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课题从国内外区域经济协调战略的理论研究、现状及趋势分析入手，通过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的分析，对照中国不同时期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通过对我国针对不同时期采取的平衡和非均衡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历史回顾，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的具体实施以及中国地区范围和省域、市域范围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可行性以科学的论证，为山东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的制定和提高综合竞争能力的具体实践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证参考。本课题共分四个子课题：国内外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理论研究；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历史回顾；山东省区域经济差异形成的原因及现状分析；山东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实施思路及提高综合竞争力的对策研究。区域经济与综合竞争力研究是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对于目前区域发展差异明显的中国尤为重要。区域经济的发展归根到底来源于两方面的推动：一是区域经济的产业组织；二是区域经济的空间组织。产业组织包括多工厂企业区位选择与跨区域产业重组与改造，而区域经济的空间组织是指在一定条件下的区域内或区域间经济发展的资源要素进行空间优化配置的过程，这两方面的协调发展最终都将有效地提高区域综合竞争力。山东省的区域经济差异主要表现在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东西部产业布局不协调，资源空间配置，尤其是人才资源的不合理布局，都严重影响了山东省产业竞争力的持续提高和经济整体健康发展，本课题就是在我国提出科学发展观，要求统筹区域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下，将协调山东省的区域经济发展与提高山东省的综合竞争力紧密联系起来，通过产业协调发展和资源的有效配置，试图将山东省的区域经济发展与提高山东省的综合竞争力之间建立起产业协作和资源配置（尤其是人才资源）协调发展的互动机制，并形成区域经济联盟，制定山东省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探索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这是一项重要的理论创新。本研究成果具有较强的应用价值，为山东省区域经济差异的调控提供科学依据。另外，本课题建立的区域经济差异预警系统，使研究成果有较强的应用性、可操作性、可视性和前瞻性，由此探索出一条软科学与硬技术有机结合对区域经济差异变化进行趋势预测；提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与模式；提出区域经济差异宏观调控的对策；进行区域经济差异预警机制研究，并初步建立区域经济差异预警系统，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变化态势进行动态监测和预警，为山东省政府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政策提供一定的参考
文献综述是对某一方面的专题搜集大量情报资料后经综合分析而写成的一种学术论文，它是科学文献的一种。格式与写法文献综述的格式与一般研究性论文的格式有所不同。这是因为研究性的论文注重研究的方法和结果，特别是阳性结果，而文献综述要求向读者介绍与主题有关的详细资料、动态、进展、展望以及对以上方面的评述。因此文献综述的格式相对多样，但总的来说，一般都包含以下四部分:即前言、主题、总结和参考文献。撰写文献综述时可按这四部分拟写提纲，在根据提纲进行撰写工。前言部分，主要是说明写作的目的，介绍有关的概念及定义以及综述的范围，扼要说明有关主题的现状或争论焦点，使读者对全文要叙述的问题有一个初步的轮廓。主题部分，是综述的主体，其写法多样，没有固定的格式。可按年代顺序综述，也可按不同的问题进行综述，还可按不同的观点进行比较综述，不管用那一种格式综述，都要将所搜集到的文献资料归纳、整理及分析比较，阐明有关主题的历史背景、现状和发展方向，以及对这些问题的评述，主题部分应特别注意代表性强、具有科学性和创造性的文献引用和评述。总结部分，与研究性论文的小结有些类似，将全文主题进行扼要总结，对所综述的主题有研究的作者，最好能提出自己的见解。参考文献虽然放在文末，但却是文献综述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不仅表示对被引用文献作者的尊重及引用文献的依据，而且为读者深入探讨有关问题提供了文献查找线索。因此，应认真对待。参考文献的编排应条目清楚，查找方便，内容准确无误。关于参考文献的使用方法，录著项目及格式与研究论文相同，不再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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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群理论的丛林--一个文献综述李怡罗勇（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上海200433）（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430060）摘要：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国内外的学者逐渐关注人类经济活动的空间性，对产业集群开始展开新一轮的讨论，并将其逐步纳入主流经济学研究范畴。主要代表学派有：新兴古典经济学、现代区位论、新经济地理学、战略管理、经济社会学和东方管理学。西方产业集群理论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源区域配置理论，它对我国的产业集群现象同样也具有一定的解释力。然而，权威的产业集群理论都以制造业位研究对象，对其他产业或行业是否适用，还需进一步修正。关键词：产业集群；东方管理；社会网络当前，国内外学术界掀起了对产业集群研究的高潮，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观点和流派，形成了"产业集群理论丛林"的局面。西方经济学、管理学、区位理论、经济社会学、东方管理学等学者都从不同的视角、采用不同分析方法对产业集群进行过研究，得出大量新的结论。为了有助于后来学者下一步的研究，本文将对最新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和回顾，并探讨我国的产业集群理论研究方向。一、各学科体系对产业集群的研究（一）、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产业集群理论杨小凯和黄有光（1991，1993）等利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来分析分工作为一个角点均衡的产生和演进过程，并系统建立了依托于专业化分工基础之上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其模型结论为：（1）如果交易效率和收益递增程度都非常低，经济的动态均衡是自给自足；如果交易效率和收益递增程度都非常大，经济的动态均衡是完全专业化分工；中间情形下，即当交易效率和收益递增程度既不是非常大或非常小，劳动分工将逐渐演进。（2）劳动分工的演进导致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当分工演进到一定水平时，收入增长率将上升，当分工的潜力耗尽时收入增长率就下降。（3）伴随分工的演进，市场容量、贸易依存度都将上升。杨小凯利用分工与专业化理论解释了产业集聚和经济发展过程，他认为，产业空间集聚能够实现企业报酬递增而不是收益递增。实际上，企业集聚必然导致产业内部的分工与专业化生产，专为化工则要求交易的频率增加。在市场竞争中进行的产品交易，交易的频率增加会增加交易成本和机会成本。但在一些竞争力强的新产业区内，由于地理上接近的专业化企业之间形成了长期合作的关系，使信任基础得以建立，导致监督成本和机会成本降低，同行业企业之间的协作竞争能力增强。（二）、区位理论中对产业集群的解释区位理论，是研究人类经济活动中的空间选择和空间分布规律的理论，它是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基础之一。区位理论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古典区位理论和新古典区位理论（陈文福，2004）。古典区位论产生于19世纪初，代表人物是冯·杜能（VonThunen）、阿尔弗雷德·韦伯(A1fredWeber)、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1933）和A．廖什(A．Losch)。新古典区位理论的形成是以1956年艾萨德的《区位和空间经济》和1968年贝克曼《区位论》的出版为标志，也有的学者认为这时新的学科--区域经济学才真正成立。新古典区位理论，或者说区域经济学，不仅研究资源的空间配置效率，还要研究资源空间配置和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公平问题。现代区位论在研究方法和对象上与古典区位论有较大的差异，区位决策目标不仅包括生产者利润最大化,而且包括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从总体上看，现代区位论主要是沿着宏观区域研究和微观区位决策两个方面发展。新古典区位论代表拉伯（Labber）和蒂斯（Thisse,Jacques-Francois）等学者利用拓扑网络构建区位模型，研究微观经济主体的区位选择问题。哈克密（Hakimi,1964）用拓扑网络方法证明了劳恩哈特的结果，称为哈克密原理（HakimiTheorem）。该原理指出，网络点集含有一个最小区位点，包括两个特征：第一，含有优区位的点集是有限的；第二，当这些点集是市场区、原料地或节点时，从这些点集中找出优区位点的效果很显着。在微观方面，蒂斯（Jacqnes-FrancoisThisse,1987）指出，收益独立于决策成本时，最优区位不会随着需求变化而变化。收益的这种独立性涉及到三个方面：一是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市场价格是外生的；二是企业承担了所有的运输成本；三是生产过程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的同质性。（三）、新经济地理学的产业集群观点上个世纪90年代西方的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发现，经济学上的一些重要理论如国际贸易理论、新增长理论等只有落实到空间才能得到实证，于是他们试图将经济地理学作为主流经济学的分支带入经济学研究领域，从而利用迪克斯特与斯蒂格利茨建立Geography的垄断竞争模型、萨缪尔森的"冰山"原理（即任何成品在运输过程中都有一部分丢失)以及后来的博弈论和计算机技术等分析工具，提出新经济地理学学科。其代表人物有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保罗·格鲁格曼（）、京都大学经济学教授藤田（MasahisaFujita）和伦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学教授维纳布尔斯（）。新经济地理学不同于经济地理学表现在：在产业和市场结构的处理、外部性、非市场交易等方面。它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经济活动空间集聚的原因和区域增长集聚的动力。新经济地理学以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理论为假设前提，以数学建模为工具，研究区域产业集聚、经济集聚和贸易活动等问题，形成了一些相关理论：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理论、外部经济和产业集中理论、经济和货币一体化理论、复杂性理论等。此外，新经济地理学建立的数学模型包括：克鲁格曼的"中心-外围"模型、动态多区域模型，维纳布尔斯()的国际专业化模型，蒲格(Puga)和维纳布尔斯的全球化和产业扩散模型，克鲁格曼和维纳布尔斯的区域专业化模型等。保罗·格鲁格曼（）在"中心-外围"模型中假设：在一个国家，包括两各地区：东部和西部；生产两种产品：农产品和制造品；农产品是同质的，生产品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制造品包括许多差异产品，每种产品的生产中都有规模经济，形成了一种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通过数学函数的推导，得出一个地区成为制造业中心，而另一个地区成为农业外围，这种模式取决于较大的规模经济，较低的运输成本，以及制造业在支出中较大的份额这三者的某种结合。他还通过区域跑道模型演绎了区域运行的几何结构，分析了制造业区域由最初均衡布局发展到两区域集中布局的原因。克鲁格曼认为，特殊的、偶然的历史事件将会在产业集聚形成的过程中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例如，1895年一个居住在乔治亚小城镇道尔顿的小女孩作了一个植毛床罩作为婚礼的礼物，引发了道尔顿成为美国地毯之都。克鲁格曼还认为，现实中的产业区的形成是具有路径依赖性的，历史的一次偶然事件导致了在某个地区建立了一个行业，这其中积累循环因果关系（缪尔达尔，MyrdalG,1944）发挥了作用。克鲁格曼说："企业选择那些容易进入市场的区域进行生产，而市场又倾向于许多企业选择生产的区域。"我国南京大学商学院梁琦教授（2003），对克鲁格曼的"中心-外围"模型作了进一步的发展，认为产业集中的原因包括：历史和偶然事件的影响、累计循环的自我实现机制、预期作用。梁琦教授还利用大量的统计数据，沿用克鲁格曼工业区位基尼系数计量方法，对中国的制造业进行了实证分析，论证了影响产业集聚的七大要素（运输成本、规模经济、外在性、地方需求、产品需求化、市场观联合贸易成本）。梁琦教授的研究是国内产业集聚理论的重大突破，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无论是克鲁格曼还是梁琦都是以制造业作为实证研究的对象，对信息产业的实证分析还是空白。（四）、管理学中的产业集群理论在管理学领域中，对地理或地点的研究不受重视，在此方面的文献很少，仅有战略管理专家、美国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在其竞争力经济学中有提到。波特教授是竞争战略和国际竞争力研究领域的国际权威，1983年曾由里根总统任命，加入产业竞争力委员会。波特认为："产业是研究国家竞争优势是的基本单位。一个国家的成功并非来自某一项产业的成功，而是来自纵横交织的产业集群。"Porter特别强调产业集聚对一定地区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作用。他对产业集群的定义是："指在特定领域中，同时具有竞争与合作关系，且在地理上集中，又交互关联性的企业、专业化供应商、服务供应商、相关产业的厂商，以及相关的机构（如大学、制定标准化的机构、产业公会等）。"地理的集中可以使产业集群的生产率和创新利益进一步放大，一个国家要提高其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必须在国内创造最有生气、最富有挑战性的创新环境，建立地区内大学、研究机构、中介服务机构、政府机构结成的研究和开发合作网络，推动产业聚集，减少企业成本，增强创新能力。波特的"产业集群"理论可以看作是增长极理论与国家创新系统理论的结合形态，对知识经济增长极理论起了奠基的作用。韩、美等国的学者把发达国家出现的新产业区理论用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新产业区问题，使这一理论涵盖的地域范围进一步扩大。波特认为:产业集群一旦形成，集群内部的产业之间就形成互助关系。（五）、经济社会学的产业集群理论经济社会学是运用社会学的基本参考框架、变相和解释模型，研究同稀缺物品级服务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有关的复杂行为（斯梅尔塞，Smelser）。具体地说，就是把社会学的视角引入经济学，重视社会体系、经济结构、社会制度、人际关系、文化与意识形态等社会因素与经济的相互作用。1985年格兰若维特（.）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经济行为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这标志着新经济社会学的诞生。国内外新社会经济学者对产业集群的论述主要观点如下：1、西方新社会经济学者的观点：20世纪80年代以后,，网络理论开始研究新兴工业区的蓬勃发展、小公司网络的形成等等，产生了一些影响巨大的理论成果。例如，格兰诺维特（.）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了"商业群体"(businessgroups)的概念，是指"在正式或非正式基础上形成的企业联合"。斯维德伯格(Swedberg,1997)指出,"商业群体"这个概念是经济社会学提出的最有前景的概念。格兰诺维特（.）还提出了"嵌入性"（Embeddedness）概念，并认为，现实发生的经济活动和行为并不是自足的、可脱离社会背景和环境存在的，而是嵌入在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的，受到行为者之间社会关系的约束和影响，使得现实的很多经济活动和行为并不同于标准的经济理论所做出的预测。社会关系渗透于各个企业间，经济组织和个体经济行动者一样受社会关系网络的限定。这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企业间的交往和联系并不是通过正式的经济交易规范而达成的,在很大程度上它是通过社会关系网络实现的；二是企业内部的等级制度也常常为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所取代。企业间在合作时不仅是纯"趋利"行为，更多的是采用的非正式关系，如：互派董事、企业领导人之间存在的非正式社会关系和由于长期合作而建立起来的伙伴关系等都会促进企业间的合作行为。另一为社会学家巴特（，1992）年在一本着作中提出的"结构洞"(structureholes)理论。这一理论指出,在社会网络中存在两种形态，其中一种是处于网络中的个体(个人或组织)与其他任一个体都存在着联系；另一种形态更为常见，即网络中的个体仅与部分个体存在直接联系，而与其他个体都不存在直接联系。这样，在第二种形态中，整体网络中就出现了某些个体与另外一些个体联系断裂的现象，就像网络结构中出现了洞穴一样，这就是结构洞。新经济社会学者主张把结构的、经济的、文化的多种因素结合起来思考。法国社会学家皮诶尔·布迪厄（PierreBourdieu,1980）最早提出社会资本的概念，但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1988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科尔曼（）于对社会资本重新进行了定义，认为社会资本是指"行动者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相互进行各种交换,甚至单方面转让对资源的控制,结果形成的持续存在的社会关系"，包括权威关系、信任关系以及作为建立规范基础的关于权利分配的共识。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普特南（RoberPutnam）也做了进一步的研究。这些学者都认为网络、规则（Norms）或文化、互惠、信任构成社会资本的要素。社会资本的分析框架为产业集群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有助于引起人们对政治、经济以外的非制度性因素的重视。加州大学伯克里分校AnnaLeeSaxenian教授长期追踪研究美国旧金山硅谷与波士顿128公路区的高科技发展，指出硅谷形成了既竞争又合作的网络式组织，而128公路则保持了美国大公司的科层体系自称王国的文化将（Chandler,1977），所以，硅谷与128公路同时兴起却能在高科技产业快速变动环境中独占鳌头（Saxenian，1994）。Samenian分析了这两个集群地区交流方式的差别：早期工程师和各类技术专家经常在硅谷的"货车轮"饮料店聚会和交流本行话题；类似的"绿洲"在128号公路地区毫无踪影，唯有压抑的大公司等级氛围。她把产业区看作是"关系网络而非原子型企业的集合，涉及项目导向型的适应性生产模式"；"高流动性的劳动力和熟练工人群体可以迅速组合在一起。他们为一个项目而结合起来，在好莱坞是一部影片，在硅谷是一个新企业。这个系统充满灵活性和适应性，关于新市场、新技术的信息迅速流动着"。然而，90年代后期,128号公路地区复苏,重建了软件和互联网产业,成为软件、医疗和金融三大服务产业的胜地，由此她又提出了为什么128号公路区能够克服失败、重新前进的原因。2、国内学者的研究。我国学者慕继丰、冯宗宪、李国平(2001)使用的企业网络概念在本质上类似产业集群，并认为企业网络是指一批具有相互联系的企业和机构在某些地理区域的集中。认为企业网络是许多相互关联的公司或企业及各类机构为解决共同问题通过一段时间的持续互动而形成的发展共同体。企业网络包括三类相互联系、持续互动的组织：（1）某类相似或相关的企业;（2）政府有关部门和机构及其他中介机构；（3）高水平研究机构和大学。企业网络从三个方面影响企业的竞争力：提高区域内所有企业的生产率；影响创新的方向和进程，从而影响区域内企业未来的生产率；促进新企业和企业新组织相识的诞生。台湾大学地理系的徐进钰教授、元智大学资讯社会学所的罗家德教授也使用社会资本和网络的理论对产业集群进行研究。罗家德教授使用人际关系网络方法对美国硅谷和128公路进项比较研究，并按Saxenian的集体效率观点进一步指出网络具有竞争优势，一方面网络式组织组成的产业环境（或交易系统）具有知识快速扩散的优势。罗家德教授还对高科技台商在大陆投资的状况进行实地调查，发现台商在选择区位的时候，除了考虑市场、行政便利、交通等因素外，还考虑一个重要因素：投资地是否有一个健全的产业网络。外资对当地产业的影响可以分成两种：一是外包网络，亦即向后、向前连接；二是技术网络。大陆学者聂鸣、梅丽霞、鲁莹，以班加罗尔软件产业集群为对象，重点讨论社会资本对班加罗尔软件产业集群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并从规范、网络与信任、知识流动三个角度分别探讨了导致班加罗尔软件集群成功的社会资本因素。认为这些因素是根治于班加罗尔的公共物品，正是其他地方难以模仿的。（六）、东方管理学派的产业集群理论以苏东水教授为代表的东方管理学派已有近30年的历史，该理论是建立在儒、释、道等诸家学说的基础上，结合中西方管理理论和近代中国管理实践所提出的管理学理论。苏教授经过50年的研究、实践，总结出管理学的精髓："人为为人"。"人为"具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广义的"人为"，指的是人的心理和行为；狭义的"人为"，指道德水平发展成熟的个体表现出来的符合社会期望、有助于自我发展和组织利益的各种行为。"为人"指具有"人为"表现的个体的各种鼓励、帮助、关心、激励他人的行为。"人为"与"为人"具有辩证关系，互相转化并且互相联系。"人为为人"的文化基础与保证条件是"以人为本"、"以德为先"。国外学者将其称为"三为"思想，或者"S"（Su）理论、"O"（Oriental）理论，它是管理学科的新概念、新发展。上个世纪90年代，东方管理学进一步发展和丰富，逐渐提出三学、四治、八论的学科体系。三学，是指华商管理学、中国管理学、东方管理学；四治，是指治国、治家、治生、治身；八论，是指人德论、人缘论、人为论、人心论、人谋论、人才论、人道论、人本论。东方管理学派认为，在研究任何一个产业或任何一个部门经济的发展规律时，首先要着眼于研究本产业、本部门的特殊规律，致力于怎样将本产业部门搞好，但更要研究本产业、本部门与其他产业及部门的联系，研究如何与他产业互为支持、协同发展以使整个产业系统协调发展。"人为为人"是指导产业集群研究的根本方法和最终落脚点，构成产业集群理论基础之一。经济学起源于西方，对产业集群的研究也主要以西方理论为主。东方管理学派则认为，早在几千年前，我国就形成了自己的集群区位理论--风水学。风水学是我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门集哲学、生态学、心理学、地理学、环境学、经济学等多领域的综合性学科。2004年9月9日，由建设部中国建筑文化中心和国际易学联合会主办的"首届中国建筑风水文化与建筑地产发展国际论坛"在人民大会党开幕，这是新中国建国历来第一个关于风水文化的高峰论坛。古老的风水学说不仅可以与现代建筑相结合，也可以用来解释当今人类经济活动空间布局问题。"了解自然、顺应自然、改造自然"正是风水学说对人类经济活动的空间指导，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要与自然协调、平衡，最终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二、几点结论（一）"产业集群理论丛林"主要以西方理论和流派为主，它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区域配置重要的理论基础，同样，它所揭示的规律对我国目前的产业集群也具有一定的解释力。西方产业集群理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的资源空间优化配置理论，而我国目前所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于市场经济体制在经济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方式上具有共性，决定了西方产业集群理论是适合我国经济运行的体制背景的。换句话说，不管人们承不承认，区位理论、新经济地理学、社会经济学等所揭示的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基本规律必然会在我国信息产业集群运行和发展中发挥作用。我国还处于改革的初期，缺乏市场经济运行的经验，这些结论和观点，正好用于学习和借鉴，充分发挥"后发优势"，缩短我国工业化、信息化的时间。（二）无论是现代古典区位理论，还是新经济地理学，都以制造业为研究对象，主要反映的是制造业产业集群的发展特征。韦伯的工业区位论产生于19世纪中后期，当时德国完成了产业革命，尤其是第一次科技革命的发生，促进了钢铁、化工、机械等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的发展，工业区位问题显得突出起来。韦伯在杜能的农业区论的基础上，将工业区位因素除运输距离外，再加入了劳动力因素和集聚因素。克鲁格曼（Krugman）指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努力改善交通条件、降低运输成本，会使得制造业倾向于将区位选择在市场需求大的地方，更大的市场需求又取决于制造业的进一步集聚。总之，迄今为止，产业集群相关理论还主要以分析制造业布局为主。那么，制造业产业集群理论是否具有一般性呢？我们说，不同的产业，或者即使属于同一产业但不同的行业，具有不同的经济技术特点，因此在空间布局要求和指向上也大不相同。例如：信息经济使许多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几乎不受运输成本的限制，这对制造业企业生产能力的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和要素流动性等因素相互作用提出了挑战。（三）21世纪初，产业集群理论取得长足发展，但也面临着新的困惑和挑战。例如：在区位论理论中，经济制度和个人偏好由于不能被引入模型，仍然被看作是外生的，因而无法利用现有的理论框架来说明经济制度和个人偏好变化对区位选择的影响。同样，这些方面都是新经济地理学和其他学派区位理论需要解决的问题。载于《世界管理论坛2005》参考文献：[1]朱华友，我国产业集群研究现状及理论述评，资源开发与市场，2004，20（2）。[2]王缉慈，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3]仇保兴，小企业集群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4]克鲁格曼，地理学和贸易[M].蔡运龙,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5]克鲁格曼，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M].蔡运龙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6]苏东水：产业经济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7]苏东水：东方管理【M】，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8]Porter,"new"(1):7-17[9]Porter,.(Eds.):.
本课题从国内外区域经济协调战略的理论研究、现状及趋势分析入手，通过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的分析，对照中国不同时期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通过对我国针对不同时期采取的平衡和非均衡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历史回顾，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的具体实施以及中国地区范围和省域、市域范围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可行性以科学的论证，为山东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的制定和提高综合竞争能力的具体实践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证参考。本课题共分四个子课题：国内外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理论研究；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历史回顾；山东省区域经济差异形成的原因及现状分析；山东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实施思路及提高综合竞争力的对策研究。区域经济与综合竞争力研究是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对于目前区域发展差异明显的中国尤为重要。区域经济的发展归根到底来源于两方面的推动：一是区域经济的产业组织；二是区域经济的空间组织。产业组织包括多工厂企业区位选择与跨区域产业重组与改造，而区域经济的空间组织是指在一定条件下的区域内或区域间经济发展的资源要素进行空间优化配置的过程，这两方面的协调发展最终都将有效地提高区域综合竞争力。山东省的区域经济差异主要表现在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东西部产业布局不协调，资源空间配置，尤其是人才资源的不合理布局，都严重影响了山东省产业竞争力的持续提高和经济整体健康发展，本课题就是在我国提出科学发展观，要求统筹区域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下，将协调山东省的区域经济发展与提高山东省的综合竞争力紧密联系起来，通过产业协调发展和资源的有效配置，试图将山东省的区域经济发展与提高山东省的综合竞争力之间建立起产业协作和资源配置（尤其是人才资源）协调发展的互动机制，并形成区域经济联盟，制定山东省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探索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这是一项重要的理论创新。本研究成果具有较强的应用价值，为山东省区域经济差异的调控提供科学依据。另外，本课题建立的区域经济差异预警系统，使研究成果有较强的应用性、可操作性、可视性和前瞻性，由此探索出一条软科学与硬技术有机结合对区域经济差异变化进行趋势预测；提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与模式；提出区域经济差异宏观调控的对策；进行区域经济差异预警机制研究，并初步建立区域经济差异预警系统，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变化态势进行动态监测和预警，为山东省政府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政策提供一定的参考
区域经济一体化 一体化的含义是把各个部分结合为一个整体.一体化概念在很多的自然学科和社会学科领域中得以应用.在经济学领域里,一体化首先出现于对企业经营活动的研究中.自上世纪50年代初起,一体化被广泛应用于对国际经济活动的研究中,用来形容多个国家独立的经济活动融合为紧密相联的一个整体的经济活动.按照涉及的国家范围来划分,经济一体化可以分为区域性的经济一体化和世界性的经济一体化.就目前经济一体化的实践和理论来看,经济一体化主要是区域性的. 经济一体化的定义最早是由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在1954年提出的.他认为:"经济一体化就是将有关阻碍经济最有效运行的人为因素加以消除,通过相互协调与统一,创造最适宜的国际经济结构." 丁伯根还把经济一体化分为消极一体化和积极一体化.他认为,消除歧视和管制制度,引入经济交易自由化是消极的一体化;而运用强制的力量改造现状,建立新的自由化政策和制度是积极的一体化. 关于经济一体化的定义众说纷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定义是美国经济学家巴拉萨在1961年则提出的.他说:"我们建议把经济一体化定义为既是一个过程,又是一种状态.就过程而言,它包括旨在消除各国经济单位之间差别待遇的种种举措;就状态而言,则表现为各国间各种形式的差别待遇的消失." 巴拉萨的定义是从行为或手段的角度来描述经济一体化的,但没有指出经济一体化的目的或效果是什么.为此,另外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柯森对巴拉萨所说的一体化是"过程"解释为:"导向全面一体化的成员国间生产要素再配置;对一体化是"状态"解释为"业已一体化的国家间生产要素最佳配置." 波兰经济学家查尔斯托斯基回避"过程"或"状态"之分,指出经济一体化的本质是劳动分工,即"按国际劳动分工的要求来调整各国的经济结构." 我们综合了众家之说,把区域经济一体化定义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通过协商并缔结经济条约或协议,实施统一的经济政策和措施,消除商品,要素,金融等市场的人为分割和限制,以国际分工为基础来提高经济效率和获得更大经济效果,把各国或各地区的经济融合起来形成一个区域性经济联合体的过程. 国家或地区之间经济政策和措施的统一,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方面是内部经济政策和措施的统一,即有关成员国之间实施统一的经济贸易政策;另一个方面是外部经济政策和措施的统一,即有关成员国之间实施统一的对非成员国的经济贸易政策.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践中,并不是一开始就在这两个方面同时实现统一的.参与一体化的国家往往先在成员国之间取消贸易和其它经济活动中的人为限制,逐步实施统一的内部经济政策,然后实现外部经济政策的统一. 区域经济一体化要求成员国之间在经济政策上实现一定程度的统一,实质上是成员国经济主权一定程度的限制和让渡.这种经济主权限制和让渡程度的区别,意味着成员国之间经济结合程度的高低,从而可划分出不同层次和水平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成员国经济主权限制和让渡出来的部分,需要有一个组织机构来管理及行使.因而在较高层次和水平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中,一般都有一个根据条约或协议而组成的超国家机构,并赋予该超国家机构一定的权力和职能.随着经济一体化水平的提高,各成员国逐步向该机构让渡更多的经济主权,由该超国家机构行使更多的共同内部经济政策和一致的对外经济政策. 区域经济一体化包含着两层含义: 一层含义是指成员国之间经济活动中各种人为限制和障碍逐步被消除,各国市场得以融合为一体,企业面临的市场得以扩大;另一层含义是指成员国之间签订条约或协议,逐步统一经济政策和措施,甚至建立超国家的统一组织机构,并由该机构制定和实施统一的经济政策和措施.对此, 学术界将前者称为功能性一体化, 将后者称为制度性一体化.功能性一体化与制度性一体化是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两种趋势.功能性一体化的发展来自于各国市场经济自发的内在要求,当它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必然要求制度性一体化给予保障和促进;而制度性一体化会加深功能性一体化的程度.功能性一体化是制度性一体化的准备,具有一体化的实质性意义;制度性一体化是功能性一体化的阶段性标志,具有一体化的形态性意义. 因此,功能性一体化与制度性一体化具有密切的关系.两者既可相互促进,也可相互制约.从世界区域一体化的实践来看,制度性一体化具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因而,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制度性一体化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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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有利于增强东亚环太平洋经济带发展动力，改变整个亚洲的经济发展格局。从世界经济大格局来看，东亚环太平洋沿岸从北向南，由俄罗斯到日本、韩国、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最终到新加坡，是当今最具经济活力和发展潜力的区域。但这一区域经济发展并不平衡，在中国与东盟的交汇处，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经济相对落后，成为东亚环太平洋经济带中相对薄弱的一环。加快环北部湾区域内的合作和开发，不仅能带动区域内经济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有效连接起东亚环太平洋经济带，而且也将为亚洲各国提供新的发展空间。 第二，有利于加快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提升双方的合作空间。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来看，一个大的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往往需要一个高度发达的经济中心作支撑。环北部湾区域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巨大的发展潜力，只有把这种优势和潜力转化为真正的竞争优势，形成高度发达的经济中心，才能增强区域的吸纳效应和扩散效应，提高自由贸易区的综合经济实力和竞争力，促进各国在资源、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开展更深层次的合作。 第三，有利于中国东、西两大区域经济的迅速腾飞，打造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来看，由北至南已逐步形成了环渤海湾和环北部湾次区域经济合作区。目前，环渤海湾地区经济发展初具规模，对周边地区的辐射作用较强，但主要表现为对东北、东南地区经济发展的拉动。与之相比，环北部湾经济合作区的形成和发展，有利于扩展西南地区经济发展空间，实现中国东西部经济的对接，潜力巨大。因此，要加快环北部湾区域的开发，扩展与东盟的经贸往来，搭建推动西部大开发的长效平台，将该区域打造成为继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圈之后的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趋势。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区域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区域合作的范围和领域不断拓展，合作规模不断增大，形成了像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重要的经济区域。与此同时，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行政区经济”，以及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地方保护主义，则严重地阻碍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从而增加了地方之间贸易的交易成本，损害了经济增长。按照法国经济学家Sandra Poncet 的研究，1997年中国国内省级间商品贸易平均关税达到了46%，比10年前整整提高了11%.这一关税水平超过了欧盟各成员国之间的关税水平，和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关税相当。也就是说，1987年中国消费者购买各自所属省份自制产品的数量是它省产品的10倍，而到了1997年，这一比重达到21倍[①].因此，如何打破地方保护主义，构筑区域经济的总体优势，已经成为当前我国政府和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之一。现有的文献对区域经济发展与地方政府间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就当代中国区域问题研究而言，区域经济学的研究是最丰富和最深刻的，它不仅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了深刻的理论分析，而且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材料，尤其是近段时期以来围绕着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的一系列实证分析和理论探讨的论著[②]，大大推动了该领域研究的深入。在诸多经济学者看来，当代中国区域经济的顺利发展只能寄希望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因为市场的力量迟早要冲破行政区划的边界，从而促进经济的合理分工与协作，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他们认为，一旦企业主导型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定格为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角，一个国家便步入了兴旺发达的现代化快车道。[③]二是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经济地理学与政区地理学的研究也不断触及区域行政问题。这一领域的学者往往从行政区域改革的角度切入这一研究课题，从管理学的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适度的原则出发，考察中国现行的行政区划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围绕着一些热点问题如“撤县改市”、“市领导县体制”、“撤消地区行署建立实体市”等，展开激烈的争论并提出了一些改革的对策。[④]这些对策的一个共同的思路就是调整行政区划，使行政区与经济区尽可能一致，这一点在区域经济学研究中也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认同。 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的见解，为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提供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理论指导和政策性建议。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我国现有的体制背景下，上述两种思路都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首先，从区域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依靠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来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毫无疑问，应是解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障碍的最佳思路。然而，我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决非一朝一夕之功，市场化机制的发育成熟、统一的大市场的形成，无疑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即使在市场经济已经完全发育成熟的发达国家，其固有的市场失灵的客观存在也使我们无法完全将解决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的希望寄托于市场万能的神话之上。进言之，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指出的，市场力量的作用通常倾向于增加而不是减少区域差异，因此，即使是市场发达的社会，也倾向于实行政府干预型的协调模式。其次，按照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的改革思路，即重新调整行政区划，从理论上看似乎可行，从实践的角度看却未免是脱离了当代中国政治与社会现实的纸上谈兵。众所周知，许多行政区划是历史形成的，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刚性，不能也不应该随着经济活动的频繁变化而随意调整。同时，经济区以经济为主要标准甚至是唯一的尺度，而行政区则要考虑到综合性因素，而不能仅以经济为限。对现行的行政区划的重新调整，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很可能是一项比需要解决的问题本身还要困难和复杂的工程，搞得不好恐怕治丝益棼，引发出难以预料的后果。 我们认为，研究现阶段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合作，需要从政治经济学的维度切入，通过对政府结构、政府的决策程序及其微观基础的考察和审视，推进问题的解决。因为，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即地方保护主义的根源在于现行的体制和结构。在市场机制尚不完善、法治极不健全的情况下，仅仅依靠民间经济交往这一自下而上的市场力量，显然难以冲破这一体制性的障碍。在我们看来，通过构建一个强有力的区域政府合作机制，依靠政府间的合作积极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在现行体制下实现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理性选择。
基于聚类分析的广西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研究的论文
【摘要】：本文以广西壮族自治区14个地级市作为研究对象，从地区生产总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公共财政预算收支总额等方面，选取11个具体指标，运用聚类分析方法分析并评价各地级市经济发展状况。研究结果显示，广西14个地级市可划分为四类经济区域，不同城市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在此基础上，从加强各地级市之间的经济合作、积极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强化科技创新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方面提出具体建议，为促进广西区域经济的全面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聚类分析；广西；经济发展；政策建议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中国与东盟各国贸易投资增长，经济融合加深，经贸往来愈加频繁。广西作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门户省份，加之“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与实施，良好的区位优势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无疑将会为推动广西区域经济的腾飞提供持续的动力和良好的机遇，发展前景十分广阔。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加上人口、社会和基础设施等因素的影响，广西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在内陆31个省、市、自治区中仍处于中下水平，与上述提到拥有的区位优势、经济优势是极不相称的。广西下辖的14个地级市经济发展程度和产业结构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一直以来，区域经济发展问题都是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等学科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区域经济发展中出现差距，是各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普遍现象[1]。如何就广西下辖的14个地级市进行经济发展程度的分析和分类，对于正确认识广西各地级市经济发展所处的发展阶段，制定正确的宏观政策，以促进各地区的良好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研究区域概况
广西壮族自治区，简称“桂”，首府南宁，位于中国华南地区西部，与广东、湖南等省份接壤，南濒北部湾，面向东南亚，是中国唯一一个沿海自治区，自然条件优越，资源丰富，尤以海洋资源和矿产资源为甚。截至2015年12月，全区辖14个地级市，县级行政区111个，行政区划面积万平方公里。2015年全区总人口为5518万人，地区生产总值亿元，占全国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39150元。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加上人口、社会和基础设施等因素的影响，广西的经济发展水平，无论是地区生产总值还是三大产业结构完善程度等方面，在内陆31个省市中均处于中下水平。区内下辖的14个地级市，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各异，部分地级市经济发展程度相对滞后。近年来，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广西吸引着国内外大量的资本和人力涌入，显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
三、聚类分析方法研究设计
（一）指标选择及数据来源
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的研究，依靠单一的指标，是无法对其进行综合、全面的评价与分析的。因此，在对广西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分析评价的过程中，需要借助多个评价指标，构建合理完善的评价指标体系。本着建立评价指标体系要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全面性、独立性、可操作性等原则，本文在参考以往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根据广西各地级市经济发展状况、人口条件、社会资源等方面的实际情况选取了11个具体指标，分别是：行政区划土地面积（平方公里）、地区生产总值（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户籍年末总人口（万人）、固定资产投资（亿元，不含农户）、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亿元）、公共财政预算支出（亿元）、农民居民人均纯收入（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进出口总额（人民币，万元）。为方便后续各指标数据的处理，分别以X1、X2、X3、X4、X5、X6、X7、X8、X9、X10和X11指代。各指标详细数据均来自《广西统计年鉴2016》和《2015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二）数据处理
本文利用对反映广西14个地级市经济发展状况的指标进行聚类分析。由上述内容可知，研究所选取的11个指标由于它们原始数据量刚的不同，为防止指标取值的分散程度较大，需对各指标的取值做标准化处理。
各指标数据经过标准化处理后，X2（地区生产总值）与X5（固定资产投资）、X6（公共财政预算收入）、X1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相关系数都大于，故而这四个指标不必均作为聚类变量，选择其中一个即可，本文选择X2（地区生产总值）。接着，运用不同的聚类方法进行聚类分析。
（三）结果分析
本文利用对广西14个地级市经济发展状况进行聚类分析，在对选定的11个聚类变量的数据经过标准化处理后，依据结果聚类个数的不同，而相继运用系统聚类和K—均值聚类法进行聚类分析，并得出结果。参考以往文献资料对广西14个地级市经济发展状况的分类，以及广西各地区实际的经济、社会和人口状况，本文认为对广西14个地级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分类，聚类个数分为四类比较适宜。对于广西14个地级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分类应为：南宁、北海、钦州为第一类；柳州、桂林、梧州、贵港、玉林、百色、贺州、河池、来宾为第二类；防城港为第三类；崇左为第四类。
由聚类分析结果可知，南宁、北海、钦州为第一类，这三个地级市经济相对发达。南宁是广西的首府，全区的政治、经济、文化、金融和信息中心，经济发展程度高，产业结构相对完整，良好的区位优势、众多的政策支持以及坚实的经济发展基础，使得南宁在多方面的发展都领跑于广西区的其他地级市。北海是全国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处于泛北湾经济合作区域结合部的中心位置，便捷、高效的交通设施，众多经济圈的发展福利，以及丰富的海洋资源、繁荣的旅游业，都推动着北海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钦州，南海之滨，北部湾经济区南的中心位置，是大西南最便捷的出海通道，依托于得天独厚的港口优势，大力发展进出口贸易。
柳州、桂林、梧州、贵港、玉林、百色、贺州、河池、来宾为第二类，这9个地级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三大产业结构相对完善，各自依托于自身的经济发展优势，经济发展增速较快。
防城港和崇左分别是第三和第四类。防城港是中国的深水良港，是中国25个沿海主要港口之一，对外贸易额较高，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泛北部湾区域合作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战略地位。崇左位于广西西南部，地理位置相对较差，工业基础薄弱，交通设施落后，虽然资源丰富，但限于人力资源的短板，是广西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级市。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对广西14个地级市经济发展状况进行聚类分析，将广西14个地级市经济发展水平分为四类，分别是南宁、北海、钦州为第一类；柳州、桂林、梧州、贵港、玉林、百色、贺州、河池、来宾为第二类；防城港为第三类；崇左为第四类。从聚类分析的结果来看，就如何促进广西区域经济的快速、协调发展，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加强各地级市之间的经济合作，增强较发达地区的经济辐射力度
广西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显著，各自依托的经济发展要素也不尽相同，例如人力资本、环境资源、基础设施完善程度和地理位置等就相差较大。因此，各地区根据自身的条件优势，因地制宜地制定经济发展策略，就显得尤为重要。因地制宜地制定经济发展策略的同时，加强各地级市之间的经济合作，实现资源、信息的共享互通，人力、资金的自由流通，各自取长补短，将为促进各地区的快速、协调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以南宁、桂林和柳州为主的老牌较发达地区，拥有较发达的工业基础、第三产业和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在立足自身优势发展，加强与各地级市之间的经济合作中，要发挥好领头羊的作用，率先做出垂范，积极探索出可供借鉴的合作模式，增强对周边地级市的经济辐射力度，以少带多，以强扶弱，真正促进广西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
（二）依托良好的区位优势和叠加的'政策优势，积极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发展的融合在不断加深，积极推动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成为了我国及各地区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所在。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和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广西借助于自身的区位优势，被纳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规划，发展开放型经济面临着重大的历史机遇。广西的外向型经济近些年来虽有发展，但整体情况仍不容乐观，相对薄弱的经济基础制约着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后劲以及支撑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高级要素也存在不足[2]。借助于“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机遇和叠加密集的国家开发政策，依托沿海、沿江、沿边的区位优势，借鉴东部沿海典型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例如上海模式和东莞模式，积极推动广西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才能快速、协调地完成广西经济的转型升级。
（三）强化科技创新，加速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长期的协调关系，依托于科技创新能有效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一般来说，产业结构指的是一二三产业所占的比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两个含义：一个是产业结构合理化，另一个是产业结构高级化，如果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越大，那么可以说它的高级化程度越大[3]。未来一段时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强化科技创新，加速广西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一是加强科技创新方面的改革，建立完善的科技管理协调机制和信息公开机制，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机制，以统筹科技创新全方位管理；二是加大对科技创新的财政支持，保证各项用于科技创新的资金行使到位；三是优化科技创新体系，不仅要保证建立完善的科技创新管理机制，更要全面扩大科技创新的主体，落实科技创新成果的投入使用。
（四）完善各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地区特色经济
广西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显著，相对发达的地区，例如南宁、柳州和桂林等，除主城经济区外，基础设施建设仍不尽完善。河池、百色、崇左等市地处偏远地区，交通不便，基础设施建设更是落后。良好的交通条件、便利的通讯设施、覆盖全面的水利、电力设施等是居民和企业的共同物质基础，更是物质生产和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条件。因此，各地区应把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放在重要位置，适当扩大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量，积极利用本地区丰富的人文资源，打好“侨牌”，让更多拥有广西籍的海外华人华侨参与到广西的经济建设之中，尽快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为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同时，各地区应找准自身的发展定位，结合地区优势，大力发展地区特色经济。
参考文献：
[1]孟倩.基于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的山东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J].区域经济，2016（1）：138-139
[2]李继宏.“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广西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及实现路径[J].广西社会科学，2016（4）：14-19
[3]徐晓慧.广西科技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6（11）：19-21
区域经济一体化 一体化的含义是把各个部分结合为一个整体.一体化概念在很多的自然学科和社会学科领域中得以应用.在经济学领域里,一体化首先出现于对企业经营活动的研究中.自上世纪50年代初起,一体化被广泛应用于对国际经济活动的研究中,用来形容多个国家独立的经济活动融合为紧密相联的一个整体的经济活动.按照涉及的国家范围来划分,经济一体化可以分为区域性的经济一体化和世界性的经济一体化.就目前经济一体化的实践和理论来看,经济一体化主要是区域性的. 经济一体化的定义最早是由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在1954年提出的.他认为:"经济一体化就是将有关阻碍经济最有效运行的人为因素加以消除,通过相互协调与统一,创造最适宜的国际经济结构." 丁伯根还把经济一体化分为消极一体化和积极一体化.他认为,消除歧视和管制制度,引入经济交易自由化是消极的一体化;而运用强制的力量改造现状,建立新的自由化政策和制度是积极的一体化. 关于经济一体化的定义众说纷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定义是美国经济学家巴拉萨在1961年则提出的.他说:"我们建议把经济一体化定义为既是一个过程,又是一种状态.就过程而言,它包括旨在消除各国经济单位之间差别待遇的种种举措;就状态而言,则表现为各国间各种形式的差别待遇的消失." 巴拉萨的定义是从行为或手段的角度来描述经济一体化的,但没有指出经济一体化的目的或效果是什么.为此,另外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柯森对巴拉萨所说的一体化是"过程"解释为:"导向全面一体化的成员国间生产要素再配置;对一体化是"状态"解释为"业已一体化的国家间生产要素最佳配置." 波兰经济学家查尔斯托斯基回避"过程"或"状态"之分,指出经济一体化的本质是劳动分工,即"按国际劳动分工的要求来调整各国的经济结构." 我们综合了众家之说,把区域经济一体化定义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通过协商并缔结经济条约或协议,实施统一的经济政策和措施,消除商品,要素,金融等市场的人为分割和限制,以国际分工为基础来提高经济效率和获得更大经济效果,把各国或各地区的经济融合起来形成一个区域性经济联合体的过程. 国家或地区之间经济政策和措施的统一,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方面是内部经济政策和措施的统一,即有关成员国之间实施统一的经济贸易政策;另一个方面是外部经济政策和措施的统一,即有关成员国之间实施统一的对非成员国的经济贸易政策.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践中,并不是一开始就在这两个方面同时实现统一的.参与一体化的国家往往先在成员国之间取消贸易和其它经济活动中的人为限制,逐步实施统一的内部经济政策,然后实现外部经济政策的统一. 区域经济一体化要求成员国之间在经济政策上实现一定程度的统一,实质上是成员国经济主权一定程度的限制和让渡.这种经济主权限制和让渡程度的区别,意味着成员国之间经济结合程度的高低,从而可划分出不同层次和水平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成员国经济主权限制和让渡出来的部分,需要有一个组织机构来管理及行使.因而在较高层次和水平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中,一般都有一个根据条约或协议而组成的超国家机构,并赋予该超国家机构一定的权力和职能.随着经济一体化水平的提高,各成员国逐步向该机构让渡更多的经济主权,由该超国家机构行使更多的共同内部经济政策和一致的对外经济政策. 区域经济一体化包含着两层含义: 一层含义是指成员国之间经济活动中各种人为限制和障碍逐步被消除,各国市场得以融合为一体,企业面临的市场得以扩大;另一层含义是指成员国之间签订条约或协议,逐步统一经济政策和措施,甚至建立超国家的统一组织机构,并由该机构制定和实施统一的经济政策和措施.对此, 学术界将前者称为功能性一体化, 将后者称为制度性一体化.功能性一体化与制度性一体化是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两种趋势.功能性一体化的发展来自于各国市场经济自发的内在要求,当它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必然要求制度性一体化给予保障和促进;而制度性一体化会加深功能性一体化的程度.功能性一体化是制度性一体化的准备,具有一体化的实质性意义;制度性一体化是功能性一体化的阶段性标志,具有一体化的形态性意义. 因此,功能性一体化与制度性一体化具有密切的关系.两者既可相互促进,也可相互制约.从世界区域一体化的实践来看,制度性一体化具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因而,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制度性一体化的进展.
我也是这个专业的，去年写的论文，记得当时还是找品学论文网的老师帮忙的，很不错，从开题报告到最后的修改定稿，帮我省了好多事，老师一会让我改任务书，一会让我给他看修改的稿件，品学论文的王老师都不厌其烦的帮我弄好，搞得我都不好意思了。如果想咨询这方面的文章，可以参考下哦。~嘻嘻
区域经济学论文创新点，我觉得要跳出教材的框框，放眼更多的经济奇迹案例、区域发展案例、城市崛起案例。如果在中国范围内探讨区域经济学，有几个点或许可以稍加着墨。在一定的国际背景下，特定区域（可以是中国、也可以是中国的某一特定小区域）的经济发展方式有何别具一格的因素。此部分，可查找特定区域经济崛起初期所拥有的独特政治优势；统计分析重大项目、重大投资的不同于其他区域发展经验的特殊来源。①以中国为例：改革开放初期的重大项目是与中国这一区域的独特政治经济地位有关系的。彼时中美两国蜜月，合作对抗苏联霸权，这种唯一的来源于政治上的独特地位，决定了中国可以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有良好的、独特的关系进行重大合作、重大投资。②以国内特定省区或特定城市为例：则包含了国家对此区域的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倾斜照顾政策，这主要是政治层面的因素；其次是分析特定省区或特定区域的初始重要投资来源，此处主要可以比较分析不同省区不同区域的海外侨胞群体数量、投资意愿以及投资实力、（此处还可涉及探讨各个特区发展成功与否的经验、以及对不同特区的发展规模、发展后劲进行小类分析，探讨不同特区在相似政治背景下的经济发展差别根源于何处）。以上是对区域崛起、区域经济成功经验的初始因素方面的分析，这是针对经济案例起点的分析。③区域经济起步之后的经济持续性崛起、连续高增长的因素方面。此处可分析对比中国与拉美的持续性增长的区别，这涉及了不同区域政治上的制度设计和经济决策的制定。还可结合第二项，分析对比国内不同区域的持续性增长带来不同经济成果的根源（这是针对经济案例过程的分析）。④经过以上三个步骤，尝试总结看法，结合教材理论，凝练论文的结论部分。⑤以上步骤，只是一时间的心思，十分不缜密，效果如何，要看对你是否有所启发。当然了，还有许多案例是可以挑选出来进行总结的。比如广东的清远、河源；内蒙的鄂尔多斯；还有更多的二线三线城市的经济发展起点、模式、因素等等可做案例分析。
如果说有一个因素在经济发展政策中被严重忽视了，我会说，这个因素就是“空间”（地理因素）。理解空间的力量直接关系到城市化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我在专著《空间的力量：地理、政治与城市发展》讲到，今天的政策决策者和社会公众一定要认识到经济发展和地理之间的关系。 地理有多重要：以苏南为例 如果发起一场有关如何促进欠发达地区增长，实现区域间平衡发展的投票，我猜99%的人都会赞成向欠发达地区转移资源。可是，却很少有人会认真地考虑“地理有多重要”这样的问题。用地理和空间的视角来看苏南发展，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地理作用于经济发展的实例。苏南发展的秘密不是乡镇企业，不是外资，也不是人力资源，这些都是地理条件的结果。如果没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乡镇企业未必会在苏南成功，外资也不会大规模投资在这里，人力资源也可能不能被有效地利用。 那么，苏南到底有哪些地理优势？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在全球化的视野里看懂中国经济。中国真正的起飞是在1994年之后，确立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这时，港口的作用重新突显出来，而其中，最具活力的港口城市就是上海和香港。在苏南地区，地理上接近上海，从而能在国际贸易中节省物流成本，而且，苏南地区还拥有长江下游的黄金水道。在这些条件上，苏南胜过了浙江。而与同样接近大港口的广东相比，苏南才真是胜在其人力资源上，毕竟苏南在改革之初便拥有较好的工业基础，使得苏南有能力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中相对技能要求较高的产业。 此外，整个以上海加苏南城市群构成的都市圈还因为地理的因素产生了更强的辐射作用。广东往北，很快就遇到南岭，而上海往西则是平原为主，而且，长江的运力远非珠江可比。同时，香港是特别行政区，拥有不同于内地的制度和文化，甚至语言习惯也有差异。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得我在自己的研究里看到，如果说离大港口的距离会影响到一个城市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那么，在长江三角洲，这种影响比珠江三角洲要小一些，换言之，长三角都市圈的辐射力更强。 从空间的视角审视我国产业转移 从苏南发展推广开去，地理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在整个中国也有所体现。如果忽视这种“空间的力量”，就会误以为，可以通过人为的经济政策引导资源向内地转移，而实际上，动用行政手段来干预资源在地区间的配置，会造成资源配置效率的巨大损失，极大地削弱中国产业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 很多人为中国的产业转移而欢呼，我看，需要冷静。如果是在完全的市场机制下，产业的梯度转移是好的，其前提是，核心城市在经济集聚的过程中会出现生产要素价格的上涨。而在行政干预下，地价和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只会比原来应该有的趋势来得更早。问题在于，市场机制下的生产要素价格上涨本质上是源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在行政干预之下，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却不一定是劳动生产率提高带来的。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就是经济中出现的扭曲。企业家都是利润的追求者，当生产要素价格与劳动生产率相背离的时候，将企业向中国内地迁移并不是唯一的选择。至少，它们还有一个选项，那就是，将企业迁往港口条件不亚于中国，劳动成本却更低的其他地区，比如越南。如果后者成为普遍趋势，无异于中国将自己本应有的发展机会拱手相让。 同样道理，我们也发现，到区域性的大城市距离也显著地影响城市的经济增长。由于经济向大城市集聚可以带来规模效应和外部经济，促使中心城市吸收周边城市的经济资源，同时周边城市也能较多地分享中心城市集聚效应带来的好处，因此，一个城市距离区域性的大城市越远，经济增长越慢。 而中小城镇的发展才是下一轮发展的方向，甚至硬是将英文里的urbanization区分为“城市化”和“城镇化”，以所谓“城镇化战略”作为对城市化的替代。 发展中小城镇并不错，但“城镇化战略”错在将中小城镇发展与大城市发展机械地割裂开，事实上，我们的研究说明，大城市的发展可以为小城镇的发展提供带动力。试图通过限制大城市的发展来为中小城镇的发展腾出空间，这种政策主张不说是南辕北辙，也至少是事倍功半。 对于地理在城市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社会各界还缺乏科学的认识 遗憾的是，中国的社会各界对于地理在决定城市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缺乏科学的认识，不少地方政府都片面追求短期GDP增长，并陷于投资推动和政府干预的经济增长方式。 不仅如此，还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误解是，认为是经济资源向拥有地理优势的东部集聚导致了地区间发展差距的扩大。于是，在经济政策上形成的一个相应的误区是，认为要平衡区域经济发展，就要动用政府政策来抵消地理的作用，这进一步加强了地区经济对于投资推动和政府干预的依赖，而这些在长期对经济增长并不起显著的作用。 地理对城市经济增长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地理位置不同的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将越来越大。恰恰相反，中国出现的这种“地理决定论”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政策限制了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的跨地区自由流动，加剧了地理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 无独有偶，2011年3月12日出版的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发表了“地区差距：差距经济学”一文提出，对于英国日益扩大的地区差距，关键不是要补贴，而是要实施两项政策措施：使人口自由流动，加上提高贫困地区人口的受教育水平。 中国不会是个例外。如果我们相信科学，那么，兼顾增长与平衡的区域发展战略就应该转向促进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而不是堂吉诃德式地用政府政策去扭曲市场机制。
一、问题的提出与相关文献的回顾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趋势。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区域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区域合作的范围和领域不断拓展，合作规模不断增大，形成了像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重要的经济区域。与此同时，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行政区经济”，以及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地方保护主义，则严重地阻碍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从而增加了地方之间贸易的交易成本，损害了经济增长。按照法国经济学家Sandra Poncet 的研究，1997年中国国内省级间商品贸易平均关税达到了46%，比10年前整整提高了11%.这一关税水平超过了欧盟各成员国之间的关税水平，和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关税相当。也就是说，1987年中国消费者购买各自所属省份自制产品的数量是它省产品的10倍，而到了1997年，这一比重达到21倍[①].因此，如何打破地方保护主义，构筑区域经济的总体优势，已经成为当前我国政府和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之一。现有的文献对区域经济发展与地方政府间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就当代中国区域问题研究而言，区域经济学的研究是最丰富和最深刻的，它不仅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了深刻的理论分析，而且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材料，尤其是近段时期以来围绕着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的一系列实证分析和理论探讨的论著[②]，大大推动了该领域研究的深入。在诸多经济学者看来，当代中国区域经济的顺利发展只能寄希望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因为市场的力量迟早要冲破行政区划的边界，从而促进经济的合理分工与协作，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他们认为，一旦企业主导型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定格为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角，一个国家便步入了兴旺发达的现代化快车道。[③]二是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经济地理学与政区地理学的研究也不断触及区域行政问题。这一领域的学者往往从行政区域改革的角度切入这一研究课题，从管理学的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适度的原则出发，考察中国现行的行政区划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围绕着一些热点问题如“撤县改市”、“市领导县体制”、“撤消地区行署建立实体市”等，展开激烈的争论并提出了一些改革的对策。[④]这些对策的一个共同的思路就是调整行政区划，使行政区与经济区尽可能一致，这一点在区域经济学研究中也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认同。 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的见解，为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提供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理论指导和政策性建议。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我国现有的体制背景下，上述两种思路都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首先，从区域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依靠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来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毫无疑问，应是解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障碍的最佳思路。然而，我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决非一朝一夕之功，市场化机制的发育成熟、统一的大市场的形成，无疑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即使在市场经济已经完全发育成熟的发达国家，其固有的市场失灵的客观存在也使我们无法完全将解决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的希望寄托于市场万能的神话之上。进言之，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指出的，市场力量的作用通常倾向于增加而不是减少区域差异，因此，即使是市场发达的社会，也倾向于实行政府干预型的协调模式。其次，按照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的改革思路，即重新调整行政区划，从理论上看似乎可行，从实践的角度看却未免是脱离了当代中国政治与社会现实的纸上谈兵。众所周知，许多行政区划是历史形成的，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刚性，不能也不应该随着经济活动的频繁变化而随意调整。同时，经济区以经济为主要标准甚至是唯一的尺度，而行政区则要考虑到综合性因素，而不能仅以经济为限。对现行的行政区划的重新调整，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很可能是一项比需要解决的问题本身还要困难和复杂的工程，搞得不好恐怕治丝益棼，引发出难以预料的后果。 我们认为，研究现阶段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合作，需要从政治经济学的维度切入，通过对政府结构、政府的决策程序及其微观基础的考察和审视，推进问题的解决。因为，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即地方保护主义的根源在于现行的体制和结构。在市场机制尚不完善、法治极不健全的情况下，仅仅依靠民间经济交往这一自下而上的市场力量，显然难以冲破这一体制性的障碍。在我们看来，通过构建一个强有力的区域政府合作机制，依靠政府间的合作积极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在现行体制下实现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理性选择。
第一，有利于增强东亚环太平洋经济带发展动力，改变整个亚洲的经济发展格局。从世界经济大格局来看，东亚环太平洋沿岸从北向南，由俄罗斯到日本、韩国、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最终到新加坡，是当今最具经济活力和发展潜力的区域。但这一区域经济发展并不平衡，在中国与东盟的交汇处，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经济相对落后，成为东亚环太平洋经济带中相对薄弱的一环。加快环北部湾区域内的合作和开发，不仅能带动区域内经济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有效连接起东亚环太平洋经济带，而且也将为亚洲各国提供新的发展空间。 第二，有利于加快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提升双方的合作空间。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来看，一个大的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往往需要一个高度发达的经济中心作支撑。环北部湾区域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巨大的发展潜力，只有把这种优势和潜力转化为真正的竞争优势，形成高度发达的经济中心，才能增强区域的吸纳效应和扩散效应，提高自由贸易区的综合经济实力和竞争力，促进各国在资源、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开展更深层次的合作。 第三，有利于中国东、西两大区域经济的迅速腾飞，打造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来看，由北至南已逐步形成了环渤海湾和环北部湾次区域经济合作区。目前，环渤海湾地区经济发展初具规模，对周边地区的辐射作用较强，但主要表现为对东北、东南地区经济发展的拉动。与之相比，环北部湾经济合作区的形成和发展，有利于扩展西南地区经济发展空间，实现中国东西部经济的对接，潜力巨大。因此，要加快环北部湾区域的开发，扩展与东盟的经贸往来，搭建推动西部大开发的长效平台，将该区域打造成为继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圈之后的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趋势。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区域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区域合作的范围和领域不断拓展，合作规模不断增大，形成了像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重要的经济区域。与此同时，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行政区经济”，以及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地方保护主义，则严重地阻碍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从而增加了地方之间贸易的交易成本，损害了经济增长。按照法国经济学家Sandra Poncet 的研究，1997年中国国内省级间商品贸易平均关税达到了46%，比10年前整整提高了11%.这一关税水平超过了欧盟各成员国之间的关税水平，和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关税相当。也就是说，1987年中国消费者购买各自所属省份自制产品的数量是它省产品的10倍，而到了1997年，这一比重达到21倍[①].因此，如何打破地方保护主义，构筑区域经济的总体优势，已经成为当前我国政府和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之一。现有的文献对区域经济发展与地方政府间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就当代中国区域问题研究而言，区域经济学的研究是最丰富和最深刻的，它不仅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了深刻的理论分析，而且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材料，尤其是近段时期以来围绕着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的一系列实证分析和理论探讨的论著[②]，大大推动了该领域研究的深入。在诸多经济学者看来，当代中国区域经济的顺利发展只能寄希望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因为市场的力量迟早要冲破行政区划的边界，从而促进经济的合理分工与协作，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他们认为，一旦企业主导型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定格为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角，一个国家便步入了兴旺发达的现代化快车道。[③]二是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经济地理学与政区地理学的研究也不断触及区域行政问题。这一领域的学者往往从行政区域改革的角度切入这一研究课题，从管理学的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适度的原则出发，考察中国现行的行政区划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围绕着一些热点问题如“撤县改市”、“市领导县体制”、“撤消地区行署建立实体市”等，展开激烈的争论并提出了一些改革的对策。[④]这些对策的一个共同的思路就是调整行政区划，使行政区与经济区尽可能一致，这一点在区域经济学研究中也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认同。 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的见解，为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提供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理论指导和政策性建议。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我国现有的体制背景下，上述两种思路都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首先，从区域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依靠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来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毫无疑问，应是解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障碍的最佳思路。然而，我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决非一朝一夕之功，市场化机制的发育成熟、统一的大市场的形成，无疑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即使在市场经济已经完全发育成熟的发达国家，其固有的市场失灵的客观存在也使我们无法完全将解决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的希望寄托于市场万能的神话之上。进言之，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指出的，市场力量的作用通常倾向于增加而不是减少区域差异，因此，即使是市场发达的社会，也倾向于实行政府干预型的协调模式。其次，按照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的改革思路，即重新调整行政区划，从理论上看似乎可行，从实践的角度看却未免是脱离了当代中国政治与社会现实的纸上谈兵。众所周知，许多行政区划是历史形成的，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刚性，不能也不应该随着经济活动的频繁变化而随意调整。同时，经济区以经济为主要标准甚至是唯一的尺度，而行政区则要考虑到综合性因素，而不能仅以经济为限。对现行的行政区划的重新调整，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很可能是一项比需要解决的问题本身还要困难和复杂的工程，搞得不好恐怕治丝益棼，引发出难以预料的后果。 我们认为，研究现阶段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合作，需要从政治经济学的维度切入，通过对政府结构、政府的决策程序及其微观基础的考察和审视，推进问题的解决。因为，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即地方保护主义的根源在于现行的体制和结构。在市场机制尚不完善、法治极不健全的情况下，仅仅依靠民间经济交往这一自下而上的市场力量，显然难以冲破这一体制性的障碍。在我们看来，通过构建一个强有力的区域政府合作机制，依靠政府间的合作积极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在现行体制下实现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理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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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是这个专业的，去年写的论文，记得当时还是找品学论文网的老师帮忙的，很不错，从开题报告到最后的修改定稿，帮我省了好多事，老师一会让我改任务书，一会让我给他看修改的稿件，品学论文的王老师都不厌其烦的帮我弄好，搞得我都不好意思了。如果想咨询这方面的文章，可以参考下哦。~嘻嘻
本课题从国内外区域经济协调战略的理论研究、现状及趋势分析入手，通过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的分析，对照中国不同时期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通过对我国针对不同时期采取的平衡和非均衡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历史回顾，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的具体实施以及中国地区范围和省域、市域范围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可行性以科学的论证，为山东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的制定和提高综合竞争能力的具体实践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证参考。本课题共分四个子课题：国内外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理论研究；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历史回顾；山东省区域经济差异形成的原因及现状分析；山东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实施思路及提高综合竞争力的对策研究。区域经济与综合竞争力研究是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对于目前区域发展差异明显的中国尤为重要。区域经济的发展归根到底来源于两方面的推动：一是区域经济的产业组织；二是区域经济的空间组织。产业组织包括多工厂企业区位选择与跨区域产业重组与改造，而区域经济的空间组织是指在一定条件下的区域内或区域间经济发展的资源要素进行空间优化配置的过程，这两方面的协调发展最终都将有效地提高区域综合竞争力。山东省的区域经济差异主要表现在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东西部产业布局不协调，资源空间配置，尤其是人才资源的不合理布局，都严重影响了山东省产业竞争力的持续提高和经济整体健康发展，本课题就是在我国提出科学发展观，要求统筹区域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下，将协调山东省的区域经济发展与提高山东省的综合竞争力紧密联系起来，通过产业协调发展和资源的有效配置，试图将山东省的区域经济发展与提高山东省的综合竞争力之间建立起产业协作和资源配置（尤其是人才资源）协调发展的互动机制，并形成区域经济联盟，制定山东省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探索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这是一项重要的理论创新。本研究成果具有较强的应用价值，为山东省区域经济差异的调控提供科学依据。另外，本课题建立的区域经济差异预警系统，使研究成果有较强的应用性、可操作性、可视性和前瞻性，由此探索出一条软科学与硬技术有机结合对区域经济差异变化进行趋势预测；提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与模式；提出区域经济差异宏观调控的对策；进行区域经济差异预警机制研究，并初步建立区域经济差异预警系统，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变化态势进行动态监测和预警，为山东省政府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政策提供一定的参考
第一，有利于增强东亚环太平洋经济带发展动力，改变整个亚洲的经济发展格局。从世界经济大格局来看，东亚环太平洋沿岸从北向南，由俄罗斯到日本、韩国、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最终到新加坡，是当今最具经济活力和发展潜力的区域。但这一区域经济发展并不平衡，在中国与东盟的交汇处，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经济相对落后，成为东亚环太平洋经济带中相对薄弱的一环。加快环北部湾区域内的合作和开发，不仅能带动区域内经济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有效连接起东亚环太平洋经济带，而且也将为亚洲各国提供新的发展空间。 第二，有利于加快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提升双方的合作空间。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来看，一个大的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往往需要一个高度发达的经济中心作支撑。环北部湾区域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巨大的发展潜力，只有把这种优势和潜力转化为真正的竞争优势，形成高度发达的经济中心，才能增强区域的吸纳效应和扩散效应，提高自由贸易区的综合经济实力和竞争力，促进各国在资源、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开展更深层次的合作。 第三，有利于中国东、西两大区域经济的迅速腾飞，打造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来看，由北至南已逐步形成了环渤海湾和环北部湾次区域经济合作区。目前，环渤海湾地区经济发展初具规模，对周边地区的辐射作用较强，但主要表现为对东北、东南地区经济发展的拉动。与之相比，环北部湾经济合作区的形成和发展，有利于扩展西南地区经济发展空间，实现中国东西部经济的对接，潜力巨大。因此，要加快环北部湾区域的开发，扩展与东盟的经贸往来，搭建推动西部大开发的长效平台，将该区域打造成为继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圈之后的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趋势。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区域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区域合作的范围和领域不断拓展，合作规模不断增大，形成了像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重要的经济区域。与此同时，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行政区经济”，以及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地方保护主义，则严重地阻碍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从而增加了地方之间贸易的交易成本，损害了经济增长。按照法国经济学家Sandra Poncet 的研究，1997年中国国内省级间商品贸易平均关税达到了46%，比10年前整整提高了11%.这一关税水平超过了欧盟各成员国之间的关税水平，和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关税相当。也就是说，1987年中国消费者购买各自所属省份自制产品的数量是它省产品的10倍，而到了1997年，这一比重达到21倍[①].因此，如何打破地方保护主义，构筑区域经济的总体优势，已经成为当前我国政府和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之一。现有的文献对区域经济发展与地方政府间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就当代中国区域问题研究而言，区域经济学的研究是最丰富和最深刻的，它不仅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了深刻的理论分析，而且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材料，尤其是近段时期以来围绕着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的一系列实证分析和理论探讨的论著[②]，大大推动了该领域研究的深入。在诸多经济学者看来，当代中国区域经济的顺利发展只能寄希望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因为市场的力量迟早要冲破行政区划的边界，从而促进经济的合理分工与协作，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他们认为，一旦企业主导型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定格为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角，一个国家便步入了兴旺发达的现代化快车道。[③]二是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经济地理学与政区地理学的研究也不断触及区域行政问题。这一领域的学者往往从行政区域改革的角度切入这一研究课题，从管理学的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适度的原则出发，考察中国现行的行政区划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围绕着一些热点问题如“撤县改市”、“市领导县体制”、“撤消地区行署建立实体市”等，展开激烈的争论并提出了一些改革的对策。[④]这些对策的一个共同的思路就是调整行政区划，使行政区与经济区尽可能一致，这一点在区域经济学研究中也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认同。 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的见解，为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提供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理论指导和政策性建议。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我国现有的体制背景下，上述两种思路都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首先，从区域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依靠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来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毫无疑问，应是解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障碍的最佳思路。然而，我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决非一朝一夕之功，市场化机制的发育成熟、统一的大市场的形成，无疑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即使在市场经济已经完全发育成熟的发达国家，其固有的市场失灵的客观存在也使我们无法完全将解决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的希望寄托于市场万能的神话之上。进言之，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指出的，市场力量的作用通常倾向于增加而不是减少区域差异，因此，即使是市场发达的社会，也倾向于实行政府干预型的协调模式。其次，按照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的改革思路，即重新调整行政区划，从理论上看似乎可行，从实践的角度看却未免是脱离了当代中国政治与社会现实的纸上谈兵。众所周知，许多行政区划是历史形成的，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刚性，不能也不应该随着经济活动的频繁变化而随意调整。同时，经济区以经济为主要标准甚至是唯一的尺度，而行政区则要考虑到综合性因素，而不能仅以经济为限。对现行的行政区划的重新调整，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很可能是一项比需要解决的问题本身还要困难和复杂的工程，搞得不好恐怕治丝益棼，引发出难以预料的后果。 我们认为，研究现阶段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合作，需要从政治经济学的维度切入，通过对政府结构、政府的决策程序及其微观基础的考察和审视，推进问题的解决。因为，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即地方保护主义的根源在于现行的体制和结构。在市场机制尚不完善、法治极不健全的情况下，仅仅依靠民间经济交往这一自下而上的市场力量，显然难以冲破这一体制性的障碍。在我们看来，通过构建一个强有力的区域政府合作机制，依靠政府间的合作积极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在现行体制下实现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理性选择。
一、问题的提出与相关文献的回顾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趋势。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区域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区域合作的范围和领域不断拓展，合作规模不断增大，形成了像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重要的经济区域。与此同时，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行政区经济”，以及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地方保护主义，则严重地阻碍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从而增加了地方之间贸易的交易成本，损害了经济增长。按照法国经济学家Sandra Poncet 的研究，1997年中国国内省级间商品贸易平均关税达到了46%，比10年前整整提高了11%.这一关税水平超过了欧盟各成员国之间的关税水平，和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关税相当。也就是说，1987年中国消费者购买各自所属省份自制产品的数量是它省产品的10倍，而到了1997年，这一比重达到21倍[①].因此，如何打破地方保护主义，构筑区域经济的总体优势，已经成为当前我国政府和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之一。现有的文献对区域经济发展与地方政府间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就当代中国区域问题研究而言，区域经济学的研究是最丰富和最深刻的，它不仅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了深刻的理论分析，而且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材料，尤其是近段时期以来围绕着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的一系列实证分析和理论探讨的论著[②]，大大推动了该领域研究的深入。在诸多经济学者看来，当代中国区域经济的顺利发展只能寄希望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因为市场的力量迟早要冲破行政区划的边界，从而促进经济的合理分工与协作，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他们认为，一旦企业主导型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定格为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角，一个国家便步入了兴旺发达的现代化快车道。[③]二是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经济地理学与政区地理学的研究也不断触及区域行政问题。这一领域的学者往往从行政区域改革的角度切入这一研究课题，从管理学的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适度的原则出发，考察中国现行的行政区划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围绕着一些热点问题如“撤县改市”、“市领导县体制”、“撤消地区行署建立实体市”等，展开激烈的争论并提出了一些改革的对策。[④]这些对策的一个共同的思路就是调整行政区划，使行政区与经济区尽可能一致，这一点在区域经济学研究中也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认同。 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的见解，为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提供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理论指导和政策性建议。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我国现有的体制背景下，上述两种思路都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首先，从区域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依靠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来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毫无疑问，应是解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障碍的最佳思路。然而，我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决非一朝一夕之功，市场化机制的发育成熟、统一的大市场的形成，无疑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即使在市场经济已经完全发育成熟的发达国家，其固有的市场失灵的客观存在也使我们无法完全将解决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的希望寄托于市场万能的神话之上。进言之，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指出的，市场力量的作用通常倾向于增加而不是减少区域差异，因此，即使是市场发达的社会，也倾向于实行政府干预型的协调模式。其次，按照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的改革思路，即重新调整行政区划，从理论上看似乎可行，从实践的角度看却未免是脱离了当代中国政治与社会现实的纸上谈兵。众所周知，许多行政区划是历史形成的，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刚性，不能也不应该随着经济活动的频繁变化而随意调整。同时，经济区以经济为主要标准甚至是唯一的尺度，而行政区则要考虑到综合性因素，而不能仅以经济为限。对现行的行政区划的重新调整，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很可能是一项比需要解决的问题本身还要困难和复杂的工程，搞得不好恐怕治丝益棼，引发出难以预料的后果。 我们认为，研究现阶段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合作，需要从政治经济学的维度切入，通过对政府结构、政府的决策程序及其微观基础的考察和审视，推进问题的解决。因为，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即地方保护主义的根源在于现行的体制和结构。在市场机制尚不完善、法治极不健全的情况下，仅仅依靠民间经济交往这一自下而上的市场力量，显然难以冲破这一体制性的障碍。在我们看来，通过构建一个强有力的区域政府合作机制，依靠政府间的合作积极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在现行体制下实现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