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研究员、博导，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专业为西夏语文学和中国少数民族文献学。为当今世界上少数几个能解读西夏文学的学者之一，通德、英、俄、法、拉丁等数种外国语，主要研究领域大多以“绝学”著称，除了西夏文外，对藏文、梵文、回鹘文、契丹文、女真文都有比较专门的研究，近十年来致力于俄藏西夏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曾三次赴俄合作整理西夏文献。1988获美国王安电脑公司汉学研究奖。1991年获北京市高等学校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中青年优秀成果奖。1996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届优秀科研成果荣誉奖。目前承担的课题有：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黑水城文献的整理和出版；中国少数民族民族古籍点目提要。发表西夏研究论文数十篇，专著《中国的文字》、《塞北三朝》、《古道遗声》、《西夏文〈德行集〉研究》；合著《番汉合时掌中珠》、《类林研究》、《西夏天盛律令译注》等，译著有：《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原著BernhardKarlgnen，齐鲁书社1987年出版，发表论文多篇。
宁夏得名，始于西夏平定。公元1227年，元朝灭西夏后，改名“宁夏”，含有平定西夏、稳定西夏、西夏“安宁”之意。 宁夏回族自治区具有悠久的历史。灵武市水洞沟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发掘出来的石器、骨器和用火痕迹表明，远在距今3万年前后，宁夏境内就有了人类活动，他们创造了旧石器晚期的“水洞沟文化”。解放后，在宁夏境内陆续发现了较多的“细石器文化”、“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遗址。这些遗址表明，距今六七千年到三四千年前，宁夏南北的“居民”已由母系氏族社会进人父系氏族社会、开始从事畜牧业和农业生产，并与中原地区有了密切的联系。商、周时期，境内有称为胡（北狄）、羌（西戎），后又称为鬼戎、猃狁（熏育、荤粥）的游牧部落活动。周宣王时，曾在“太原”（今固原一带）调查户口，表明当时不仅已有较多人口，而且有了行政管理体制。春秋战国时期，固原南部属秦，其余地区分别为义渠戎、朐衍戎等部族的聚居地。 公元前221年，秦兼并六国后，建立中央政权，宁夏属北地郡。 西晋末年，匈奴人赫连勃勃于407—431年建立地方政权，自号夏，以统万城（今陕西靖边县境）为都城，宁夏属其管辖范围。 唐朝分全国为十道，宁夏属关内道。唐王朝在灵州（今灵武市西南）设大都督府和朔方节度使。安史之乱期间，唐肃宗于756年在灵武登基。 公元1038年，党项族首领李元昊，以宁夏为中心，建立大夏国，国号大夏（因其位于宋王朝西面，故史称西夏）。定都兴庆府（今银川市），国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抵大漠”，“方二万余里”，形成了和宋、辽、金政权三足鼎立的局面。 元朝灭西夏后，设宁夏府路，开始迁入回回人。 明朝设宁夏卫，大批回回以“屯戍人户”的身份被安置在灵州、固原一带。 清朝建宁夏府。乾隆年间，银川发生大地震，原址受损严重，乾隆帝拨下巨银用于重建家园，在城郊建新城，称新满城。乾隆以后，“宁夏至平凉千余里，尽悉回庄”，成为全国最大的回族聚居区。民国初年设朔方道，1929年改为宁夏省，辖除固原以外的现有市、县及内蒙古自治区的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额济纳旗和磴口县。 1949年9月23日，宁夏解放，仍沿用宁夏省原称，辖区范围与民国时相同。1954年，撤销宁夏省，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额济纳旗和磴口县划归内蒙古自治区，其余地区并入甘肃省。1958年10月25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辖原属甘肃省的银川专区、吴忠回族自治州、西海固回族自治州及泾源、隆德2县。1969年，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和阿拉善右旗的5个公社并入宁夏。1979年，这些地区又划回内蒙古自治区。黄振华这个名字，对大多数人而言都是一个分外陌生的名字，不过这倒也真切地符合先生那种不求闻达的处世精神。他一生与语言文字结缘：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风华正茂之时，在人民大学协助吴玉章先生，为汉字改革工作贡献良多；此后二十多年身为“右派”，在吕叔湘先生关心之下依靠多语种的翻译工作为生；七十年代末重新投入正式工作，虽辗转于多个工作单位之间，仍然在中国北方民族古文字如契丹文、女真文、西夏文的解读方面成果倍出；九十年代初从北京图书馆敦煌资料中心退下来以后仍然笔耕不辍，在自己书籍匝地的斗室中完成了一篇又一篇立意新颖、论证充分的文章，尤其是对汉字式文字的溯源和汉藏共同语的构拟见解发人深省。可惜的是，他的羸弱身体不允许他本人把这些思想一一付诸身体力行的实践，他的治学经验也因为没有正式的学生继承而难以为人熟识。 黄先生原就学并毕业于民国时期的哈尔滨外国语专科学校，这所后来并入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的学校造就了他极为出色的俄语功底。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新疆博物馆推出的《新疆探察史》、《苏联中亚考古》内容翔实准确，文字洗练畅达，即是先生的盛年佳译；而他随即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二期）上的《评苏联近三十年的西夏学研究》一文，就是在彼时西夏研究汉文资料还相当缺乏的国内对西夏学水平遥遥领先的苏联学者工作的一个总体评价。该文全无时下流行评论文章一味追捧的俗气，大量的篇幅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学者虽有1929年沙俄军官科兹洛夫中国西北边陲黑水城西夏书库发掘的巨额收藏之便利，但因汉学功底欠佳和某些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导致了西夏研究中不容忽视的缺憾和疏漏。这些都是主要倚仗黄先生所立足的深湛俄语功底，可称得上是新时期中国西夏研究对国外先进成果的夺胎换骨第一文，同时，这篇文章也体现出黄振华先生一以贯之的学术风格——严于律己也严于待人，字里行间的文字火药味随处可见，即便是同当时还颇有痕迹的大小字报作文风格相比也难分轩轾，只是黄文并不针砭个人而完全针对学术建设，并且对他人错漏“一抓一个准儿”的特点使内行的对手看了只有心折的份儿。在他的文章《西夏语同义词词源研究刍议》、《西夏语同义词词源研究再议》（分别见《民族语文》2002年第五期、2003年第五期）中，老先生对自己参与的《〈文海〉研究》一书中的失误深表忏悔，并毫不留情地指出自己当时急于送交出版社“实际上是整理稿已五易寒暑，正值需要研究成果以资提升职称”之时；现在我们自然理解这种现实的际遇和需要，因而也就更为钦佩先生这种无情解剖自己行为中的心态。 这位老先生，实在也称得上是个学习语言的天才。俄语自不必说，他对英、法、德、日等常用外国语运用也很娴熟；除此之外，他还校译过罗马尼亚某政要在中国发行的罗语文集汉译本。值得一提的是，先生还精通不少稀奇古怪的古代语言和文字：像在中世纪曾享国一个世纪有余、并与当时地处中原的宋王朝对峙过的辽、夏、金政权都创制过自己的官方文字，此即今已湮没不传的契丹文、西夏文和女真文，这是黄先生用力的重点，他对这几种文字的认识自是非同一般的深刻；而另外几种曾经流行于中亚地区和中国西陲的古文字——记录东伊朗语的粟特文、于阗文和记录印度西北方言的佉卢文，他也有过相当深入的研究，八十年代出版的几种综述中国民族古文字的《图录》和相关期刊、论文集中这方面的文章如《粟特文及其文献》、《于阗文贤劫经千佛名号考证》、《鄯善佉卢文书所见王号考》零零星星，却都显出黄先生在这方面的筚路蓝缕之功。据说当年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时，别人不认识的古怪语文都找他辨认，他也总是不会令人失望；遥想此情，面对斯人，“活字典”一词忽然显得格外栩栩如生。时至今日，佉卢文在中国据说也只有少之又少的学者认识，而粟特文这种曾经流行于盛唐时期长安城胡商之间的“国际性语文”在黄先生身后几乎又成了一片空白，无人可识呵！ 在当代的国内，一个外语（含民族语）研究者最怵的，恐怕就是对自己母语文字的深刻认识和精湛掌握。黄先生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例外，这尤其有助于他释读与汉字关系密切的中国北方民族古文字。譬如对西夏人自编的《广韵》式字书《文海》的校勘和在此基础上对西夏语音的构拟，他就是完全采用了清代陈澧《切韵考》中系联《广韵》反切上下字总结出中古汉语声纽、韵部、调类的传统方法对西夏文字进行类似的分析处理，这种方法西夏研究前贤从未尝试过，但却又同西夏人袭用汉字小学研究成果的实际轨迹丝丝入扣；这是黄先生熟谙传统国学经典的生动表现。而先生在二十一世纪初连续发表的一系列论文（《汉字的传播及其借用模式》、《纳西哥巴文字源流考》、《古体彝文字源考》）集中论述了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乃至纳西哥巴文、彝文、韩文、日文等汉字式文字的共同点之根本就在于对汉语俗字的大量借用，这体现出他对汉语俗文字文献的熟悉也非常人所及。想象我们自己对其中某一方面的掌握还欠深入，而黄先生却在多方面齐头并进且都不嫌肤浅，我们不得不钦服于他几十年如一日同书斋为伴的执著和切实！ 我去过老先生家两次，一踏进门的唯一印象似乎就是四面八方顶天立地的书架和其间满满当当的书。与一般人的收藏多以中文古籍或国内出版物为特色迥异，这里的藏书以外文资料为主，其中覆盖相对常见的俄、英、法、德、日、希腊、拉丁、希伯来、阿拉伯语，也有多数人并不熟悉的粟特语、于阗语、萨莫耶德语（与芬兰语、匈牙利语相近的语言）资料，许多国内根本无法觅见的外语资料，在这里却可以信手而得。所以，据说季羡林先生深为器重的当代俩学人“南徐北黄”，其中之一就是这位老黄先生（另一位是上海汉语大辞典出版社的徐文堪先生，以东方印欧语如伊朗语、吐火罗语的研究为特长）；而我们都知道，季先生的专业是研治语系归属为所谓印欧语系的梵语、吐火罗语等，而他的这种惺惺相惜恐怕在很大程度上与黄、徐二位都深得印欧语这一语言研究重镇的三昧不无关系吧。 语言学在近现代的巨大飞跃，正是仰仗十九世纪欧洲学者对日耳曼语、罗曼语、波罗的—斯拉夫语以及处于东方的印度—伊朗语的形态比较而归纳、总结出系统、严整的印欧语系理论并由此奠定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学科这一点。虽然从《马氏文通》开始这一套方法论就由我国的语言学先贤源源不断地引进，但是真正切实掌握几种印欧语并及时汲取这套完整理论不断完善成分的艰苦行为，在语言氛围完全不同的中国，时至今日却难以发现，比如我们就很少了解分布位置偏东的阿尔巴尼亚语和亚美尼亚语在二十世纪中叶被西方研究者最终划归印欧语系的细节，而阿尔巴尼亚语同巴尔干诸语言的混同、亚美尼亚语长期受伊朗语的浸润，其间的演化模式其实极可比拟于发生在东亚土地上藏缅语和南岛语的相互融合以及汉语对南方壮侗—苗瑶语言的质变影响。当我们在慨叹域外的成功经验常常难以及时有效地促进国内相应研究领域的突破之时，老黄先生通过自我钻研而在印欧语言学这种“枢纽性绝学”方面的深入就尤其令人瞩目——他的努力最终仍未能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则是孤掌难鸣的结果呵！ 先生不轻易见客——我也是有幸通过他的一个挚友从中说合才得允进门的，然而他对待后学却颇为热情。在得知我有心研习闪米特语言时，他就赠送我一本国内难觅的便携式希伯来文—英文对照旧约全书；而在给我讲一些问题需要例证时，他不顾自己严重的心脏病，还常常爬上爬下找寻书稿指点我阅读，我于心不忍却又无法阻止，只好看着他一顿忙活后抓起氧气袋猛吸一气。我同先生虽然就只有两次会面，但那两个热情似火、放言恣肆的下午，却令我久久回味不止。记得其时先生谈得最多的，是汉藏语言语源学的突破问题。把握一种语言内具体语汇的来龙去脉，实质上就是在为语言系属的建立和完善奠基，由此才有可能催生出更为一般的学科方法论，前述印欧语系的建立和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诞生轨迹正是如此。今天汉藏语系假说在求证道路上进展的缓慢甚至停滞不前，我们又何不安安心心冷静下来、实实在在地研究印欧语系完善的历程呢？黄先生因有多种印欧语研习的切身体验，因而在这方面已有了一些独到的想法。他就认为，散见于卷帙浩繁的汉文古籍中对一个语义要素的多重文字表述，实际上正反映了在不表音的汉字外壳之下隐藏的现今多种民族语言的古代形态，汉字的“书同文”功能远非秦始皇钦定的那么晚近和自觉；而后来辽、夏、金三朝仿汉官方文字的出现，实际上也只是基于政治原因和民族意识的一种暂时性刻意凸显——与党项语言密切吻合的西夏文字在夏亡后仍继续使用于河西走廊直至明代中期这一事实，正从反面表明汉字所具有的这种超语言功能。先生对汉藏共同语的研究，就是得益于这样一把“逢锁必开”的钥匙，他在纳西哥巴文、古彝文等方面的研究才刚刚开了个头；只可惜，天不假人呵！就像我们的另一位“国宝级人物”——终身矢志译介希腊文献的罗念生先生那样，“希望老天再给半年时间，用诗体译完《伊利亚特》”——然而，由于住所供暖的提前中断诱发急性肺炎，刚刚挣脱癌症魔爪的罗先生只能带着三分之二事业未竟的遗憾，在1990年怅然离开人世——这种遗憾实际上也就不是他个人的，而成为我们整个民族的了。 黄先生对语言的恢宏研习，也并非仅仅停留在个别语言的孤立攻克之上。早在他供职于人民大学语言研究所之时，就编写出《比较文字学讲义》、《西方语言结构介绍》等油印本教授学生。而先生的壮年译作《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学史》（科学出版社，1960年）译笔流畅、行文简净，体现出译者对原著理论的深入了解和对原文语言的熟练掌握，既得到了吕叔湘先生的高度赞扬，也成为很多人进入语言学殿堂必经的门槛；清华大学中文系已将此书列入学生的必读书目之中并准备再版，然而老黄先生已不能——似乎也无须——对其再作校定并看到它的重新问世了！ 去年冬去拜谒先生时，先生就指点我在处理具体语汇比对时，一要注意所用语词时代可比性与民族文化交融历史一致性的相互吻合，二要牢记历史语音演变时“宁求由繁至简”的不二法门。先生平生所至诚服膺的，似乎只有法国汉学大师伯希和，他曾亲口对我说：“十个黄振华捆在一起也打不过一个伯希和。”——这话不由得令人想起“反右”时有人提出全国人民一人一条史料从而超越陈寅恪先生对中国史籍非凡熟谙程度的“逸闻”来。依我的粗浅体会，伯大师师从法国汉学大家沙畹，通晓多种东西方语言，长于精微考证中准确的感悟，这种悟性——既不拘泥于琐碎材料的完全准确，也与东方哲学精神内核相通——正是建立在大师本人浩博厚实的中西学基础之上、而在大师身后却是吉光难再的了，放眼国内，境况尤艰——或许，这也是老黄先生难得共鸣的真正原因吧。 黄先生在汉藏语研究方面最大的贡献，是在至今普遍成就极为薄弱的语源学领域建立了一套有效的方法并对其作了初步的展开应用，他的不少未刊手稿中深刻体现了这一目前尚不为更多人知晓的思想。当时我还接受了一项任务，就是整理先生关于西夏文字结构剖析的一份手稿，这份稿件是用写过的字纸装订起来的，上面用粗粗的毛笔痕迹誊抄了六千多个西夏字，字里行间则是其他细痕笔迹的逐字解剖演示和相应的注释，其篇章的简陋掩饰不住内容的一目了然和发人深省。今日想来，此举既含谶语，又甚有“托孤”之意，我是后学，才智鲜及，唯当尽心竭力，既不辜负老先生拳拳嘱托，亦勿使此思此想从此湮没而真的沉寂下去。 2003年7月20日初稿 2003年11月24日改订 附录：黄振华先生主要论著简目 1．《评王静如先生的西夏学近著》；载《考古》1974年第6期。 2．《评苏联近30年的西夏学研究》；载《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2期。 3．《女真文国信牌的发现》（合作）；载《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2期。 4．《契丹文“山”、“山’”考——契丹文字结构新探》；载《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2期。（注：此处第二个“山”字右上角的单引号表明这是一个类似的契丹字，非笔误） 5．《于阗文及其研究》；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3期。 6．《粟特文及其文献》；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9期。 7．《于阗文》；载《中国民族古文字》，北京：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1982年。 8．《女真文》（合作）；载《中国民族古文字》，北京：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1982年。 9．《明代女真文奴儿干永宁寺碑新释》；载《中国地方史志》1983年第2期。 10．《女真字奥屯良弼诗刻石初释》（合作）；载《民族语文》1983年第2期。 11．《〈文海〉研究》（合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12．《西夏文字典〈文海〉、〈文海杂类〉及其研究——兼谈从西夏文文献看西夏社会概况》；载《中亚学刊》第一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 13．《苏联的乌孙考古》（合作）；载《乌孙史料汇编》，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 14．《西夏文卖地文书考释》；载白滨[主编]《西夏史论文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 15．《论西夏语音系统的构拟》；载白滨[主编]《西夏史论文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 16．《日本的西域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载《考古学参考资料》1984年第3、4期合刊。 17．《契丹文〈郎君行记〉新释》；载《宋辽金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18．《契丹文天干名称考》；载《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4期。 19．《苏联的敦煌学研究》；载《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通讯》1985年第4期。 20．《法国敦煌学研究述略》；载《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通讯》1985年第5期。 21．《吐蕃文化对西夏文化的影响》；载《藏族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 22．《西夏文字典“音同”的版本和校勘》（合作）；载《民族古籍》1986年第1期。 23．《契丹文地支名称考》；载《民族古籍》1986年第2期。 24．《黑诚新出西夏文音同初探》；载《文物》1987年第7期。 25．《黑水城出土西夏本类林考辨》；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2期。 26．《番汉合时掌中珠》（合作整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 27．《明代重刊汉藏合璧西夏译经题记》；载《藏学研究文选》，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 28．《西夏本类林译文试释》；载《固原师专学报》1990年第2期。 29．《宁夏新出带梵字密宗器物》；载《文物》1990年第2期。 30．《西夏语词》部分；载黄布凡[主编]《藏缅语族语言词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31．《明代〈河西译语〉试释》；载《固原师专学报》1991年第4期。 32．《西夏文孙子兵法三家注管窥》；载李范文[主编]《西夏文史论丛（一）》，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 33．《西夏文音同序跋考释》（合作）；载李范文[主编]《西夏文史论丛（一）》，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 34．《西夏文天盛律令进律表考释》（合作）；载李范文[主编]《西夏文史论丛（一）》，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 35．《类林研究》（合作）；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 36．《鄯善佉卢文书所见王号考》；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第2期。 37．《西夏语词汇》部分；载《藏缅语语音和词汇》，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 38．《于阗文贤劫经千佛名号考证》；载《中国民族古文字》，北京：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1993年。 39．《契丹文字新释》；载《文史》第卅七辑（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 40．《佉卢文贵霜王号研究》；载《西域考察与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 41．《清抄明代〈河西译语〉再释》；载《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四辑（北京：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1996年）。 42．《白狼王远夷乐德歌新解》；载《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43．《岁阴岁阳名义考》（合作）；载《燕京学报》1999年新第6期。 44．《汉字的传播及其借用模式》；载赵丽明、黄国营[主编]《汉字的应用与传播》，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2000年。 45．《纳西族哥巴文字源流考》；载《燕京学报》2000年新第9期。 46．《西夏语同义词词源研究刍议》；载《民族语文》2002年第5期。 47．《古体彝文字源考》；载《文津学志》2003年第1期。 48．《西夏语同义词词源研究再议》；载《民族语文》2003年第5期。
不少啊:《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斯波义信，日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郑学檬，岳麓书社2003年版《宋代经济史》，漆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宋学的发展和演变》，漆侠，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朱瑞熙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中国经济通史·宋代经济卷》，陈高华、史卫民，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李伯重，三联书店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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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得名，始于西夏平定。公元1227年，元朝灭西夏后，改名“宁夏”，含有平定西夏、稳定西夏、西夏“安宁”之意。 宁夏回族自治区具有悠久的历史。灵武市水洞沟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发掘出来的石器、骨器和用火痕迹表明，远在距今3万年前后，宁夏境内就有了人类活动，他们创造了旧石器晚期的“水洞沟文化”。解放后，在宁夏境内陆续发现了较多的“细石器文化”、“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遗址。这些遗址表明，距今六七千年到三四千年前，宁夏南北的“居民”已由母系氏族社会进人父系氏族社会、开始从事畜牧业和农业生产，并与中原地区有了密切的联系。商、周时期，境内有称为胡（北狄）、羌（西戎），后又称为鬼戎、猃狁（熏育、荤粥）的游牧部落活动。周宣王时，曾在“太原”（今固原一带）调查户口，表明当时不仅已有较多人口，而且有了行政管理体制。春秋战国时期，固原南部属秦，其余地区分别为义渠戎、朐衍戎等部族的聚居地。 公元前221年，秦兼并六国后，建立中央政权，宁夏属北地郡。 西晋末年，匈奴人赫连勃勃于407—431年建立地方政权，自号夏，以统万城（今陕西靖边县境）为都城，宁夏属其管辖范围。 唐朝分全国为十道，宁夏属关内道。唐王朝在灵州（今灵武市西南）设大都督府和朔方节度使。安史之乱期间，唐肃宗于756年在灵武登基。 公元1038年，党项族首领李元昊，以宁夏为中心，建立大夏国，国号大夏（因其位于宋王朝西面，故史称西夏）。定都兴庆府（今银川市），国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抵大漠”，“方二万余里”，形成了和宋、辽、金政权三足鼎立的局面。 元朝灭西夏后，设宁夏府路，开始迁入回回人。 明朝设宁夏卫，大批回回以“屯戍人户”的身份被安置在灵州、固原一带。 清朝建宁夏府。乾隆年间，银川发生大地震，原址受损严重，乾隆帝拨下巨银用于重建家园，在城郊建新城，称新满城。乾隆以后，“宁夏至平凉千余里，尽悉回庄”，成为全国最大的回族聚居区。民国初年设朔方道，1929年改为宁夏省，辖除固原以外的现有市、县及内蒙古自治区的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额济纳旗和磴口县。 1949年9月23日，宁夏解放，仍沿用宁夏省原称，辖区范围与民国时相同。1954年，撤销宁夏省，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额济纳旗和磴口县划归内蒙古自治区，其余地区并入甘肃省。1958年10月25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辖原属甘肃省的银川专区、吴忠回族自治州、西海固回族自治州及泾源、隆德2县。1969年，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和阿拉善右旗的5个公社并入宁夏。1979年，这些地区又划回内蒙古自治区。黄振华这个名字，对大多数人而言都是一个分外陌生的名字，不过这倒也真切地符合先生那种不求闻达的处世精神。他一生与语言文字结缘：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风华正茂之时，在人民大学协助吴玉章先生，为汉字改革工作贡献良多；此后二十多年身为“右派”，在吕叔湘先生关心之下依靠多语种的翻译工作为生；七十年代末重新投入正式工作，虽辗转于多个工作单位之间，仍然在中国北方民族古文字如契丹文、女真文、西夏文的解读方面成果倍出；九十年代初从北京图书馆敦煌资料中心退下来以后仍然笔耕不辍，在自己书籍匝地的斗室中完成了一篇又一篇立意新颖、论证充分的文章，尤其是对汉字式文字的溯源和汉藏共同语的构拟见解发人深省。可惜的是，他的羸弱身体不允许他本人把这些思想一一付诸身体力行的实践，他的治学经验也因为没有正式的学生继承而难以为人熟识。 黄先生原就学并毕业于民国时期的哈尔滨外国语专科学校，这所后来并入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的学校造就了他极为出色的俄语功底。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新疆博物馆推出的《新疆探察史》、《苏联中亚考古》内容翔实准确，文字洗练畅达，即是先生的盛年佳译；而他随即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二期）上的《评苏联近三十年的西夏学研究》一文，就是在彼时西夏研究汉文资料还相当缺乏的国内对西夏学水平遥遥领先的苏联学者工作的一个总体评价。该文全无时下流行评论文章一味追捧的俗气，大量的篇幅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学者虽有1929年沙俄军官科兹洛夫中国西北边陲黑水城西夏书库发掘的巨额收藏之便利，但因汉学功底欠佳和某些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导致了西夏研究中不容忽视的缺憾和疏漏。这些都是主要倚仗黄先生所立足的深湛俄语功底，可称得上是新时期中国西夏研究对国外先进成果的夺胎换骨第一文，同时，这篇文章也体现出黄振华先生一以贯之的学术风格——严于律己也严于待人，字里行间的文字火药味随处可见，即便是同当时还颇有痕迹的大小字报作文风格相比也难分轩轾，只是黄文并不针砭个人而完全针对学术建设，并且对他人错漏“一抓一个准儿”的特点使内行的对手看了只有心折的份儿。在他的文章《西夏语同义词词源研究刍议》、《西夏语同义词词源研究再议》（分别见《民族语文》2002年第五期、2003年第五期）中，老先生对自己参与的《〈文海〉研究》一书中的失误深表忏悔，并毫不留情地指出自己当时急于送交出版社“实际上是整理稿已五易寒暑，正值需要研究成果以资提升职称”之时；现在我们自然理解这种现实的际遇和需要，因而也就更为钦佩先生这种无情解剖自己行为中的心态。 这位老先生，实在也称得上是个学习语言的天才。俄语自不必说，他对英、法、德、日等常用外国语运用也很娴熟；除此之外，他还校译过罗马尼亚某政要在中国发行的罗语文集汉译本。值得一提的是，先生还精通不少稀奇古怪的古代语言和文字：像在中世纪曾享国一个世纪有余、并与当时地处中原的宋王朝对峙过的辽、夏、金政权都创制过自己的官方文字，此即今已湮没不传的契丹文、西夏文和女真文，这是黄先生用力的重点，他对这几种文字的认识自是非同一般的深刻；而另外几种曾经流行于中亚地区和中国西陲的古文字——记录东伊朗语的粟特文、于阗文和记录印度西北方言的佉卢文，他也有过相当深入的研究，八十年代出版的几种综述中国民族古文字的《图录》和相关期刊、论文集中这方面的文章如《粟特文及其文献》、《于阗文贤劫经千佛名号考证》、《鄯善佉卢文书所见王号考》零零星星，却都显出黄先生在这方面的筚路蓝缕之功。据说当年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时，别人不认识的古怪语文都找他辨认，他也总是不会令人失望；遥想此情，面对斯人，“活字典”一词忽然显得格外栩栩如生。时至今日，佉卢文在中国据说也只有少之又少的学者认识，而粟特文这种曾经流行于盛唐时期长安城胡商之间的“国际性语文”在黄先生身后几乎又成了一片空白，无人可识呵！ 在当代的国内，一个外语（含民族语）研究者最怵的，恐怕就是对自己母语文字的深刻认识和精湛掌握。黄先生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例外，这尤其有助于他释读与汉字关系密切的中国北方民族古文字。譬如对西夏人自编的《广韵》式字书《文海》的校勘和在此基础上对西夏语音的构拟，他就是完全采用了清代陈澧《切韵考》中系联《广韵》反切上下字总结出中古汉语声纽、韵部、调类的传统方法对西夏文字进行类似的分析处理，这种方法西夏研究前贤从未尝试过，但却又同西夏人袭用汉字小学研究成果的实际轨迹丝丝入扣；这是黄先生熟谙传统国学经典的生动表现。而先生在二十一世纪初连续发表的一系列论文（《汉字的传播及其借用模式》、《纳西哥巴文字源流考》、《古体彝文字源考》）集中论述了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乃至纳西哥巴文、彝文、韩文、日文等汉字式文字的共同点之根本就在于对汉语俗字的大量借用，这体现出他对汉语俗文字文献的熟悉也非常人所及。想象我们自己对其中某一方面的掌握还欠深入，而黄先生却在多方面齐头并进且都不嫌肤浅，我们不得不钦服于他几十年如一日同书斋为伴的执著和切实！ 我去过老先生家两次，一踏进门的唯一印象似乎就是四面八方顶天立地的书架和其间满满当当的书。与一般人的收藏多以中文古籍或国内出版物为特色迥异，这里的藏书以外文资料为主，其中覆盖相对常见的俄、英、法、德、日、希腊、拉丁、希伯来、阿拉伯语，也有多数人并不熟悉的粟特语、于阗语、萨莫耶德语（与芬兰语、匈牙利语相近的语言）资料，许多国内根本无法觅见的外语资料，在这里却可以信手而得。所以，据说季羡林先生深为器重的当代俩学人“南徐北黄”，其中之一就是这位老黄先生（另一位是上海汉语大辞典出版社的徐文堪先生，以东方印欧语如伊朗语、吐火罗语的研究为特长）；而我们都知道，季先生的专业是研治语系归属为所谓印欧语系的梵语、吐火罗语等，而他的这种惺惺相惜恐怕在很大程度上与黄、徐二位都深得印欧语这一语言研究重镇的三昧不无关系吧。 语言学在近现代的巨大飞跃，正是仰仗十九世纪欧洲学者对日耳曼语、罗曼语、波罗的—斯拉夫语以及处于东方的印度—伊朗语的形态比较而归纳、总结出系统、严整的印欧语系理论并由此奠定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学科这一点。虽然从《马氏文通》开始这一套方法论就由我国的语言学先贤源源不断地引进，但是真正切实掌握几种印欧语并及时汲取这套完整理论不断完善成分的艰苦行为，在语言氛围完全不同的中国，时至今日却难以发现，比如我们就很少了解分布位置偏东的阿尔巴尼亚语和亚美尼亚语在二十世纪中叶被西方研究者最终划归印欧语系的细节，而阿尔巴尼亚语同巴尔干诸语言的混同、亚美尼亚语长期受伊朗语的浸润，其间的演化模式其实极可比拟于发生在东亚土地上藏缅语和南岛语的相互融合以及汉语对南方壮侗—苗瑶语言的质变影响。当我们在慨叹域外的成功经验常常难以及时有效地促进国内相应研究领域的突破之时，老黄先生通过自我钻研而在印欧语言学这种“枢纽性绝学”方面的深入就尤其令人瞩目——他的努力最终仍未能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则是孤掌难鸣的结果呵！ 先生不轻易见客——我也是有幸通过他的一个挚友从中说合才得允进门的，然而他对待后学却颇为热情。在得知我有心研习闪米特语言时，他就赠送我一本国内难觅的便携式希伯来文—英文对照旧约全书；而在给我讲一些问题需要例证时，他不顾自己严重的心脏病，还常常爬上爬下找寻书稿指点我阅读，我于心不忍却又无法阻止，只好看着他一顿忙活后抓起氧气袋猛吸一气。我同先生虽然就只有两次会面，但那两个热情似火、放言恣肆的下午，却令我久久回味不止。记得其时先生谈得最多的，是汉藏语言语源学的突破问题。把握一种语言内具体语汇的来龙去脉，实质上就是在为语言系属的建立和完善奠基，由此才有可能催生出更为一般的学科方法论，前述印欧语系的建立和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诞生轨迹正是如此。今天汉藏语系假说在求证道路上进展的缓慢甚至停滞不前，我们又何不安安心心冷静下来、实实在在地研究印欧语系完善的历程呢？黄先生因有多种印欧语研习的切身体验，因而在这方面已有了一些独到的想法。他就认为，散见于卷帙浩繁的汉文古籍中对一个语义要素的多重文字表述，实际上正反映了在不表音的汉字外壳之下隐藏的现今多种民族语言的古代形态，汉字的“书同文”功能远非秦始皇钦定的那么晚近和自觉；而后来辽、夏、金三朝仿汉官方文字的出现，实际上也只是基于政治原因和民族意识的一种暂时性刻意凸显——与党项语言密切吻合的西夏文字在夏亡后仍继续使用于河西走廊直至明代中期这一事实，正从反面表明汉字所具有的这种超语言功能。先生对汉藏共同语的研究，就是得益于这样一把“逢锁必开”的钥匙，他在纳西哥巴文、古彝文等方面的研究才刚刚开了个头；只可惜，天不假人呵！就像我们的另一位“国宝级人物”——终身矢志译介希腊文献的罗念生先生那样，“希望老天再给半年时间，用诗体译完《伊利亚特》”——然而，由于住所供暖的提前中断诱发急性肺炎，刚刚挣脱癌症魔爪的罗先生只能带着三分之二事业未竟的遗憾，在1990年怅然离开人世——这种遗憾实际上也就不是他个人的，而成为我们整个民族的了。 黄先生对语言的恢宏研习，也并非仅仅停留在个别语言的孤立攻克之上。早在他供职于人民大学语言研究所之时，就编写出《比较文字学讲义》、《西方语言结构介绍》等油印本教授学生。而先生的壮年译作《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学史》（科学出版社，1960年）译笔流畅、行文简净，体现出译者对原著理论的深入了解和对原文语言的熟练掌握，既得到了吕叔湘先生的高度赞扬，也成为很多人进入语言学殿堂必经的门槛；清华大学中文系已将此书列入学生的必读书目之中并准备再版，然而老黄先生已不能——似乎也无须——对其再作校定并看到它的重新问世了！ 去年冬去拜谒先生时，先生就指点我在处理具体语汇比对时，一要注意所用语词时代可比性与民族文化交融历史一致性的相互吻合，二要牢记历史语音演变时“宁求由繁至简”的不二法门。先生平生所至诚服膺的，似乎只有法国汉学大师伯希和，他曾亲口对我说：“十个黄振华捆在一起也打不过一个伯希和。”——这话不由得令人想起“反右”时有人提出全国人民一人一条史料从而超越陈寅恪先生对中国史籍非凡熟谙程度的“逸闻”来。依我的粗浅体会，伯大师师从法国汉学大家沙畹，通晓多种东西方语言，长于精微考证中准确的感悟，这种悟性——既不拘泥于琐碎材料的完全准确，也与东方哲学精神内核相通——正是建立在大师本人浩博厚实的中西学基础之上、而在大师身后却是吉光难再的了，放眼国内，境况尤艰——或许，这也是老黄先生难得共鸣的真正原因吧。 黄先生在汉藏语研究方面最大的贡献，是在至今普遍成就极为薄弱的语源学领域建立了一套有效的方法并对其作了初步的展开应用，他的不少未刊手稿中深刻体现了这一目前尚不为更多人知晓的思想。当时我还接受了一项任务，就是整理先生关于西夏文字结构剖析的一份手稿，这份稿件是用写过的字纸装订起来的，上面用粗粗的毛笔痕迹誊抄了六千多个西夏字，字里行间则是其他细痕笔迹的逐字解剖演示和相应的注释，其篇章的简陋掩饰不住内容的一目了然和发人深省。今日想来，此举既含谶语，又甚有“托孤”之意，我是后学，才智鲜及，唯当尽心竭力，既不辜负老先生拳拳嘱托，亦勿使此思此想从此湮没而真的沉寂下去。 2003年7月20日初稿 2003年11月24日改订 附录：黄振华先生主要论著简目 1．《评王静如先生的西夏学近著》；载《考古》1974年第6期。 2．《评苏联近30年的西夏学研究》；载《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2期。 3．《女真文国信牌的发现》（合作）；载《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2期。 4．《契丹文“山”、“山’”考——契丹文字结构新探》；载《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2期。（注：此处第二个“山”字右上角的单引号表明这是一个类似的契丹字，非笔误） 5．《于阗文及其研究》；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3期。 6．《粟特文及其文献》；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9期。 7．《于阗文》；载《中国民族古文字》，北京：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1982年。 8．《女真文》（合作）；载《中国民族古文字》，北京：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1982年。 9．《明代女真文奴儿干永宁寺碑新释》；载《中国地方史志》1983年第2期。 10．《女真字奥屯良弼诗刻石初释》（合作）；载《民族语文》1983年第2期。 11．《〈文海〉研究》（合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12．《西夏文字典〈文海〉、〈文海杂类〉及其研究——兼谈从西夏文文献看西夏社会概况》；载《中亚学刊》第一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 13．《苏联的乌孙考古》（合作）；载《乌孙史料汇编》，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 14．《西夏文卖地文书考释》；载白滨[主编]《西夏史论文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 15．《论西夏语音系统的构拟》；载白滨[主编]《西夏史论文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 16．《日本的西域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载《考古学参考资料》1984年第3、4期合刊。 17．《契丹文〈郎君行记〉新释》；载《宋辽金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18．《契丹文天干名称考》；载《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4期。 19．《苏联的敦煌学研究》；载《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通讯》1985年第4期。 20．《法国敦煌学研究述略》；载《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通讯》1985年第5期。 21．《吐蕃文化对西夏文化的影响》；载《藏族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 22．《西夏文字典“音同”的版本和校勘》（合作）；载《民族古籍》1986年第1期。 23．《契丹文地支名称考》；载《民族古籍》1986年第2期。 24．《黑诚新出西夏文音同初探》；载《文物》1987年第7期。 25．《黑水城出土西夏本类林考辨》；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2期。 26．《番汉合时掌中珠》（合作整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 27．《明代重刊汉藏合璧西夏译经题记》；载《藏学研究文选》，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 28．《西夏本类林译文试释》；载《固原师专学报》1990年第2期。 29．《宁夏新出带梵字密宗器物》；载《文物》1990年第2期。 30．《西夏语词》部分；载黄布凡[主编]《藏缅语族语言词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31．《明代〈河西译语〉试释》；载《固原师专学报》1991年第4期。 32．《西夏文孙子兵法三家注管窥》；载李范文[主编]《西夏文史论丛（一）》，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 33．《西夏文音同序跋考释》（合作）；载李范文[主编]《西夏文史论丛（一）》，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 34．《西夏文天盛律令进律表考释》（合作）；载李范文[主编]《西夏文史论丛（一）》，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 35．《类林研究》（合作）；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 36．《鄯善佉卢文书所见王号考》；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第2期。 37．《西夏语词汇》部分；载《藏缅语语音和词汇》，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 38．《于阗文贤劫经千佛名号考证》；载《中国民族古文字》，北京：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1993年。 39．《契丹文字新释》；载《文史》第卅七辑（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 40．《佉卢文贵霜王号研究》；载《西域考察与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 41．《清抄明代〈河西译语〉再释》；载《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四辑（北京：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1996年）。 42．《白狼王远夷乐德歌新解》；载《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43．《岁阴岁阳名义考》（合作）；载《燕京学报》1999年新第6期。 44．《汉字的传播及其借用模式》；载赵丽明、黄国营[主编]《汉字的应用与传播》，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2000年。 45．《纳西族哥巴文字源流考》；载《燕京学报》2000年新第9期。 46．《西夏语同义词词源研究刍议》；载《民族语文》2002年第5期。 47．《古体彝文字源考》；载《文津学志》2003年第1期。 48．《西夏语同义词词源研究再议》；载《民族语文》2003年第5期。
历史方面的期刊分为三个档次好像！好像只有一本是核心期刊，叫什么来着我忘了！不过有很多地方性的杂志像《西夏研究》等等这些杂志一般好投，对于那些核心期刊一般是很难的！
递进式议论文是一种常见的论述方式，它通过逐步深入地探讨问题，从而使文章更加严密、有条理。因此，递进式议论文的写作技巧和方法对于学术研究和写作都具有重要意义。以下是几本关于递进式议论文的书籍推荐：1. 《递进式议论文写作指南》作者：吕少玲该书详细介绍了递进式议论文的写作技巧和方法，包括如何确定论点、如何逐步展开论述、如何选择论据等方面，适合初学者阅读。2. 《论文写作手册》作者：陈晓红该书从论文写作的基础知识入手，通过递进的方式深入阐述了如何组织论文结构、如何进行论证、如何撰写引言和结论等方面的内容，适合学术写作初学者和进阶者阅读。3. 《学术论文写作指南》作者：李建平该书从学术写作的基本原则入手，通过递进的方式详细介绍了如何进行学术研究、如何撰写学术论文、如何进行学术交流等方面的内容，适合学术研究者阅读。总之，递进式议论文是一种常用的论述方式，对于学术写作和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以上几本书籍都可以帮助读者深入了解递进式议论文的写作方法和技巧，提高写作水平和学术素养。
可以看一下《古文辞类篡》，《古文观止》《昭明文选》《唐宋八大家文集》《全唐文》，《全宋文》《全隋文》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必读书刊： 1．亚理士多德：《诗学》，商务印书馆，或人民文学出版社。 2．黑格尔：《美学》（1-3卷），商务印书馆。 3．勃兰兑斯：《19世纪文学主流》（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4．伍蠡甫：《欧洲文论简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5．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6．李赋宁主编：《欧洲文学史》（1—3卷），商务印书馆。 7．柳鸣九等：《法国文学史》（上、中、下），人民文学出版社。 8．侯维瑞主编：《英国文学通史》，上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9．董衡巽主编：《美国文学简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10． 曹靖华主编：《俄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11.乐黛云等著：《比较文学原理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12. 范伯群、朱栋霖主编：《1898—1949年中外文学比较史》，江苏 教育出版社。 13. 王向远著：《中国比较文学研究20年》，江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 14.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组编：《比较文学研究资料》；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5.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Editor: Maynard York:Norton,1992. 16．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 Terry Eagleto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Blackwell Publishers,2004. 17. A History of European Literature, by Laurie Magnus. London: Kennikat Press,1970. 18. American Fictions 1940-1980, by Frederick R. & Row Publishers,1983. 20．杂志：《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国外文学》、《中国比较文学》
书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文精粹, 古代, 散文赋卷ISBN：7543438976作者：王钟陵出版社：石家庄 : 河北教育出版社中国古代散文研究 [平装]~ 陈飞 (编者), 傅璇琮 (丛书主编)市场价: ￥ 价: ￥ SVIP价: ￥从出土文献看七十子后学在先秦散文史上的地位（转载）本文将七十子后学著述的《论语》、大小戴《礼记》、《孝经》、《仪礼》、郭店简及上博简中儒家文献等作品称之为“七十子后学散文”。七十子在年辈上有“先进”“后进”之分，在著述形式上有“述”“作”之别。在先秦散文史上，七十子后学散文处于上承史官记言散文、下启诸子说理散文的枢纽地位。【关键词】 七十子后学散文 先秦历史散文 先秦诸子散文《郭店楚墓竹简》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在世纪之交相继面世，为先秦文学研究提供了许多新资料。郭店简和上博简第一册中都有《缁衣》，这是《礼记》中原有的文章。上博简第二册中的《民之父母》，内容与《礼记·孔子闲居》大体相同;第四册中的《内礼》，与《大戴礼记·曾子立孝》内容相近。上博简中还有一批在内容和形式上与大小戴《礼记》相近的作品，如第二册中的《鲁邦大旱》、第四册中的《相邦之道》，都与大小戴《礼记》中那些记载孔子应对****及时人的文章相近。特别是上博简中出现了以孔门****名字命名的文章，如第二册中的《子羔》、第三册中的《中（仲）弓》。虽然这些出土竹书的数量与大小戴《礼记》现有文章相比，还只占较小的比例，但它们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李零指出，郭店简“反映的主要是‘七十子’的东西，或‘七十子’时期的东西”。“在数量更大，现在还没有公布的上博楚简中，我们也发现了很多《孔子世家》和《仲尼****列传》中的人物，如颜回、仲弓、子路、子贡、子游、子夏、曾子、子羔、子思等人，有些甚至就是以他们的名字题篇。它们是‘七十子’的东西，这点更明显。”他说:“这是我们的福气。” （《郭店楚简校读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 这些文献的出土对某些学术定论——诸如认为大小戴《礼记》作于秦汉时代——提出了挑战，它们表明，像大小戴《礼记》之类的文章完全有可能作于春秋战国之际七十子后学之手。新的资料引发我们提出“七十子后学散文研究”论题。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中国文学源远流长，早在远古时代，虽然文字还没有产生，但在人民中间已经流传着神话传说和民间歌谣等口头文学。保留在古代典籍中的文献资料表明，《夸父逐日》、《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等神话故事，闪耀着中华民族文明智慧的光辉。《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歌唱原始打猎的英武；《涂山氏女之歌》：“候人兮猗。”记录了中国原始歌唱中第一首情歌。甲骨文字的发现，使中国古典散文的源头可以追溯到甲骨卜辞。殷商时期的《尚书》篇章，结构和表现手法相当成熟，理所当然成为中国古典散文之祖。……试论古代散文艺术文章关键词: 古代 散文艺术 艺术手法 意境 白描手法文章快照: ”做这样的“骂题”文章，作者立意之深，尤其值得称赞。(四)选义按部，考辞就班：散文既不象小说、戏曲的情节一贯，又不似诗歌之集中一点。前后、左右、正反、主次，纷陈杂来。故匠心所运，尤在组织安排。是以方苞论文，重在“义法”。“义法”谓何?先师姚仲实先生(永朴)说：“所谓‘义’者，有归宿之谓；所谓‘法’者，有起有结，有呼有应，有提掇，有过脉，有顿挫，有钩勒之谓。”我在《唐宋八家古文概述》中说：“归宿即全篇之中心，各层次、各部分不论其为正、为反、为论、为史、为豪证、为补插，其安排皆归属到这一点。”特别要看到：这是“立意”的一部分，因为这种组织安排是伴随着“意授于思”而进行的。譬如苏轼《贾谊论》：“非才之难，所以白用者实难。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白用其他。”名言妙义，为文章立意最佳之例；思索出来且放置在开头，便见匠心之运，亦是选义、考辞的最佳之例。应该说明：散文构思时，选义与辞念是融和在一起的，这一点我在《读(文赋)私记》中已经谈过；立意与安排也是相伴而行的。自古代“先士”的“盛藻”，到吾辈为文的“苦心”，大约皆是如此。一些“文学概论”、“文章作法”，只为叙说方便，才分章而谈；有些同志未加深察，因而误加分割为几截，这样就无以借鉴于古人。还应指出：组织安排，体现着文气与神昧。前人所谓“行气”，多着眼于弛骤、顿挫、穿插、变化；所谓“设色”也就指插入描写，亦即所谓“烟波”，至于声音之高下、疾徐、长吟、短叹，本语气之自然．亦文章之流露。苏轼说：“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不能“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作文自然亦同此理。姚永朴师说：“古人精神兴会所到，往往注意在笔先。”我们把这些谋篇、布局、行气、设色之艺术，放在立意中谈，正是要做到“意在笔先。”这样，才不致“专求之章法词令”，不致只在“波澜意度”上“仿佛古人”。由于这里讲的是“散文艺术”，所以在讲“立意”时也着重从“立意的艺术”来谈。自然，“学文者必先浚文之源。”源泉是生活，而古人所谓“积理”、“练识”、“储学”、“致用”等等则正是借以丰富生活、认识生活的。至于语言使用之规律与意匠经营之巧心，也不能忽视。否则，借鉴就成了空话。中国目前还没有一部十分成熟的“散文艺术论”专著，它的内容与体制究竟应该如何?究竟有哪些是应该谈的?应该怎样组织安排?“艺术论”与“语用学”、“风格学”等关系如何?这些都还有待探讨。我曾设想“合语言与文学为一科，探语文发展之途径”，即建立我国自己的“语用学”、“篇章语言学”、“文艺网络学”，使之成为一新的边缘的学科。要解决这个问题，还要做大量的工作。我以为：(1)要充分利用前人的成果，首先是刘勰的《文心雕龙》与姚永朴师的《文学研究法》，那是骈文或古文的特点，提出的一个比较系统的体制；其次是汇集古人论文之语，特别是一些文章评点(点勘)。它们虽较零碎、繁琐，但其中心得可鉴；(2)要借鉴国外的“语用学”、“篇章语言学”、“文艺心理学”、“文艺风格学”等方面的一些新知，验其得失，考其异同；(3)要吸收近、现代学者以及时贤在文章赏析或其他专著、论文oo所提出的一些带有规律性的真知灼见，我这篇文中就引用了不少这类言论，我所未及引用的以及尚未见到的还多得很；(4)xc古人文章要做更深人细致的研究。古人、今人论文，大多即兴而谈，随手举例，即以我写此文而言，也只是想从骈散两方面各举数例，而且只引一些人们最常见之文，实则有许多好文章还不是人们謦见的。散文艺术之缺少专论，是由于人们有畏难情绪。只要我们肯钻研努力，散文艺术专著的问世，便指’日可替。
韩语论文参考文献找的方法： 전문정보()这可以说是最综合的论文搜索网站，能搜索到学位论文、学术论文、报告等专业资料，资料下载是否收费也可以直接在搜索结果中看到。（）这个里面韩语论文大多都是免费的，我比较喜欢用这个。()这个网站的会员注册同样很简单，只要点击右上角的개인회원 가입之后按照提示一步一步填写就行。网站有一个特点就是：基本都要收费。论文价格一般都在一万韩元（约60元人民币）以下。但是，在购买之前你可以先预览几页，之后再确定你要不要买这篇论文。4.韩国国会图书馆（）韩国国会图书馆，有没有很高大上。在这里不仅有学位论文，还有学术论文、参考书籍等更加专业的资料。当然，这里的下载要求更加严苛，有些资料需要韩国本国居民或者韩国机关账号才能下载，当然，因为这是他人的知识产权，多数都是收费的。
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
问老师最好- -然后看你个人兴趣爱好来定，要是定了自己没兴趣那也烦
s study examines the talent strategy of SANJUN Company in post-era of economic crisis. SANJUN Company is located in LIUZHOU city, one the most important automobile parts manufacturing base in Southern China, also which has been influenced by economic crisis hugely. Due to this, the study of SANJUN Company is of great of this study are: (1) The economic recovery period is an important opportunity for companies to cultivate and store talents, especially for small medium enterprises. (2) The perfection of talents strategy of SANJUN contributes to better realize the company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the economic recovery period. In tune with the hypotheses, research objectives are indentified in three aspects: (1) To study the macro-economic environment and micro developmental tendency faced by SANJUN, analyzing the actual difficulties and opportunities to establish the talents reserve. (2) To analyze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alent strategy of SANJUN, proposing strategies to further optimize the system of HRM. (3) To improve overall staff quality of SANJUN, and to optimize the employment mechanism, and further enhancing the overall competitive ability of review,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interview investigation are employed to conduct this study. Documentary method is conducted to collect secondary data of SANJUN; questionnaire survey is conducted to understand the ordinary staff’s opinions on SANJUN’s talent strategies; while interview investigations are conducted to explain the depth information, such as the improvements and the defects of SANJUN’s talent the results, the main problems of SANJUN lie in four aspects, that is, lack scientific principle, weak HRM system, HR planning cannot meet business requirements, and the poor payment system. And these problems result from lack of specialized technical personnel in HR planning, lack of perceptiveness and strategies, and lack of talent incentive last, the conclusions can be drawn. At the same time, this study also gives some suggestions to further perfect SANJUN’s talent strategies. Although the outside environment of SANJUN changes in the recent years, and it will keep changing in the future, the talent strategy of SANJUN should aim to protect SANJUN’s stability and competitive in the fierce market, that’s the main func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a company’s talent strategy.
一、研究意义： 书籍装帧作为一种出书行为自古有之，但作为一门独立的设计门类，却是现代的事。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书籍装帧观念的不断发展，数字信息、快餐、广告等新型媒体的刺激不断加强，如今的书籍装帧事业的发展达到了一个相对繁荣的时期。书籍装帧设计渐渐趋向于从情韵美、含蓄美、内在美、形式美和广告味到图书市场定位与读者心理分析等全方位的整体设计，并注意书籍传递的广告信息、陶治情操，以增强装帧设计的内涵。预期目标： 设计者设计时要研究市场需求、市场空间、市场消费心理、社会时尚、审美情趣等市场运畴规律，使书籍在市场中能优胜劣态，提高企业品牌，树立企业形象，在竞争日益激烈中脱颖而出。目的： 图形、色彩和文字是封面设计的三要素。设计者就是根据书的不同性质、用途和读者对象，把这三者有机的结合起来，从而表现出书籍的丰富内涵，并以一种传递信息为目的和一种美感的形式呈现给读者。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有了书籍就有了让人类进步的阶梯，向往进步，向往书籍。有人为了看书，把自己关在图书馆，泡上一天，饭不吃，觉不睡，这是一个人为了看书，把自己锁在书籍中的极致。有人为了看书，可以一天里无时无刻把书放在手中，甚至睡着了，手里都是拿着书的，这是一个人爱书爱到极点。有人为了看书，可把自己当成书中的人物，让自己一天都处于书中的剧情，这是一个人看书看到痴狂。书籍仿佛是我们人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书就像世界上的另一个自己，它还可以是你的亲人，朋友，同事，同学。把它放在心上，认真听，认真看，认真读，认真想。使自己看书时，把自己融入到书中，体作文会主人公的感受，经历主人公的喜怒哀乐，聆听主人公的心声，体会作者表达的思想。书籍是你迷茫时的指示牌，在你找不到方向时，为你指一条明路；书籍是你休息的方式，在你累了时，拿出一本书籍解决你的劳累；书籍是你在无处发泄自己怨念时的听众，当你遇到困难时，把怨念传于书籍，书籍将是你最忠实的的听众。书籍为我们带来的好处是怎么也说不完的，是怎么也感受不完的是怎么也聆听不完的。书中充满了雅，充满了文学的气息。俯仰大地兮月白烟仓，偏偏轻举兮遨游帝乡，难绘虚妄，难解惆怅。这时，就是你最好的选择！亿昔练华娓娓，人在涯角，吾不识月华霏霏，唯有书籍懂晦朔之间，人何皎皎
书籍装帧设计是书籍造型设计的总称。一般包括选择纸张、封面材料、确定开本、纸张、字号，设计版式，决定装订方法以及印刷和制作方法等。现在人们已经把书籍装帧设计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学科来进行学习和研究，并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书籍装帧设计是需要经过调查研究到检查校对的设计程序。首先向知识的企业主--作者，或者文字编辑．了解原著的内容实质。并且通过自己的阅读、理解、 加深对自己所要装帧对象的内容、性质、特点 和读者对象等等做出正确的判断。对于一个设计者而言。所关心的更应是如何在既定的开本、材料和印刷工艺条件下。通过想象．调动自己的设计才能．并使其艺术上的美学追求与书籍"文化形态"的内蕴相呼应。不只是停留在政治书籍要庄重大方．文艺书籍强调形式多样，儿童图书追求天真活泼 。更要求进一步深入，达到对书稿理解尺度与艺术表现尺度在创作中的充分的和谐性表现。以丰富的表现手法、丰富的表现内容．使视觉思维的直观认识（视觉生理）与视觉思维的推理认识（视觉心理）获得高度统一．以满足人们知识的、想象的、审美的多方面要求。第3章 书脊的研究 书脊的历史中国的书籍的形式多种多样，历史上曾经出现的书籍形式有卷轴装、经折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等。线装书“如图3-1所示”是在明代出现，并在清代盛行的。线装书的结构与现在的书籍形式次序大致相同：书农(封面)、护页、书名页、l序言、凡例，目录、正文、附录，后记(跋)．单就书脊这方面而言，包背装和线装书已经有了书脊，但这种书脊只是一种形式，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书脊，其特点是纸质的纸边效果的书脊，给人一种清新、自然、亲切的感觉。从“五四”到抗战前是书籍装帧工作相当活跃的时期，出现了陶元庆、丰子恺、钱君淘等一批著名的装帧艺术家，形成了很多流派。书的装帧形式也已由线装书过渡到了平装书。在书籍设计活跃的过程的同时，书脊设计也应运而生，可以说中国真正意义上的书脊设计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图 书脊的意义与封面相比，书脊的美似乎更加有韵味．当读者手捧一本书，其视觉经过了封面的激动之后，在翻转的过程中，眼前突然出现了与封面有所联系又孑然不同的另一番小天地—书脊，在这虽小但又韵味十足的小天地中，读者的视觉得到了延续、思维也会展开想象的翅膀任意飞翔。书脊的设计往往采用以空带实、以静衬动的形式使读者达到心与物相融相交，成为人与书进行感情交流的一种特殊感性形式。书籍在书店或自家书柜的摆放无外乎两种形式：一是平放，以封面展示为主，二是竖放“如图3-2所示”，以书脊在货架和书柜上展示为主．封面、书脊、封底的连续视觉诱导，其促销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由于书脊是以在货架和书柜上展示为主的，那么书脊的主要功能就是服务于销售。书脊的设计并不是单一的，孤立的，它的设计内容同样也包括书名、出版商、作者及创意图形。也可以说，封面中的设计元素在书脊设计中都适用，因为它们本身就是不可割裂的整体。由于书的摆放不同其封面、书脊、封底的分工不尽相同。给人的视觉空间感也存在差异。封面与书脊并不因为其空间面积的大小而在设计上存在本质的差异，相反，“大”有大的厚重，小有小的细密，“大”可以先引起人注意，“小”也可以吸引人的目光。关键是怎样在不同的空间里传达近乎相同的信息，怎样使大小空间之间有所区别又相辅相成。因为，书脊是封面的一部分，在设计时必须考虑它与封面“如图3-3所示”的协调统一，但在展销书架上它又是一个完全与其他空间隔绝的独立空间，在与同架的其他书的竞争中需要有强有力的视觉冲击力。所以，在书脊设计是一个必须重视的独立空间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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