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大学2010试题名词解释：梁思永 金牛山猿人 瑶山墓地 二里头文化 诗经 夏商周断代工程 山海经 九品中正制简答 ： 简述聚落考古及其主要研究内容 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 随堂考古的重要发现与研究动态 王莽改制 内容论述： 1试用考古发现材料说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社会形态 2春秋战国一系列的考古发现证明这时期是中国社会大变革时期 用实证材料分析说明之标标点1 《国语 单穆公谏"某王"铸大钱》（忘了标题了 sorry）“景王21年 将铸大钱”到“王弗听” 2<史记六国年表>“秦既得意”到“则成功大”（后一句好像错了）翻译 《汉书 百官公卿表》县令世皆秦官到乡亭亦如之-----------------------------从试题可以看出，安徽大学中国古代史、古代汉语与考古同等重要。我没有看过安徽大学的招生简章，仅从其他类似学校中的考研情况列几本参考书吧。中国古代史：《中国史纲要》（翦伯赞，中华书局）或者《中国古代史纲》（张传玺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考古：《20世纪中国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2000-2005断代考古八本（文物出版社），《中国考古学通论》（张之恒，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 考古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有些书不好找，用电子版就可以了。在从考古博雅论坛转一点考古学的数目吧，仅作参考。《中国考古学》参考书目总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中国大百科全书 • 考古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科林 • 伦福儒，保罗 • 巴恩《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考古学史与考古学理论苏秉琦《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 俞伟超《考古学是什麼：俞伟超考古学理论文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严文明《走向21世纪的考古学》，西安：三秦出版社，1997年。张忠培《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旧石器时代考古王幼平《旧石器时代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王幼平《中国远古人类文化的源流》，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新石器时代考古张江凯、魏峻《新石器时代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苏秉琦主编《中国通史 • 远古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严文明《仰韶文化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严文明《史前考古论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年。 张忠培《中国考古学：九十年代的思考》，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赵辉《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墓地研究》，《考古学研究》（四），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 夏商周考古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 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续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年。 李伯谦《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 • 夏商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 • 两周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墟的发现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年。 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 孙华《中原青铜文化系统的几个问题》，《中国考古学的跨世纪反思》（下），香港商务印书馆，1999年。赵化成《周代棺椁多重制度研究》，《国学研究》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秦汉考古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赵化成、高崇文等《秦汉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 俞伟超《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 赵化成《从商周“集中公墓制”到秦汉“独立陵园制”的演化轨迹》，《文物》2006年7期。巫鸿《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魏晋南北朝隋唐考古宿白《三国—宋元考古（上）》，北京大学考古专业，1974年。齐东方《隋唐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齐东方《魏晋隋唐城市里坊制度》，《唐研究》第9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宿白《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考古》1978年6期。宿白《隋唐城址类型初探（提纲）》，《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宿白《西安地区的唐墓形制》，《文物》1995年12期。宿白《西安地区唐墓壁画的布局与内容》，《考古学报》1982年2期。齐东方《试论西安地区唐代墓葬的等级制度》，《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杨泓《汉唐美术考古和佛教艺术》，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 宿白《中国石窟寺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 宋元考古秦大树《宋元明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 徐苹芳《中国历史考古学论丛》，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 宿白《现代城市中古代城址的初步考察》，《文物》2001年1期。宿白《白沙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2版。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
考古小论文的格式：论文名称：论文名称亦即研究课题名称。它必须能反映你的研究的主要情况，切忌名不符实或戴“大帽子”。在强调科学性和客观性的前提下，表现出较好的文学性，简短明确而有吸引力。摘要：论文必须要写摘要。摘要的作用是让阅读者先简要了解一下研究的主要情况，看看有无必要看全文。所以摘要写得不好，别人就不会看全文。好的摘要能简明清楚地表述你的研究的创新点和成果，一般字数在300字左右，它是整个研究的高度浓缩，需要有相当的概括和表达能力。关键词：能反映研究主要信息归类的几个词语，主要为文献分类编排提供信息。 课题由来：简要表述研究课题最初是怎么来的或者说是如何引发的，反映这一课题确立的一些背景情况。这一要素能自然地引出了你的后续部分，同时也一定程度反映了创新研究的真实性。 正文部分： 一、 研究目的：写明开展这一研究的具体目的意义。目的必须相当明确具体，二、三行字的表达就够了。有较多的小论文把研究目的写得很空、很模糊、很长，这是目的不明确的表现。 二、 研究方法与过程：这部分要讲清研究用的是什么科学方法？用到了哪些器材，一些特殊的器材还要说明来处。研究过程的表述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容，要详细而有条理地进行阐述，要具体到别人照阐述重复做一遍也能得到研究结果。这一要素有很多小论文写得很短，甚至空缺，这样的小论文就不可能有说服力，连真实性都成问题。 三、 研究结果：这部分表述的是研究所获得的原始数据的整理情况，应该用图表结合文字说明来表达。这里要强调的是必须是对原始数据的整理结果，而不是原始数据的简单罗列。文字说明是对图表中数据进行简要而有重点的阐述或概括。 四、 结论和分析：它包含两个内容，一是研究成果即结论，二是对这个结论的简要推论。有较多的论文用研究结果代替结论和分析，这样的论文是不完整的，缺失了极为重要的一个部分。 五、 收获与体会：这是青少年科学小论文参加创新成果竞赛特有的一个要素，同样不可或缺。这里主要表达通过这样一个研究过程，在提升个人科学素养和其它方面所取得的提高和感想，在这一部分，还不要忘了对完成这一课题研究及其论文撰写指导帮助的老师或其它人员的感谢。 六、 参考文献：罗列所参考的书籍、杂志等文献的名称、出版年份、作者姓名以及重点参阅过网站的名称、网址等主要信息。一则表达对作者的尊重，二也反映了你的研究的起点。 以上十大要素是相辅相成的，是缺一不可的。科学类论文用词造句要强调科学性和客观性，尽量要用科学俗语，并且客观地表达，切忌感情化、情绪化用语。文章总的篇幅，一般控制在2千到3千字左右为合适。另外，多看看一些优秀的青少年科学小论文对提高撰写水平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
试论利用考古学资料研究百越民族史的相关问题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10-10-22 15:53:00 ] 作者：杨杰 编辑：studa090420 论文摘要：20世纪80年代是百越民族史研究的兴盛时期。在当时和其后的研究中，出现了使用材料杂芜、牵强附会和过分强调考古学资料的两种倾向。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属研究关系密切，但不能简单地在二者之间画等号。在研究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文化的层次性。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古代物质文化史与其所处社会形态并无必然联系。 论文关键词：考古学；百越；民族史；研究 百越作为我国古代早期历史上的一支重要民族群体，曾长久地活跃于祖国南方的大地上。他们是当地最为古老的民族之一，与比之更早的当地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文化有着一脉相承的发展渊源关系。 关于百越民族的情况，在先秦时期就见诸文献记载。正史《史记》、《汉书》等也都有所叙述。另外还有其他一些专著或章节也记述了越族的历史情况。这些记载是后人了解和研究越人历史的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但由于百越地处南部一隅，社会发展水平又长期落后于中原地区，因而古代文献记载既简略又带有歧视性，百越的历史始终扑朔迷离，众说纷纭。 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等学科领域的成果令人瞩目，对百越民族史的研究也甚为活跃，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一个高潮。《百越民族史》、《百越民族文化》一、《百越源流史》•等是其中的代表性论著。 《百越民族史》是建国后研究百越民族史的第一部专著。全书共分l3章，分别论述了百越的名称、分布、来源、文化特征、社会经济、社会性质、民族关系以及百越对中华民族的贡献等。附有《百越大事年表》，已故著名民族学家翁独健先生为之作序。 《百越民族文化》是同一作者群体在《百越民族史》的基础上重新整理写成的，两本书并无本质区别。何光岳撰写的《越源流史》是于l989年底出版的，主要依据文献记载并结合其他方面的资料写成。在20世纪80年代还多次召开关于百越民族史研究的全国性会议，并出版有《百越民族史论集》、《百越民族史论丛》、《百越史论集》、《百越史研究》、《百越民族研究》等论文集。 《百越民族史》等一批论及百越史的专著尽管已经出版20多年了，但作为开山之作，我们在涉猎百越民族史时不能不读。因为其可谓集那一阶段百越史研究成果之大成，而在那次研究高潮之后，百越史研究并无大的突破。究其原因，一是有一批“文革”前就活跃于民族史学界、造诣颇深的专家学者，经多年积聚，正当年富力强之时，迎来了建国后前所未有的学术繁荣时期。他们的研究成果得以大量发表；二是改革开放后各地基本建设规模空前，考古新发现随之层出不穷。现在重新审视相关考古资料，不难发现为深入研究提供第一手材料、成为综合研究支撑点的重要考古发现成果大多出自20世纪70—80年代。这就为把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相结合进行南方民族史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良机。 诚然，我们在把握某一领域学术动态时，必须充分关注最新科研成果，但比起一些昙花一现的所谓学术著作来，那些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旁征博引、论述精辟、经得起推敲而带有经典性质的学术论著更值得我们去仔细玩味。 《百越民族史》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大量借助考古资料及成果，经过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尽管其中有许多方面迄今尚无定论，但其仍不失为一家之言。如对百越非夏民族之一支的论述，对东瓯、闽越及西瓯、骆越相互关系及地望的考证都言之成理，颇为精审。《百越源流史》依托历史文献记载，不拘一格地运用各方面材料，对历史上的百越民族及其各支系进行了综合研究，立论大胆而新颖。 《百越源流史》和《百越民族史》反映了百越史研究的两种倾向。 《百越源流史》一书使用的考古资料屈指可数，在其他材料的选用上也略显杂芜，有牵强附会之感。突出表现是将作者认为属于百越族系的各南方族群的源头绝大部分都追根到北方中原甚至是西北地区，对各族群迁移流向的研究也过于宽泛，解释随意，缺乏过硬的证据。由此可以看出，仅仅依靠文献记载和其他更为间接的材料是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的。 在文献不足征引的情况下，大量运用考古资料是《百越民族史》一大特色。作者在论述族属的来源及分布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借助考古学资料和研究成果来证实自己的观点。应当说把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相结合进行中国古代史、尤其是早期历史的研究，是史学研究寻求突破的一条有效途径。但《百越民族史》也存在过分倚重考古学资料的倾向，在与文献记载发生矛盾时，往往否定后者。 任何学术著作都不会是十全十美的，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时代的局限性就会日益显露，但这又是不可避免的客观现象。那种以今天的结论和视角去恣意评判、指摘前人以显示自己的正确的做法是不足取的。正确的态度应当是首先观其成果是否尽可能充分地占有了当时所能提供的材料，并在此基础上得出较为合理的结论；其次是不苛求于前人，应尽量去吸收前人成果的合理成分，总结他们的得失，在其基础之上吸纳新的东西，力求有所突破，得出新的结论。 通过考察上述有关百越民族史研究的资料，引发出笔者对考古学资料与民族史研究方面的若干思考。 (一)关于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属的关系 在中国，考古学是广义历史学的一部分。经过新中国成立后近60年的发展，中国考古学以其数不胜数的重大发现和辉煌成果，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最有成就的学科之一。正因为有如此巨大的成就，所以考古学在学术界中具有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在当今中国从事古代史综合研究，完全不理会考古学所提供的材料是不可想象的，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势必受到局限，对于先秦史的研究更是如此。 尽管随着考古学研究的日益深入和领域的不断拓宽，其研究成果越来越为历史学界所重视和吸收，但由于考古学本身的特殊性和局限性，使得二者的结合难如人意，尚存在不少问题和难点。“考古学文化”是代表同一时代的、集中于一定地域内的、有一定特征的遗迹和遗物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应该是属于某一特定的社会集团的。但考古学文化是由人通过主观意志对客观存在加以判断后确立的，因而这种主观判断并非总是正确的。事实上，考古学研究只能是不断地接近于历史的原貌，而几乎不可能完全复原之。 正如张忠培先生所说：“对历史的认识只能是愈益增进，即逐渐接近历史的真实，却永不能达到完善的认识”，“一代一代的人们向着历史的真实走去，可是，这一代一代的人们只能接近这历史的真实，却永远摸不着它，更不能全面地认识这历史的真实”。在考古学实践中，我们看到在考古学文化的认定上，就中国而言目前还没有一支考古学文化是完全取得一致意见的。即使像“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这类稍有历史知识的中国人就知晓的名称，对其内涵在考古学界仍有许多不同观点。 在考古工作中，只要田野工作基础扎实，科学可靠，并且达到一定的工作规模，那么在量化的基础上较为准确地把握若干遗迹群的整体文化特征是完全可能的。问题在于当这种特征，也就是差别达到怎样的程度就可以确定为一支考古学文化?换言之，就是确立考古学“文化”、“类型”等不同层次的标准是什么?我们看到，东北地区的“兴隆洼文化”、“新乐文化”、“赵宝沟文化”等都是以筒形罐为主的考古学遗存，这些文化尽管略有时间早晚上的不同，但其在特征上的差别似乎并不比“河南龙山文化”中各类型之间的差别更大。这种情况表明，在考古学文化和类型的划分上存在一定的人为因素。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在借助考古学材料进行族属研究时，就存在一个方法问题。 首先，一支考古学文化是否可以和历史记载中的某一族属划等号?笔者认为对此要持慎重态度。完全巧合并非不可能，但显然概率极低。一般来讲，一支考古学文化所涵盖的范围要小于一个部族或民族共同体。因为既然是一族属，其分布范围就不会过分狭窄，其内部的文化面貌也很难整齐划一，而其内部差别在考古学研究中就极有可能被识别出来并确定为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张忠培先生说过：“古籍记载的一族，有时恰等于一个考古学文化，有时包含着几个考古学文化，还未见过一个以上的族共有一考古学文化的现象。”事实上，真正从事田野工作的考古学者是不轻易把考古学文化和族属研究相联系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上的差别不一定就是族属上的差别。 当然，在考古学研究达到一定深度和规模时，适时就其族属问题开展研究和讨论是必要的。因为考古学作为一门成熟学科，通过人类遗留的实物资料进行历史研究是其最高目标。考古学分期、分区及“文化”、“类型”的研究仅仅是进行深入研究的手段而绝非目的。然而当我们在掌握已知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对一个事物的描绘越详细，则离其真实情况就可能相去越远，因此笔者以为在目前情况下，运用考古资料进行族属研究时，具体操作上宜粗不宜细。只要我们能够大致描绘出某一或某些族属分布区内当时人类的物质文化是怎样的，达到什么样的发展水平及其主要文化特征也就可以了。在特征上宜捕捉那些数量多、具有普遍性的最为典型的共性因素，而不能拘泥于考古学本身对遗存的过细区分与描述。严文明先生说：“考古学资料虽然不可能反映当时社会的全貌，总还是那个社会的直接遗留和缩影。通过它不仅对当时社会的许多方面可以有形象的真切的认识，也能了解整个社会大致的轮廓及其发展轨迹，从中得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这应当是现代考古学所追求的主要目标。” 《百越民族史》认为广泛分布于东南部地区的有段石锛、有肩石器及几何印纹陶器等属于百越族物质文化特征的一部分，就是针对最典型因素来说的。 (二)文化及其层次性与国家、民族的关系 广义的文化可以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考古学文化所反映的主要是物质文化方面的情况。文化是区分不同民族的最核心的内容，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文化，也就失掉了自己的特性。同时，“民族是文化的载体，文化都具有民族性。民族性是文化的基本特征。”一个古代国家是否就只有一个民族(即单一民族)、一种文化(此处指广义的文化)?一种文化是否就只能由一个民族所拥有?答案显然都是否定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情况不是不可能存在，问题是当我们由一支考古学文化反推族属甚或国家时，就不能简单地去画等号，实际情况可能要复杂得多。严文明先生指出：“考古学文化同族的共同体尽管有密切的关系，毕竟还不是一回事，不能在二者间画等号。要通过考古学文化来研究与族类有关的问题，还需要从实践和理论上来加以论证。” 从理论上讲，考古学文化所反映并主要研究的是古代物质文化层面的东西，在此基础上也会讨论更高层面上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方面的问题，但严格意义上说，这已经超出了纯粹考古学所研究的范畴。任何一支考古学文化无疑都属于某个族群，但其所属族群不一定都在历史上留下记载。因此，只有一部分考古学文化可以和古代文献记载的族属相关联，而且我们看到的考古学文化内容只是该族属全部文化的一小部分。这些因素都是通过考古学文化研究古代族群的困难所在。 《百越民族史》从考古学材料出发，认为“句吴”、“于越”、“东瓯”……都是由新石器时代居民发展而来的土著居民，几乎否定了人口迁徙对文化的影响。诚然，从考古学编年谱系角度看，在文献记载中提到的百越民族分布区内的青铜时代文化和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是有不少文化继承因素，但也不应无视来自中原地区的文化因素(尤其是青铜器方面)对南方文化的影响。对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也不应因暂时找不到考古学证据而一概加以否定。 文化是有层次的。平民和贵族的文化从古至今都是不一样的。考古学文化中除大中型墓葬、宫殿衙署、宗教祭祀、礼器等遗迹遗物属贵族文化外，用以确定考古学文化属性的最为重要的陶器、石器、聚落形态、墓葬习俗等，大都属于平民文化。因此，我们现在看到和归纳的考古学文化特征所反映的远非当时社会的全部内容。用占主流的平民文化来否定统治阶层可能存在的另有族源和迁徙现象，同样是缺乏说服力的。 总之，在文献资料有限、百越之义众说纷纭的情况下，充分利用考古学研究成果是寻求突破的有效途径，而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还需要一个艰难而漫长的探索过程，同时也有赖于考古学理论与实践的提高和丰富。 (三)物质文化与社会形态的关系 社会形态发展阶段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论述，长期以来被奉为圭臬。在此我们不打算对社会形态论本身发表评论，只是对以考古学文化为代表的早期物质文化史与社会形态的关系进行简略的讨论。 社会形态的表述是以生产关系的状况为基础的，而生产关系又受到生产力的制约，但这只是社会发展的一般状况，生产力某些要素的变化并不一定迅速导致社会形态的变化。因此可以说，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古代物质文化史与其所处社会形态并无必然联系。 有些学者认为广东发现了青铜文化，其发展阶段当属奴隶制社会。《百越民族史》一书也认为西瓯使用青铜器，青铜器时代即奴隶制。我们认为，青铜器和奴隶制不能简单地画等号。落后民族在先进民族的影响下，使用一些较先进的生产工具，但不一定就会立即引起社会性质的改变。 从目前发现的岭南青铜文化面貌观察，当时确实出现了明显的贫富分化和等级差别，但没有确切证据可以证明那些富贵者就一定是奴隶主，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经出现了等级和贫富差别，而且这种差别贯穿于其后的所有社会发展阶段，因而也不能以此作为当时就是奴隶制社会的证据。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反对的是青铜文化直接等同于奴隶制的观点，至于岭南青铜文化的具
3000字的小论文，建议你题目最好小一点！不知道你是刚刚涉及考古还是怎么？所以给你几个建议1.找一个遗址中的一种遗迹或遗物进行探讨。这个相对专业，但上中国知网就有很多。如：半坡的环壕研究，看《西安半坡》;汉代桂宫瓦当研究，看《汉长安城桂宫 1996~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2.讨论一下考古与其他专业的关系。如：中国考古学与文物学的关系（大一是我就写过类似的）看 中国考古学通论、中国考古史、考古十八讲、文物学概论之类的。这个相对简单。写一下区别、源流，写一下相互应该借鉴之处就可以了。
自己去挖几个古墓吧，开个玩笑。坐享其成？似乎大学有点太滋润了吧，你自己到网站上找几篇文章就行，就论述文物保护不力啊等等很多都可以做论文的。
1、论文题目：要求准确、简练、醒目、新颖。2、目录：目录是论文中主要段落的简表。(短篇论文不必列目录)3、提要：是文章主要内容的摘录，要求短、精、完整。字数少可几十字，多不超过三百字为宜。4、关键词或主题词：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关键词是用作机系统标引论文内容特征的词语，便于信息系统汇集，以供读者检索。每篇论文一般选取3-8个词汇作为关键词，另起一行，排在“提要”的左下方。主题词是经过规范化的词，在确定主题词时，要对论文进行主题，依照标引和组配规则转换成主题词表中的规范词语。5、论文正文：(1)引言：引言又称前言、序言和导言，用在论文的开头。引言一般要概括地写出作者意图，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并指出论文写作的范围。引言要短小精悍、紧扣主题。〈2)论文正文：正文是论文的主体，正文应包括论点、论据、论证过程和结论。主体部分包括以下内容：a.提出-论点;b.分析问题-论据和论证;c.解决问题-论证与步骤;d.结论。论文提纲也可以用最简单的格式和分类，简单明了地说明论文的目的、依据和意义，甚至是两句话。这种提纲往往是用于科学论文，而且在对于各种概念有相互联系而不是孤立的出来讨论的情况下。如果总要分出1、2、3......点来写的话，往往会变成“八股文”的模式，这样的论文往往是应付式的论文，其真正的科学价值会大打折扣。
试论利用考古学资料研究百越民族史的相关问题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10-10-22 15:53:00 ] 作者：杨杰 编辑：studa090420 论文摘要：20世纪80年代是百越民族史研究的兴盛时期。在当时和其后的研究中，出现了使用材料杂芜、牵强附会和过分强调考古学资料的两种倾向。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属研究关系密切，但不能简单地在二者之间画等号。在研究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文化的层次性。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古代物质文化史与其所处社会形态并无必然联系。 论文关键词：考古学；百越；民族史；研究 百越作为我国古代早期历史上的一支重要民族群体，曾长久地活跃于祖国南方的大地上。他们是当地最为古老的民族之一，与比之更早的当地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文化有着一脉相承的发展渊源关系。 关于百越民族的情况，在先秦时期就见诸文献记载。正史《史记》、《汉书》等也都有所叙述。另外还有其他一些专著或章节也记述了越族的历史情况。这些记载是后人了解和研究越人历史的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但由于百越地处南部一隅，社会发展水平又长期落后于中原地区，因而古代文献记载既简略又带有歧视性，百越的历史始终扑朔迷离，众说纷纭。 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等学科领域的成果令人瞩目，对百越民族史的研究也甚为活跃，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一个高潮。《百越民族史》、《百越民族文化》一、《百越源流史》•等是其中的代表性论著。 《百越民族史》是建国后研究百越民族史的第一部专著。全书共分l3章，分别论述了百越的名称、分布、来源、文化特征、社会经济、社会性质、民族关系以及百越对中华民族的贡献等。附有《百越大事年表》，已故著名民族学家翁独健先生为之作序。 《百越民族文化》是同一作者群体在《百越民族史》的基础上重新整理写成的，两本书并无本质区别。何光岳撰写的《越源流史》是于l989年底出版的，主要依据文献记载并结合其他方面的资料写成。在20世纪80年代还多次召开关于百越民族史研究的全国性会议，并出版有《百越民族史论集》、《百越民族史论丛》、《百越史论集》、《百越史研究》、《百越民族研究》等论文集。 《百越民族史》等一批论及百越史的专著尽管已经出版20多年了，但作为开山之作，我们在涉猎百越民族史时不能不读。因为其可谓集那一阶段百越史研究成果之大成，而在那次研究高潮之后，百越史研究并无大的突破。究其原因，一是有一批“文革”前就活跃于民族史学界、造诣颇深的专家学者，经多年积聚，正当年富力强之时，迎来了建国后前所未有的学术繁荣时期。他们的研究成果得以大量发表；二是改革开放后各地基本建设规模空前，考古新发现随之层出不穷。现在重新审视相关考古资料，不难发现为深入研究提供第一手材料、成为综合研究支撑点的重要考古发现成果大多出自20世纪70—80年代。这就为把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相结合进行南方民族史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良机。 诚然，我们在把握某一领域学术动态时，必须充分关注最新科研成果，但比起一些昙花一现的所谓学术著作来，那些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旁征博引、论述精辟、经得起推敲而带有经典性质的学术论著更值得我们去仔细玩味。 《百越民族史》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大量借助考古资料及成果，经过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尽管其中有许多方面迄今尚无定论，但其仍不失为一家之言。如对百越非夏民族之一支的论述，对东瓯、闽越及西瓯、骆越相互关系及地望的考证都言之成理，颇为精审。《百越源流史》依托历史文献记载，不拘一格地运用各方面材料，对历史上的百越民族及其各支系进行了综合研究，立论大胆而新颖。 《百越源流史》和《百越民族史》反映了百越史研究的两种倾向。 《百越源流史》一书使用的考古资料屈指可数，在其他材料的选用上也略显杂芜，有牵强附会之感。突出表现是将作者认为属于百越族系的各南方族群的源头绝大部分都追根到北方中原甚至是西北地区，对各族群迁移流向的研究也过于宽泛，解释随意，缺乏过硬的证据。由此可以看出，仅仅依靠文献记载和其他更为间接的材料是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的。 在文献不足征引的情况下，大量运用考古资料是《百越民族史》一大特色。作者在论述族属的来源及分布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借助考古学资料和研究成果来证实自己的观点。应当说把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相结合进行中国古代史、尤其是早期历史的研究，是史学研究寻求突破的一条有效途径。但《百越民族史》也存在过分倚重考古学资料的倾向，在与文献记载发生矛盾时，往往否定后者。 任何学术著作都不会是十全十美的，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时代的局限性就会日益显露，但这又是不可避免的客观现象。那种以今天的结论和视角去恣意评判、指摘前人以显示自己的正确的做法是不足取的。正确的态度应当是首先观其成果是否尽可能充分地占有了当时所能提供的材料，并在此基础上得出较为合理的结论；其次是不苛求于前人，应尽量去吸收前人成果的合理成分，总结他们的得失，在其基础之上吸纳新的东西，力求有所突破，得出新的结论。 通过考察上述有关百越民族史研究的资料，引发出笔者对考古学资料与民族史研究方面的若干思考。 (一)关于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属的关系 在中国，考古学是广义历史学的一部分。经过新中国成立后近60年的发展，中国考古学以其数不胜数的重大发现和辉煌成果，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最有成就的学科之一。正因为有如此巨大的成就，所以考古学在学术界中具有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在当今中国从事古代史综合研究，完全不理会考古学所提供的材料是不可想象的，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势必受到局限，对于先秦史的研究更是如此。 尽管随着考古学研究的日益深入和领域的不断拓宽，其研究成果越来越为历史学界所重视和吸收，但由于考古学本身的特殊性和局限性，使得二者的结合难如人意，尚存在不少问题和难点。“考古学文化”是代表同一时代的、集中于一定地域内的、有一定特征的遗迹和遗物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应该是属于某一特定的社会集团的。但考古学文化是由人通过主观意志对客观存在加以判断后确立的，因而这种主观判断并非总是正确的。事实上，考古学研究只能是不断地接近于历史的原貌，而几乎不可能完全复原之。 正如张忠培先生所说：“对历史的认识只能是愈益增进，即逐渐接近历史的真实，却永不能达到完善的认识”，“一代一代的人们向着历史的真实走去，可是，这一代一代的人们只能接近这历史的真实，却永远摸不着它，更不能全面地认识这历史的真实”。在考古学实践中，我们看到在考古学文化的认定上，就中国而言目前还没有一支考古学文化是完全取得一致意见的。即使像“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这类稍有历史知识的中国人就知晓的名称，对其内涵在考古学界仍有许多不同观点。 在考古工作中，只要田野工作基础扎实，科学可靠，并且达到一定的工作规模，那么在量化的基础上较为准确地把握若干遗迹群的整体文化特征是完全可能的。问题在于当这种特征，也就是差别达到怎样的程度就可以确定为一支考古学文化?换言之，就是确立考古学“文化”、“类型”等不同层次的标准是什么?我们看到，东北地区的“兴隆洼文化”、“新乐文化”、“赵宝沟文化”等都是以筒形罐为主的考古学遗存，这些文化尽管略有时间早晚上的不同，但其在特征上的差别似乎并不比“河南龙山文化”中各类型之间的差别更大。这种情况表明，在考古学文化和类型的划分上存在一定的人为因素。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在借助考古学材料进行族属研究时，就存在一个方法问题。 首先，一支考古学文化是否可以和历史记载中的某一族属划等号?笔者认为对此要持慎重态度。完全巧合并非不可能，但显然概率极低。一般来讲，一支考古学文化所涵盖的范围要小于一个部族或民族共同体。因为既然是一族属，其分布范围就不会过分狭窄，其内部的文化面貌也很难整齐划一，而其内部差别在考古学研究中就极有可能被识别出来并确定为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张忠培先生说过：“古籍记载的一族，有时恰等于一个考古学文化，有时包含着几个考古学文化，还未见过一个以上的族共有一考古学文化的现象。”事实上，真正从事田野工作的考古学者是不轻易把考古学文化和族属研究相联系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上的差别不一定就是族属上的差别。 当然，在考古学研究达到一定深度和规模时，适时就其族属问题开展研究和讨论是必要的。因为考古学作为一门成熟学科，通过人类遗留的实物资料进行历史研究是其最高目标。考古学分期、分区及“文化”、“类型”的研究仅仅是进行深入研究的手段而绝非目的。然而当我们在掌握已知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对一个事物的描绘越详细，则离其真实情况就可能相去越远，因此笔者以为在目前情况下，运用考古资料进行族属研究时，具体操作上宜粗不宜细。只要我们能够大致描绘出某一或某些族属分布区内当时人类的物质文化是怎样的，达到什么样的发展水平及其主要文化特征也就可以了。在特征上宜捕捉那些数量多、具有普遍性的最为典型的共性因素，而不能拘泥于考古学本身对遗存的过细区分与描述。严文明先生说：“考古学资料虽然不可能反映当时社会的全貌，总还是那个社会的直接遗留和缩影。通过它不仅对当时社会的许多方面可以有形象的真切的认识，也能了解整个社会大致的轮廓及其发展轨迹，从中得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这应当是现代考古学所追求的主要目标。” 《百越民族史》认为广泛分布于东南部地区的有段石锛、有肩石器及几何印纹陶器等属于百越族物质文化特征的一部分，就是针对最典型因素来说的。 (二)文化及其层次性与国家、民族的关系 广义的文化可以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考古学文化所反映的主要是物质文化方面的情况。文化是区分不同民族的最核心的内容，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文化，也就失掉了自己的特性。同时，“民族是文化的载体，文化都具有民族性。民族性是文化的基本特征。”一个古代国家是否就只有一个民族(即单一民族)、一种文化(此处指广义的文化)?一种文化是否就只能由一个民族所拥有?答案显然都是否定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情况不是不可能存在，问题是当我们由一支考古学文化反推族属甚或国家时，就不能简单地去画等号，实际情况可能要复杂得多。严文明先生指出：“考古学文化同族的共同体尽管有密切的关系，毕竟还不是一回事，不能在二者间画等号。要通过考古学文化来研究与族类有关的问题，还需要从实践和理论上来加以论证。” 从理论上讲，考古学文化所反映并主要研究的是古代物质文化层面的东西，在此基础上也会讨论更高层面上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方面的问题，但严格意义上说，这已经超出了纯粹考古学所研究的范畴。任何一支考古学文化无疑都属于某个族群，但其所属族群不一定都在历史上留下记载。因此，只有一部分考古学文化可以和古代文献记载的族属相关联，而且我们看到的考古学文化内容只是该族属全部文化的一小部分。这些因素都是通过考古学文化研究古代族群的困难所在。 《百越民族史》从考古学材料出发，认为“句吴”、“于越”、“东瓯”……都是由新石器时代居民发展而来的土著居民，几乎否定了人口迁徙对文化的影响。诚然，从考古学编年谱系角度看，在文献记载中提到的百越民族分布区内的青铜时代文化和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是有不少文化继承因素，但也不应无视来自中原地区的文化因素(尤其是青铜器方面)对南方文化的影响。对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也不应因暂时找不到考古学证据而一概加以否定。 文化是有层次的。平民和贵族的文化从古至今都是不一样的。考古学文化中除大中型墓葬、宫殿衙署、宗教祭祀、礼器等遗迹遗物属贵族文化外，用以确定考古学文化属性的最为重要的陶器、石器、聚落形态、墓葬习俗等，大都属于平民文化。因此，我们现在看到和归纳的考古学文化特征所反映的远非当时社会的全部内容。用占主流的平民文化来否定统治阶层可能存在的另有族源和迁徙现象，同样是缺乏说服力的。 总之，在文献资料有限、百越之义众说纷纭的情况下，充分利用考古学研究成果是寻求突破的有效途径，而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还需要一个艰难而漫长的探索过程，同时也有赖于考古学理论与实践的提高和丰富。 (三)物质文化与社会形态的关系 社会形态发展阶段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论述，长期以来被奉为圭臬。在此我们不打算对社会形态论本身发表评论，只是对以考古学文化为代表的早期物质文化史与社会形态的关系进行简略的讨论。 社会形态的表述是以生产关系的状况为基础的，而生产关系又受到生产力的制约，但这只是社会发展的一般状况，生产力某些要素的变化并不一定迅速导致社会形态的变化。因此可以说，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古代物质文化史与其所处社会形态并无必然联系。 有些学者认为广东发现了青铜文化，其发展阶段当属奴隶制社会。《百越民族史》一书也认为西瓯使用青铜器，青铜器时代即奴隶制。我们认为，青铜器和奴隶制不能简单地画等号。落后民族在先进民族的影响下，使用一些较先进的生产工具，但不一定就会立即引起社会性质的改变。 从目前发现的岭南青铜文化面貌观察，当时确实出现了明显的贫富分化和等级差别，但没有确切证据可以证明那些富贵者就一定是奴隶主，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经出现了等级和贫富差别，而且这种差别贯穿于其后的所有社会发展阶段，因而也不能以此作为当时就是奴隶制社会的证据。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反对的是青铜文化直接等同于奴隶制的观点，至于岭南青铜文化的具
我不是科大的学生，但是我知道中国科技大学是一所很牛的学校，我想他的科技考古专业自有它的过人之处，兴趣是最好的导师，只要自己喜欢这个方面，就可以去报考，这样在研究生学习阶段也不会感到厌倦。我在它的官网上看到以下信息供您参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科技考古事业，起步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钱临照院士等老一辈科学家、教育家创建科大科技史学科之始。目前的科技考古实验室系2008年由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和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联合共建，并于2009年冬经校学术委员会评定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级重点实验室。 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 朱清时院士 实验室负责人 金正耀、阎立峰（兼） 兼职教授 陈福坤、罗宏杰、李盛华（香港大学）〔人才引进与团队建设〕 2008年引进教授1人、博士后2人；2012年引进香港大学博士1人（特任副教授）。现在编教授、副教授各3人，讲师1人。各科研课题组分布在如下领域和方向： 1. 同位素科技考古 2. 释光技术考古应用 3. 考古材料和传统工艺 4. 农业和生物考古 5. 文物保护和修复〔设施设备〕 2008年8月获批场地220㎡，并在985二期建设经费支持下购置丹麦Riso国际最新型释光测量仪（2009年9月到位安装）、蔡司研究级金相显微镜等科技考古特色仪器设备等共计160万元。〔研究生培养与国际交流〕 实验室为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研究生培养的重要教学科研基地，同时面向校内外开放，并广泛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先后与牛津大学考古学与艺术史研究实验室（RLAHA）等建立合作关系，与澳大利亚、美国和北欧等海外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4名，在籍外国博士留学生1人。与哈佛大学、剑桥大学、伦敦大学、波士顿大学等海外名校保持学术交流往来。〔科研项目〕 2008年以来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项目等国家级、省部级基金项目18项。〔科研成果〕实验室潜心开拓传统和非传统同位素地球化学方法、释光技术、同步辐射光谱技术等在科技考古领域的应用，构筑科大特色的学术高地。2010年以来，在国际科技考古重要杂志Quaternary Geochronology (SCI/IF )、Archaeometry (SCI/)，及第5届全球福布斯文物科技论坛（华盛顿2010，特邀）发表论文4篇。发表EI、CSSCI、CSCD论文20余篇、专著2部。参考文献：（中国科大科技考古实验室）
敦煌位于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的交汇点。人口18万多，全市经济主要以农业为主，旅游服务业次之，为敦煌曾经的辉煌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而闻名于世。 敦煌南枕气势雄伟的祁连山，西接浩瀚无垠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靠嶙峋蛇曲的北塞山，东峙峰岩突兀的三危山。面积万平方公里。属暖温带气候。年降雨量只有毫米，而蒸发量却高达2400毫米。日照充分，无霜期长。在这个群山拥抱的天然小盆地中，党河雪水滋润着肥田沃土，绿树浓荫挡住了黑风黄沙；粮棉旱涝保收，瓜果四季飘香；沙漠奇观神秘莫测，戈壁幻海光怪陆离；文化遗存举世闻名，人才辈出……美丽的敦煌，是块富饶、神奇、诱人的土地。“敦，大也；煌，盛也。”盛大辉煌的敦煌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早在原始社会末期，中原部落战争失败后被迁徙到河西的三苗人就在这里繁衍生息。他们以狩猎为主，开始掌握了原始的农业生产技术。敦煌地区曾发掘出新石器时代的石刀、石斧和陶器、铜器。夏、商、周时，敦煌属古瓜州的范围，有三苗的后裔，当时叫羌戎族的在此地游牧定居。敦煌地区发现游牧民族留下的许多岩画至今历历在目。战国和秦时，敦煌一带居住着大月氏、乌孙人和塞种人。以后，大月氏强盛起来，兼并了原来的羌戎。战国末期，大月氏人赶走乌孙人、塞种人，独占敦煌直到秦末汉初。敦煌历经了汉风唐雨的洗礼，文化灿烂，古迹遍布，有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等主要景观。莫高窟又名敦煌石窟，素有“东方艺术明珠”之称，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石窟，保留了十个朝代、历经千年的洞窟492个，壁画45000多平方米，彩塑2000多座。题材多取自佛教故事，也有反映当时的民俗、耕织、狩猎、婚丧、节日欢乐等的壁画。这些壁画彩塑技艺精湛无双，被公认为是“人类文明的曙光”、世界佛教艺术的宝库。宋宁宗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元太祖铁木真（成吉思汗）统一漠北各部族，成立了强大的部落联盟。1227年，蒙古大军灭西夏，攻克沙州等地，河西地区归元朝所有。此后，升敦煌为沙州路，隶属甘肃行中书省。后升为沙州总管府。元朝远征西方，必经敦煌。当时瓜、沙二州屯兵济济，营寨栉比，屯垦农兵遍布党河、疏勒河流域。敦煌一度呈现出经济文化繁荣的景象，和西域的贸易更加频繁。著名旅行家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就是这一时期途经敦煌漫游到中原各地。元朝统治者也崇信佛教。莫高窟的开凿得以延续。现存元代洞窟约10个。自元朝以后，千里河西逐渐失去了昔日的光彩。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为扫除元残部，派宋国公冯胜率兵三路平定河西获胜，修筑了嘉峪关明长城，重修了肃州城。明王朝为了加强西北边疆的防卫，设置了关西七卫。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在敦煌设沙州卫。后吐鲁番攻破哈密，敦煌面临威胁。明王朝又在沙州古城设置罕东左卫。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敦煌被吐鲁番占领。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明王朝下令闭锁嘉峪关，将关西平民迁徙关内，废弃了瓜、沙二州。此后二百年敦煌旷无建置，成为“风播楼柳空千里，月照流沙别一天”的荒漠之地了。清康熙后期，清王朝渐次收复了嘉峪关外的广大地区。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在敦煌建立沙州卫，并开始从甘肃各地移民2400户到敦煌垦荒定居，同时又迁吐鲁番、罗布泊大批兵民于沙州一带。雍正末，沙州已有耕地10万余亩，引党河水分10渠灌溉，农业得到很快的恢复和发展，形成河西走廊西部的戈壁绿洲。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改沙州卫升敦煌县，隶属安西直属州，直至辛亥革命，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敦煌一直是县府所在地。1987年经国务院批准撤县设立敦煌市。1986年被国务院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敦煌，历经沧桑，几度盛衰，步覆蹒跚地走过了近五千年漫长曲折的里程。悠久历史孕育的敦煌灿烂的古代文化，使敦煌依然辉煌；那遍地的文物遗迹、浩繁的典籍文献、精美的石窟艺术、神秘的奇山异水……使这座古城流光溢彩，使戈壁绿洲越发郁郁葱葱、生机勃勃，就像一块青翠欲滴的翡翠镶嵌在金黄色的大漠上，更加美丽，更加辉煌。敦煌南枕气势雄伟的祁连山，西接浩瀚无垠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靠嶙峋蛇曲的北塞山，东峙峰岩突兀的三危山。属暖温带气候。年降雨量只有毫米，而蒸发量却高达2400毫米。日照充分，无霜期长。在这个群山拥抱的天然小盆地中，党河雪水滋润着肥田沃土，绿树浓荫挡住了黑风黄沙；粮棉旱涝保收，瓜果四季飘香；沙漠奇观神秘莫测，戈壁幻海光怪陆离；文化遗存举世闻名，人才辈出……美丽的敦煌，是块富饶、神奇、诱人的土地。【莫高窟】又称“千佛洞”，位于敦煌县城东南25公里的鸣沙山下，因地处莫高乡得名。它是我国最大、最著名的佛教艺术石窟。分布在鸣沙山崖壁上三四层不等，全长一千六百米。现存石窟492个，壁画总面积约45000平方米，彩塑佛像等造型2100多身。石窟大小不等，塑像高矮不一，大的雄伟浑厚，小的精巧玲珑，其造诣之精深，想象之丰富，是十分惊人的。【鸣沙山】位于敦煌市南郊七公里处。古代称神沙山、沙角山。全山系沙堆积而成，东西长约40公里，南北宽20公里，高数十米，山峰陡峭，势如刀刃。沙丘下面有一潮湿的沙土层，风吹沙粒振动，声响可引起沙土层共鸣，故名。据史书记载，在天气晴朗时，即使风停沙静，也会发出丝竹管弦之音，犹如奏乐，故“沙岭晴鸣”为敦煌一景。人若从山顶下滑，沙粒随人体下坠，鸣声不绝于耳。据说晚间登沙山，还可看到沙粒滑动摩擦产生火花。鸣沙山与宁夏中卫县的沙坡头、内蒙古达拉特旗的响沙湾和新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境内的巴里坤沙山并被为我国“四大鸣沙山”。这是大自然现象中的一种奇观，古往今来以“沙漠奇观”著称于世，被誉为“塞外风光之一绝”。【月牙泉】月牙泉在鸣沙山下，古称沙井，俗名药泉，自汉朝起即为“敦煌八景”之一，得名“月泉晓彻”。月牙泉南北长近100米，东西宽约25米，泉水东深西浅，最深处约5米，弯曲如新月，因而得名，有“沙漠第一泉”之称。【雅丹地貌】敦煌雅丹地貌地处敦煌西200公里处，分布区长宽各10公里，土丘高大，多在10~20米，长200~300米。又名三陇沙的地名始见于汉代，位置在古玉门关外，丝绸之路北线由此通过。三陇沙雅丹地貌，其走向与盛行的西北风向垂直，而与山地洪水流的方向一致，和玉门关形成敦煌第二大景区，因其怪异特点，故有魔鬼城。 【敦煌古城】位于敦煌市至阳关公路的南侧大漠戈壁，距市中心25公里。是1987年为中日合拍大型历史故事片《敦煌》，而以宋代《清明上河图》为蓝本，仿造沙洲古城设计建造而成，建筑面积达1万平方米。敦煌古城的建筑风格具有浓郁的西域风情，城开东、西、南三门，城楼高耸；城内由高昌、敦煌、甘州、兴庆和汴梁五条主要街道组成，街道两边配以佛庙、当铺、货栈、酒肆、住宅等，敦煌古城再现了唐宋时期西北重镇敦煌的雄姿，被称为中国西部建筑艺术的博物馆，具备拍摄古代西部国边塞军事片的独特优势，现已成为中国西部最大的影视拍摄基地，在这里已先后拍摄了《封神演义》、《新龙门客栈》等二十多部影视剧。【阳关】位于敦煌市西南70公里外的南湖乡境内，为汉武帝开辟河西，“列四郡，据两关”的两关之一，自古为丝绸之路西出敦煌，通西域南道的必经关卡，西部边境之门户。唐代诗人王维首“渭城朝雨邑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更使阳关名扬千古。阳关建于汉元封四年（前107年）左右，曾设都尉管理军务，自汉至唐，一直是丝路南道上的必经关隘。历史的久远使关城烽燧少有遗存，据（元和郡县志）载阳关，在县（寿昌县）西六里。以居玉门关之南，故曰阳关。本汉置也，渭之南道，西趣鄯善、莎车。后魏尝于此置阳关县，周废。”巴黎藏敦煌石室写本（沙州地志）（P．5034）载：阳关，东西二十步，南北二十七步。右在（寿昌）县西十里，今见毁坏，基址见存。西通石城、于阗等南路。以在玉门关南，号日：“阳关”（注：古人以山南水北为阳）。可见唐时阳关已毁，仅存基址。古寿昌城在今敦煌市南湖乡北工村附近，阳关在寿昌故城西6里，或10里处，当指约数而言。专家考证，阳关故址就在今南湖乡西面对‘古董滩”的流沙地带。
1.《原井》，《青海师专学报》1988年4期。2.《试论我国史前时代的猎头习俗》，《考古与文物》1994年4期。3.《日本·中国古代の王权の诞生について》，橿原考古学研究所《青陵》第85号，1994年3月。4.《斧钺の历史的意义について》，橿原考古学研究所研究纪要《考古学论考》第19册，1995年。5.《简论中国古代“城”的起源问题》，《新疆文物》1995年3期。6.《关于环壕聚落的几个问题》，《青年考古学家》8期，1996年。7.《略论史前时代的环壕聚落》，《考古文物研究——纪念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四十周年文集》，三秦出版社，1996年12月。8.《郑州西山仰韶晚期城址试析》，载刘舜康等主编：《跨世纪科学论坛》，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9.《有角青铜斧钺と有角石斧について》，《古文化论丛——伊达先生古稀纪念论集》，1997年4月。10.《关于环壕聚落的几个问题》，《文物》1997年8期。11.《中国考古学的发展特点及其相关问题》，《文博》1998年1期。12.《试论城的起源及其初步发展》，《文物季刊》1998年1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地理》1998年10期全文转载。13.《关于半坡遗址的环壕与哨所》，《考古》1998年2期。14.《关于半坡聚落及其形态演变的考察》，《考古》1999年6期。15.《关于西山城址的特点和历史地位》，《文物》1999年7期。16.《史前城址在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文博》1999年6期。17.《略论中国史前农业的发展及其特点》，《农业考古》2000年1期。18.《半坡聚落与黄河流域夯筑城址的发生》，《文博》2000年2期。19.《尧舜禅让故事与中原社会政治的演进》，《中州学刊》2000年3期。20.《尧舜禅让的时代契机与历史真实》，《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5期；人大复印资料《先秦、秦汉史》2001年1期全文转载。21.《史前武器及其军事学意义考察》，《文博》2000年6期。22.《中原地区龙山城址的聚落考古学研究》，《中原文物》2001年1期。23.《史前城址的自然环境因素分析》，《江汉考古》2001年1期。24．《中国原史时代论纲》，《文博》2002年2期。25.《试论史前城址的社会历史意义》，《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2期。26.《史前城址研究面临的问题与思考》，《中国文物报》2002年6月28日第7版。27.《尧舜禅让故事的考古学研究》，《中原文物》2002年4期；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2002年11期全文转载。28．《日本学者关于环壕聚落的研究》，《考古与文物》2002年4期。29.《史前聚落的自然环境因素分析》，《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版）2002年4期。30．《中国史前防御设施的社会意义考察》，《华夏考古》2003年3期。31.《略论史前聚落的萌芽与发生》，《中原文物》2003年5期32．《关于龙山时代的社会结构与历史进程》，《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庆祝石兴邦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三秦出版社，2003年12月。33．《窑洞式建筑的发生及其环境考古学意义》，《文物》2004年3期。34．《资源开发与史前居住方式及建筑技术进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3期。35．《略论磨制石器的起源及其基本类型》，《考古》，2004年12期第66～75页。《CHINESE ARCHAEOLOGY》VOLUME 5 2005，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36．《略谈考古学文化与社会历史研究》，《中原文物》2005年3期第9～13、32页。37．《资源·技术与史前居住方式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华南及东南亚地区史前考古——纪念甑皮岩遗址发掘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57～169页，文物出版社，2006年。38．《旧、新石器时代的演变与居住革命论》，《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学术研讨会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3月。39.《感生故事与早期政治权力的更迭》，《中原文物》2006年3期第32～38、57页。40.《关于农业起源的若干问题分析》，《西部考古》第1辑，三秦出版社，2006年。41.《中国古代斧钺制度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2009年第1期。42.《略论磨沟齐家文化墓地的多人多次合葬》，《文物》2009年第10期。43.《枣树沟脑遗址F14及其相关问题分析》，《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2期。44.《关于喇家聚落的灾难遗迹与广场建筑》，《考古》2007年第5期。45.《丝绸之路形成的东方因素分析》，《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7月第4期。46.《甘肃临潭县磨沟齐家文化墓地》，《考古》2009年第7期（谢焱，钱耀鹏，毛瑞林，周静，朱芸芸）。教学论文：《关于考古学专业的田野考古发掘实习问题》，《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增刊（第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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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利用考古学资料研究百越民族史的相关问题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10-10-22 15:53:00 ] 作者：杨杰 编辑：studa090420 论文摘要：20世纪80年代是百越民族史研究的兴盛时期。在当时和其后的研究中，出现了使用材料杂芜、牵强附会和过分强调考古学资料的两种倾向。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属研究关系密切，但不能简单地在二者之间画等号。在研究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文化的层次性。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古代物质文化史与其所处社会形态并无必然联系。 论文关键词：考古学；百越；民族史；研究 百越作为我国古代早期历史上的一支重要民族群体，曾长久地活跃于祖国南方的大地上。他们是当地最为古老的民族之一，与比之更早的当地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文化有着一脉相承的发展渊源关系。 关于百越民族的情况，在先秦时期就见诸文献记载。正史《史记》、《汉书》等也都有所叙述。另外还有其他一些专著或章节也记述了越族的历史情况。这些记载是后人了解和研究越人历史的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但由于百越地处南部一隅，社会发展水平又长期落后于中原地区，因而古代文献记载既简略又带有歧视性，百越的历史始终扑朔迷离，众说纷纭。 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等学科领域的成果令人瞩目，对百越民族史的研究也甚为活跃，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一个高潮。《百越民族史》、《百越民族文化》一、《百越源流史》•等是其中的代表性论著。 《百越民族史》是建国后研究百越民族史的第一部专著。全书共分l3章，分别论述了百越的名称、分布、来源、文化特征、社会经济、社会性质、民族关系以及百越对中华民族的贡献等。附有《百越大事年表》，已故著名民族学家翁独健先生为之作序。 《百越民族文化》是同一作者群体在《百越民族史》的基础上重新整理写成的，两本书并无本质区别。何光岳撰写的《越源流史》是于l989年底出版的，主要依据文献记载并结合其他方面的资料写成。在20世纪80年代还多次召开关于百越民族史研究的全国性会议，并出版有《百越民族史论集》、《百越民族史论丛》、《百越史论集》、《百越史研究》、《百越民族研究》等论文集。 《百越民族史》等一批论及百越史的专著尽管已经出版20多年了，但作为开山之作，我们在涉猎百越民族史时不能不读。因为其可谓集那一阶段百越史研究成果之大成，而在那次研究高潮之后，百越史研究并无大的突破。究其原因，一是有一批“文革”前就活跃于民族史学界、造诣颇深的专家学者，经多年积聚，正当年富力强之时，迎来了建国后前所未有的学术繁荣时期。他们的研究成果得以大量发表；二是改革开放后各地基本建设规模空前，考古新发现随之层出不穷。现在重新审视相关考古资料，不难发现为深入研究提供第一手材料、成为综合研究支撑点的重要考古发现成果大多出自20世纪70—80年代。这就为把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相结合进行南方民族史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良机。 诚然，我们在把握某一领域学术动态时，必须充分关注最新科研成果，但比起一些昙花一现的所谓学术著作来，那些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旁征博引、论述精辟、经得起推敲而带有经典性质的学术论著更值得我们去仔细玩味。 《百越民族史》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大量借助考古资料及成果，经过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尽管其中有许多方面迄今尚无定论，但其仍不失为一家之言。如对百越非夏民族之一支的论述，对东瓯、闽越及西瓯、骆越相互关系及地望的考证都言之成理，颇为精审。《百越源流史》依托历史文献记载，不拘一格地运用各方面材料，对历史上的百越民族及其各支系进行了综合研究，立论大胆而新颖。 《百越源流史》和《百越民族史》反映了百越史研究的两种倾向。 《百越源流史》一书使用的考古资料屈指可数，在其他材料的选用上也略显杂芜，有牵强附会之感。突出表现是将作者认为属于百越族系的各南方族群的源头绝大部分都追根到北方中原甚至是西北地区，对各族群迁移流向的研究也过于宽泛，解释随意，缺乏过硬的证据。由此可以看出，仅仅依靠文献记载和其他更为间接的材料是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的。 在文献不足征引的情况下，大量运用考古资料是《百越民族史》一大特色。作者在论述族属的来源及分布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借助考古学资料和研究成果来证实自己的观点。应当说把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相结合进行中国古代史、尤其是早期历史的研究，是史学研究寻求突破的一条有效途径。但《百越民族史》也存在过分倚重考古学资料的倾向，在与文献记载发生矛盾时，往往否定后者。 任何学术著作都不会是十全十美的，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时代的局限性就会日益显露，但这又是不可避免的客观现象。那种以今天的结论和视角去恣意评判、指摘前人以显示自己的正确的做法是不足取的。正确的态度应当是首先观其成果是否尽可能充分地占有了当时所能提供的材料，并在此基础上得出较为合理的结论；其次是不苛求于前人，应尽量去吸收前人成果的合理成分，总结他们的得失，在其基础之上吸纳新的东西，力求有所突破，得出新的结论。 通过考察上述有关百越民族史研究的资料，引发出笔者对考古学资料与民族史研究方面的若干思考。 (一)关于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属的关系 在中国，考古学是广义历史学的一部分。经过新中国成立后近60年的发展，中国考古学以其数不胜数的重大发现和辉煌成果，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最有成就的学科之一。正因为有如此巨大的成就，所以考古学在学术界中具有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在当今中国从事古代史综合研究，完全不理会考古学所提供的材料是不可想象的，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势必受到局限，对于先秦史的研究更是如此。 尽管随着考古学研究的日益深入和领域的不断拓宽，其研究成果越来越为历史学界所重视和吸收，但由于考古学本身的特殊性和局限性，使得二者的结合难如人意，尚存在不少问题和难点。“考古学文化”是代表同一时代的、集中于一定地域内的、有一定特征的遗迹和遗物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应该是属于某一特定的社会集团的。但考古学文化是由人通过主观意志对客观存在加以判断后确立的，因而这种主观判断并非总是正确的。事实上，考古学研究只能是不断地接近于历史的原貌，而几乎不可能完全复原之。 正如张忠培先生所说：“对历史的认识只能是愈益增进，即逐渐接近历史的真实，却永不能达到完善的认识”，“一代一代的人们向着历史的真实走去，可是，这一代一代的人们只能接近这历史的真实，却永远摸不着它，更不能全面地认识这历史的真实”。在考古学实践中，我们看到在考古学文化的认定上，就中国而言目前还没有一支考古学文化是完全取得一致意见的。即使像“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这类稍有历史知识的中国人就知晓的名称，对其内涵在考古学界仍有许多不同观点。 在考古工作中，只要田野工作基础扎实，科学可靠，并且达到一定的工作规模，那么在量化的基础上较为准确地把握若干遗迹群的整体文化特征是完全可能的。问题在于当这种特征，也就是差别达到怎样的程度就可以确定为一支考古学文化?换言之，就是确立考古学“文化”、“类型”等不同层次的标准是什么?我们看到，东北地区的“兴隆洼文化”、“新乐文化”、“赵宝沟文化”等都是以筒形罐为主的考古学遗存，这些文化尽管略有时间早晚上的不同，但其在特征上的差别似乎并不比“河南龙山文化”中各类型之间的差别更大。这种情况表明，在考古学文化和类型的划分上存在一定的人为因素。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在借助考古学材料进行族属研究时，就存在一个方法问题。 首先，一支考古学文化是否可以和历史记载中的某一族属划等号?笔者认为对此要持慎重态度。完全巧合并非不可能，但显然概率极低。一般来讲，一支考古学文化所涵盖的范围要小于一个部族或民族共同体。因为既然是一族属，其分布范围就不会过分狭窄，其内部的文化面貌也很难整齐划一，而其内部差别在考古学研究中就极有可能被识别出来并确定为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张忠培先生说过：“古籍记载的一族，有时恰等于一个考古学文化，有时包含着几个考古学文化，还未见过一个以上的族共有一考古学文化的现象。”事实上，真正从事田野工作的考古学者是不轻易把考古学文化和族属研究相联系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上的差别不一定就是族属上的差别。 当然，在考古学研究达到一定深度和规模时，适时就其族属问题开展研究和讨论是必要的。因为考古学作为一门成熟学科，通过人类遗留的实物资料进行历史研究是其最高目标。考古学分期、分区及“文化”、“类型”的研究仅仅是进行深入研究的手段而绝非目的。然而当我们在掌握已知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对一个事物的描绘越详细，则离其真实情况就可能相去越远，因此笔者以为在目前情况下，运用考古资料进行族属研究时，具体操作上宜粗不宜细。只要我们能够大致描绘出某一或某些族属分布区内当时人类的物质文化是怎样的，达到什么样的发展水平及其主要文化特征也就可以了。在特征上宜捕捉那些数量多、具有普遍性的最为典型的共性因素，而不能拘泥于考古学本身对遗存的过细区分与描述。严文明先生说：“考古学资料虽然不可能反映当时社会的全貌，总还是那个社会的直接遗留和缩影。通过它不仅对当时社会的许多方面可以有形象的真切的认识，也能了解整个社会大致的轮廓及其发展轨迹，从中得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这应当是现代考古学所追求的主要目标。” 《百越民族史》认为广泛分布于东南部地区的有段石锛、有肩石器及几何印纹陶器等属于百越族物质文化特征的一部分，就是针对最典型因素来说的。 (二)文化及其层次性与国家、民族的关系 广义的文化可以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考古学文化所反映的主要是物质文化方面的情况。文化是区分不同民族的最核心的内容，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文化，也就失掉了自己的特性。同时，“民族是文化的载体，文化都具有民族性。民族性是文化的基本特征。”一个古代国家是否就只有一个民族(即单一民族)、一种文化(此处指广义的文化)?一种文化是否就只能由一个民族所拥有?答案显然都是否定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情况不是不可能存在，问题是当我们由一支考古学文化反推族属甚或国家时，就不能简单地去画等号，实际情况可能要复杂得多。严文明先生指出：“考古学文化同族的共同体尽管有密切的关系，毕竟还不是一回事，不能在二者间画等号。要通过考古学文化来研究与族类有关的问题，还需要从实践和理论上来加以论证。” 从理论上讲，考古学文化所反映并主要研究的是古代物质文化层面的东西，在此基础上也会讨论更高层面上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方面的问题，但严格意义上说，这已经超出了纯粹考古学所研究的范畴。任何一支考古学文化无疑都属于某个族群，但其所属族群不一定都在历史上留下记载。因此，只有一部分考古学文化可以和古代文献记载的族属相关联，而且我们看到的考古学文化内容只是该族属全部文化的一小部分。这些因素都是通过考古学文化研究古代族群的困难所在。 《百越民族史》从考古学材料出发，认为“句吴”、“于越”、“东瓯”……都是由新石器时代居民发展而来的土著居民，几乎否定了人口迁徙对文化的影响。诚然，从考古学编年谱系角度看，在文献记载中提到的百越民族分布区内的青铜时代文化和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是有不少文化继承因素，但也不应无视来自中原地区的文化因素(尤其是青铜器方面)对南方文化的影响。对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也不应因暂时找不到考古学证据而一概加以否定。 文化是有层次的。平民和贵族的文化从古至今都是不一样的。考古学文化中除大中型墓葬、宫殿衙署、宗教祭祀、礼器等遗迹遗物属贵族文化外，用以确定考古学文化属性的最为重要的陶器、石器、聚落形态、墓葬习俗等，大都属于平民文化。因此，我们现在看到和归纳的考古学文化特征所反映的远非当时社会的全部内容。用占主流的平民文化来否定统治阶层可能存在的另有族源和迁徙现象，同样是缺乏说服力的。 总之，在文献资料有限、百越之义众说纷纭的情况下，充分利用考古学研究成果是寻求突破的有效途径，而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还需要一个艰难而漫长的探索过程，同时也有赖于考古学理论与实践的提高和丰富。 (三)物质文化与社会形态的关系 社会形态发展阶段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论述，长期以来被奉为圭臬。在此我们不打算对社会形态论本身发表评论，只是对以考古学文化为代表的早期物质文化史与社会形态的关系进行简略的讨论。 社会形态的表述是以生产关系的状况为基础的，而生产关系又受到生产力的制约，但这只是社会发展的一般状况，生产力某些要素的变化并不一定迅速导致社会形态的变化。因此可以说，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古代物质文化史与其所处社会形态并无必然联系。 有些学者认为广东发现了青铜文化，其发展阶段当属奴隶制社会。《百越民族史》一书也认为西瓯使用青铜器，青铜器时代即奴隶制。我们认为，青铜器和奴隶制不能简单地画等号。落后民族在先进民族的影响下，使用一些较先进的生产工具，但不一定就会立即引起社会性质的改变。 从目前发现的岭南青铜文化面貌观察，当时确实出现了明显的贫富分化和等级差别，但没有确切证据可以证明那些富贵者就一定是奴隶主，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经出现了等级和贫富差别，而且这种差别贯穿于其后的所有社会发展阶段，因而也不能以此作为当时就是奴隶制社会的证据。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反对的是青铜文化直接等同于奴隶制的观点，至于岭南青铜文化的具
1、论文题目：要求准确、简练、醒目、新颖。2、目录：目录是论文中主要段落的简表。（短篇论文不必列目录）3、提要：是文章主要内容的摘录，要求短、精、完整。字数少可几十字，多不超过三百字为宜。4、关键词或主题词：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关键词是用作机系统标引论文内容特征的词语，便于信息系统汇集，以供读者检索。 每篇论文一般选取3-8个词汇作为关键词，另起一行，排在“提要”的左下方。主题词是经过规范化的词，在确定主题词时，要对论文进行主题，依照标引和组配规则转换成主题词表中的规范词语。5、论文正文：（1）引言：引言又称前言、序言和导言，用在论文的开头。 引言一般要概括地写出作者意图，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并指出论文写作的范围。引言要短小精悍、紧扣主题。〈2）论文正文：正文是论文的主体，正文应包括论点、论据、 论证过程和结论。主体部分包括以下内容：a.提出-论点；b.分析问题-论据和论证；c.解决问题-论证与步骤；d.结论。6、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是将论文在和写作中可参考或引证的主要文献资料，列于论文的末尾。参考文献应另起一页，标注方式按《GB7714-87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进行。中文：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版地、版者、版期）：作者--标题--出版物信息所列参考文献的要求是：（1）所列参考文献应是正式出版物，以便读者考证。（2）所列举的参考文献要标明序号、著作或文章的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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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小论文的格式：论文名称：论文名称亦即研究课题名称。它必须能反映你的研究的主要情况，切忌名不符实或戴“大帽子”。在强调科学性和客观性的前提下，表现出较好的文学性，简短明确而有吸引力。摘要：论文必须要写摘要。摘要的作用是让阅读者先简要了解一下研究的主要情况，看看有无必要看全文。所以摘要写得不好，别人就不会看全文。好的摘要能简明清楚地表述你的研究的创新点和成果，一般字数在300字左右，它是整个研究的高度浓缩，需要有相当的概括和表达能力。关键词：能反映研究主要信息归类的几个词语，主要为文献分类编排提供信息。 课题由来：简要表述研究课题最初是怎么来的或者说是如何引发的，反映这一课题确立的一些背景情况。这一要素能自然地引出了你的后续部分，同时也一定程度反映了创新研究的真实性。 正文部分： 一、 研究目的：写明开展这一研究的具体目的意义。目的必须相当明确具体，二、三行字的表达就够了。有较多的小论文把研究目的写得很空、很模糊、很长，这是目的不明确的表现。 二、 研究方法与过程：这部分要讲清研究用的是什么科学方法？用到了哪些器材，一些特殊的器材还要说明来处。研究过程的表述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容，要详细而有条理地进行阐述，要具体到别人照阐述重复做一遍也能得到研究结果。这一要素有很多小论文写得很短，甚至空缺，这样的小论文就不可能有说服力，连真实性都成问题。 三、 研究结果：这部分表述的是研究所获得的原始数据的整理情况，应该用图表结合文字说明来表达。这里要强调的是必须是对原始数据的整理结果，而不是原始数据的简单罗列。文字说明是对图表中数据进行简要而有重点的阐述或概括。 四、 结论和分析：它包含两个内容，一是研究成果即结论，二是对这个结论的简要推论。有较多的论文用研究结果代替结论和分析，这样的论文是不完整的，缺失了极为重要的一个部分。 五、 收获与体会：这是青少年科学小论文参加创新成果竞赛特有的一个要素，同样不可或缺。这里主要表达通过这样一个研究过程，在提升个人科学素养和其它方面所取得的提高和感想，在这一部分，还不要忘了对完成这一课题研究及其论文撰写指导帮助的老师或其它人员的感谢。 六、 参考文献：罗列所参考的书籍、杂志等文献的名称、出版年份、作者姓名以及重点参阅过网站的名称、网址等主要信息。一则表达对作者的尊重，二也反映了你的研究的起点。 以上十大要素是相辅相成的，是缺一不可的。科学类论文用词造句要强调科学性和客观性，尽量要用科学俗语，并且客观地表达，切忌感情化、情绪化用语。文章总的篇幅，一般控制在2千到3千字左右为合适。另外，多看看一些优秀的青少年科学小论文对提高撰写水平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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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老子云：“大音希声。”然而这只是一种哲学范畴的意境。设若一切至大至美之音皆以无声少音为终极，那么世上何谈“音乐”二字？在上古的中国，更是以“黄钟大吕”作为追求的音乐至境！ 说到“黄钟大吕”，自然而然要提到奏出音乐来的媒介物—乐器。 而说到古老的中国乐器，就不得不要言及青铜乐器，而其中又以青铜编钟格外受人瞩目。 青铜编钟的发展史概略 （一）起源期（西周以前<公元前1046年之前>） 现在一般认为，原始时代已有钟的雏形，材质为竹、木之类。而考古发现证明，最原始的钟是陶制的，[1]其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具有腔体模截面且呈非正圆的形状。而青铜编钟真正的滥觞则是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铃(约公元前2100年)，[2]因其有“合瓦形”结构，符合中国式编钟的基本特征。而真正意义上的青铜编钟是在江西新干的大洋洲商墓中被发现的最早的鎛钟，[3]但当时尚未盛行。 图一，二里头出土铜铃 兴盛期（西周至战国<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221年>） 当鎛作为青铜编钟的三种形制之一（另外二种是甬钟和钮钟）开始盛行时，已是春秋战国时期。[4]考古发现，陕西眉县出土的3枚鎛属西周中期，[5]为迄今所知比较完备的一套编鎛。最早的甬钟出自陕西宝鸡伯格墓，学界有“南来”、“北来”、“南北交流”几种说法，而以“南来说”最具说服力。成型后的甬钟以其特殊的结构而常悬挂，侧悬或直悬。如此有利于甬钟的编列使用。[6]晋侯稣编钟大约作于周厉王时期，展示了西周甬钟的发展演变历程。[7]最早的钮钟是河南陕县虢太子墓出土的9枚一组，属西周末至春秋初。[8] 图二，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鎛钟最蔚为壮观的一套青铜编钟，是1978年在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战国早期编钟，全套编钟共计65枚，其中甬钟45枚，钮钟19枚，另有楚王赠送的鎛1枚。[9]是迄今声律最为齐备，铸造最为精良的青铜编钟。每个钟可发两个乐音。[10] 图三，湖北随县出土曾侯乙编钟 这一时期是编钟从定型成熟到盛行的黄金时期，名副其实的兴盛期。 衰落期（秦汉至清<公元前221年—公元1911年>） 孔子曾云：“克己复礼”。从某种程度上说明到春秋时期，周礼已多少受到些许破坏。而至战国末期，则真的是礼崩乐坏了。这一时期贵族僭越礼乐制度，既使得青铜编钟得到大发展，又为其盛极而衰埋下伏笔。[11] 秦汉时代，周朝以来的礼乐制度彻底崩溃，编钟发展的兴盛期结束，双音钟制作随之失传。[12] 其后各朝代虽有想恢复周礼古制，如制造雅乐用的钟、鎛等，但均不能与先秦时代青铜编钟同日可语。如清代制作的编钟没有一套是合律的。[13]由此可见青铜编钟的衰落何其甚也！ 青铜编钟的声学原理 若干年前，沪上的电视台举办家庭演唱赛，最后获得冠军的家庭采用了别具一格的伴奏形式----碗琴。碗琴的音调高低和加水的多少有关，在碗里加上不同量的水，碗里剩下的空气的量也就不同，[14]如此，即可敲击出不同的声音，并且有音阶变化，产生出美妙的乐声。同理，编钟也是采用了类似的声学原理，只是材质、制造技术不同罢了。 青铜编钟的声学原理无疑要比碗琴复杂得多。归结起来，主要有三：1、钟体结构的特殊性。 由于编钟具有合瓦形的结构，其发音机制就是弯曲板的板振动，能够产生两种基频振动的模式，使一钟双音成为可能。[15]宋沈括曾云：“古乐钟皆圆如合瓦。盖钟圆则声长，扁则声短，声短则节，声长则曲。”可认为是对编钟合瓦形特殊结构的肯定。[16]图四，甬钟各部位名称说明图2、钟体各部位几何尺度的特殊性。 编钟钟体的尺寸与声学性质密切相关。可通过调整铣长及钟体厚度改变编钟的振动频率。[17]以曾侯乙编钟为例，它的定音钟频率经实测为，与当今钢琴上的中央C频率接近。[18] 3、钟的合金成份的特殊性。 编钟的合金成份在先秦的《考工记》中略有记载：“六分其金（即铜），而锡居一”。[19]以曾侯乙编钟为例，含锡量在12%。含铅量在1%-3%，余为铜及少量杂质。含锡量低于13%时，音色单调、尖刻；含锡量在13%-16%时，音色丰满、悦耳。是否加铅直接影响到钟声的传递，铅能很好地起到阻尼作用，加快钟声的衰减，有利演奏，又不影响音色。[20] 青铜编钟的铸造技术 上节中已提到青铜编钟的合金成份与发音相关。而正确的合金配比就是编钟铸造技术成功的关键之一。如上所述《考工记》载：“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21]含锡量在七分之一，即，可见当时铸造技术已经比较规范了。另外，我国各地出土的青铜编钟均采用分范合铸法铸造。[22]现代科学鉴定表明，以曾侯乙墓出土的各种青铜器物为例，其制作工艺大致有浑铸、分铸、锡焊、铜焊、雕刻、镶嵌、铆接、熔模等铸造技术。[23] 青铜编钟的理化分析与测年方法 理化分析 根据陈铁梅《科技考古学》一书第五章《冶金考古概述》所述，对于青铜编钟之类金属遗物进行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的手段主要有四种，试简略转述如下： 化学组成测量； 化学组成测量，在20世纪中叶以前，都采用传统的湿化学定量分析方法。随着分析仪器的进步，目前比较常用的仪器分析有：原子发射光谱仪（AES）； 原子吸收光谱仪（AAS）； X荧光光谱仪（XRF）； 电子探针（EPMA）； 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ICP-MS）和中子活化分析（INAA）。[24] 显微结构观察； 青铜制品的机械性能则是由其合金内部的显微结构决定的，观察、研究的仪器主要有： 实体显微镜； 图五，实体显微镜光学金相显微镜； 图六，光学金相显微镜 电子显微镜。[25] 图七，电子显微镜 物相分析； 利用青铜制品表面产生的锈蚀产物进行矿相分析，主要方法有： X射线衍射谱仪（XRD）； 红外吸收光谱仪（IRAS）和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FT-IR）； 激光拉曼光谱仪。[26] 铅同位素分析。 测量铅同位素比值的仪器主要是质谱仪。[27] 测年方法 由于青铜器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其测年是十分困难的。包括青铜编钟的测年目前也只能通过间接法测得，比如个别青铜编钟上可能残留有黏土质或砂质的铸造模具，由此可采用热释光测年，测得青铜的制作年代。[28] 目前，许多研究单位在对青铜器具做直接测年的研究，我们有理由乐观地认为，在不久的将来，编钟等青铜制品一定会能够实现直接测年的可能。 计算机及数学在青铜编钟考古中的应用 如今，计算机的应用可谓方兴未艾，仅以青铜编钟为例，其在考古上的应用就很广泛，有发掘的计算机模拟与登记；绘图中的计算机技术；问题的计算机模拟；信息的计算机管理等等。[29]比如湖北省博物馆2007年在对馆藏编钟的修复过程中，就曾将编钟原音收集到计算机中，恢复原音成为青铜编钟修复的一个新标准。[30] 另外，数学在考古中的应用也比较常见，如：考古中的数学模型；数理统计在考古中的应用；模糊数学在考古中的应用；系统论在考古中的应用。[31] 结语 时至2017年，人类的新兴科技层出不穷。如今，人工智能已然战胜了人类的围棋高手。AR、VR等等技术不断更新。3D技术日趋成熟，谁说未来不能用3D技术修复或复制出青铜编钟呢？如前所述，实现编钟等青铜制品的直接测年日益成为可能。可以预测：各种新技术必然会应用于青铜编钟的考古中，人类会理性地应用各种新技术，解开我们的祖先许多难解的智慧之谜，造福于今人和后人。也许，这就是我以青铜编钟为例对科技考古学的意义进行些许探讨的目的所在。 【参考文献】 [1]王欣，中国古代乐器[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15，P6 [2]蒋定穗，中国古代编钟论纲[J]，中国音乐，1995，（1）P17 [3]关晓武，青铜编钟的发展脉络[J]，中国科技史料，2001，（1），P39 [4]同[3]，P39 [5]同[3]，P39 [6]同[3]，P39 [7]同[3],P40 [8]方建军，地下音乐文本的读解—方建军音乐考古文集[M]， 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P259 [9]秦序等，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乐器[M]，北京：开明出版社，2015，P125 [10]同[3]，p40 [11]同[3]，P40 [12]同[2],P20 [13]同[2],P20 [14]清澈贝贝，新浪博客—奇妙的碗琴[OL] [15]刘玉堂等，曾侯乙编钟与中国古代艺术和科技成就[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59卷（5），P597 [16]（宋）沈括，梦溪笔谈—补笔谈卷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P278 [17]同[15]，P597 [18]武际可，音乐中的科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P64 [19]闻人军，考工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P41 [20]同[15]，P597 [21]同[19]，P41 [22]同[2],P18 [23]同[15],P596 [24]陈铁梅，科技考古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P111-114 [25]同[24] ，P114-120 [26]同[24]，P121-125 [27]同[24]，P126-139 [28]同[24]，P126 [29]潘春旭，科学技术在考古中的应用—文物的理化分析PPT-5[EB]，P57 [30]胡家喜等，青铜编钟修复中的矫形定位装置及其使用[J]，文物修复与研究，2009（00），P1 [31]同[29]，P58 文中图片均来自互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