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时期的诗人,对国家和民族都有一种自豪感,他们大多热心功名,胸怀大志,志气高远,这使他们的诗歌不仅富有风骨,而且比建安诗人更带高昂明朗的基调,蓬勃旺盛的情感,磅礴壮大的气势.盛唐诗人开创了众多流派,以高适,王昌龄等为代表的边塞诗派,是浪漫主义中的一个重要的派别,以孟浩然,王维等代表山水田园诗派,描写山川的自然和田园闲适生活,使山水的内容更加丰富.盛唐是诗歌发展的高峰,开元盛世特殊的环境造就了李白的诗内容广泛,想象丰富,豪情奔放,神采飞扬,充分表现了盛唐士人的自信与抱负,充满浪漫主义的理想色彩。安史之乱后,诗歌的风格表现为沉郁顿挫,语言精练,叙事严谨,真实反映唐朝由盛转衰.晚唐的唐朝衰落期,在这末世中,出现了大量咏史诗人,他们身上映照着黯淡的落日余辉,发出的是衰世的悲凉,诗歌中带有深沉的感伤.
中国的诗歌产生于文字发明之前，它是在人们的劳动、歌舞中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诗经》是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诗歌总集，也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305篇，按音乐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颂” 诗是统治者祭祀的乐歌，有祭祖先的，有祭天地山川的，也有祭农神的。“雅”分大雅和小雅，都是用于宴会的典礼，内容主要是对从前英雄的歌颂和对现时政治的讽刺。“风”是《诗经》中的精华，内容包括15个地方的民歌。 公元前4世纪，战国时期的楚国以其自身独特的文化基础，加上北方文化的影响，孕育出了伟大的诗人屈原。屈原以及深受他影响的宋玉等人创造了一种新的诗体枣楚辞。屈原的《离骚》是楚辞杰出的代表作。 楚辞发展了诗歌的形式。它打破了《诗经》的四言形式，从三、四言发展到五、七言。在创作方法上，楚辞吸收了神话的浪漫主义精神，开辟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 诗经、楚辞之后，诗歌在汉代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即汉乐府民歌。汉乐府民歌流传到现在的共有100多首，其中很多是用五言形式写成，后来经文人的有意模仿，在魏、晋时代成为主要的诗歌形式。 汉乐府中著名的篇章有揭露战争灾难的《十五从军征》，有表现女性不慕富贵的《陌上桑》、《羽林郎》，当然最为著名的还是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这首诗讲述了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焦仲卿与刘兰芝相爱至深，因为焦母与刘家的逼迫而分手，以致酿成生离死别的人间惨剧。汉乐府民歌最重要的艺术特色是它的叙事性，《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叙事诗的最高峰。汉乐府民歌多采用口语化的朴素语言表现人物的性格，故人物形象生动，感情真挚。汉乐府民歌中虽然多数为现实主义的描绘，但许多地方都有着程度不一的浪漫主义色彩，如《孔雀东南飞》的最后一段文字，即表现出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巧妙结合。 五言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它从民间歌谣到文人写作，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到东汉末年，文人五言诗日趋成熟。五言诗达到成熟阶段的标志是《古诗十九首》的出现。《古诗十九首》不是一时一人的作品，诗的内容多叙离别、相思以及对人生短促的感触。长于抒情，善用比、兴手法是《古诗十九首》最大的艺术特色。 汉末建安时期，“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籍、应旸、刘桢)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并普遍采用五言形式，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诗歌的高潮。他们的诗作表现了时代精神，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气派，形成为后世称作“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诗》三首是汉末战乱现实的写照。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坛的风云人物，其中曹植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最高。曹植(19--232)的诗歌内容富于气势和力量，描写细致、词藻华丽、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艺术风格，代表诗作为《赠白马王彪》。建安时代的诗，是从汉乐府发展到五言诗的转变关键，曹植是当时的代表诗人。他的诗受汉乐府的影响，但却比汉乐府有更多的抒情成份。 建安时代之后的阮籍(210--263)是正始时代的代表诗人，他的《咏怀诗》进一步为抒情的五言诗打下基础，他常用曲折的诗句表达忧国、惧祸、避世之意。与阮籍同期的还有嵇康(224--263)，他的诗愤世嫉俗，锋芒直指黑暗的现实。他们俩人的诗风基本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传统。两晋时期的诗歌创作逐渐走上形式主义道路，诗歌内容空泛。继承和发扬“建安风骨”传统，作品内容充实的诗人是左思(250左右--305左右)。他的《咏史诗》八首，借古事讽喻时事，思想性很强，但这类诗作毕竟不是主流，而且越来越少，直到东晋末年的陶渊明才给诗坛带来接近现实的作品。 隐居不仕的陶渊明把田园生活作为重要的创作题材，因此历来人们将他称作“田园诗人”。在当时崇尚骈骊、重形式而轻内容的时代气氛中，陶渊明继承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形成了他单纯自然的田园一体，为古典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而且五言诗在他的手中得到高度的发展。 与陶渊明差不多同时的谢灵运(385--433)是开创山水诗派的第一人。他的山水诗特点是，能把自己的感情贯注其中，但有些诗字句过于雕琢，描写冗长，用典、排偶不够自然。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又一发展时期，这表现在又一批乐府民歌集中地涌现出来。它们不仅反映了新的社会现实，而且创造了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这一时期民歌总的特点是篇幅短小，抒情多于叙事。南朝乐府保存下来的有480多首，一般为五言四句小诗，几乎都是情歌。北朝乐府数量远不及南朝乐府，但内容之丰富、语言之质朴、风格之刚健则是南朝乐府远不能及的。如果说南朝乐府是谈情说爱的“艳曲”，那么，北朝乐府则是名符其实的“军乐”、“战歌”。在体裁上，北朝乐府除以五言四句为主外，还创造了七言四句的七绝体，并发展了七言古诗和杂言体。北朝乐府最有名的是长篇叙事诗《木兰诗》，它与《孔雀东南飞》并称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双璧”。 南北朝时最杰出的诗人是鲍照(410左右--466)。鲍照继承和发扬了汉魏乐府的传统，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五言和七言乐府诗。《拟行路难》18首是他杰出的代表作。他成熟地运用七言句法，表现了个人的不幸和对社会不平的抗议。 南齐永明年间，“声律说”盛行，诗歌创作都注意音调和谐。这样，“永明体”的新诗体逐渐形成。这种新诗体是格律诗产生的开端。这时期比较著名的诗人是谢眺(464左右--499)。谢眺以山水诗著名，诗风清新流丽。他的新体诗对唐代律诗、绝句的形成有一定影响。 诗歌发展到唐代，迎来了高度成熟的黄金时代。在唐代近三百年的时间里，留下了近五万首诗，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约五、六十个。 初唐四杰是唐诗开创时期的主要诗人。这四杰分别是王勃(649--676)、杨炯(650--693)、卢照邻(637--689)、骆宾王(646--684)。他们的诗虽然因袭了齐、梁风气，但诗歌题材在他们手中得以扩大，五言八句的律诗形式也由他们开始初步定型。 “四杰”之后，陈子昂(661--702)明确提出反对齐梁诗风，提倡“汉魏风骨”。《感遇诗》38首，即是他具有鲜明革新精神的代表之作。 盛唐时期是诗歌繁荣的顶峰。这个时期除出现了李白、杜甫两个伟大诗人外，还有很多成就显著的诗人。他们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孟浩然和王维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人；另一类是边塞诗人，他们中的高适和岑参取得成就最高，王昌龄、李颀、王之焕也是边塞诗人中的佼佼者。王昌龄的边塞诗大部分用乐府旧题抒写战士思念家乡、立功求胜的心情，他的《从军行》、《出塞》历来被推为边塞诗的名作。李颀的边塞诗数量不多，成就却很突出，《古意》一首、《古从军行》是他的代表作。王之焕是年辈较老的边塞诗人，一首《凉州词》写尽了远征人思家的哀怨，另一首《登鹤雀楼》诗意高远，富于启示性。中唐诗歌是盛唐诗歌的延续。这时期的作品以表现社会动荡、人民痛苦为主流。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最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继承并发展了《诗经》和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从文学理论上和创作上掀起了一个现实主义诗歌的高潮，即新乐府运动。元稹、张籍、王建都是这一运动中的重要诗人。元稹(779--831)的主要作品是乐府古题19首和新乐府12首。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来说，元诗都非常接近白居易的诗，语言通俗易懂是他们共同的特色，这是源于他们文学观点的一致。张籍和王建虽无明确的文学主张，但他们以丰富的创作成为新乐府运动的中坚。同情农民疾苦是张籍乐府诗的主题，以《野老歌》最为著名。风格与上述几人十分相近的李绅诗作虽不多，但《悯农》诗二首却为他赢得了广泛的读者。 除新乐府运动之外，这一时期还另有一派诗人，这就是韩愈、孟郊、李贺等人。他们的诗歌艺术比之白居易另有创造，自成一家。韩愈(768--824)是著名的散文家，他善以文入诗，把新的语言风格、章法技巧带入了诗坛，扩大了诗的表现领域，但同时也带来以文为诗，讲才学，追求险怪的风气。孟郊(751--814)与贾岛(779--843)都以“苦吟”而著名，追求奇险，苦思锤炼是他们的共同特点。刘禹锡(772--842)是一位有意创作民歌的诗人，他的许多《竹枝词》描写真实，很受人们喜爱。此外，他的律诗和绝句也很有名。柳宗元(773--819)的诗如他的散文一样，多抒发个人的悲愤和抑郁。他的山水诗情致婉转，描绘简洁，处处显示出他清峻高洁的个性，如《江雪》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李贺(790--816)在诗歌的形象、意境、比喻上不走前人之路，拥有中唐独树一帜之风格，开辟了奇崛幽峭、浓丽凄清的浪漫主义新天地。《苏小小墓》、《梦天》等都是充分体现他的独特风格之作。 晚唐时期的诗歌感伤气氛浓厚，代表诗人是杜牧、李商隐。杜牧(803--852)的诗以七言绝句见长，《江南春》、《山行》、《泊秦淮》、《过华清宫》等是他的代表作。这些诗于清丽的辞采、鲜明的画面中见俊朗的才思。李商隐(813--858)以爱情诗见长。他的七律学杜甫，用典精巧，对偶工整，如《马嵬》就很有代表性；他的七言绝句也十分有功力，《夜雨寄北》、《嫦娥》等是其中的名作。 晚唐后期，出现了一批继承中唐新乐府精神的现实主义诗人，代表人物是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他们的诗锋芒毕露，直指时弊。 诗发展到宋代已不似唐代那般辉煌灿烂，但却自有它独特的风格，即抒情成份减少，叙述、议论的成份增多，重视描摹刻画，大量采用散文句法，使诗同音乐关系疏远。 最能体现宋诗特色的是苏轼和黄庭坚(1045--1105)的诗。黄庭坚诗风奇特拗崛，在当时影响广于苏轼，他与陈师道一起开创了宋代影响最大的“江西诗派”。宋初的梅尧臣(1002--1060)、苏舜钦(1008--1048)并称“苏梅”，为奠定宋诗基础之人。欧阳修、王安石(1021--1086)的诗对扫荡西昆体的浮艳之风起过很大作用。国难深重的南宋时期，诗作常充满忧郁、激愤之情。陆游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与他同时的还有以“田园杂兴”诗而出名的范成大(1126--1193)和以写景说理而自具面目的杨万里(1124--1206)。文天祥(1236--1282)是南宋最后一个大诗人，高扬着宁死不屈的民族精神的《过零丁洋》是他的代表作。 源于唐代的词，鼎盛于宋代。唐末的温庭筠(812--870)第一个专力作词。他的词词藻华丽，多写妇女的离别相思之情，被后人称为“花间派”。南唐后主李煜(937--978)在词的发展史上占有较高的历史地位。他后期的词艺术成就很高，《虞美人》、《浪淘沙》等用贴切的比喻将感情形象化，语言接近口语，却运用得珠圆玉润。 宋初的词人象晏殊(991--1055)、欧阳修都有出色的作品，但依然没有脱离花间派的影响。到了柳永，开始创作长调的慢词，自此，词的规模发生了显著变化。到了苏轼，词的题材又得以进一步发展，怀古伤今的内容进入了他的词作之中。与苏轼同时代的秦观(1049--1100)和周邦彦(1056--1121)也是非常出色的词人。秦观善作小令，通过抒情写景传达伤感情绪的《浣溪沙》、《踏莎行》、《鹊桥仙》等是他的代表作。周邦彦不仅写词且善作曲，他创造了不少新调，对词的发展贡献很大。他的词深受柳永影响，声律严整、适于歌唱、字句精巧、刻画细致，代表作有《过秦楼》、《满庭芳》、《兰陵王》、《六丑》等。在两宋词坛上，女词人李清照以其独树一帜的风格，占有相当重要的一席之地。南宋初年，面临国破家亡的危局，诗词作品多表现作家们的爱国之情，辛弃疾被誉为爱国词人，他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受辛词影响，陈亮、刘过、刘克庄、刘辰翁等人形成了南宋中叶以后声势最大的爱国词派。 南宋后期的词人姜夔(约1155--1235)最为著名。姜词绝大多数是纪游咏物之作。在他的词作中，更多的是慨叹身世的漂零和情场的失意，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长亭怨慢》。他的词沿袭了周邦彦的道路，注意修辞琢句和声律，但内容欠充实。 词在南宋已达高峰，元代散曲流行，诗词乃退居其后。 明代诗歌是在拟古与反拟古的反反复复中前行的，没有杰出的作品和诗人出现。 清代诗词流派众多，但大多数作家均未摆脱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套子，难有超出前人之处。清末龚自珍(1792--1841)以其先进的思想，打破了清中叶以来诗坛的沉寂，领近代文学史风气之先。他的诗常着眼于社会、历史和政治的观点来揭露现实，使诗成为现实社会的批判工具。后来的黄遵宪(1848--1905)、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等新诗派更是将诗歌直接用做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宣传载体。 “五四”文学革命中，中国的现代文学诞生了。1917年胡适(1879--1942)首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白话诗8首，并提出“诗体大解放”的主张，倡导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的“胡适之体”诗。在新诗诞生过程中，刘半农、刘大白、康白情、俞平伯是创作主力。经过他们的努力，新诗形成了没有一定格律，不拘泥于音韵，不讲雕琢，不尚典雅，只求质朴，以白话入行的基本共性。最早出版的新诗集有：胡适的《尝试集》、俞平伯的《冬夜》、康白情的《草儿》和郭沫若的《女神》。 郭沫若的《女神》带着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带着不同于其他白话诗的鲜明艺术性，为新诗奠定了浪漫主义的基础。《女神》也是新诗真正取代旧诗的标志。它成功地创造、运用了自由体形式，将新诗推向新的水平。 经过开辟阶段，新诗形成了以自由体为主，同时兼有新格律诗、象征派诗的较为完善的形态。 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们创作了大量的自由体诗，他们的诗多以抒情为主，表现了觉醒后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追求与苦闷。其中朱自清的成就较为突出。他的诗突出地表现了积极进取的精神，如《光明》一诗表达了作者不靠施舍、踏实求索的愿望。还有《匆匆》、《自从》、《毁灭》等诗都表现了历经坎坷与幻灭，追求理想之心不渝的坚韧。文学研究会中自成一家的冰心，受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创作出版了《繁星》、《春水》两部诗集。她的这些诗都被称作“繁星体”。她的“繁星体”诗多表现母爱、童真和自然之情，满蕴温柔、忧愁之风。 怒吼的诗指的是瞿秋白和蒋光赤等共产党员作家的政治抒情诗，其中蒋光赤(1901?/FONT>1931)的诗最多。他的诗中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色彩，如《太平洋中的恶象》、《中国劳动歌》、《哭列宁》等诗一扫当时许多新诗中的缠绵悱恻之调，充满了阳刚之音，但他的政治抒情诗存在内容较空泛的弊病。 在新诗创作中，爱情诗这一领域当属湖畔诗社的诗最为引人注目，汪静之(1902-- )、应修人(1900--1933)、潘漠华(1902--1934)和冯雪峰(1903--1976)是其中的主力。他们的诗中所描写的爱情大胆而袒露，其间所显现出的质朴、单纯的美是最打动人的地方。 写自由体诗的冯至(1905--1994)也是比较有成就的诗人。他的诗既写爱情，也写亲情和友情，出版有《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等诗集。提倡格律诗的是新月派。闻一多(1899--1946)为格律诗理论做出了很大贡献。为建设新格律诗，闻一多提出建设诗歌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并为此进行了艰苦的创作实践。闻一多有两部诗集《红烛》和《死水》。在他的作品中，爱国主义情感贯穿始终。此外，他的诗还表现了“五四”时期积极向上，进取追求的精神风貌。他的艺术表现方法是浪漫主义的。他常选择某一形象来托物寄情。他善用贴切的比喻以增强诗的形象性和艺术感染力。他的诗具有他所提出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这一特点对整个格律派产生过重大影响。徐志摩(1896--1931)是新月社的另一重要诗人。他的诗主要表达对光明的追求、对理想的希冀、对现实的不满。表现个性解放、追求爱情的诗在徐志摩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诗风婉约，文字清爽、明净，感情渲染浓烈、真挚，气氛柔婉、轻盈，表现手法讲究而多变。他的诗多收于《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等诗集中。 几乎在新月派活跃的同时，象征派的诗也出现在中国的诗坛上。象征派的诗既不真实描写，也不直抒胸臆，而是常采用不同于常态的联想、隐喻、幻觉、暗示等手段制造朦胧、神秘的色彩。李金发(1900--1976)是象征派的代表人物，著有《微雨》、《为幸福而歌》等诗集。他的诗反映了“五四”之后一些知识分子面临茫然的前途时而产生的悲观情绪。李金发被人称为“诗怪”，是因其诗怪诞，可读性较差，但他的诗也有许多成功之处，如诗中大量形象鲜明的比喻、形象化的语言、表现强烈的感觉等皆为许多人所不及。其他成绩较为突出的象征派诗人还有王独清、穆木天和冯乃超。 30年代的左翼诗派以高昂的战斗激情领诗坛一派风骚。殷夫(1909--1931)是重要的政治抒情诗人。他的诗热情颂扬无产阶级革命，生动描绘工人运动的战斗场面。因为有实际斗争经验，所以他的诗感情充沛而真挚又不流于空泛，艺术风格朴实、粗犷，代表作品有《血字》、《1929年的5月1日》、《我们的诗》等。左翼诗派的重要代表团体是中国诗歌会。他们的艺术主张是诗歌大众化，倡导诗歌面向下层人民，歌唱抗日救亡运动，代表诗人是浦风(1911--1942)。 新月派之后，描写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的现代情绪的现代诗派兴起，戴望舒(1905--1950)是现代诗派的主要诗人。他因1928年发表的《雨巷》一诗而获“雨巷诗人”的美名，曾出版过《我的记忆》、《望舒草》等诗集。这些诗作集中表现了知识分子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幻灭感和孤独感。他的诗大量采用象征意象，但因贴近主观情绪，诗意虽曲折、朦胧但并不过于晦涩。他常用的譬喻也新鲜而贴切。富于节奏感是他的诗的另一特色。 抗战后诗坛上最重要的诗派是七月派。七月派的重要诗人是胡风、艾青、田间、亦门、鲁藜、邹荻帆等。在他们的创作中，政治抒情诗占有很大比重，内容多充满爱国主义激情，呼唤人们的抗敌斗志。七月派在艺术上注重以炽烈的激情去撞击人们的心灵，而不讲究文学的雕琢、修辞。质朴、粗犷、奔放是七月诗人共有的艺术特色。 40年代后半期，被后来称为民歌体的新诗在解放区农村成熟了。民歌体新诗的突出成就表现在李季与阮章竞的叙事诗中。 马凡陀是袁水拍(1907--1983)40年代中期发表讽刺诗的笔名。他在这一时期的诗结集为《马凡陀的山歌》，这是当时国统区最有影响的政治讽刺诗集。它多以市民熟悉的民谣、小调写成，轻松、诙谐而又锐利、泼辣，锋利的笔锋扫荡了末日社会的各个角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诗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题材、新主题伴随着新生活应运而生。诗人们满怀激情抒写了一首首新时代的颂歌。同时，新的社会也造就出一批诗坛新人和崭新的作品。他们是：邵燕祥和他的《歌唱北京城》、《到远方去》，森林诗人傅仇和他的《伐木者》，严阵的《老张的手》，未央的《祖国，我回来了》，李瑛的《军帽下的眼睛》，公刘的《边城短歌》和《黎明的城》，顾工的《喜马拉雅山下》等。此外，诗歌形式有所创新，吸取民歌营养的信天游、接受外来影响的阶梯式、新格律诗等形式相继出现。 50年代未60年代初，诗歌兴起了新民歌运动，发展了传统民歌。政治抒情诗以独立的艺术形式在60年代出现，郭小川、贺敬之是当时两位优秀的政治抒情诗人。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另一突出成就是长篇叙事诗的丰收。郭小川的《深深的山谷》、《将军三部曲》以新颖的形式和深遂的思想享誉诗坛，李季的《杨高传》、闻捷的《复仇的火焰》、韩起祥的《翻身记》、王致远的《胡桃坡》、臧克家的《李大钊》、田间的《赶车传》等也都别具特色。 但取得成绩的同时，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也存在着题材、主题、形式、风格不够丰富的缺点。 新时期以来，沉寂十载的诗坛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新景象。诗歌在表现手法上，得以古今中外广泛借鉴，形式则更趋于松散的自由体，风格千姿百态。新时期初期，欢呼胜利、反思历史的诗歌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传统，并使之继续发展。与此同时，一批青年诗人，如舒婷、顾城、江河等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快速成长起来。他们的诗通常表现出一种晦涩的、不同于寻常的复杂情绪，人们谓之“朦胧诗”。 80年代中后期以后，诗坛又出现了自称为“第三代诗人”的现代派潮流。
1、山水田园诗（写景诗）山水田园诗属于写景诗的范畴，侧重于歌咏自然景物中的山水田园。山水田园诗在盛唐形成一个诗碑，至于山水田园诗之外的数量更多的写景诗反例显得不很突出了。古代优秀的山水田园诗，都是佳山胜水的自然美在艺术上的再现，因而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给人以美的享受。这类诗歌的主要特点就是“一切景语皆情语”，亦即作者笔下的山水自然景物都融入了作者的主观情愫，或者借景抒情，或者情景交融。山水田园诗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谢灵运、陶渊明、孟浩然、王维、范成大、杨万里等，李白、杜甫、欧阳修、苏轼等也有大量描写山水的佳作。 鉴赏山水田园诗，要注意从以下几个角度去掌握。①把握形象的特征和寓意。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把握诗歌意象。如白居易《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枫叶”、“荻花”、“秋”三个意象不光点明了景物、时节，还通过这三个意象特有的属性渲染了送别时的环境氛围和诗人忧伤的情绪。古诗意象往往寓繁于简，寓万于一，以高度浓缩的艺术形象诱发想象，产生奇特的审美效果。②体味诗歌情景交融的意境。通过描写景物来抒发感情，是中国古典诗的一大特色，山水田园诗更是如此。自然景物一经诗人摄入笔端，就必然带上诗人的感情色彩，为表达诗的特定情感服务。“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就是一首融情入景，景中含情的好诗。烟花含愁，孤帆载憾，天际碧水带走诗人的无尽思念。诗人的惜别之情，从每一个画面中渗透出来。 ③领会诗人写景所表现的情感。一般地写景诗，字里行间透出的情感都是比较容易把握的，但一些表面上纯粹是写景的山水小诗，就不那么好理解了。这就要求我们对作者的身世，当时的时代背景有一定的了解，即知人论世，才可能准确地领会诗人写景所表现出的情感。这里牵涉到一个感情寄托的问题，分析诗歌，应认真判断感情寄托的深浅，切忌随意拔高作品的思想内涵。④分析诗歌的写作技巧和语言特色。山水田园诗写景的方法很多，鉴赏时应主要注意写景的常见方法和技巧。A、留意作者观察景物的立足点和描写景物的角度，如高、低、俯、仰的变化。B、把握和分析作者描写景物的方法，如绘形、绘声、绘色。“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C、理解和说明描写景物的技巧，如虚实结合（“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以动衬静（“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明、暗对比（“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以小见大（“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粗笔勾勒和细部描绘相结合（“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与“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比兴手法的运用。 语言运用方面，既要学会欣赏像盛唐诗人所描写的雄浑壮丽的景象，如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又要善于体会诗人细致入微的观察、捕捉和描摹，如杜甫的“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陆游的“小楼一夜听春雨，明朝深巷卖杏花”。 边塞诗在唐代，有一批诗人十分擅长描写边塞征战生活，形成了所谓的“边塞诗派”，后人称他们为“边塞诗人”。后来，反映边塞征战生活的诗作逐渐蔚然大观，边塞诗成为唐代这个诗歌大国的一朵奇葩。当然，我们这里所指的边塞诗，范围要大一些，凡是表现军旅生活的诗作都归为这一类。鉴赏边塞诗，要注意从以下几个角度去掌握。①了解诗歌创作的时代背景，即把握时代特征。边塞诗是时代的产物，是最能体现国运兴衰的作品，所以，如果能对作者所处的时代有所了解，对体会作品的内容和作者的感情肯定是大有帮助的。诗评家常称赏“盛唐之音”，边塞诗正是构成“盛唐之音”内容的一个基本方面。“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王维），“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翰），“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誓不还”（王昌龄）……豪迈，勇敢，一往无前，即使是艰苦战争，也壮丽无比；即使是出征远戍，也爽朗明快；即使是壮烈牺牲，也死而无悔。到了中晚唐，国势开始衰微，虽然诗人们仍保持着昂扬向上的基调，但不免夹杂着多少悲壮，多少婉伤：“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李益），“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陈陶）。到了宋代，国家在民族斗争中一直处于劣势，外侮不断，国难当头，在边塞诗中流露出来的感情，就更多地体现在报国无门的愤懑（陆游“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更多地体现为归家无望的哀痛（范仲淹“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尽管仍洋溢着一股爱国热情，但和盛唐时代的边塞诗相比，不免更多一些凄凉，更多一些惆怅。时代不同，边塞诗的题材、主题基本类似，风格也差别不大，却都分明展示了各自不同的时代特征。 ②推敲作品中蕴含的不同的思想感情。边塞诗题材的兴起，是与诗人们的生活范围有所扩展紧密关联的。从边塞诗中，我们看到诗人的眼界开阔了，诗歌的境界拓展了，诗歌的内容更显得异彩纷呈。有对建功立业的渴望：“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有报效国家的激情：“誓欲成名报国，羞将开口论勋”（张说）。不少诗人在塞外军营生活多年，如高适、岑参、李益等，他们的边塞诗中的内容几乎涉及到了边塞生活的各个方面：有写出征士兵的乡愁和家中妻子的离恨；有表现塞外生活的艰辛和连年征战的残酷；有反映对帝王黩武开边的不满和对将军贪功启衅的怨恨；有陈述久戍边关对家乡和亲人的怀念；有惊异于塞外绝域那种迥异于中原的风光……我们在阅读这些诗歌时，要能够区别每首诗作思想内容上的细微差别。比如岑参的边塞诗，以慷慨报国的英雄气概和不畏艰苦的乐观精神为其基本特征，更多地描写边塞生活的丰富多彩。他也写过一些在边塞怀土思亲的诗歌，如为后人传诵的《逢入京使》：“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事情虽小，情意深厚。同时，我们还要体会到，跃动于边塞诗中的种种矛盾：慷慨从戎和久戍思乡的矛盾；卫国激情和艰苦生活的矛盾；痛恨庸将和献身精神的矛盾等等。③体会不同的艺术风格。在大量边塞诗中体现出来的艺术风格也很不相同，有的豪放旷达，如前述的“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有的雄奇壮美，如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有的豪壮悲慨，如杜甫的“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有的委婉清丽，如李白的“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只有通过对诗歌字句的细细体会，才可能准确领会到由于不同时代、不同内容，以及不同诗人的不同艺术素养、不同生活遭际，反映在边塞诗这个大主题下异彩纷呈的不同艺术风格。
中国是诗的国度，唐诗又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在唐代三百余年的历史中，涌现了无数诗人，其中如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更是名垂青史、光照万代的大诗人。正是无数有名的大诗人和默默无闻的小诗人一道，构成了唐诗星光灿烂的景象，让千百年以后的诗人、诗坛黯然失色。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唐诗这种空前绝后的景象呢？首先，是唐代以诗取士的政策。唐承隋制，实行的是科举制。这为人才的解放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唐代的科举名目繁多，其中最为人重视的是进士科的考试。一般官僚，即使官位再高，如不中进士，终身为憾。而进士科的考试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考诗歌创作。为了能中进士，举子们无不在诗歌上狠下功夫。这样，就势必在客观上推动诗歌艺术的发展与提高。由于诗歌写得好坏关系着一个人的政治前途，因此，诗歌受到了社会的广泛重视。从封建帝王到落泊文人，从达官贵人到引车卖浆之徒，无不以能诗为荣。唐太宗、唐玄宗、唐德宗等皇帝自己就是诗歌的热烈爱好者，他们不仅经常自己写诗，而且也常常鼓励别人写诗，并大力提拔能诗者。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皇帝们的鼓励带动下，全社会各阶层都参与了诗歌创作，形成了谈诗、写诗的广泛风气，这也造成了庞大的诗人队伍。在这种情况下，人人以能诗为荣，以不能诗为耻。以至出现了妓女以能背诵诗来提高身价的现象。种种重视诗歌创作的现象，应该说都是与以诗取士的政策有直接的关系。其次，诗歌发展到了唐代，也到了应该开花结果的时期了。从《诗经》开始，中国古典诗歌经过了漫长的发展、成长过程，已积累了比较丰富的艺术经验，诗人们对诗歌涉及到的各个方面都有了深入的认识。特别是魏晋以来，随着诗歌的反复繁荣，在理论上对声律等问题的深入探讨，为唐代诗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各种诗歌艺术经验。特别是南朝“永明体”的出现，为诗歌走向格律化已作了充分的准备。正是由于唐代诗人们广泛地吸收了前人的诗歌遗产，加以创造，终于酿成了诗歌的空前繁荣。站在前人肩膀上的唐人，终于比前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因此，他们的世界也更为精彩。再次，我们也应看到唐代强盛的国力对诗歌繁荣的作用。唐代的国力之盛，当时世界无出其右。这不仅为唐人的生活提供了必要的保障，更重要的是增强了人们的自信心与凝聚力。初盛唐时期的那种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豪迈之作，正是人们对国家和个人自信心的反映。唐诗的那种旷古少有的豪情逸兴也是强盛国力作用的结果。历史不能重复唐代，当然就不可能再现唐诗那样的辉煌。自宋代以来，人们在审视唐诗的发展时，总不忘对唐诗的发展进行分期，所以就有了三唐、四唐之类的说法。自从明人提出了四唐说之后，人们普遍承认了这种说法的权威性。而权威性是建立在合理性基础之上的。四唐说将唐诗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即初唐、盛唐、中唐、晚唐，这有其合理性，因为它确实勾勒了唐诗发展不同时期的特点。初唐，即唐玄宗以前，这是唐诗发展的初级阶段。一方面，南朝宫体诗在诗坛上占据着统治地位，从唐太宗到上官仪等，无不大写华丽婉媚的作品；另一方面，诗歌改革的序幕正悄然拉开了。初唐的诗歌改革是从两方面来进行的：以陈子昂、四杰为代表的一批出身低微的下层诗人，通过自身的遭遇意识到了诗歌创作必须表现真情实感，于是他们提倡“兴寄”、“风骨”，写出了诸如《登幽州台歌》、《感遇》、《在狱咏蝉》、《从军行》、《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之类情感充沛，动人心魄的作品，从内容上对宫体诗进行了改造或改革。而以沈佺期、宋之问、上官仪为代表的上层诗人则在对诗歌艺术的精雕细刻中，发展并完善了诗歌格律，并最终完成了对诗歌格律的定型，这从形式上发展了宫体诗。所以，初唐没有伟大的诗人，却有杰出的诗歌改革家。盛唐，即唐玄宗至唐代宗时期，这是唐代诗歌高度繁荣的时期。盛唐诗人将初唐诗人在内容与形式上的改革成果合二为一，完成了内容与形式的结合，于是诗歌创作大放异彩，涌现出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王昌龄、王之涣、李白、杜甫等著名的诗人。他们不论是写作田园山水，还是描写边塞生活，抑或是表现社会人生，无不穷形尽相，极尽能事，因而形成了鲜明的个性特征。他们以不同的声音合唱出令后世神往的“盛唐之容”—— 一种富有理想、昂扬向上、热情豪迈的精神风范。这些诗人是这个时代的伟大诗人，由于他们站在时代的顶峰上，因而也就成了整个历史的伟大诗人。特别是李白、杜甫更成了后人不可企及的典范。中唐，即唐代宗至唐文宗时期，这也是唐诗精彩纷呈的时期。“安史之乱”使唐由盛而衰，国力衰微了，但诗歌并没有衰落。这一时期的优秀诗人如白居易、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等仍不失英雄本色，与盛唐诗人相比也不逊色。因此，学术界有人认为，中唐诗歌的成就甚至要超过盛唐。这一时期诗歌的最大特点是派别林立，诗人的个人风格极为突出。从开始时的“大历十才子”，到后来的韩孟诗派，无不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晚唐，即唐文宗至唐亡，这是唐诗的夕阳期。这个时期的代表诗人李商隐“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诗句正是这一时期诗歌的写照。这个时期没有了理想，只有悲哀，感伤与华艳，构成了这个时期诗歌的主要特色。代表诗人李商隐、杜牧、温庭筠也只是天鹅的绝唱。
比较一下盛唐诗歌和中唐诗歌，我们就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巨大差别。在中唐诗歌中，盛唐诗那种浓烈的理想色彩消退了，人间的艰辛代替了理想色彩，中年的思虑送走了少年情怀。中唐诗有一种更加生活化的倾向。盛唐诗人追求的是境界的浑融；而到了中唐，我们才看到了有意识的字锤句炼。盛唐存在着审美趣味相近的不同的诗人群落；而到中唐，我们却看到了有相近理论主张的不同的诗歌流派。中唐诗人在盛唐那样的艺术高峰面前，表现出拓展新的诗歌艺术领域的巨大努力。从盛唐到中唐，是一个巨大的转变。
与时代的兴盛有关
唐诗的发展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1]初唐是唐诗的开创时期。唐初诗坛承袭齐梁的浮靡诗风，流行宫体诗，能够摆脱宫体诗浮靡诗风影响的诗人是王绩，他推崇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和诗歌风格，主要描写田园风光和个人的田园生活，诗风疏淡质朴。“初唐四杰”是指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位诗人，他们的主要贡献是破坏和改造了宫体诗，奠定了五律，发展了七言歌行。继“四杰”之后使律诗定型的两位诗人是沈佺期和宋之问。唐代第一个举起诗歌革新大旗的作家是陈子昂。他推崇汉魏古诗，提倡“汉魏风骨”、“风雅兴寄”，他以复古为革新，扫除了宫体诗的浮靡诗风，端正了唐诗的发展方向，为盛唐诗歌高峰的到来铺平了道路。[2]盛唐诗歌代表了唐诗的最高成就。盛唐的两大诗歌流派是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和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派。边塞诗派的重要诗人还有王昌龄、王翰、王之涣、李颀、崔颢等。李白和杜甫是盛唐双峰并峙的大诗人，他们的诗歌代表了唐诗乃至中国古典诗歌的最高成就。张若虚与贺知章、张旭、包融和称“吴中四士”。[3]中唐前期诗歌创作处于低潮，后期重有出现繁荣景象。唐代宗大历年间在诗坛享有盛名的十位诗人合称“大历十才子”。中唐前期元结、顾况注重反映现实民生，是杜甫开创的即事名篇的新题乐府到以白居易为首的新乐府运动中间的过渡性诗人。中唐前期的刘长卿和韦应物以山水诗见称，是王维、孟浩然的余绪；卢纶、李益的边塞诗，是高适、岑参的余绪。中唐后期的两大诗派是新乐府派和韩孟诗派。 中唐新乐府运动，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一批诗人，自觉发扬杜甫的写实精神，从生活源泉中觅取诗材，写下了大量赋咏新题材、运用新语言、标以新诗题的乐府诗，掀起了一场新乐府运动，新乐府运动的中坚诗人还有张籍、王建、李绅等。 韩孟诗派与新乐府派几乎同时出现，以韩愈、孟郊为代表。他们标榜“陈言务去”，尚古拙，求奇险，艺术上避熟就生，因难见巧，刻意求新，形成奇崛险怪的风格特色。在两大诗派之外，能够独树一帜，成就较突出的诗人有刘禹锡、柳宗元、李贺等。[4]晚唐是唐诗的夕阳返照时期。诗坛的整体状况是感伤气息浓重，雕琢风气盛行。晚唐前期极负盛名的诗人是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和杜牧。他们也是晚唐最有成就的诗人。晚唐后期出现了以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为代表的一批诗人，发扬中唐新乐府派的创作精神，注重反映社会民生，但艺术成就不高。
中唐诗不如盛唐诗豪迈、雍容。盛唐气象中散发着掩不住的华美之气。拿两首诗对比一下：清平调 春望云想衣裳花想容，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春风拂槛露华浓。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若非群玉山头见，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会向瑶台月下逢。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前者李白后者老杜，前者是李白在任翰林待诏是奉诏写下的盛赞杨贵妃的艳曲；而后者是老杜在安史之乱之中感叹家国的伤感。
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渊源和趋向早在两千多年前，孟子提出解读诗歌的一个基本方法——“以意逆志”。孟子说：“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就是说，我们在解说、欣赏诗歌的时候，不能就表面意思去理解字词，更不能拘于个别字眼去理解诗句，而应该从作品的整体出发，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理解诗作的主旨，用自己的切身体会去推测作者的本意。“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下》）就是说，在欣赏、吟咏诗歌作品时，应该深入探究作者的生平和为人，全面了解其所生活的环境和时代，即所谓的“知人论世”的欣赏方法。司空图更将诗歌的感发概括为“象外之象”，这些都主要是诗歌作者感发层面。朱熹注“兴”为“感发志意”，已就读者角度来确定诗歌的功用，而王夫之则是将此功用观与诗歌创作论打通。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三境界”解读法，以唤起人心灵中某种崇高美好的意念来引发出一种正面的激励效果。语文教育界意识到文化在教育中的作用，朱自清在《经典常谈》中提到“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叶圣陶在《读<经典常谈>》中也指出“学校里课程的设置，通常根据三种价值：一种是实用价值，一种是训练价值；还有一种是文化价值。古书具有文化价值，让学生读些古书，了解‘固有文化’，实在不是没有道理”。《唐宋诗词文化解读》全书计24章，分类对唐诗宋词进行了文化解读，但其中大部分章节，只论及其纲要与基本思路，言犹未尽，又限于学术方面，对如何实施教学只字不提。在中国知网上以“文化解读”为检索词搜检到（2000-2007年）关于涉及古诗词解读方面的论文计21条，围绕意象、器乐、宗教、情景等方面展开，但关于古典诗词教学的文化解读的研究大多是浅尝，论及文化内涵辄止，并未对如何实施教学提出意见和建议。孙玉华在《立象以立意——古诗词的文化解读》一文中指出：古代诗人总是在天地万物中寻觅自己生命的禅床、精神的寄托。这说明在语文教育界已意识到古典诗词教学文化解读的必要，并着意实施。目前高中古典诗词教学，基本上还遵循着：对篇章、段落、词句、标点的层层解剖，围绕如何更有效地掌握字词，理解文意，提高考试成绩做文章。字词意义、句子成分、段落大意、中心思想、写作特点，这种老套落依旧放之每节课而皆准。古典诗词中的经典名言，能够要求学生识诵，但深遂思想，课堂上较少涉及或根本不涉及，影响到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吸收，影响到学生各自特长和个性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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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报告
[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b．期刊文章
[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J]．刊名，年，卷(期)．
[5] 何龄修．读顾城《南明史》[J]．中国史研究，1998(3)．
c．论文献
[序号]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 [A]．原文献主要责任者(任选)． 原文献题名[C]．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6] 瞿秋白．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A]．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d．报纸文章
[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N]．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
[7] 谢希德．创造学习的新思路 [N]．人民日报，1998-12-25(10)．
e．国际、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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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1999-01-12印发《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 ——CAJ-CD B/T 1-1998》文献标识码（WM） Document code 置分类号之后。A——理论与应用研究学术论文（包括综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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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概括文章的内容，抓住以下几个要点：(1)把握论文的要素，以写事为主的应明确写什么事，写人为主的应明确写什么样的人。(2)把握关键性语句，揣摩作者为什么要写这些人，事。(3)分析层与层之间的关系，理清文章脉络，然后概括。二是弄清论文和文学作品的结构特点及表现形式。掌握以下划分段落的方式：
《葬花吟 》【原文欣赏】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游丝软系飘春榭，落絮轻沾扑绣帘。 闺中女儿惜春暮，愁绪满怀无着处。手把花锄出绣帘，忍踏落花来复去？ 柳丝榆荚自芳菲，不管桃飘与李飞。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年闺中知有谁？三月香巢已垒成，梁间燕子太无情！明年花发虽可啄，却不道人去梁空巢也倾。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飘泊难寻觅。花开易见落难寻，阶前闷杀葬花人。独把香锄泪暗洒，洒上空枝见血痕。杜鹃无语正黄昏，荷锄归去掩重门。青灯照壁人初睡，冷雨敲窗被未温。怪侬底事倍伤神？半为怜春半恼春。怜春忽至恼忽去，至又无言去不闻。昨宵庭外悲歌发，知是花魂与鸟魂。花魂鸟魂总难留，鸟自无言花自羞。愿侬胁下生双翼，随花飞落天尽头。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抔净土掩风流。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选自红楼梦第二十七回：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名家点评】《葬花吟》是林黛玉感叹身世遭遇的全部哀音的代表，也是作者曹雪芹借以塑造这一艺术形象，表现其性格特性的重要作品。它和《芙蓉女儿诔》一样，是作者出力摹写的文字。这首风格上仿效初唐体的歌行，在抒情上淋漓尽致，艺术上是很成功的。 这首诗并非一味哀伤凄恻，其中仍然有着一种抑塞不平之气。“柳丝榆荚自芳菲，不管桃飘与李飞”，就寄有对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愤懑；“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岂不是对长期迫害着她的冷酷无情的现实的控诉？“愿侬胁下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杯净土掩风流。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则是在幻想自由幸福而不可得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不愿受辱被污、不甘低头屈服的孤傲不阿的性格。这些，才是它的思想价值之所在。 这曾诗的另一价值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探索曹雪芹笔下的宝黛悲剧的重要线索。甲戌本有批语说：“余读《葬花吟》至再，至三四，其凄楚憾慨，令人身世两忘，举笔再四，不能下批。有客日：‘先生身非宝主，何能下笔？”即字字双圈，批词通仙，料难遂颦儿之意，俟看玉兄之后文再批。’噫唏！阻余者想亦《石头记》来的，散停笔以待。” 值得注意的是批语指出：没有看过“玉兄之后文”是无从对此诗加批的；批书人“停笔以待”的也正是与此诗有关的“后文”。所谓“后文”毫无疑问的当然是指后半部佚稿冲写黛玉之死的文字。如果这首诗中仅仅一般地以落花象征红颜薄命，那也用不着非待后文不可；只有诗中所写非泛泛之言，而大都与后来黛玉之死情节声切相关时，才有必要强调指出，在看过后面文字以后，应回头来再重新加深对此诗的理解。由此可见，《葬花吟》实际上就是林黛玉自作的诗谶。这一点，我们从作者的同时人、极可能是其友人的明义《题红楼梦》绝句中得到了证明。诗曰： 伤心一首葬花词，似谶成真自不如。 安得返魂香一缕，起卿沉痼续红丝？ 伤心一首葬花词，似谶成真自不如。安得返魂香一缕，起卿沉痼续红丝？“似谶成真”，这是只有知道了作者所写黛玉之死的情节的人才能说出来的话。 以前，我们还以为明义未必能如脂砚那样看到小说全书，现在看来，他读到过后半部部分稿子的可能性极大，或者至少也听作者交往的圈子里的人比较详尽地说起过后半部的主要情节。如果我们说，明义绝句中提到后来的事象“聚如春梦散如烟”、“石归山下无灵气”之类，还可由推测而知的话；那么，写宝王贫穷的“王孙瘦损骨嶙峋”，和写他因获罪致使他心中的人为他的不幸忧忿而死的“惭愧当年石季伦”等诗句，是再也无从凭想象而得的。 上面所引之诗中的后两句也是如此：明义说，他真希望有起死回生的返魂香，能救活黛玉，让宝、黛两个有情人成为眷属，把已断绝的月下老人所牵的红丝绳再接续起来。试想，只要“沉痼”能起，“红丝”也就能续，这与后来续书者想象宝、黛悲剧的原因在于婚姻不自主是多么的不同！倘若一切都如程伟元、高鹗整理的续书中所写的那样，则宝玉已有他属，试问，起黛玉“沉痼”又有何用？难道“续红丝”是为了要她做宝二姨娘不成？ 此诗“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等末了数句，书中几次重复，特意强调，甚至通过写鹦鹉学吟诗也提到。可知红颜老死之日，确在春残花落之时，并非虚词作比。同时，这里说“他年葬侬知是谁”，前面又说“红消香断有谁怜”、“一朝飘泊难寻觅”等等，则黛玉亦如晴雯那样死于十分凄惨寂寞的境况之中可以无疑。那时，并非大家都忙着为宝玉办喜事，因而无暇顾及，恰恰相反，宝玉、凤姐都因避祸流落在外，那正是“家亡莫论亲”、“各自须寻各自门”的日子，诗中“柳丝榆荚自芳菲，不管桃飘与李飞”或含此意。 “三月香巢已垒成，梁间燕子太无情。明年花发虽可啄，却不道人去梁空巢也倾”几句，原在可解不可解之间，怜落花而怨及燕子归去，用意甚难把握贯通。现在，倘作谶语看，就比较明确了。大概春天里宝黛的婚事已基本说定了，即所谓“香巢已垒成”，可是，到了秋天，发生了变故，就象梁间燕子无情地飞去那样，宝玉被迫离家出走了。因而，她悲叹“花魂鸟魂总难留”，幻想着自己能“胁下生双翼”也随之而去。她日夜悲啼，终至于“泪尽证前缘”了。 这样，“花落人亡两不知”，若以“花落”比黛玉，“人亡”（流亡也）说宝玉，正是完全切合的。宝玉凡遭所谓“丑祸”，总有别人要随之而倒霉的。先有金钏儿，后有晴雯，终于轮封了黛玉，所以诗中又有“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的双关语可用来剖白和显示气节。“一别秋风又一年”，宝玉在次年秋天回到贾府，但所见怡红院已“红瘦绿稀”（脂评），潇湘馆更是一片“落叶萧萧，寒姻漠漠”（脂评）的凄凉景象，黛玉的闺房和宝玉的绛芸轩一样，只见“蛛丝儿结满雕梁”（脂评谓指宝黛住处），虽然还有宝钗在，而且以后还成其“金玉姻缘”，但这又怎能弥补他“对境悼颦儿”时所产生的巨大精神创痛呢？“明年花发虽可啄，却不道人去梁空巢也倾！”难道不就是这个意思吗？这些只是从脂评所提及的线索中可以得到印证的一些细节，所述未必都那么妥当。但此诗与宝黛悲剧情节必定有照应这一点，大概不是主观臆断吧；其实，“似谶成真”的诗还不止于此，黛玉的《代别离·秋窗风雨夕》和《桃花行》也有这种性质。前者仿佛不幸地言中了她后来离别宝玉的情景，后者则又象是她对自己“泪尽夭亡”（脂评）结局的预先写照。 有人说，《葬花吟》是从唐寅的两首诗中“脱胎”的（《红楼梦辨》）。诗歌当然是有所继承借鉴的，但不应把文艺创作的“源”和“流”的关系弄颠倒了。说到《葬花吟》在某些遣词造句、意境格调上利用前人之作，实不必到明人的集子中去找。唐初刘希夷《代悲白头翁》中“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之类为人熟知的诗句还不足以借取利用吗？即如葬花情节，也未必径取唐寅将牡丹花“盛以锦囊，葬于药栏东畔”事，作者的祖父曹寅的《楝亭诗钞》中也就有“百年孤冢葬桃花”的诗句，难道还不足以启发他的构思吗？但这些都是“流”，都仅仅是利用，既不表现诗的主要精神，也决不能代替作者源于现实生活的创造。何况，如前所述，此诗中，作者运笔鬼斧神工之处，完全不在于表面上那些伤春惜花词句的悱恻缠绵。 当然，《葬花吟》中消极颓伤的情绪也是极其浓重且不容忽视的。它曾对缺乏分析思考能力的读者起过不良的影响。这种情绪虽然在艺术上完全符合林黛玉这个人物所处的环境地位所形成的思想性格，但毕竟因作者在某种程度上有意识借所倾心的人物之口来抒发自己的身世之感，而显露了他本身思想的弱点。我们同情林黛玉，但同时也看到这种多愁善感的贵族小姐，思想感情是十分脆弱的。
1、洋洋洒洒尽择欢，如梦深临桃花庵。桃花庵：唐寅一生酷爱桃花，别墅取名“桃花庵”，自号“桃花庵主”作《桃花庵歌》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半醉半醒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车尘马足显者事，酒盏花枝隐士缘。若将显者比隐士，一在平地一在天。若将花酒比车马，彼何碌碌我何闲。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2、踌躇满志踏金銮，圣明却误真错判这句诗讲的应该是唐寅他踌躇满志，赴京会试时，因牵涉科场舞弊案而交恶运。“会试泄题案”，一般说法是，与他同路赶考的江阴巨富之子徐经，暗中贿赂了主考官的家僮，事先得到试题。事情败露，唐寅也受牵连下狱。《桐阴清梦图》轴，明，唐寅绘关于这场会试泄题案，记载很多，说法不一。实际上这是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结果。《明史·程敏政传》云：“或言敏政之狱，傅瀚欲夺其位，令昶奏之，事秘莫能明也。”但毫无疑问，这一事件对唐寅来说是极其严重的。从此唐寅绝意仕途。归家后纵酒浇愁，游历名山大川，决心以诗文书画终其一生。3、洛阳纸贵的典故：在西晋太康年间出了位很有名的文学家叫左思，他曾做一部《三都赋》在京城洛阳广为流传，人们啧啧称赞，竞相传抄，一下子使纸昂贵了几倍。原来每刀千文的纸一下子涨到两千文、三千文，后来竟倾销一空；不少人只好到外地买纸，抄写这篇千古名赋。，一时洛阳纸贵。4、仕女悠悠舞装闪，山水弄斧闻诗喃。唐寅有很高的绘画天分，其中山水和人物画（仕女）较出名。同时也是一个著名的诗人。5、孤傲不羁出淤泥，洁身自赏无心染。最是满腔才情扇，无奈何知昧发拴。我的理解是赞扬唐寅品性高洁傲岸，同时也为他命途多舛、贫苦潦倒的一生悲叹。（真实的唐寅不似人们想象中的富家公子）以上是我对此诗的理解，有关典故引用了百度百科和知道的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唐寅因其狂放不羁的个性和独特的诗文风格,使其成为明中叶吴中文人集团中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人物。唐寅的率性傲诞,在中国历史和思想史上,有着一定的历史积淀。唐寅诗文潇洒,书画冠绝,名震江南,不幸受科场案牵连,被革黜功名。从此鬻文卖画,率性自为,放浪不羁。他的生命历程是中国历史上某一类文人的缩影,也是追求自由者的心灵之旅。从唐寅身上,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阮籍及魏晋士人对污浊政治的鄙夷和抵制,李白的文采风流和傲然气骨,徐渭、李贽、三袁等人的率性和真情……魏晋风度的任性放达,盛唐李白的狂放自负,在唐寅那里得到了承延。他特立独行的个性风格和思想,又开启了晚明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性灵”之先河。穿过重重历史烟云,当我们去感受这些文人的喜怒哀乐和灵魂悸动时,会为之深深地震撼。张狂的举止、放旷的言行,彰显的是他们灵魂的失落与寻觅,精神重铸时的努力与挣扎,更是对传统价值体系的反拨。一、唐寅与阮籍的任诞不羁作为魏晋风流的代表人物,阮籍对唐寅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且看下面这首诗:落魄迂疏不事家,郎君性气属豪华。高楼大叫秋觞月,深幄微酣夜拥花。坐令端人疑阮籍,未宜文士目刘义。只应郡郭声名在,门外时停长者车。——文徵明《简子畏》此乃唐寅的朋友文徵明写给唐寅的。诗中道出了唐寅颇具“风流”况味的生活:对月狂歌、高楼大叫的越礼逾法,把酒言欢、红袖添香的放浪不羁,直使人疑为阮籍重生,刘义再世。的确,唐寅和阮籍在对礼教和现存社会秩序的反叛上,在非汤武薄周孔、睥睨世俗的气概上,在外在行为举止上,都有着极其鲜明的类同性。阮籍“本有济世志”①。如《咏怀诗》其三十九云:“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良弓挟鸟号,明甲有精光。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岂为全躯士?效命争战场。忠为自世荣,义使令名彰。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壮士临难不苟、身死不惜的豪迈气概和渴望立功的慷慨之情充溢字里行间。但是由于司马氏集团实行高压统治,大肆伐戮异己,阮籍虽然对司马氏集团卑劣残忍的行为深恶痛绝,对世道的昏暗极度忧愤,对自己危机四伏的处境充满惶恐和焦虑,而为了全身远祸,他“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内心的痛苦和矛盾或以隐晦曲折形式表现出来,或以扭曲变形的行为方式宣泄出来。所以,阮籍常有放浪形骸、遗落世事、嗜酒成癖等种种越世之举。如: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谓通,次者名之谓达。——《晋书?阮籍传》籍又能为青自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 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晋书?阮籍传》阮籍嫂尝回家,籍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世说新语?任诞》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世说新语?任诞》晋文王功德盛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放自若。——《世说新语?简傲》显然,阮籍任诞狂放的行为,有对封建礼法的冲击,有对世俗不与苟合的志节,也有为全身远害之手段,如司马昭想要笼络阮籍,曾想娶阮籍的女儿为儿媳妇,阮籍不敢明显拒绝,遂大醉六十日,司马昭无奈,终于作罢。与阮籍一样,唐寅年轻时也具有建功立业的心志,“名不显时心不朽,再挑灯火看文章。”但由于科场案舞弊案的牵连,致使他“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科场案之后,唐寅看透人生,益加放浪形骸。明末曹元亮所载唐寅:“与祝希哲、文征仲诗酒相狎,踏雪野寺,联句高山,纵游平康妓家;或坐临街小楼,写画易酒,醉则岸帻浩歌,三江烟树,百二河山,尽拾桃花坞中矣。”{2}狎妓纵酒,愈加狂放不羁。唐寅也非常仰慕前代狂放任诞之士,在诗歌中自比魏晋名士,“君不见刘生荷锸真落魄,千日之醉亦不恶;又不见毕君拍浮在酒池,蟹鳌酒杯两手持。劝君一饮尽百斗,富贵文章我何有?空使今人羡古人,总得浮名不如酒。”(《进酒歌》)刘生即刘伶,他与阮籍、嵇康同为“竹林七贤”。纵酒放诞,蔑视礼法,“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荷铲随之,云:‘死便掘地以埋’。土木形骸,遨游世间。”{3}毕君指晋吏部郎毕卓,性情放达,嗜酒,曾入邻舍间偷饮被缚,释放后又与主人宴饮于瓮侧,致醉而归。魏晋士人狂放任诞是唐寅认同和刻意追求的。阮籍的“痛饮狂歌”作为其全身远祸的绝招,唐寅的“辱人贱行”成为他远离是非的手段。唐寅四十五岁时,宁王朱宸濠慕其名,“以厚币聘伯虎”{4}。唐寅赴聘,觉察宁王有谋逆之心,“佯狂使酒,露其丑秽。宸濠不能堪,放还”{5}。五年后,朱宸濠果然起兵叛乱,被正德皇帝赐死。唐寅的装癫佯狂终于逃脱了一场劫难。由此可见,魏晋名士的借酒佯狂、远祸全身的做法对唐寅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可以说唐寅的狂狷是对魏晋前贤风格的历史承延。《明诗纪事》说:“唐伯虎疏狂玩世,嵇阮之流也。”嵇康、阮籍是魏晋狂士的典型代表,把唐寅归入嵇阮之流,充分说明唐寅身上有着魏晋人放诞不羁、疏狂傲世的性格特征。但是他们之间又有区别。阮籍的任诞不羁是由于现实社会环境的污浊和险恶,政治上的软弱和思想上的激进,因而采用这种放诞不羁来隐曲地表现自己痛苦矛盾的思想;而唐寅的疏狂任诞虽与明中叶的政治文化有关,更多的是科场案的屈辱,个人有志不得伸,怀才不遇,理想和现实产生巨大的落差之后的痛苦宣泄。尽管他们狂放任诞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但其本质都是追求一种自我超脱、强调对个体生命价值的认同,“越名教而任自然”,重视人格独立与意志自由。“礼岂为我辈设也!”(《世说新语?任诞》)是他们的共同心声。二、唐寅和李白的自负狂放唐寅的不拘礼法和任诞不羁秉袭了阮籍行止,他的自负和狂放又颇有太白遗风。李白出身于一个经商而又有中国文化传统的家庭。他接受传统学而优则仕的士人情志和儒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理念,要为君王“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以使“寰区大定,海内清一”。他的思想中既有儒家“兼济天下”又有道家追求绝对的独立和自由,同时还受到游侠思想的影响。他自信自己的才能,不愿走科举道路而选择“终南捷径”,希望能够获得治国平天下的机会。他用寓言形式描绘了“激大千以崛起,向九万而迅征”(《大鹏赋》)的大鹏形象,抒写了自己远大理想和抱负。《与韩荆州书》写出他“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的气概和“日试万言,倚马可待”的自负。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李白终于被朝廷征召去长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充分表达了他踌躇满志和自负狂喜的心情。即使在被赐金放还时,他也自信地认为自己“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的这种自信和自负同样在唐寅身上有所体现。唐寅也出身于商人家庭,他自小天资聪慧,尤侗《明史拟稿》云其“童髫入学,才气奔放”{6}。祝允明《唐子畏墓志并铭》中曰:“数岁能为科举文字,童髫中科第,一日四海惊称之。”{7}才华横溢的唐寅对自己的才情极其自信。他遵从先父的遗志参加科举考试,并指一年为期,极为狂傲和自负。果然,举应天乡试,高中第一名解元。“秋月攀仙桂,春风看杏花。一朝欣得意,联步上京华”(《题画》),写出他成功的欣喜和得意。它与李白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有异曲同工之妙。从中可看出两位诗人超凡出众的才气和才子特有的自信和自负。 对自己才能的极度自信,是李白和唐寅的共同点之一,而狂放浪漫的气质风采,是两人的另一共同点。李肇《唐国史补》卷上记载:“李白在翰林,多沉饮,玄宗令撰乐词,醉不可待,以水沃之,白稍能动,举笔一挥十数章,文不加点。后对御,引足令高力士脱靴,上命小阉排去之。”{8}狂傲洒脱的浪漫气质充溢文间。“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饮中八仙歌》)杜甫的诗歌逼真地描写出李白那种狂放、洒脱的个性。唐寅的狂放与李白非常相似。他喜欢以李白自比。唐寅的诗中也多次提到了李白,“李白才名天下奇,开元人主最相知。夜郎不免长流去,今日书生敢望谁?”(《题画》)充满了对李白遭遇的同情。“我学李白对明月,月与李白安能知?”(《把酒对月歌》)诗人引李白为知音的思绪一望即知,也让人不难联想到李白的“青天明月来几时?我欲停杯一问之”、“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虽然唐寅也说“我愧虽无李白才,料应月不嫌我丑”,但“李白能诗复能酒,我今百杯复千首”的狂放却是对杜甫所说李白“斗酒诗百篇”的较量,唐寅恃才不恭、狂放不羁、自负和自信,于此可见一斑。唐寅认为自己与李白不同的一点就是“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也不上长安眠”,看似辛酸,却也彰显了诗人的傲气。虽然自己没有李白得到皇帝征召的经历,但也有李白那种狂放不羁的秉性,“不上长安”倒也乐得“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桃花月满天”。其实,诗人的狂放不羁正是他们自信、自负内在情感的外在表现。尤其是当文人才子那种桀骜不驯的个性和横溢奔放的才情,受到科举制度或官僚制度的压抑和摧残时,他们胸中汹涌澎湃、抑郁不平的情感常常借助背俗反常的行为得以发泄。李白“范子何曾爱五湖,功成名遂身自退”(《悲歌引》),唐寅“清风明月用不竭,高山流水情相投”(《世情歌》),他们也只有在自然山水中才能获得一丝心灵的宁静和慰藉。这也是当时社会现实中文人无奈的一种选择。三、唐寅与三袁的“率真”、“性灵”在思想和个性风格上,唐寅可谓继往开来,一方面承延了阮籍的任诞不羁和李白的狷傲自负。另一方面他率性而为、特立独行的个性风格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标举“性灵”的袁宏道曾说:“吴人有唐子畏者,才子也,以文名,亦不专以文名。余为吴令,虽不同时,是亦当写治生贴子者矣。”并且重新刊印了唐寅的诗文集,亲撰序言,加以评点。评《阊门即事》为“实录”,评《焚香默坐歌》“说尽假道学”等等。从中可以看出袁宏道对其文学创作成就的肯定。唐寅文学创作中传达出的质素,对晚明“公安三袁”文学主张和创作的影响是鲜明直接的。“公安三袁”的文学主张和文学创作,代表着明代性灵文学的成熟与完善。其实,在三袁之前的唐寅就已经进行了这一方面的创新和实践。(唐寅作诗)纵笔疾书,都不经意,以此任达,几于游戏。——《静志居诗话》诗虽不甚雅驯,而一段天然之趣,自不可及。——《明诗纪事》(子畏诗文)自写胸次,非若组织套语也。——《明诗纪事》这些评论指出了唐寅作品的典型特征,即他的作品任情而发,不加雕饰,不为无病呻吟。对于创作取一种十分随意的态度。这与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创作主张是异曲同工。尽管有人说“伯虎小词,率多浮薄伤雅”{9},但这些“浮薄伤雅”的背后,正是对人类自然欲求的大胆抒发,也正体现了唐寅的本色。唐寅也曾自说:“言寡则可信,情真则可亲。”(《赠文学朱君别号简庵诗》)祝允明评价唐寅诗歌云:“务达情性,而语终璀璨,佳者多与古合。”(《唐子畏墓志并铭》){10}它与袁宏道所谓的“真性灵”“无闻无识真人”的内涵是一致的。从这方面来看的话,三袁的“性灵说”是对唐寅抒发人的真实情感和欲望,反对道貌岸然假斯文的创作精神的承继。公安三袁“性灵说”的提出,不仅是与当时的时代思潮有关,而且是与吴中文化的陶养有着密切的联系。“公安三袁”的支柱袁宏道在吴县做过县令。吴中的风土人情、吴地才子文人“缘情尚趣”、率性任情、傲诞不羁的风尚,对于这位“性疏脱,不乃羁锁”(《游惠山记》)的县令不无影响。袁宏道对吴中前辈非常赏识,尤其标榜吴人唐寅与越人徐渭,他的通脱自放,的确受到这两位狂生的影响,如著名的“五快活”论:“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客满席,男女交舄,烛气熏天,珠翠委地,皓魄入帐,花影流衣,二快活也。箧中藏万卷书,书皆珍异。宅畔置一馆,馆中约真正同心友十余人,人中立一识见极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游闲数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将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产荡尽矣,然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五快活也。”{11}从中看出袁宏道把世俗享乐看作是人生的目标和理想,这与唐寅醉舞狂歌、花中行乐的追求相比,更为直白大胆。吴承学《晚明小品研究》中写道:“这种率性而行,不顾体面,自甘沦落的名士之风,与唐寅是一脉相承的。”{12}从一定意义来讲,唐寅及吴中士人的放诞不羁、纵情任性昭示着明代人性的初步复苏,是晚明肯定人欲、弘扬个性的思想解放运动及清初“性灵派”的先声。当然,任何一种思想和行为模式的出现,都不可能独立于历史和环境之外。吴中的青山秀水和人文风尚的酝染,是催生唐寅才子气质和狂狷行止的直接土壤。明中叶的苏州地区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尤其在吴中一带,已经形成中国的市民社会及市民生活方式,对物欲的追逐和对自我的肯定成为市民生活的新主题。文人蔑视传统礼法,反对个性束缚,追求世俗生活的欲求,追求个人自由,情感满足。“(吴中)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虽逾制犯禁,不知忌也。”{13}在这种社会背景和文化环境下,吴中士人更加彰显个性,不堪羁束。他们崇尚奢靡,放纵声色,形成一种越礼逾制的社会风尚。弥漫着恃才傲世,放诞率性的狂狷士风。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中写道:“吴中自祝允明、唐寅辈,才情轻艳,倾动流辈,放诞不羁,每出名教外。……此等恃才傲物, 驰不羁,亦足以取祸,乃声光所及,到处逢迎,不恃达官贵人倾接恐后,即诸王亦以得交为幸,若惟恐失之,可见世运升平,物力丰裕,故文人学士得以跌荡于词场酒海间,亦一时盛事也。”{14}由此可见,唐寅的狂放不羁、傲诞奇异之举,明显地打上了特定的时代的文化烙印,他不受拘束、背离常态的人格特征和崇奇尚异的审美精神主要决定于当时社会文化精神的价值取向,也是时代风尚的一种折射。由此我们看到,唐寅的行为,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封建专制的世俗化社会往往造就一些在诗酒月色中恃才纵情的文人雅士。就思想文化史上看,一方面他们的个性追求与叛逆性有其俗而不俗的一面,反传统意义是鲜明的。但同时他们骨子里却又有着文弱的一面,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了精心打造的平庸之境,在狂放不羁,抛却生死荣辱的同时,也躲避了社会责任与崇高的道德使命,这对今天世俗化社会的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也是颇有警示意义的。
首先就是唐朝时候茶文化的习惯一直流传了下来，还有就是当时的茶文化传播到了日本，现在茶文化在日本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节。
1、唐代茶文化的形成与整个唐代经济、文化的昌盛、发展相关。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兴盛的时期，尤其是中唐以前，国家富强，天下安宁，形成各种文化发展的条件。2、唐朝流行喝饼茶，其外形和制法均和现代不同。除饼茶外当时，也有少量蒸而不杵不拍的散茶或蒸、杵而不拍的末茶，偶尔也有人饮用即采、即炒、即煮的茶，即现代绿茶制作工艺中的蒸杀青、炒杀青工序及制紧压茶的雏形。
唐朝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辉煌时期，鼎盛一时。国家的统一、交通的发达以及南北文化交流的密切，都为茶叶的生产和传播提供了条件。伴随着饮茶高潮，带动了茶业和茶文化的空前繁荣。唐朝茶文化的兴盛，具体体现在上至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诸子百家，下至挑夫贩竹，平民百姓，无不以茶为好。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文人雅士，无论是僧侣道士，还是普通百姓，都曾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饮茶这一生活艺术活动中来，也正是由于有了文人雅士的参与，才使得饮茶能够超越生活必须品的范畴而进入一种高尚的文化境界，从而实现了从单纯满足口腹之欲到精神愉悦的飞跃，从此，茶文化这样一枝深深植根于民族心理之中的艺术奇葩，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绽放得更加鲜艳夺目，散发出无比诱人的芬芳。唐朝，具体说是唐代中期以后，在我国茶业和茶叶文化发展史上，是一个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时代。史称“茶兴于唐”或“盛于唐”。在唐一代，荼去一划，始有茶字；陆羽作经，才出现茶学；茶始收税，才建立茶政；茶始销边，才开始有边茶的生产和贸易。一句话，直到这时，茶在我国社会经济、文化中，才真正成为一种显著的生产事业和文化。安史之乱后，唐政府面临着沉重的财政负担和政治危机，“州县多为藩镇所据，贡赋不入，朝廷府库耗竭”④。为了解决迫切的军费问题，唐政府采取的办法之一就是征收茶税，充当国用。这种政府行为不但体现了唐朝茶业经济在整个国家经济中的重要性，同时也反映了茶业的社会经济意义。而这也说明民众对茶的强大消费能力，可以说奠定了茶叶消费习俗的物质基础。唐代宫廷贡茶政策的实施在茶叶消费习俗的文化提升方面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茶叶的采摘时间，采摘程序，以及与由此衍生的各种习俗活动，更深层次提升了茶叶消费的精神内涵，唐代贡茶制度的推行是茶以物化形式转向精神化因素的重要依据。凡是贡茶都以早摘、早加工为贵。初时规定进贡茶叶的时间为冬季。由于茶叶一般产于春季，而且品质比较优良，后来唐政府就把春季定为进贡贡茶的时间。湖州顾渚紫笋和常州阳羡茶作为贡茶开始于肃宗和代宗。陆羽有诗云：“天子未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发芽”。朝廷为了保证阳羡茶的来源，特派茶史太监赴唐贡山及顾渚茶山设“茶舍”和“贡茶院”，专管贡茶的采制、品鉴和进献。新茶出来后，要赶快到山里采摘，必须在十日之内，快马加鞭，昼夜兼程，于清明节前贡到。因为“清明茶宴”是宫廷清明节举行的最大的宴请活动，参加人员不仅有王公大臣，皇亲贵戚，还有外邦使者等。每年宫廷举办规模盛大的清明茶宴，主要是显示朝廷附近怀远、和谐万邦的政治气度。每年清明之前至谷雨之间，湖、常二州的地方长官奉诏进山修茶时，还要带上眷属、侍从、乐工、歌伎等人，到茶山举行盛大的“茶山境会”。同时还邀请临近州县的地方长官、乡宦名绅为宾客前来茶山助兴，在“境会”上品茗斗茶，饮酒赋诗，且歌且舞，鼓乐喧天。杜牧在唐宣宗大中四年（850年）在湖州刺史任内奉诏修茶时，对茶山盛会也进行了描绘：舞袖岚侵润，歌声谷答回。好是全家到，兼为奉诏来。
唐朝的饮茶文化，你知道多少呢？在我国的饮茶史上，向来有“茶兴于唐，盛于宋”之说。自从世界上第一部茶书，即陆羽撰写的《茶经》问世以后，饮茶也逐渐由渴饮、药饮而进入品饮，讲其色，品其味，视其雅，成为生活中的一种艺术享受。唐代中、晚期，己改变陆羽始创的“煎茶法”，采用“点茶”方式，到了宋代，在前朝点茶的基础上，形成斗茶，更加丰富了生活情趣。北宋蔡绦的《铁围山丛谈》中说：“茶之尚，盖自唐人始，至本朝为盛，而本朝又至祐陵即徽宗时益极新出，而无以加矣。”宋徽宗对饮茶就很研究，他不仅写过《大观茶论》，也爱好斗茶技艺。蔡京在《延福宫曲宴记》内写徽宗的一次演技情况：“宜和二年1120年十二月葵巳，召宰执亲王等曲宴于延福宫”，“上命近侍取茶具亲手注汤击沸，少顷，自乳浮盏面，如疎星淡月。顾诸臣曰：“比自布茶。饮毕，皆顿首谢。”金海陵王完颜亮，也曾“点茶，延接儒生”，被视为完颜亮的德行技艺，点茶技艺传到日本以后，逐渐形成了至今仍流行的以“和、敬、清、寂”为宗旨的“茶道”，保留了唐宋时期士大夫们的一些饮茶情趣。据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金银宝器衣物帐》碑记载，地宫安放的唐懿宗、僖宗皇帝供奉茶具有：“笼子一枚，重十六两半。龟一枚，重二十两。盐台一副，重十三两。结条笼子一枚，重八两三分。茶碾子、茶罗匙子副七事，共八十两……琉璃钵子一枚，琉璃茶碗托子一副”。另外还有长柄银勺、银则、菱弧形银方盒、盘圆座银盐台，无疑都属茶器。还有，秘色瓷器中的小碟、琉璃器中的盘子，也可视为唐代宫廷饮茶器具。第一个步骤：准备工作——烘干茶饼 鎏金飞鸿球路纹银笼子唐代饮茶用的“茶叶”，要经过加工，压制成茶饼，平时，用纸或蒻叶之类包存，放在茶笼里，挂在高处，通风防潮。饮用时，随手取出，如果茶饼己受潮，还需要将茶笼放在炭火上稍作烘烤，使茶饼干燥，便于碾碎，普通的茶笼用竹篾编制。法门寺所出的鎏金银笼子，制作精美，通高厘米，口径l6厘米，腹深厘米。笼底焊有四足，笼子体积不大，笼内衬放蒻叶，用以防潮，据估计，笼内能盛放四五两小串茶饼。第二个步骤：烧水 唐壶门高圈足座银风炉唐代煎茶，首先要用炉煮水。唐代陆羽在其《茶经》中这样说道:“风炉，以铜铁铸之，如古鼎形”。又说:“其炉,或锻铁为之，或运泥为之。”表明风炉通常由铜、铁，甚至揉泥制作而成。而这件唐壶门高圈足座银风炉，乃是宫廷御用茶具，无论是材料与制作，还是工艺与装饰，都非常讲究，是民间风炉所无法比拟的，它为研究唐代宫廷茶文化提供了最好的物证。壶门高圈足银风炉，通高为厘米，盖高厘米，口径厘米，炉身高厘米，全重3920克。通体素净，钣金成型，由盖和身组成。炉盖的顶部有三层银片做成仰莲瓣，并承托锥顶状莲蕾。盖面为半球形，上部镂空，还有两层莲瓣。盖沿有渐收的三层棱台。炉身系敛口，深腹，筒状，平底，圈足，其口沿亦有三层渐收的棱台。腹部上小下大，有稳定感。腹壁分内外两层；内层与炉底铆接；外层亦作圈足。腹的下部有六个壶门，以利通风发火。炉底与炉壁铆接，下焊十字铜片，以承托木炭，供燃烧生火。炉身两侧，各装一个提耳，以便移动。出土时，盖面贴有封签，墨书:“大银熏炉，臣杨复恭”字样。表明这件高圈足座银风炉，是由杨复恭奉献的。 唐系链银火筋唐系链银火筋,筋，又称箸，俗称筷子。火筋，煎茶时生火挟炭的器具，所以，火筋也就成了必不可少的茶具。而古人对茶具的认识，又不同于今人，古人认为凡与烹茶饮茶有关的器具，都称为茶具。这样，煎茶烧水时生火加炭用的火筋自然也就归纳到茶具中去了。古代特别是唐宋期间的一些茶著中，凡提到茶具时，都提到了火筋。系链银火筋，通长厘米，上端径厘米，下端径厘米，链长厘米，全重克。整体呈圆柱形，上粗下细，链为银丝编成。火筋上端顶部为宝珠形，其下有凹槽，环鼻嵌入其中，将两筋用链系结成一体。这件火筋，造型设计精巧，风韵雅典，充分体现了唐代制造金银器具的高超工艺水平。火筋，在陆羽《茶经·四之器》中称之为火筴，并说:“火筴，一名筋，若常用者，圆直一尺三寸，顶平截，无葱台勾鏁之属，以铁或熟铜制之。”其意是说，火筴鏁又名筋，和常用的相同，圆而直，长一尺三寸，顶端扁平，不用“葱台勾”之类装饰物，用铁或熟铜制作而成。这里说的火筋，乃是民间用的茶具，而作为宫廷或达官贵人的家用的火筋，常用金银制作而成。这件火筋作为唐皇朝向佛供俸，祈求海晏河清、国运昌盛的茶具之一，其珍贵是可想而知的了。第三个步骤：碾茶 唐鎏金壶门座茶碾取出的茶饼，需要碾成细末。地宫所出的茶糟子和碾子，便是用来碾碎茶饼的。在《衣物帐》上记“茶槽子、碾子”，而在实物上，前者却錾文“咸通十年文思院造银金花茶碾子一枚共重廿九两”，后者则錾文“碢轴重一十三两”。唐代的茶槽子与现在的药碾槽形状相同，槽身如船身，横断面成V形，底部弧形，两端上翘，便于碾子往来移动。槽子通高7厘米，最宽处厘米，长厘米。碾子之称碢轴，因碢与砣同音。石砣即石制碾轮。碾子有轴，手执推动，轴长厘米，碾轮边尖，轮径厘米。第四个步骤：筛茶 鎏金仙人驾鹤纹壶门座银茶罗茶饼在茶槽中碾碎成末，尚需过罗筛选，罗筛是点茶程序上很重要的一道工序。陆羽倡导的煎茶，是将茶末放在鍑内烹煮，不严格要求茶末的粗细。唐代的点茶，茶末放于碗内，先要调膏极匀，以茶瓶煮汤，再注汤碗中，经过拌搅碗中之茶便能产生粘懈适度的胶体状态，如果茶末很粗，或粗细不匀，拌搅时就得不到较佳效果，因此，茶罗子成为点茶的关键茶具，古代茶罗的实物过去没有见到过，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一件，确是十分难得。茶罗分罗框和罗屉，同置于方盒内，上层的罗框上尚残存一些用丝线织成的纱罗，网眼极细密，说明唐时已注意到茶末颗粒的一定细皮，下层罗屉，接受筛下的茶末，可以拍出盒外。罗框长11厘米，宽7，4厘米，高3，l厘米。罗屉长l2，7厘米，宽7，5厘米，高2厘米。第五个步骤：调茶 伎乐纹调达子调达子作为茶具，主要供调茶、饮茶时使用，这是因为古代饮茶犹如吃茶一般。据三国魏·张揖《尔雅》记载:饮茶时，先要将加工好的饼茶，“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桔子芼之。”此外，也有用椒、桂、盐等作佐料的。调达子就是先将茶末放入其内，加上适当佐料。然后，用沸水在调达子内将茶等调成糊状；再加沸水调成茶汤供人饮用。这种饮茶方式在唐时曾受到陆羽等茶人的反对，但直到宋、元时，还有人乐于此道。只是到明代后，由于茶类加工方法革新，条形散茶在全国范围内兴起，除边陲部分兄弟民族外，在茶中不再有人放任何佐料，重清饮雅赏，追求茶叶香真味实的“本色”，以领略饮茶的真趣。所以，调达子乃是古代的一种特有的饮茶器具，当今已经消失。有鉴于此，唐鎏金伎乐纹调达子的出土，其地位与作用就显得更为重要了。唐人饮茶常调以盐，这件三足架银盐台，就是贮放盐花的。 三足盐台这件三足盐台，为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宫廷系列茶具之一。它是古人煎茶调味时存放盐、胡椒等佐料的用器。三足盐台由盖、台盘和三足架组成，通体高厘米。盖上有中空的莲蕾提手一个，有铰链，可开合为上下两半，并与盖相焊。中空的提手，通常是放胡椒粉用的。与之相连的盖心，饰有团花一周，还饰以摩羯四尾，盖沿为卷荷形，其下是一个与之相配的台盘，用于存放食盐。三足架与台盘焊接，整体形似平展的莲蓬莲叶。支架以银管盘曲而成，中部斜出四枝，枝头为两花蕾、两摩羯。支架上錾有铭文，曰:“咸通九年文思院准造涂金银盐台一枚。”表明该三足盐台制造年份是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是文思院为皇上专门制造的；它作为盛盐的盐台是确定无疑的。陆羽《茶经·五之煮》中说:“初沸，则水合量，调之以盐味，谓弃其啜余，无乃而钟其一味乎?”其意是说，煎茶待水初沸时，须放适量盐调味。当然，也提出不应使太咸，否则岂不成了喜欢喝盐水一种味道了吗?茶汤中用盐等佐料调味，在唐以前用得较多。所以，陆羽在《茶经·四之器》中曾提到茶具“鹾簋，以瓷为之，圆径四寸，若合形。或瓶、或，贮盐花也。”这与上述提及的三足盐台，其用途同出一辙，亦为煎茶器具之一。不过陆羽还提及与“鹾簋”配套的有“揭”。它用竹制成，是取盐的用具。这在出土的唐三足盐台中未曾见到。唐时已有人提出反对在茶汤中用盐调味，唐薛能就认为“盐损添常诫”(参见《蜀州郑使君寄鸟嘴茶因以赠答八韵》)，说盐有损茶味，不宜加得多。所以，唐以后，很少再见到在茶汤中加盐调味的了。第六个步骤：点茶 秘色瓷茶碗 唐鎏金飞鸿纹银匙点茶的高招在于茶末调膏均匀后，向盏内注汤开水的同时，用茶笼或匙子在盏中环回击拂的动作要掌握得好。搅拂的技术高，能产生蓬勃焕发的白色泡沫，称做汤花。宋代斗茶，就看茶面汤花的色泽及汤花均匀程度如何，互比汤花能否保持较长时间不消褪，唐时点茶虽没有这般要求，而已开始击沸，斗茶则是在这基础上更加提高，《茶录》上说：“茶匙要重，拂击有力。黄金为上，人间以银铁为主。"法门寺地宫出土的茶匙，银质鎏金，长厘米。 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