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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作业设计论文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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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作业设计论文的参考文献

毕业设计参考文献可以到中国知网查找。毕业设计(graduation project)是指工、农、林科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学生毕业前夕总结性的独立作业。是实践性教学最后一个环节。旨在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教师指导下,学生就选定的课题进行工程设计和研究,包括设计、计算、绘图、工艺技术、经济论证以及合理化建议等,最后提交一份报告。应尽量选与生产、科学研究任务结合的现实题目,亦可做假拟的题目。学生只有在完成教学计划所规定的理论课程、课程设计与实习,经考试、考查及格后始可进行。是评定毕业成绩的重要依据,学生通过毕业设计答辩,成绩评定及格才能毕业。毕业设计参考文献可以到中国知网查找。进入知网搜索栏输入关键词,相关的文献将自动筛选出。选择需要下载的文献,点击“导出”,点击“复制到粘贴板”,粘贴到word上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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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是指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对某一著作或论文的整体的参考或借鉴。征引过的文献在注释中已注明,不再出现于文后参考文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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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谱I; 电影片Y;手稿H;微缩胶卷U ;幻灯片Z;微缩平片F;其他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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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育论文参考文献

历史教育论文参考文献有哪些呢?历史教育论文参考文献是撰写历史教育论文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欢迎阅读我整理的历史教育论文参考文献,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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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史实论文参考文献

史记史记《史记》约成书于前104年至前91年,本来是没有书名的,司马迁完成这部巨著后曾给当时的大学者东方朔看过,东方朔非常钦佩,就在书上加了“太史公”三字。“太史”是司马迁的官职,“公”是美称,“太史公”也只是表明谁的著作而已。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在著录这部书时,改成《太史公百三十篇》,后人则又简化成“太史公记”、“太史公书”、“太史公传”。久而久之,人们根据“太史公记”而省略成《史记》。近人梁启超称赞这部巨著是“千古之绝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全书略于先秦,详于秦汉,所述秦商鞅变法至汉武帝晚年的历史,约占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三左右。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本纪”实际上就是帝王的传记,因为帝王是统理国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脑,为他们作纪传而名之曰“本纪“,正所以显示天下本统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纲纪的缘故。同时,也是全书的总纲,是用编年体的方法记事的。在“本纪”的写作中,司马迁采取了详今略远的办法,时代愈远愈略,愈近愈详。“本纪”托始黄帝,是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师。将项羽列入“本纪”,一是秦汉间几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书”,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无法撰写成书的。班固《汉书》改称“志”,成为通例。“书”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世家”是记载诸侯王国之事的。这因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也就给了他们的传记叫做世家。从西周的大封建开始,发展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先后称霸称雄,盛极一时,用“世家”体裁记述这一情况,是非常妥当的。司马迁把孔子和陈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种例外。孔子虽非王侯,但却是传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况汉武帝时儒学独尊,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将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领域的现实情况。至于陈涉,不但是首先起义亡秦的领导者,且是三代以来以平民起兵而反残暴统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司马迁将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业和汤放桀,武王伐纣,孔子作《春秋》相比,将他写成为震撼暴秦帝国统治、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英雄,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列传”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单传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司马迁把当时我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也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列传》。其中《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和《日者列传》四篇由汉博士褚少孙补缺。《汉书·艺文志》载冯商续补《太史公》七篇,韦昭注云冯商“受诏续《太史公书》十余篇”,刘知几认为续补《史记》的不只是褚,冯两家,而有十五家之多。“《史记》所出,年止太初,其后刘向,向子欲,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继撰续,迄于哀平间,尤名《史记》”。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史记》以后的历代正史,除极个别例外,都是由朝廷主持、按照君主的意志修撰的,是名副其实的官史。而司马迁虽然是朝廷的史官,《史记》却并不体现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意志。据说武帝读《史记》后,对其中几篇感到愤怒,下令加以删削,这也是有可能的。 司马迁写《史记》秉笔直书,在某些方面,敢于批评朝廷,这是封建统治者所不能允许的。朝廷对《史记》既憎之,又重之,秘不示人,阅读范围限制于朝廷上层的极少一部分人中。朝廷曾下诏删节和续补《史记》。《后汉书·杨终传》云,杨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被删后仅十余万言的《史记》,在汉以后即失传,以后一直流传的是经续补的《史记》。(补注:许多人认为褚少孙是《史记》的主要续补者,但是他到底补缺多少,各人说法不一。张晏认为褚少孙续补四篇。但姚振宁在《隋书·经籍志考证》中说《史记》缺少十五篇,全由褚少孙续补。有的人认为《傅勒列传》文章,格调酷似司马迁,褚少孙未必能写出如此文章。《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这部体大思精的史书的贡献和特点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一)开创了“纪传体”体例。何谓纪传体呢?纪,指本纪,即皇帝的传记;传,指列传,是一般大臣和各式人物的传记。历史人物是丰富多彩的,历史现象是纷纭复杂的。怎样才能把大千世界的各种人和事都包容在一部书里呢?司马迁在前人的基础上,在《史记》中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构。创造性地探索了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编纂学方法。“本纪”按年代顺序记叙帝王的言行和政迹;“表”按年代谱列各个时期的重大事件;“书”记录了各种典章制度的沿革;“世家”载述诸侯国的兴衰和杰出人物的业绩;“列传”记载各种代表人物的活动。司马迁创造性地把这五种体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系。(二)《史记》开创了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各种知识的综合纂史方法。它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时期,记载了我国近三千年的历史。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贯通古今、内容广博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在《史记》中,司马迁第一个为经济史作传:《平准书》、《货殖列传》;司马迁又第一个为少数民族立传:《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等;他还第一个为卑微者列传:《刺客列传》、《游侠列传》等。《史记》第一次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包容在历史学的研究范围之内,从而开拓了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推动了我国历史学的发展。由于纪传体可以容纳广泛的内容,有一定的灵活性,又能反映出封建的等级关系,因而这种撰史方法,为历代史家所采用,影响十分深远。(三)秉笔直书,是我国宝贵的史学传统,司马迁的《史记》对此有很好的发挥。所谓秉笔直书,就是史学家必须忠于历史史实,既不溢美,也不苛求,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撰写历史。《史记》明确表示反对那种“誉者或过其失,毁者或损其真”的作法。项羽是司马迁心目中的英雄,因此,司马迁以极大的热情和强烈的爱记述了项羽的伟业。但对于项羽的骄傲自大和企图以武力征服天下的致命弱点,司马迁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于先秦的法家和秦代的暴政,从感情上司马迁是愤恨的,但他做到了不因憎而增其恶。相反,对法家的改革和秦代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他都予以充分的肯定。正因为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才使《史记》以信史闻名于世。《史记》还贯穿一条重要线索,即重视人的历史作用。司马迁是反天命的。强调人是历史的中心。因此,他在写帝王将相的同时、注意为社会上的各种人立传,尤其是把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放到与王侯功臣以及封建社会的圣人孔子同等的地位来写。所以在《史记》中,既有战国七雄的世家、萧丞相(萧何)。留侯(张良)的世家、孔子的世家,同时也有《陈涉世家》。司马迁也很重视物质生产活动在历史上的作用,把经济状况同政治上的治乱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还强调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以史为镜、鉴往知来的思想。由于司马迁在历史编纂学上的伟大创造精神,他的进步的史学思想和严谨的治史方法,使《史记》成为我国史学史上一座巍峨的丰碑,司马迁也赢得了“中国史学之父”的美名。(四)《史记》也是一部形象生动的历史,它的文采历来为我国文学界所称颂,它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司马迁像一个出色的画家,以他那十分传神的画笔,为我们勾画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像;又像一位善于捕捉瞬间的雕塑家,以他那锋利的刻刀,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风采各异的雕像。在《史记》这座人物画廊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历史上那些有作为的王侯将相的英姿,也可以看到妙计藏身的士人食客、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为知己者死”的刺客、已诺必诚的游侠、富比王侯的商人大贾,以及医卜、俳优等各种人物的风采,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思想上的启迪。司马迁创造性地把文、史熔铸于一炉,为我们写下了一部形象的历史。所以,鲁迅先生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因为如此,在我国浩瀚的史著中,《史记》拥有的读者量是首屈一指的。《史记》在我国比较广泛地传播流行,大约是在东汉中期以后。它成为司马迁著作的专称,也开始于这个时候。在这以前,《史记》都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记》和简称“太史公”。据现知材料考证,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史著为《史记》的,是东汉桓帝时写的《东海庙碑》。到唐朝时候,由于古文运动的兴起,文人们对《史记》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当时著名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等都对《史记》特别推崇。宋元之后,欧阳修、郑樵、洪迈、王应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赞赏《史记》的文笔。于是《史记》的声望与日俱增,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的书也源源不断出现。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俗称“三家注”的《史记集解》(刘宋时裴骃(裴松之子)注)、《史记索隐》(唐司马贞注 补:司马贞,字子正,唐河内(今沁阳)人。开元中官至朝散大夫,宏文馆学士,主管编纂、撰述和起草诏令等。唐代著名的史学家,著《史记索隐》三十卷,世号“小司马”。司马贞以《史记》旧注音义年远散失,乃采摭南朝宋徐广《史记音义》、裴骃《史记集解》、齐邹诞生《史记集注》、唐刘伯庄《史记音义》、《史记地名》等诸家的注文,参阅韦昭、贾逵、杜预、谯周等人的论著、间己见,撰成对后世很有影响的史学名著《史记索隐》,该书音义并重,注文翔实,对疏误缺略补正颇多,具有极高的史学研究价值,与南朝时期的宋国裴骃的《史记集解》、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合称“史记三家注”。后世史学家誉称该书“价值在裴、张两家之上。” )和《史记正义》(唐张守节注)。《集解》兼采当时裴骃所能见到的前人有关《史记》诸书的研究成果,并一一注明作者名字。一丝不苟。《索隐》进一步指出了《集解》中考证不当的错处。并对《史记》原文提出辨正,发语警辟。《正义》的作者长于舆地之学,对《史记》中地名的考证尤为精辟。读《史记》原文,同时注意看一看这三家注,对原书会有更进一步的理解。1959年中华书局重新标点排印的《史记》,就是与这三家注合刻的本子。裴骃,裴松之的儿子,字龙驹。继承家学,博览宏识,亦以注史著称于世。司马迁的《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裴骃为《史记》作注而垂名于中国史坛。他反复研究《史记》,“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秋,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他博采经传百家及先儒学说,凡对作注有所稗益,便广而录之;凡所注引,务必去其浮言游辞,取其精旨要义;如各家说注不同,则兼收并蓄,不肯偏弃;如有未详之处,宁缺不议,不凭臆想,妄加解说。终于写成《史记集解》八十卷不朽之作,成为现存最早的《史记》注本。与唐司马贞《史记索引》、张守节《史记正义》合称“史记三家注”。由于司马迁受时代的限制,《史记》也存在某些缺点与不足之处。例如,存在“天命”、灾异和历史循环论的神秘思想的影响。在《六国年表序》论述秦并天下的原因时,指出这是“天所助”的结果。《高祖本纪》带有“三统循环论”的色彩,以为“三五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在《天官书》中,记述各种特殊的自然天象时,常常与人事联系在一起,更多地表现了灾异的神秘思想。这些说明《史记》在“究天人之际”时,仍然没有摆脱“天人感应”神学思想的影响,等等。《史记》成书后,由于它“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被指责为对抗汉代正宗思想的异端代表。因此,在两汉时,《史记》一直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谤书”,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公正评价,而且当时学者也不敢为之作注释。唐初,《隋书·经籍志》在介绍《史记》、《汉书》的流传时说:“《史记》传者甚微”,司马贞说“汉晋名贤未知见重。”(《史记索隐》序) 我们注意到汉晋时期对《史记》也有一些积极的评价,如西汉刘向、扬雄“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汉书·司马迁传》)西晋华峤也说:“迁文直而事核。”(《后汉书·班彪传论》。据李贤注,此句为“华峤之辞”。)在晋代,也有人从简约的角度夸奖《史记》。张辅说:“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晋书·张辅传》)这些评价虽然不错,但在今天看来,却还远不足以反映出《史记》的特殊地位,因为得到类似评价的史书并不止《史记》一家。如《三国志》作者陈寿,“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晋书·陈寿传》)南朝刘勰说“陈寿三志,文质辨恰。”(《文心雕龙?史传》)华峤所撰《后汉书》在西晋也颇受好评,时人以为“峤文质事核,有迁固之规,实录之风”。(《晋书?华峤传》)至于说到简约,那也不是《史记》独有的,如“孙盛《阳秋》,以约举为能”,(《文心雕龙·史传》)干宝《晋纪》,“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晋书·干宝传》)总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并没有把《史记》看得很特殊。这与我们对待《史记》的态度大不相同。 自宋以后,研究《史记》的著述增多了,较有代表性的如清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崔适的《史记探源》、张森楷的《史记新校注》、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以及清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的有关部分,都是重要的参考书籍。张文虎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一书对《史记》的史文及注文进行了精审的校订。他根据钱泰吉的校本和他自己所见到的各种旧刻古本和时本,择善而从,兼采诸家,金陵局本就是经过他的校考之后刊行的。日本学者泷川资言撰《史记会注考证》,《考证》资料比较详实。各种版本《史记》包括标点本多只附录三家注,《考证》则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引录三家注以来有关中日典籍约一百二十多种,其中国人著作一百零几种,日人著作二十几种,上起盛唐,下迄近代,别择缀辑于注文中,时加审辨说明,将一千二百年来诸家众说,以事串联,较为系统地介绍出来,大大节省搜检群书之劳,为研究者提供极大方便,显然比三家注优越。《考证》资料丰富还表现在《正义》佚文整理上。三家注原各自单独成书,自宋代合刻于《史记》正文下,妄加删削,大失原貌,尤以张守节《正义》最为严重,后世通行本《史记》三家注皆袭此。可是张书既不像《索隐》有单刻本流传,也不像《集解》有宋版《史记》集解本存世,以致佚文极难搜集。泷川从日本所藏几种古本《史记》校记中,辑得《正义》佚文一千二三百条,补入书内。这些资料有人认为并非全部是张书原文,但它们对探求《正义》原貌或理解《史记》,俱有裨益。《考证》内容繁富。裴骃等三家注解一般局限于就事论事,泷川却综合历代研究成果,联比考索,对史实、文字、词语进行考辨、校订、解释,从而揭示出某些史事演变窜易、文字歧异正误、疑难文句意义,以及记载矛盾、失误,等等。对前人未加解说或解之未详的亦往往加以考说。再《史记》一书,多采旧典。泷川常于正文之下,指出此事见于某书;与他书文字有异,也予注明。由于《左传》、《国语》、先秦诸子具在,因而春秋史事出处,几乎逐节逐事交待明白,便于溯本求源,比勘研究。《考证》特别注重地理,每一地名,必注今地名,有助于了解事件的演变和人物的活动。此外,正文、注文全部断句,这在标点本未问世之前,不能不说是一项成果。全书末附有泷川所撰《史记总论》,论述了司马迁事历和《史记》作书资料、体例、流传、演变、版本等事,不失为研究司马迁其人其书的有用材料。应当指出,《考证》一书是有缺点的,有的还是比较突出的。首先在资料方面仍有遗漏,黄震、鲍彪、吴师道、张鹏一、雷学淇等人说法就未罗致。尤其令人遗憾的是,金石文字和近人论著汲取不多,甚至连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王先公考》也只字未载。其次在材料抉择去取之间,也有偏守一说、疏漏失当之处;而摘引某些评论,既违背考证体例,见解又颇为迂腐。在某些问题上,则徘徊两可,甚少发明。再次,泷川资言在训诂方面,有时失于强自为解,断句亦有失误。但从总体讲,张森楷《史记新校注稿》虽于六十年代影印问世,却已部份残缺,其他《史记》校证,固不乏精审之作,然未成书,因此《考证》纵然有不少缺点,仍瑕不掩瑜。在当前《史记》新集释性注本未出现之前,《考证》堪称是资料最丰富的《史记》注本,是研治《太史公书》和中国古代史的重要参考书。《考证》虽参校了一些本子,可是不作校记而径改径补。后来水泽利忠在五十年代撰《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以补其阙。它以《考证》本为底本,广校众本达三十多种,参考中日校记资料近四十种。其中宋本八种、元本二种、日本古本四种、炖煌写本残卷三种、日本古抄本残卷十几种,现存版本网罗殆尽。《考证》辑录《正义》佚文,省略出处,《校补》为之一一注明。又据二十多种日本古抄本校记等资料增辑《正义》佚文二百余条,其中保存了少数失传的古书文字。同时对《考证》迻录三家注张冠李戴错误,也加以订正。汇集历代学者的注释,加上他自己的考证,内容相当丰富,造诣非浅。中华书局新标本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史记》重新作了校点。《史记》作为第一部传记文学的确立,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过去欧洲人以欧洲为中心,他们称古希腊的普鲁塔克为“世界传记之王”。普鲁塔克大约生于公元46年,死于公元120年,著有《列传》(今本译作《希腊罗马名人传》)50篇,是欧洲传记文学的开端。如果我们把普鲁塔克放到中国古代史的长河里来比较一下,可以发现,普鲁塔克比班固(32—92)还要晚生14年,若和司马迁相比,则要晚生191年了。司马迁的《史记》要比普鲁塔克的《列传》早产生几乎两个世纪。《史记》无论在中国史学史还是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堪称是一座伟大的丰碑。史学方面姑且不论,文学方面,它对古代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首先,从总体上来说,《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和多种可能性。《史记》所写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但是,通过"互见"即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的方法,通过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了。在各民族早期文学中,都有这样的现象,这是人类通过艺术手段认识自身的一种方法。只是中国文学最初的类型化人物出现在历史著作中,情况较为特别。由此,《史记》为中国文学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后代的小说、戏剧中,所写的帝王、英雄、侠客、官吏等各种人物形象,有不少是从《史记》的人物形象演化出来的。在小说方面,除了人物类型,它的体裁和叙事方式也受到《史记》的显著影响。中国传统小说多以"传"为名,以人物传记式的形式展开,具有人物传记式的开头和结尾,以人物生平始终为脉络,严格按时间顺序展开情节,并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评论,这一切重要特征,主要是渊源于《史记》的。至于直接取材于《史记》的历史小说,那就更不用说了。在戏剧方面,由于《史记》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人物性格鲜明,矛盾冲突尖锐,因而自然而然成为后代戏剧取材的宝库。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取材于《史记》的剧目就有180多种。 据李长之统计,在现存132种元杂剧中,有16种采自《史记》的故事。其中包括《赵氏孤儿》这样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名作。已经失传的类似作品,当然更多。到后来的京剧中,仍然有许多是取材于《史记》的,如众所周知的《霸王别姬》等。在传记文学方面,由于《史记》的纪传体为后代史书所继承,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虽然,后代史书的文学性显著不如《史记》,但其数量既浩如瀚海,如果将其中优秀传记提取出来,也是极为可观的。此外,史传以外的别传、家传、墓志铭等各种形式的传记,也与《史记》所开创的传记文学传统有渊源关系。《史记》固然"究无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从而开创了史学的种种先河,也堪称是脍炙人口的文学佳作,但《史记》最为耀眼的闪光点在于它的平民立场。在司马迁的《史记》之前,所谓的历史仅仅是王侯的发家史、光荣史、太平史。在司马迁的《史记》里,自以为功高盖世的帝王们同样有无耻、暴戾、虚假和懦弱的一面;虽然有着种种的过失和缺点并最终兵败陔下,自刎乌江的楚霸王项羽不失为顶天立地的英雄;一介布衣陈胜曾经在田间耕作,既是不折不扣的庄稼汉,也是满怀鸿鹄之志的豪杰,正是他第一个揭竿而起反抗秦的暴政;就在正统文人对浪迹江湖的行径嗤之以鼻的时候,司马迁却对荆轲、唐雎等四海漂泊的游侠们和快意恩仇的游侠精神赞誉有加、不胜神往……《史记》就是这样以平民的立场、平民的视角、平民的情感看历史、写历史、评说历史,从而第一次给历史以真实可亲的面 目,第一次给那些值得尊敬的灵魂们以尊严。清朝诗人宋湘曾经有句诗说:"史有龙门诗少陵",《史记》中所透出的民间精神,再现在杜甫那些忧国忧民的不朽诗作中,并成为流传千古的力量源泉。自汉至清,《史记》的研究专著达101部,单篇论文1435篇,囊括了名物典章、地理沿革、文字校勘、音韵训诂、版本源流以及疏解、读法、评注等领域,方法是抄摄材料,排比引证,基本是微观的甲说乙说的"文献"研究。详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二所合编的《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也可参阅载于《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四集的陈乃乾《二十四史注补表谱考证书籍简目》。他们所举较为重要的有: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和《考史拾遗》。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和清赵翼《廿二史札记》中有关前四史部分,清梁玉绳《史记志疑》,清郭嵩焘《史记札记》,清沈家本《史记琐言》,近人陈直《史记新证》。上述诸书中,清人之作以钱大昕、梁玉绳、郭嵩焘之作最为特出。近人陈直之作,则多取甲骨文、金文及秦汉权量、石刻、竹简、铜器、陶器之铭文印证《史记》,独辟蹊径,创获尤多。因所著《汉书新证》成书在前,《史记新证》稿中关于汉武帝以前西汉史之考证与之重复者,均已删去。《史记》是我国历史学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是司马迁对我国民族文化特别是历史学方面的极其宝贵的贡献。全书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除《秦本纪》外,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帝王的政迹;“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是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它们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与后世的专门科学史相近;“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人物的传记,少数列传则是叙述国外和国内少数民族君长统治的历史。《史记》就是通过这样五种不同的体例和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和补充而构成了完整的体系。它的记事,上自黄帝,下至武帝太初(前104—101)年间,全面地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历史发展,是我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汇集《史记》各家注释考订之作,有近人张森楷《史记新校注稿》,成书于二十年代,惜未定稿。1967 年由杨家骆编纂整理,交由台湾中国学典馆筹备处印行,但文有残缺。南京图书馆收藏有张森楷《史记新斠注》稿本。从文学研究来看,因时代文化环境与研究者知识场域的局限,近代以前的学者多侧重于感性的直观式评点的单篇读感,缺少具有综合性、逻辑性的宏观义理阐释和文、史兼顾的文学本体论分析。20世纪以来,司马迁与《史记》的学术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学者除了对司马迁生年、生平、家世和《史记》的名称、断限、体制、取材、篇章残缺与补窜、义例等具体问题的考

关于历史小论文分享

对于历史大家了解多少呢?知道怎么样书写历史的论文吗?以下是我整理好的关于历史小论文分享,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摘要:本文从高考近几年历史小论文分值入手,列出了学生在做历史小论文出现的一些问题,并详细说明其特点与今后应对的方法.

关键词: 历史小论文;逻辑思维;命题

历史小论文题是最近几年出现,为一种新题型,它由上海高考题中的论述题逐渐演变而来。这种题型着重于考察学生的综合能力,要求学生将课本中的知识与相应的材料相结合,并应用历史语言(史学论观)描述自己的观点,这种题型没有固定的标答,也没有明显的套路。是属于开放性的试题。下表为2010年与2011年的小论文各得分段的情况进行一个实际展示:

自2010与2011年小论文题的得分段及百分比

从表中可以看出,学生在高分段得分较少,平均分没有超过一半,一个原因是学生在提炼观点时没有根据题意,导致跑题而失分;另一个原因则是因为此类的题型平时少见,做出来比较别扭,很难按题意答。

笔者在教学第一线,与学生接触较多,从平时的检测题和历年的高考题来看,学生多有失误,主要是由于知识、能力的缺陷,答题技巧、表达水平的不足以及审题、答题习惯的不良等因素造成的,属于答题的多项综合症。总括起来,存在如下问题:

第一、审题不慎。认真审题,明确题目要求,这是准确完整地回答好试题的关键。

第二、知识应用不够。明确题目要求,正确地回答问题,首要条件在于全面地掌握历史知识,因为学生具备了全面系统而扎扎实实的历史知识,才能够将脑中所存的丰富知识解答。

第三、表达不当。语言准确,条理清晰,这是对历史问答题的文字表述的基本要求。但学生在答题过程中思维有时比较混乱,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分点,无纲无目,段落层次不清,这就导致学生得分不高。

第四、史论脱节,逻辑很不严密。这主要表现在用史实说明历史观点或结论的答题中,部分学生不善于用史实作论据来支持题目的论点或结论,或有史无论,或有论无史。再就是在论证或分析问题的时候,不注意所述内容之间的内在联系,把本应完整的知识框架变得肢离破碎、残缺不全。

下面笔者就将近几年高考的历史小论文题的命题的形式与评分要求作了个总结:

一、命题方式:一般有三类1.直接提出评论的对象与内容。评论的对象有人物、事件、制度、著作及现象。评论的内容不外乎原因、性质、制度、地位、影响、作用等。2.提供一些材料进行命题论析。3.提出一种或几种观点,进行立论或驳论。

二、评分的要求,大致有四条规则:1.字数限制,一般在400~500字以内。2.分层次划等第给分。评定标准为:基本观点正确、全面,基本史实准确,能说明其提出的观点。3.史论结合,论证逻辑严密。4.文字表达简洁流畅,条理清楚。

对于今后指导参加高考的学生解决小论文题,笔者有如下一些方法供同行们在教学中参考:

首先,指导学生审题,找到合理的答题角度。审题是判断本题的命题指向,看懂试题要求。成也审题,败也审题。成败关键在于审题。

其次,指导学生史论结合地论证观点。空谈得不到分数,再华美的文采,缺乏可靠的论证,也得不到认可。历史小论文的特点是用史实论证,有论点,有论据是小论文的基本思路。

第三,教会学生提炼论点。用材料提出问题,用小论文的形式回答,是高考新课标卷已经使用的模式。审清这类题型最重要的是结合问题看清楚材料的观点。

第四、夯实基础,注意新材料与课本的结合。历史小论文主要考查学生理论应用和分析论证的能力,虽高于教材,但仍源于教材,它一般都是针对教材中的重点知识设计命题。因此,在掌握教材重点知识的基础上,注意指导学生多向变换角度分析教材,升华认识,十分有助于学生解答好历史小论文题目。

回答好这类题目。

第一种:论述题\(史实+评论)\历史小论文第二种:论证题──(观点判断+论点+史实+理论分析)(论点+史实+结论)/第三种:材料评论题/(判断+史实+理论分析)

最后,针对目前学生在答题的方式上出现的问题,笔者认为学生在做题过程中应注意议论的`方式,主要有立论与驳论之别:

1.立论,就是从正面论证某论点的正确性,或谈谈对某一正确观点的理解与认识。立论题,一般要求依据或者确定正确的观点、结论,运用正确的理论,选取有关的史实,从正面论证某论点的正确性,或谈谈对某一正确观点的理解与认识。论证的方法有归纳论证,对比论证,层递论证,因果论证等,根据需要采用一种或几种。答题格式是:指出观点正确。围绕观点或结论,按题目的具体要求和限定范围,进行评述或论证。

2.驳论,就是对错误的观点或立论进行反驳,否定对方的错误之处,以辩正是非,形成正确的认识。步骤是:先要认真思考对方的观点及支持观点的理由和根据,弄清其错误的实质。然后展开批驳,一要批驳对方的论点,以揭示其错误的性质;二要批驳对方的论据,以证明其虚假或证据的不足;三要批驳对方的论证,以揭露对方议论中所运用的论据与论点之间存在的矛盾或逻辑错误。这样,才能驳倒错误观点,阐明正确的思想与结论。

教师在指导学生做小论文时,不要给学生灌输题难思想,多给他们信心,从以上所给特点及方法入手,考生可按照历史答题口诀进行操作“先表态,得观点分;想论点,得分论点分;找史实,得历史史实分;作结论,得整体印象分;排好版,注意逻辑联系。”万变不离其宗,运用得当便可得到高分,虽说任重而道远,我相信本学科的同仁们会因此而收获自己的一份耕耘成果。

参考文献:

[1]教育部考试中心.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文科综合考试大纲的说明(课程标准实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2]近几年高考文综试题

[3]《高考历史小论文题的命题思路及复习建议》――中国教育文摘

历史上的事情,都是同一回事

机场论文看你如何看带这个不一定,同样题目写法不一样效果不一样你写多少字

历史学论文的参考文献

历史课程标准解读论文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1] 朱汉国,王斯德.历史课程标准解读[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2]姚锦祥.新课程理念下的创新教学设计:初中历史[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3] 周雨.历史新课程标准下的互动式课堂教学[J].教学月刊(中学版下),2005(3):36-38. [4] 王振中.浅析新课程标准下课堂教学中存在的`误区[J].当代教育科学,2005(19):33-35. [5] 齐健.初中历史新课程教学法[M].北京:开明出版社,2003. [6] 姚尚右.试析新课改下历史课堂教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继续教育研究,2008(11).请继续阅读相关推荐: 毕业论文 应届生求职 毕业论文范文查看下载 查看的论文开题报告 查阅参考论文提纲 查 阅更多的毕业论文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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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历史作业设计策略研究论文

在历史教学的过程中,有些老师十分重视上课这一环节,而往往却忽视了作业的设计问题,历史作业布置往往是教师课后统一布置,题量大且形式单一,对于“做什么”“怎么做”,学生是没有选择权的,只有接受并按要求完成。

致使学生对历史作业感到乏味、厌倦,敷衍应付,一遇到分析题、综合题、探究题就想翻各类辅导书找寻答案,或者希望老师能直接提供标准答案,这样的作业其效果可想而知。

因此,历史教师应该重视作业设计,合理布置作业,我认为新课程背景下有效的历史作业应该以新课标为依据,以学生的发展为本,力求新颖多样、面向全体、学以致用,达到有效作业与有效教学的有效结合。

那么初中历史作业该如何进行有效设计呢?我认为起码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一、形式多样,趣味作业形式多样,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学生学习的不竭动力。

作业设计应富有创意,形式新颖、内容联系实际并有一定的趣味性,使学生在一种愉悦的环境中,体验到寻觅真知和增长才干的成功乐趣。

长期以来,历史作业形式单调,学生感到死板乏味。

在历史教学中,教师如能根据教材内容和学生的心理学特征,注意作业的趣味性,那么,既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又可以增强知识点对学生大脑的“ *** 度”,加深印象,既可以使学生喜爱做作业,又能起到巩固提高,培养学生能力的作用。

以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在新课改实践中,我在布置作业趣味性方面进行了一些尝试。

我认为,新课程理念下的历史作业可以做到新颖多样,突出趣味性,以有效地提高学生做作业的兴趣,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作用。

根据中学生表现欲望强烈的特点,采用分组或个人抢答、抽签等多种竞赛形式,最后对优胜的小组或个人进行奖励,这样就能够让学生在热烈的气氛中牢固地掌握基础知识,也能够增强学生的竞争意识,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

除此以外还可以采用游戏、猜谜等学生喜闻乐见的作业形式,使学生在寓教于乐中掌握了学习方法,培养了能力,提升了教学的有效性。

二、因材施教,分层作业因材施教,初中学生由于受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影响,在学习过程中存在个体差异。

而我们新课程改革要求:教师应尊重学生人格,关注个体差异,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要,创设能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的教育环境,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掌握和运用知识的态度和能力,使每个学生都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布置作业是否恰当关系到教学质量的好坏和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的高低。

对于不同层次的学生,布置的作业可以是相同的,但批改指导不能相同。

对学困生尽量做到面批面改,评语多用激励性的语言,多采用适合其学习状况、心理、性格特征的顺应性评语,发现进步及时鼓励。

也可采用“以优带差”的方法,由于学生之间没有心理障碍易于接触,学生相互帮助没有精神压力,也易于提高。

在学生相互帮助中不仅能提高学困生的学习质量,也能使优秀生的基础知识得到巩固,还能进一步增进同学之间的感情,增强学习气氛。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教师应给每个学生挑选适合的题目,让每个学生经过努力都能成功。

”在作业设计中

给学生自主选择作业的量度和难度,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让其各取所需,为每个学生创设一个练习、提高、发展的学习环境,让全体学生都能在历史作业完成中得到成功体验,提高教学有效性。

三、发展个性,开放作业发展个性,个性好的教学开放题可以培养学生思维的广阔性、灵活性和深刻性,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发展创造力。

新课程突出的理念,就是在做中学,以学生为中心,注意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学生个性的发展,同时还要培养学生与他人团结协作的意识与能力。

学生只有通过积极的探索活动才能找到解题的方向,获得自身的发展。

设计教学开放作业时,要立足于培养学生思维的广阔性、敏锐性和严密性,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教师不仅要用好教材上的开放题,更要善于设计适合学生实际的开放题。

我们的教学要坚持以学生为本,充分尊重学生的兴趣爱好,把学生置于一个动态、开放的学习环境中,为学生提供多元、综合学习的机会,让学生在无拘无束的环境中,学得主动,学得积极,使每位学生都成为学习的主人,体现自主开放的学习过程。

四、以人为本,生活作业以人为本,生活作业以人为本,人文关怀不仅仅是一种理念,一种追求,更应该付诸于行动,付诸于实践。

我以为,作业的多少,要看教学内容、课程性质,不管如何练,应贴近社会实际,贴近学生生活,目的在于引导学生去实际、去思考,使他们的知识转化为技能技巧,锻炼他们的智力与能力,更重要的是提升他们的情感、态度、价值观。

如学完《甲午中日战争》这一课后,可以观看影片《甲午风云》并写观后感。

学完《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单元后,请学生搜集日军侵华资料和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否定侵略历史、篡改历史的有关资料,结合我国 *** 对此的严正立场和态度,写一篇评述文章。

其他诸如编写历史歌谣、编辑历史专题小报、历史话剧表演等,学生在眼、耳、口、手、脑的历史体验中,在影视、网络、图书馆、博物馆的历史遨游中,在社区、家乡的历史走访中,关注中华文明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兴衰,关注历史人物和普通人的生活,意识到自己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学生感到历史不再遥远和枯燥,而变得亲近和生动,学习兴趣油然而生。

五、找准盲区,反思作业找准盲区,孔子说:“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怠”。

我们往往造成一种错觉:作业讲评后,学生的作业订正好了,而且订正得正确、清楚。

教师感到很满意,以为学生已经掌握了。

实际上部分学生往往对有些习题仍一知半解,存在着认知上的"盲区"。

因此,加强作业订正后的反思显得尤为重要。

它不仅可以让学生知道错误的原因,更可以理顺解题思路,积累经验,提高思维能力,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反思的方法很多:如学生自己对作业进行检查,反思作业的得失;同桌互相探讨对不同习题采用不同的思考方法、解题方法,总结一下作业中成功的做法;还可以师生间采用聊天的形式谈谈作业过程中的感受,说说思考解答中易错的地方及一些错误的思考方法等等。

六、评价多元,鼓励作业评价多元,鼓励作业新课程下的教学方式是灵活多样的,评价方式也是丰富多样的,我们可以以灵活多样的作业及其评价方式来更好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最大限度地挖掘学生的潜能,激发学习兴趣的创造力。

这样历史课的学习也才更有活力和魅力。

教师对学生的评价可以多采用激励式、委婉式、点拨式、祝福式等多元化的作业评语。

如可用“妙不可言”、“真有个性”等激励式词语。

又如有个学生的作业相当潦草,在历史作业后面我写上了这样一句话:“你的书法很不错,不过练的地方不对。

”一则好的作业评语,不但有利于师生的情感交流,而且能激发起学生行为动机,强化良好品质,调节、疏导学生的心理,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

家长对学生的评价可以作为有效的补充。

在以往的评价机制下,特别是农村家庭,家长不了解孩子的学习、作业情况,只以学习成绩判断孩子学习的优劣。

从而导致了学生对学习认识的片面性,只注重学习成绩,不重视学习过程。

将评价与家庭评价相结合,杜绝学生在老师面前表现,而在家里变成另外一个人,从而更全面地评价学生。

可见历史作业多元化的评价方式能帮助学生改变单一被动的学习方式,形成自主、探究、合作的学习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

总之,作业过程是一个有机的系统,从习题的选择、布置的形式、作业的批改、反馈的策略等,每一个环节都值得我们去研究、推敲,只有尽可能地优化每一个环节,才能提高作业的有效性。

中学生历史小论文

导语:本活动课通过让学生在课堂进行科技小论文的宣读交流,培养学生热爱科学、崇尚科学,以下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小学生历史小论文,欢迎大家阅读与借鉴!

一、历史教学中创设问题情境的策略

就学生而言,如果学生本身了解的历史知识和需要学习的部分出现了冲突时,就会激化学生意识内的矛盾,就会带动问题情境的出现。以此为基础形成的问题情境,在接下来的历史教学以及学生的学习中就会成为强有力的驱动力。实现这一目的的方式较多,不管是通过语言文字的描述,还是走出课堂进行参观,或者是通过多媒体展示等,都是可以的。

1.利用课本材料,想象历史情境。纵观初中历史教材,在许多文字之间有大量的资料穿插其中。这些都被包括在了历史学科的知识体系中,对于学生对历史知识的掌握有极大的帮助,是历史观点的重要依据。对于教材内容起到了充实和深化的作用。因此如果能够正确的对课本的资料进行使用,学生的学习兴趣必然会被激发出来。

2.学生进行角色扮演,将自己带入到历史情境中。在历史教学中,往往会涉及到对某种历史情境的扮演:如让学生对历史人物进行扮演,思考如果是你面对这样的状况,你会有何想法,如何去做?通过这样的方式,学生就不会认为历史是遥远的,是陌生的,学生能够积极而又愉快的参与到历史学习中。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学生进入到历史中去,思考过去环境下,作为历史人物的自己该如何去做,来让学生的思维活跃起来。

3.通过具体的参观活动,为学生展现真实的历史情境。历史教学并不仅仅局限于课堂之内,如果条件允许,可以带学生出去走走,从课堂内进入到课堂外,步出学校进入社会,通过对历史实物的参观,让课堂上显得极为空洞的内容,真实的展现在学生面前,让学生可以看到到,摸得到。这对于问题情境创设来说,不失为一个极佳的.方法。比如说可以对博物馆等地进行参观等。人类历史遗留文物都被收藏在了博物馆中,不仅包含了物质文明,还包含了精神文明,所以无论是直观性还是实物性,在博物馆参观时都可以体会到,能够让参观的人员感受到许多,并且引发人们的思考。学生可以通过博物馆的参观,想象到特定的历史场景以及人物等。

4.对比历史事实与历史假设,创设问题情境。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假设和对假设的检验,引发思考,激化矛盾来创设问题情境。

5.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创设教学情境。在历史课堂上,可以借助多媒体技术的帮助,将一部分内容通过图片或者是影像的方式播放出来,为学生展现那个年代的历史状况,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被带入到了历史中,使得学生的求知欲望更为强烈。比如说在“官渡之战”这一部分学习时,教师就可以选取《三国演义》电视剧中与之相关的内容,并结合其他材料来准备好一份课件。在上课之初,教师可以首先对该场战役的情况进行初步介绍,让学生有所感知。随后就可以通过上述课件,来对当年的战争场景进行标示,同时与课本内容衔接,为学生介绍该场战役具体的经过。通过观看视频,学生可以直观的感受到战争中的激烈打斗场景,再结合教师的叙述,就显得更为精彩,学生会感觉到自己身处其中。不但能够提升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同时也可以让学生置身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中,来对历史进行分析,加深自己的记忆,增强对历史本身的理解有重要的作用。

二、创设问题情境需注意的问题

除了上述的策略,我们需要在情境创设中有所掌握之外,还需要对一些问题特别注意,具体如下:1.问题情境的创设,需要结合课程内容来进行。在初中历史的教学活动中,当我们需要创设情境时,必须要和历史内容相符合,如果一味的选择空泛的问题,那么必然达不到效果。另外,对于学生的认知规律,也需要符合,如果题目较为简单,学生会没有兴趣,如果太难,那么学生学习的信心将会失去。只有我们把握了上述原则,我们才能够让学生更加主动的参与到情境中,引发题目的兴趣,实现智力活动最佳状态,来对情境问题进行探究。

三、把握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从情感态度价值观方面来看,历史课标也有极为清晰的要求。从心理学角度来描述情感,表示的是于人的社会性需要有紧密联系的,既复杂却又稳定的一种态度体验,美感等都被包含其中。道德感则表示的是,对自己或者是他人行为,采取一定道德标准来进行评价的情感体验,如友谊感、责任心以及自尊心等等都包含其中;而美感则是当人需要对外界事物进行评价活动时,会产生一些肯定或者是愉快的情感。理智感表示的是,在进行认识活动成就评价时,产生的情感体验,如成功感等;上述情感体验如果是正确的,那么必然是以正确的价值观为基础。也就是说,价值观在人的思想以及行为倾向方面的整合和统领作用极为重要。

四、结语

总而言之,情境教学如果能有效的开展下去,无论是对于历史生动性的体现,还是为学生展示生动的历史,都有极大的帮助。问题情境创色和之后,学生可以穿越时空界限,回到真实的历史中去,让历史遗迹学生之间的差距缩小。问题情境包含了颜色、形状等,学生可以通过观察这些内容,接收到多种信息,使得学生能够积极的思考问题。通过问题情境的创设,学生可以获得更加生动形象的知识,同时还可以获得一定的思想教育。所以从当前的历史教学来看,对于问题情境的创设是势在必行的。

历史期刊参考文献

《历史研究》关于引文注释的规定:为便于学术交流和推进本社期刊编辑工作的规范化,在研究和借鉴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注释规定的基础上,对原有引文注释规范进行了补充和完善,特制定新的规定。

本规定适用于《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内刊》和《历史研究》注释体例及标注位置、注释的标注格式:非连续出版物/连续出版物/未刊文献/转引/电、参考报纸文献标注:[序号]作者。题名[N].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

扩展资料

1、注释注释是对论文正文中某一特定内容的进一步解释或补充说明。注释前面用圈码①、②、③等标识。

2、参考文献参考文献与文中注(王小龙,2005)对应。标号在标点符号内。多个都需要标注出来,而不是1-6等等 ,并列写出来。最后,引用毕业论文属于学位论文,如格式5

3、学位论文【格式】[序号]作者.篇名[D].出版地:保存者,出版年份:起始页码.【举例】[11] 张筑生.微分半动力系统的不变集[D].北京:北京大学数学系数学研究所, 1983:1-7.

历史教育论文参考文献

历史教育论文参考文献有哪些呢?历史教育论文参考文献是撰写历史教育论文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欢迎阅读我整理的历史教育论文参考文献,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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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是指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借鉴过的、对本文有启发的文献,一般标注在文章末尾。有的会在文章具体位置中标明具体的参考页码,有的不会。受文献启发的地方不一定要和原文完全一致,有时可同义转述或同义概述。

需要注意的是,各种杂志社的参考文献格式会各不相同,因此没有绝对统一的标准,一切以杂志社的要求为准。

参考文献格式注意事项:参考文献虽然没有绝对统一的标准,但是有基本标准。

参考文献基本格式:

主要责任者. 题名:其他题名信息[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其他责任者. 版本项. 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引用页码.

一、参考文献怎么引用才合理

(1)参考文献的类型

参考文献类型较多,主要有专著[M], 论文集[C],报纸文章[N],期刊文章[J],学位论文[D],报告[R],标准[S],专利[P],论文集析出文献[A]等等,其中最常见的是期刊文章。

(2)引用参考文献的数量

一般学术文章的参考文献数量以20-40篇为宜,综述类文章的参考文献一般会比研究类参考文献数量多。除综述外,其他文章的参考文献超过40则说明相对于你的研究结果而言,讨论和前言部分所涉及的内容有可能过多,需要删减。

(3)参考文献正文中的引用格式

正文中参考文献的引用格式以不同的学校要求为准,但不外乎数字编号和人名。

数字编号比较简单,仅仅按照从前到后的顺序给所出现的文献一一编号即可。万一中间需要添加或删除参考文献,后面的所有数字就会改变。如果我们手动录入参考文献,那是十分麻烦的。这时候就需要用到endnote软件或者其他相关参考文献引用的软件帮助。

还有一种正文引用是人名的引用。一般而言,文献是一位作者的,直接写这位作者的名字即可;如果是两位作者,则这两位作者中间用and连接;若是三位或三位以上作者,则输入第一作者的名字后面加et al.表示。由于et al.是拉丁文的“等”的意思,需要斜体,又是缩写,所以后面要加点号。

有时候正文中我们会提及作者的名字,此时参考文献的引用位置往往紧跟名字的后面。如It is reported by Li et al.[Li et al., 2010] that …….

(4)参考文献的内容与引文一致

引用之处的内容必须是出自所引参考文献的内容。我们可以通过参考文献的题目来大致判断是否正确引用。那种驴唇不对马嘴的引用肯定是错误的,遇到这样的引用必须做出修改。

(5)尽量引用原始文献

好多学生为了省事,拿来一篇文献引用里面的句子的同时,再次引用这篇文章所引用的其他参考文献,这就是二次引用。二次引用的危害在于在引用过程中,肯定会有人曲解了原文的意思,一错再错,这跟以讹传讹的道理是相似的。

那么如何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我们可以查阅二次引用的原始文献,看原始文献是如何描述的,看引用的这句话是否符合原始文献的内容。确保无误的情况下再引用,才能避免错误引用。

(6)尽量选择较新的文献

这一点不是绝对的,倘若我们写的这篇论文确实是早些年有研究,中断了一段时间之后,重新研究。这时难免会引用早些年的文献。再者,有的文献确实是经典的,提出的理念至今都是说得通的,此时引用这些文献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毕竟这两种情况是少数,大部分的研究还是基于最新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引用参考文献也必须有几篇较新的参考文献,才能显示我们的研究的意义及重要性,特别是引言部分的描述。

(7)参考文献的档次

参考文献的档次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咱们所写文章的档次。我们的引文大部分都是2-5分左右的文章,那么我们的文章差不多也可以发2-5分左右,当然审稿老师并不会注意这个问题,因为没人会一一核实你所引用的文献的影响因子。

二、如何正确选用参考文献

(1)避免选用脱离论文主题的参考文献

选择参考文献必须紧紧围绕主题,为表现和论证主题服务。凡是能有力地说明、突出、烘托主题的就选用,否则就舍弃,这是选择参考文献的一个基本原则。有些论文在运用参考文献时常常犯不忍割爱的毛病,将一些与主题无关的参考文献,写进文章里,参考文献与主题脱节,影响了主题的表达。

甚至于有些论文只是为了体现论文的参考文献的新颖,直接使用了与论文主题无关的最新参考文献,这不但没能体现论文的参考文献新颖,反而是内容累赘、多余。

(2)选择参考文献不够典型

所谓典型参考文献,是指那些最有特征、最有代表性,能有力地揭示事物的本质,能集中地表现论文主题的参考文献。围绕主题选材,但没有必要,事实上也不可能把与主题有关的参考文献都写进去,必须精选典型参考文献。

对于十分经典的参考文献,要考虑是否过旧,过旧的参考文献或者广为人知的参考文献,我们应该简要概述。即便是十分典型的参考文献,太旧或者已广为人知的参考文献虽然能论证我们的主题但是却让文章的内容显得不够新颖。

(3)选择的参考文献不够真实

论文中用的参考文献只有真实,才有力量。所谓真实,是指参考文献确是客观存在的,能反映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论文中所运用的参考文献真实,论点才站得住,才有说服力。而有些论文选材不准,没有鉴别真伪,引用的历史人物、事件、时间、地点、数字、引文等等没有认真地核对,出现误差。

在引用参考文献的时候,对于参考文献的详细内容,我们要细心做到每个细节都不能出错,对于数字的摘写要绝对的准确,不能因为自己的疏忽导致原本准确无误的真实参考文献变成了错误参考文献或者非真实参考文献。

史记史记《史记》约成书于前104年至前91年,本来是没有书名的,司马迁完成这部巨著后曾给当时的大学者东方朔看过,东方朔非常钦佩,就在书上加了“太史公”三字。“太史”是司马迁的官职,“公”是美称,“太史公”也只是表明谁的著作而已。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在著录这部书时,改成《太史公百三十篇》,后人则又简化成“太史公记”、“太史公书”、“太史公传”。久而久之,人们根据“太史公记”而省略成《史记》。近人梁启超称赞这部巨著是“千古之绝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全书略于先秦,详于秦汉,所述秦商鞅变法至汉武帝晚年的历史,约占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三左右。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本纪”实际上就是帝王的传记,因为帝王是统理国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脑,为他们作纪传而名之曰“本纪“,正所以显示天下本统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纲纪的缘故。同时,也是全书的总纲,是用编年体的方法记事的。在“本纪”的写作中,司马迁采取了详今略远的办法,时代愈远愈略,愈近愈详。“本纪”托始黄帝,是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师。将项羽列入“本纪”,一是秦汉间几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书”,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无法撰写成书的。班固《汉书》改称“志”,成为通例。“书”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世家”是记载诸侯王国之事的。这因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也就给了他们的传记叫做世家。从西周的大封建开始,发展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先后称霸称雄,盛极一时,用“世家”体裁记述这一情况,是非常妥当的。司马迁把孔子和陈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种例外。孔子虽非王侯,但却是传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况汉武帝时儒学独尊,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将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领域的现实情况。至于陈涉,不但是首先起义亡秦的领导者,且是三代以来以平民起兵而反残暴统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司马迁将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业和汤放桀,武王伐纣,孔子作《春秋》相比,将他写成为震撼暴秦帝国统治、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英雄,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列传”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单传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司马迁把当时我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也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列传》。其中《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和《日者列传》四篇由汉博士褚少孙补缺。《汉书·艺文志》载冯商续补《太史公》七篇,韦昭注云冯商“受诏续《太史公书》十余篇”,刘知几认为续补《史记》的不只是褚,冯两家,而有十五家之多。“《史记》所出,年止太初,其后刘向,向子欲,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继撰续,迄于哀平间,尤名《史记》”。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史记》以后的历代正史,除极个别例外,都是由朝廷主持、按照君主的意志修撰的,是名副其实的官史。而司马迁虽然是朝廷的史官,《史记》却并不体现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意志。据说武帝读《史记》后,对其中几篇感到愤怒,下令加以删削,这也是有可能的。 司马迁写《史记》秉笔直书,在某些方面,敢于批评朝廷,这是封建统治者所不能允许的。朝廷对《史记》既憎之,又重之,秘不示人,阅读范围限制于朝廷上层的极少一部分人中。朝廷曾下诏删节和续补《史记》。《后汉书·杨终传》云,杨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被删后仅十余万言的《史记》,在汉以后即失传,以后一直流传的是经续补的《史记》。(补注:许多人认为褚少孙是《史记》的主要续补者,但是他到底补缺多少,各人说法不一。张晏认为褚少孙续补四篇。但姚振宁在《隋书·经籍志考证》中说《史记》缺少十五篇,全由褚少孙续补。有的人认为《傅勒列传》文章,格调酷似司马迁,褚少孙未必能写出如此文章。《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这部体大思精的史书的贡献和特点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一)开创了“纪传体”体例。何谓纪传体呢?纪,指本纪,即皇帝的传记;传,指列传,是一般大臣和各式人物的传记。历史人物是丰富多彩的,历史现象是纷纭复杂的。怎样才能把大千世界的各种人和事都包容在一部书里呢?司马迁在前人的基础上,在《史记》中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构。创造性地探索了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编纂学方法。“本纪”按年代顺序记叙帝王的言行和政迹;“表”按年代谱列各个时期的重大事件;“书”记录了各种典章制度的沿革;“世家”载述诸侯国的兴衰和杰出人物的业绩;“列传”记载各种代表人物的活动。司马迁创造性地把这五种体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系。(二)《史记》开创了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各种知识的综合纂史方法。它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时期,记载了我国近三千年的历史。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贯通古今、内容广博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在《史记》中,司马迁第一个为经济史作传:《平准书》、《货殖列传》;司马迁又第一个为少数民族立传:《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等;他还第一个为卑微者列传:《刺客列传》、《游侠列传》等。《史记》第一次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包容在历史学的研究范围之内,从而开拓了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推动了我国历史学的发展。由于纪传体可以容纳广泛的内容,有一定的灵活性,又能反映出封建的等级关系,因而这种撰史方法,为历代史家所采用,影响十分深远。(三)秉笔直书,是我国宝贵的史学传统,司马迁的《史记》对此有很好的发挥。所谓秉笔直书,就是史学家必须忠于历史史实,既不溢美,也不苛求,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撰写历史。《史记》明确表示反对那种“誉者或过其失,毁者或损其真”的作法。项羽是司马迁心目中的英雄,因此,司马迁以极大的热情和强烈的爱记述了项羽的伟业。但对于项羽的骄傲自大和企图以武力征服天下的致命弱点,司马迁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于先秦的法家和秦代的暴政,从感情上司马迁是愤恨的,但他做到了不因憎而增其恶。相反,对法家的改革和秦代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他都予以充分的肯定。正因为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才使《史记》以信史闻名于世。《史记》还贯穿一条重要线索,即重视人的历史作用。司马迁是反天命的。强调人是历史的中心。因此,他在写帝王将相的同时、注意为社会上的各种人立传,尤其是把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放到与王侯功臣以及封建社会的圣人孔子同等的地位来写。所以在《史记》中,既有战国七雄的世家、萧丞相(萧何)。留侯(张良)的世家、孔子的世家,同时也有《陈涉世家》。司马迁也很重视物质生产活动在历史上的作用,把经济状况同政治上的治乱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还强调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以史为镜、鉴往知来的思想。由于司马迁在历史编纂学上的伟大创造精神,他的进步的史学思想和严谨的治史方法,使《史记》成为我国史学史上一座巍峨的丰碑,司马迁也赢得了“中国史学之父”的美名。(四)《史记》也是一部形象生动的历史,它的文采历来为我国文学界所称颂,它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司马迁像一个出色的画家,以他那十分传神的画笔,为我们勾画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像;又像一位善于捕捉瞬间的雕塑家,以他那锋利的刻刀,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风采各异的雕像。在《史记》这座人物画廊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历史上那些有作为的王侯将相的英姿,也可以看到妙计藏身的士人食客、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为知己者死”的刺客、已诺必诚的游侠、富比王侯的商人大贾,以及医卜、俳优等各种人物的风采,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思想上的启迪。司马迁创造性地把文、史熔铸于一炉,为我们写下了一部形象的历史。所以,鲁迅先生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因为如此,在我国浩瀚的史著中,《史记》拥有的读者量是首屈一指的。《史记》在我国比较广泛地传播流行,大约是在东汉中期以后。它成为司马迁著作的专称,也开始于这个时候。在这以前,《史记》都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记》和简称“太史公”。据现知材料考证,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史著为《史记》的,是东汉桓帝时写的《东海庙碑》。到唐朝时候,由于古文运动的兴起,文人们对《史记》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当时著名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等都对《史记》特别推崇。宋元之后,欧阳修、郑樵、洪迈、王应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赞赏《史记》的文笔。于是《史记》的声望与日俱增,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的书也源源不断出现。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俗称“三家注”的《史记集解》(刘宋时裴骃(裴松之子)注)、《史记索隐》(唐司马贞注 补:司马贞,字子正,唐河内(今沁阳)人。开元中官至朝散大夫,宏文馆学士,主管编纂、撰述和起草诏令等。唐代著名的史学家,著《史记索隐》三十卷,世号“小司马”。司马贞以《史记》旧注音义年远散失,乃采摭南朝宋徐广《史记音义》、裴骃《史记集解》、齐邹诞生《史记集注》、唐刘伯庄《史记音义》、《史记地名》等诸家的注文,参阅韦昭、贾逵、杜预、谯周等人的论著、间己见,撰成对后世很有影响的史学名著《史记索隐》,该书音义并重,注文翔实,对疏误缺略补正颇多,具有极高的史学研究价值,与南朝时期的宋国裴骃的《史记集解》、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合称“史记三家注”。后世史学家誉称该书“价值在裴、张两家之上。” )和《史记正义》(唐张守节注)。《集解》兼采当时裴骃所能见到的前人有关《史记》诸书的研究成果,并一一注明作者名字。一丝不苟。《索隐》进一步指出了《集解》中考证不当的错处。并对《史记》原文提出辨正,发语警辟。《正义》的作者长于舆地之学,对《史记》中地名的考证尤为精辟。读《史记》原文,同时注意看一看这三家注,对原书会有更进一步的理解。1959年中华书局重新标点排印的《史记》,就是与这三家注合刻的本子。裴骃,裴松之的儿子,字龙驹。继承家学,博览宏识,亦以注史著称于世。司马迁的《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裴骃为《史记》作注而垂名于中国史坛。他反复研究《史记》,“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秋,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他博采经传百家及先儒学说,凡对作注有所稗益,便广而录之;凡所注引,务必去其浮言游辞,取其精旨要义;如各家说注不同,则兼收并蓄,不肯偏弃;如有未详之处,宁缺不议,不凭臆想,妄加解说。终于写成《史记集解》八十卷不朽之作,成为现存最早的《史记》注本。与唐司马贞《史记索引》、张守节《史记正义》合称“史记三家注”。由于司马迁受时代的限制,《史记》也存在某些缺点与不足之处。例如,存在“天命”、灾异和历史循环论的神秘思想的影响。在《六国年表序》论述秦并天下的原因时,指出这是“天所助”的结果。《高祖本纪》带有“三统循环论”的色彩,以为“三五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在《天官书》中,记述各种特殊的自然天象时,常常与人事联系在一起,更多地表现了灾异的神秘思想。这些说明《史记》在“究天人之际”时,仍然没有摆脱“天人感应”神学思想的影响,等等。《史记》成书后,由于它“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被指责为对抗汉代正宗思想的异端代表。因此,在两汉时,《史记》一直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谤书”,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公正评价,而且当时学者也不敢为之作注释。唐初,《隋书·经籍志》在介绍《史记》、《汉书》的流传时说:“《史记》传者甚微”,司马贞说“汉晋名贤未知见重。”(《史记索隐》序) 我们注意到汉晋时期对《史记》也有一些积极的评价,如西汉刘向、扬雄“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汉书·司马迁传》)西晋华峤也说:“迁文直而事核。”(《后汉书·班彪传论》。据李贤注,此句为“华峤之辞”。)在晋代,也有人从简约的角度夸奖《史记》。张辅说:“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晋书·张辅传》)这些评价虽然不错,但在今天看来,却还远不足以反映出《史记》的特殊地位,因为得到类似评价的史书并不止《史记》一家。如《三国志》作者陈寿,“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晋书·陈寿传》)南朝刘勰说“陈寿三志,文质辨恰。”(《文心雕龙?史传》)华峤所撰《后汉书》在西晋也颇受好评,时人以为“峤文质事核,有迁固之规,实录之风”。(《晋书?华峤传》)至于说到简约,那也不是《史记》独有的,如“孙盛《阳秋》,以约举为能”,(《文心雕龙·史传》)干宝《晋纪》,“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晋书·干宝传》)总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并没有把《史记》看得很特殊。这与我们对待《史记》的态度大不相同。 自宋以后,研究《史记》的著述增多了,较有代表性的如清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崔适的《史记探源》、张森楷的《史记新校注》、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以及清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的有关部分,都是重要的参考书籍。张文虎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一书对《史记》的史文及注文进行了精审的校订。他根据钱泰吉的校本和他自己所见到的各种旧刻古本和时本,择善而从,兼采诸家,金陵局本就是经过他的校考之后刊行的。日本学者泷川资言撰《史记会注考证》,《考证》资料比较详实。各种版本《史记》包括标点本多只附录三家注,《考证》则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引录三家注以来有关中日典籍约一百二十多种,其中国人著作一百零几种,日人著作二十几种,上起盛唐,下迄近代,别择缀辑于注文中,时加审辨说明,将一千二百年来诸家众说,以事串联,较为系统地介绍出来,大大节省搜检群书之劳,为研究者提供极大方便,显然比三家注优越。《考证》资料丰富还表现在《正义》佚文整理上。三家注原各自单独成书,自宋代合刻于《史记》正文下,妄加删削,大失原貌,尤以张守节《正义》最为严重,后世通行本《史记》三家注皆袭此。可是张书既不像《索隐》有单刻本流传,也不像《集解》有宋版《史记》集解本存世,以致佚文极难搜集。泷川从日本所藏几种古本《史记》校记中,辑得《正义》佚文一千二三百条,补入书内。这些资料有人认为并非全部是张书原文,但它们对探求《正义》原貌或理解《史记》,俱有裨益。《考证》内容繁富。裴骃等三家注解一般局限于就事论事,泷川却综合历代研究成果,联比考索,对史实、文字、词语进行考辨、校订、解释,从而揭示出某些史事演变窜易、文字歧异正误、疑难文句意义,以及记载矛盾、失误,等等。对前人未加解说或解之未详的亦往往加以考说。再《史记》一书,多采旧典。泷川常于正文之下,指出此事见于某书;与他书文字有异,也予注明。由于《左传》、《国语》、先秦诸子具在,因而春秋史事出处,几乎逐节逐事交待明白,便于溯本求源,比勘研究。《考证》特别注重地理,每一地名,必注今地名,有助于了解事件的演变和人物的活动。此外,正文、注文全部断句,这在标点本未问世之前,不能不说是一项成果。全书末附有泷川所撰《史记总论》,论述了司马迁事历和《史记》作书资料、体例、流传、演变、版本等事,不失为研究司马迁其人其书的有用材料。应当指出,《考证》一书是有缺点的,有的还是比较突出的。首先在资料方面仍有遗漏,黄震、鲍彪、吴师道、张鹏一、雷学淇等人说法就未罗致。尤其令人遗憾的是,金石文字和近人论著汲取不多,甚至连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王先公考》也只字未载。其次在材料抉择去取之间,也有偏守一说、疏漏失当之处;而摘引某些评论,既违背考证体例,见解又颇为迂腐。在某些问题上,则徘徊两可,甚少发明。再次,泷川资言在训诂方面,有时失于强自为解,断句亦有失误。但从总体讲,张森楷《史记新校注稿》虽于六十年代影印问世,却已部份残缺,其他《史记》校证,固不乏精审之作,然未成书,因此《考证》纵然有不少缺点,仍瑕不掩瑜。在当前《史记》新集释性注本未出现之前,《考证》堪称是资料最丰富的《史记》注本,是研治《太史公书》和中国古代史的重要参考书。《考证》虽参校了一些本子,可是不作校记而径改径补。后来水泽利忠在五十年代撰《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以补其阙。它以《考证》本为底本,广校众本达三十多种,参考中日校记资料近四十种。其中宋本八种、元本二种、日本古本四种、炖煌写本残卷三种、日本古抄本残卷十几种,现存版本网罗殆尽。《考证》辑录《正义》佚文,省略出处,《校补》为之一一注明。又据二十多种日本古抄本校记等资料增辑《正义》佚文二百余条,其中保存了少数失传的古书文字。同时对《考证》迻录三家注张冠李戴错误,也加以订正。汇集历代学者的注释,加上他自己的考证,内容相当丰富,造诣非浅。中华书局新标本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史记》重新作了校点。《史记》作为第一部传记文学的确立,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过去欧洲人以欧洲为中心,他们称古希腊的普鲁塔克为“世界传记之王”。普鲁塔克大约生于公元46年,死于公元120年,著有《列传》(今本译作《希腊罗马名人传》)50篇,是欧洲传记文学的开端。如果我们把普鲁塔克放到中国古代史的长河里来比较一下,可以发现,普鲁塔克比班固(32—92)还要晚生14年,若和司马迁相比,则要晚生191年了。司马迁的《史记》要比普鲁塔克的《列传》早产生几乎两个世纪。《史记》无论在中国史学史还是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堪称是一座伟大的丰碑。史学方面姑且不论,文学方面,它对古代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首先,从总体上来说,《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和多种可能性。《史记》所写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但是,通过"互见"即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的方法,通过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了。在各民族早期文学中,都有这样的现象,这是人类通过艺术手段认识自身的一种方法。只是中国文学最初的类型化人物出现在历史著作中,情况较为特别。由此,《史记》为中国文学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后代的小说、戏剧中,所写的帝王、英雄、侠客、官吏等各种人物形象,有不少是从《史记》的人物形象演化出来的。在小说方面,除了人物类型,它的体裁和叙事方式也受到《史记》的显著影响。中国传统小说多以"传"为名,以人物传记式的形式展开,具有人物传记式的开头和结尾,以人物生平始终为脉络,严格按时间顺序展开情节,并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评论,这一切重要特征,主要是渊源于《史记》的。至于直接取材于《史记》的历史小说,那就更不用说了。在戏剧方面,由于《史记》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人物性格鲜明,矛盾冲突尖锐,因而自然而然成为后代戏剧取材的宝库。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取材于《史记》的剧目就有180多种。 据李长之统计,在现存132种元杂剧中,有16种采自《史记》的故事。其中包括《赵氏孤儿》这样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名作。已经失传的类似作品,当然更多。到后来的京剧中,仍然有许多是取材于《史记》的,如众所周知的《霸王别姬》等。在传记文学方面,由于《史记》的纪传体为后代史书所继承,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虽然,后代史书的文学性显著不如《史记》,但其数量既浩如瀚海,如果将其中优秀传记提取出来,也是极为可观的。此外,史传以外的别传、家传、墓志铭等各种形式的传记,也与《史记》所开创的传记文学传统有渊源关系。《史记》固然"究无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从而开创了史学的种种先河,也堪称是脍炙人口的文学佳作,但《史记》最为耀眼的闪光点在于它的平民立场。在司马迁的《史记》之前,所谓的历史仅仅是王侯的发家史、光荣史、太平史。在司马迁的《史记》里,自以为功高盖世的帝王们同样有无耻、暴戾、虚假和懦弱的一面;虽然有着种种的过失和缺点并最终兵败陔下,自刎乌江的楚霸王项羽不失为顶天立地的英雄;一介布衣陈胜曾经在田间耕作,既是不折不扣的庄稼汉,也是满怀鸿鹄之志的豪杰,正是他第一个揭竿而起反抗秦的暴政;就在正统文人对浪迹江湖的行径嗤之以鼻的时候,司马迁却对荆轲、唐雎等四海漂泊的游侠们和快意恩仇的游侠精神赞誉有加、不胜神往……《史记》就是这样以平民的立场、平民的视角、平民的情感看历史、写历史、评说历史,从而第一次给历史以真实可亲的面 目,第一次给那些值得尊敬的灵魂们以尊严。清朝诗人宋湘曾经有句诗说:"史有龙门诗少陵",《史记》中所透出的民间精神,再现在杜甫那些忧国忧民的不朽诗作中,并成为流传千古的力量源泉。自汉至清,《史记》的研究专著达101部,单篇论文1435篇,囊括了名物典章、地理沿革、文字校勘、音韵训诂、版本源流以及疏解、读法、评注等领域,方法是抄摄材料,排比引证,基本是微观的甲说乙说的"文献"研究。详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二所合编的《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也可参阅载于《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四集的陈乃乾《二十四史注补表谱考证书籍简目》。他们所举较为重要的有: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和《考史拾遗》。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和清赵翼《廿二史札记》中有关前四史部分,清梁玉绳《史记志疑》,清郭嵩焘《史记札记》,清沈家本《史记琐言》,近人陈直《史记新证》。上述诸书中,清人之作以钱大昕、梁玉绳、郭嵩焘之作最为特出。近人陈直之作,则多取甲骨文、金文及秦汉权量、石刻、竹简、铜器、陶器之铭文印证《史记》,独辟蹊径,创获尤多。因所著《汉书新证》成书在前,《史记新证》稿中关于汉武帝以前西汉史之考证与之重复者,均已删去。《史记》是我国历史学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是司马迁对我国民族文化特别是历史学方面的极其宝贵的贡献。全书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除《秦本纪》外,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帝王的政迹;“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是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它们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与后世的专门科学史相近;“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人物的传记,少数列传则是叙述国外和国内少数民族君长统治的历史。《史记》就是通过这样五种不同的体例和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和补充而构成了完整的体系。它的记事,上自黄帝,下至武帝太初(前104—101)年间,全面地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历史发展,是我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汇集《史记》各家注释考订之作,有近人张森楷《史记新校注稿》,成书于二十年代,惜未定稿。1967 年由杨家骆编纂整理,交由台湾中国学典馆筹备处印行,但文有残缺。南京图书馆收藏有张森楷《史记新斠注》稿本。从文学研究来看,因时代文化环境与研究者知识场域的局限,近代以前的学者多侧重于感性的直观式评点的单篇读感,缺少具有综合性、逻辑性的宏观义理阐释和文、史兼顾的文学本体论分析。20世纪以来,司马迁与《史记》的学术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学者除了对司马迁生年、生平、家世和《史记》的名称、断限、体制、取材、篇章残缺与补窜、义例等具体问题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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