐五代诗格校考》一书，校辑考释甚为精详，对“诗格”形式的历史演化、利弊功用的分析评判也甚客观。——客观来说，诗格、诗式与类书“兔园策”一样，尤其是初盛唐的，都是为唐诗的创作繁荣、唐诗发展高潮作了准备工作、后勤工作、服务工作。——严格地说，它们谈不上理论建设，更无所谓学术建树。一为征集词藻，一为规范形式，当然征集词藻的还附有作品大全的展示，规范形式的也偶备审美经验的传授。从某种形式的意义上来说，这两者或可以构成唐诗的理论建树与学术规模。尽管它们是如此的简陋、粗糙，与唐诗实际上取得的巨大成绩远不相配，也几乎没有人肯承认两者之间的直接因果关联。——唐诗的繁荣与它的学术建设、理论指导是一个悖论。 唐诗的学术建设与理论指导更多的融化在时代实践中政治的引导和文化的诱导。我们知道，有唐一代，由于初盛的几个皇帝的大力提倡和躬自表率，以及一些诸如开科诗赋取士、礼敬厚遇文人的行政措施，唐诗到开元年间已是十分繁荣。唐玄宗即位不久，在答一位臣子的手诏中还专门强调“夫诗者，动天地，感鬼神，厚于人，美于教矣。朕志之所尚，思与之齐，庶乎采诗之官，补朕之阙”（《旧唐书·崔日用传》）。——玄宗本人便是一个酷爱文艺、酷爱美的皇帝。“开元天宝的时代在文化史上最有光荣。开国以来一百年不断的太平已造成了一个富裕的、繁荣的、奢侈的、闲暇的中国，到明皇时代，这个闲暇繁华的社会里遂自然产生出优美的艺术与文学”（胡适《白话文学史》上册）。我们看看《旧唐书·音乐志》里记载的玄宗如何热心提倡和指导音乐艺术——音乐直接关系到有唐一代乐府诗的发达，而乐府诗的发达与衍变正是唐一代诗歌兴旺繁荣的关键。（注：胡适在《白话文学史》第十二章《八世纪的乐府新词》中说：“盛唐是诗的黄金时代，但后世讲文学史的人都不明白盛唐的诗所以特别发展的关键在什么地方。盛唐的诗的关键在乐府歌辞。第一步是诗人仿作乐府。第二步是诗人沿用乐府古题而自作新辞，但不拘原意，也不拘原声调。第三步是诗人用古乐府民歌的精神来创作新乐府。在这三步之中，乐府民歌的风趣与文体不知不觉地侵润了，影响了，改变了诗体的各方面，遂使这个时代的诗在文学史上放一大异彩。”）《音乐志》还记载，玄宗亲自创作乐曲：“玄宗新曲四十余，又新制乐谱”。——这同唐太宗亲自写诗与宫廷大臣唱和酬答一样都有一种躬为表率的作用。——唐诗的繁荣原因诸多，但帝王的提倡尤其是带头实践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他们的文艺才性与实践作品虽不是第一流的，但为第一流的诗人与诗的诞生铺开了红地毯，也正是在唐玄宗时李白、杜甫大步走上了文化舞台。 唐诗在初盛唐乃至整一代的繁荣发达又引出一个与唐代整个思想文化学术的关系。尽管李姓皇帝提倡道教，武姓皇后抬高佛教，传统士大夫知识分子却大多秉持儒教正宗观念，并且不反对严重鲜卑化了的艺术形式（音乐歌舞）。故在主流形态的文化生活层面上真有一派三教并兴、百花齐放的局面。魏晋六朝以来的文学传统（尤其是乐府文学的传统）垂直影响或者说严重熏染了一大批士大夫知识分子，随着南北文风融合的完成，意识到了的审美追求大大激活了他们的文学审美才性，文学的兴趣、绘章雕句的习惯几乎贯穿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生活。而且考科名由进士入仕途还得备习诗赋，《文选》几乎是最热门的一部必读书，莘莘学子固然案头必备，士大夫官员也必须时时温习，用心揣摩。在官场的应酬中，有文学的修养素习才能潇洒地周旋俯仰，才能引得圈子里的尊仰与朝廷的敬重。比如张说为宰相时曾把王湾《次北固山下》中“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一联亲手题在政事堂，让朝中文士作为人才及其作品的楷模。——《文选》本身即是文学的一部集大成的参考书，一个文学经典的样板。“选学”是炙手可热的学问，理所当然也成了一种正宗学术。朝廷在刚刚流行的李善注本之外，又迫不及待命工部侍郎吕延祚等五位大臣合注《文选》，以求完备新颖。文学的学术化又拉动了学术的文学化，朝廷上上下下、江湖幽深之处都弥漫着追逐文学的浓烈气氛。一个直接的结果是人人都写诗，王公大臣、士大夫知识分子自不必说，林泉隐逸、岩樵渔父、和尚道士、闺阁名媛、娼妓宫嫔也都写诗，响应一种上下合流的时代精神，陶醉在这个诗化的时代之中，唐一代文化格局几乎就沉浮在诗歌的大潮之中。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唐代的史学高度发达，尤其是初唐。但初唐的史学又恰恰是文学味最浓重的。初唐官修的几种重要断代史都染有非常浓重的文学气味，绮藻丽句、文学的笔触随处可见。闻一多说：“只把姚思廉除开，当时修史的人们谁不是借作史书的机会来叫卖他们的文艺——尤其是《晋书》的著者！”这话虽偏激一点，但触到了一个史的诗化的问题，即史学叙述中调动文学手段的问题。其实，这一种我称之为“史的诗化”的现象上可追溯到《史记》、《汉书》，而尤以范晔的《后汉书》最为典型。司马迁著《史记》，抑止不住内心的文学描写的冲动，诗的才性与激情不自觉中流荡而出，一部《史记》直可当文学书来读，故鲁迅先生有“无韵之《离骚》”之赞颂。两《汉书》也是文采飞扬的，班固、范晔都是文章高手，都是文学当行，作史时忍不住时时调动文学手段，使严峻的史的叙述染浸上浓重的诗的情调。至初唐的几位史家更是踵事增华，不惜要“借作史书的机会来叫卖他们的文艺”了。这种风气与趋势到盛唐的刘知几出来大声疾呼直言其弊，才被刹住，而且是永远的刹住了。刘知几的《史通》在史的理论上把中国诗化史学的传统截断了，从此以后历史与文学严格分了家，正史均秉笔直书，精炼简核，不敢再有文学的夹羼染绘，连润色都很少见到了。甚至欧阳修这样的大文学家修史时也严格按照了刘知几的规矩，不敢涉入文学一步。 刘知几在那个时代几乎是唯一的一位守住学术阵地、拒不肯让文学浸漫过来的纯粹学者。他在《史通·自叙》中说：“予幼喜诗赋，而壮都不为，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幼喜诗赋”是时代习染，及壮，则明确对诗赋说“不”！“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学术的家学渊源，“著述”的崇高使命，扬雄以来不为雕虫小技的文化眼光使刘知几自身与盛唐文学风气划清了界限。刘知几的例子是很有认识意义的，他的著述立场与学术态度在盛唐以后是不可能再有的。开元以后，天下士人“耻不以文章达”，诗赋取士的制度确立并固定化之后，攻诗赋、擢科举是一代人心所向，是一代人才精英的正途出路。刘知几虽把文学驱除出了史学领地，但在一个诗与文学光焰万丈的时代里，史家守住自己的贞节的同时也只得忍受自己的寂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唐一代的学术（包括史学）在精神上已被诗赋冲垮了，人才流失，光芒黯澹，虽然成果累累，但在整个时代文化大格局中只有默坐隅角的地位。 唐一代学术大抵有两端：史学与佛学。史学最称发达，成果十分丰厚，除了姚思廉、李百药、令狐德、李延寿等正史作者之外，还有撰“国史”的吴兢、韦述、柳芳、令狐�亘、于体烈等名家。《贞观政要》（吴兢）、《东观奏记》（裴庭裕）、《顺宗实录》（韩愈）都是重要的“国史”专书。特别值得称道的当然是刘知几的《史通》和杜佑的《通典》。杜佑《通典》是我国第一部典章制度的通史，后世所谓“九通”、“十通”之首。开元间修撰的《唐六典》、《大唐开元礼》也是十分重要的典礼类专书。唐一代通俗史事类杂著笔记也相当纷繁，著名的如《通历》（马总）、《大唐创业起居注》（温大雅）、《明皇杂录》（郑处诲）、《安禄山事迹》（姚汝能）等。另外，唐僧玄奘口述辩机编纂的《大唐西域记》也应列入山川地域史志的范畴，此书已开了释僧撰属的先河。 唐代的佛学相当繁盛，著名的佛学家，有学术性著述可考并声名显赫的就有玄奘、窥基、神秀、慧能、神会、法藏、湛然、宗密、怀让、马祖、怀海等等。唐代的佛学固称辉煌，但内典佛藏、方外奥义毕竟不是严格意义的中国学术，也不是纯正形而上范畴的哲学思考。唐代哲学一般不称发达，孔颖达的《五经正义》主要诠释官方的经典见解，陆德明《经典释文》也只是儒典的一般音韵、训诂的著作。儒学在佛学（也包括道学）的重重压迫之下，几无成绩可言。那是胡适所谓“印度思想哲学泛滥的时代”，儒学的复兴要等到两宋才开始酝酿并最终完成。唐初的傅奕力主反佛，影响所及有中唐韩愈的排佛，但韩愈的主要哲学文章《原道》、《原性》以及李翱的《复性书》也并无严格意义的学术推进。而对哲学问题深感兴趣（也困扰半生）的刘禹锡、柳宗元们却用心在宏观的天人关系的探索与寻绎，《天论》、《天说》、《天对》固有一些深辟的见解，闪耀出睿智的思想火花，但于中国哲学的发展影响有限。而“文中子”王通的《中说》旨在调和三教，不但入不了儒家的“经”，自立一“子”也似乎是非常勉强的。——有唐一代在汹涌奔腾的诗歌潮流的映照之下，学术的音响总觉空杳渺远，学术的景色显得暗澹无光。 唐代是诗歌的黄金时代（赋相对沉寂，连新近出版的《中国文学通史·唐代文学史》都几乎没提到）。这个时代盛产诗人与诗歌，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拼命写诗，引吭高歌，率性任情，阔步前行，——整整一个时代，诗是生命的原旨，诗是文化的正色，诗是学术的主调。几乎整整一代人高张着感性的风帆，喷薄着生命的热力，内心激涌着诗的冲动，笔下铺展开锦绣玉缀，只认创作，不思其他。诗人们关于时代的对话，同行间技艺与情思的交流，生命的理解，审美的实践，功名进取成功的矜夸、失败的怨屈，诗几乎是唯一的媒介。读读《高氏三宴诗集》、《断金集》、《元白继和集》、《三州唱和集》、《刘白唱和集》、《汝洛集》、《彭阳唱和集》、《吴蜀集》、《三舍人集》、《汉上题襟集》的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