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三代纪年问题研究论文

夏商周三代纪年问题研究论文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一项史无前例的文化工程。该工程作为“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于1996年5月16日正式启动，到2000年9月15日通过国家验收。 中华文明具有五千年悠久的历史，然而真正有传世文献支持的“信史”迄于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从此上溯的历史是模糊不清的。在司马迁的《史记·三代世表》中，仅记录了夏商周各王的名字，而没有具体在位的年代，这种状况被称为"有世无年"，成为中华文明史的一大缺陷。千百年来，无数学者为改变这一状况而付出了毕生的精力，然而如此规模庞大的工程是无法由一己之力来完成的。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不断发展，考古成果不断涌现，改变“有世无史”的时间已经成熟。 “夏商周断代工程”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是我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多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系统工程。在工程实施过程中，来自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科技测年学等多种学科的200多位专家学者，在李学勤、李伯谦、席泽宗、仇士华四位首席科学家的带领下，团结协作，共克难关，取得了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成果，先后完成了9个课题、44个专题的研究。 通过对历史文献的研究，对历史文化遗址的发掘，对甲骨文等古文字的鉴定以及对古天文学记录的整理，于2000年11月9日正式公布了《夏商周年表》。该年表把中国的历史纪年向前延伸了1200多年，推定以周武王讨伐商纣王为标识的商周分界为公元前1046年，并明确了公元前841年以前西周十王的具体在位年代；推定夏商分界年代为公元前1600年，并明确了商武王以下十二王的在位年代，对于商代前期的历史给出基本的年代框架；推定夏代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也相应提出了夏代基本的年代框架。 “夏商周断代工程”使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时期夏商周三代有了年代学标尺，理清了先秦历史的起承转合和发展脉络，填补了我国古代纪年的一段空白，制定了迄今为止最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年代表，为继续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打下了基础。同时，该工程的顺利完成也开启了二十一世纪交叉学科共同研究的范式。一． 总 论 “中华文明具有五千年悠久的历史，然而真正有公认的传世文献支持的“信史”始于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从此上溯的历史是模糊不清的。在司马迁的《史记·三代世表》中，仅记录了夏商周各王的名字，而没有具体在位的年代，这种状况被称为“有世无年”，成为中华文明史的一大缺陷。” 中国古代文明是世界人类历史上少数的独立起源并延续发展的古代文明之一，绵延流传数千年之久，从没有中断，这在世界上是极其罕见的。其实现代越来越多的考古学资料证明:中国古代文明的起始年代比过去估计的年代要早得多。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中，有两千余年未建立起年代学标尺，这就向炎黄子孙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如何填补这一段空白，完善这一年代学标尺。 中国夏商周时期的年代历史问题一直没有真正的理清过，虽然“夏商周断代工程”作为“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于1996年5月16日正式启动，到2000年9月15日通过国家验收。”但是工程的“多学科研究的结果”也是有很多年代未定，存疑颇多，值得商榷。重新构建中国先秦历史的年代框架，对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有着重要作用,特别是中华文明的起源的探索和研究。中国的夏商周三代历史书籍资料主要是《史记》《竹书纪年》《春秋》《左传》《尚书》《逸周书》《国语》《战国策》以及先秦诸子等，但是作为正史之首的《史记》，在先秦历史年代上特别是五帝和夏商西周历史错讹很多，不足为据。其他的历史资料，对于中国三代历史的记载之时只言片语，很难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只有《今本竹书纪年》 在年代体系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经过笔者潜心数年的悉心研究发现： 《今本竹书纪年》在年代的记载是一个完整严密的年代系统，十分可靠的. 本文主要是以王国维先生的《今本竹书纪年疏正》为蓝本，结合《古本竹书纪年辑证》《史记》《左传》《逸周书》等书，建立中国夏商周历史的确切年代体系。 二． 干支纪年的历史探源 干支纪年是我国传统的纪年方法。由于天干地支的数量不等，因此天干地支的结合纪年搭配会出现60种不同的组合，以及每60年会出现一个重复循环。如果干支纪年和帝王纪年相结合，这样就不会出现年代错误，因为这种复合纪年所对应的年份坐标是唯一的，不仅可以确定具体的年份，而且可以前后互证。因此二者的互相结合的纪年方法在纪年上有着不可估量的决定性年代标定意义。 中国古代纪年方法在汉武帝以前主要是使用干支纪年和帝王纪年。当时的干支 主要是用在天文观测，历法和年岁的命名上。当时使用的岁星体系和现在的干支体系存在着如下对应关系: 天干： 地支 甲：焉逢 子：困敦 乙：端蒙 丑：赤奋若 丙：游兆 寅：摄提格 丁：强梧 卯：单阏 戊：徒维 辰：执徐 己; 祝犁 巳：大荒落 庚：商横 午：敦牂 辛; 昭阳 未; 协洽 壬：横艾 申; 涒滩 癸：尚章 酉：作噩 戌：阉茂 亥：大渊献 根据《史记》《汉书》记载，中国使用这一套和干支相对应的年岁记载方法，可以上溯到五帝时代的帝颛顼时期，干支纪年在中国存在的历史是久远的。因此《今本竹书纪年》关于干支纪年的记载是可信的，并不是后人的托伪之作。中国的历史一向有“重始”的传统，“必慎始初” 因此在每个帝王即位的元年或者诸侯晋升为天子（商汤伐夏桀，周武王伐商纣）的第一年，都会采用帝王纪年和年岁干支相结合的方法，这一点在<今本竹书纪年>中得到很好的体现，除了黄帝，帝颛顼，帝喾和帝挚外，除了极个别的西周一两个帝王外，其他均有元年纪年和其对应干支，有的也会在帝王纪年中穿插几个干支，因此笔者对于夏商周三代的历史年代就是结合根据帝王纪年和干支命岁的方法确立的。具体方法如下： 首先根据帝王纪年及其对应的干支来确定该帝王在位前后的若干年的每一年对应的干支，然后再与其前后两个帝王元年的干支相对照，并进行互相验证再确定每个帝王前后的若干年及其对应的干支后，根据《竹书纪年》的相关记录和干支推算来核对验证各帝王在位具体年数，然后将对应的公元纪年与帝王纪年和干支相对照，以此来确定夏商周三代的具体年代。为了保证年代的可靠性和连续性，本文主要是从有确切纪年的共和元年逐步上溯到 夏商周各代。 三． 西周年代的确定 西周年代的确定主要以“周宣王元年甲戌”，“共和执政元年”和“周厉王元年戊申”为三大基点。 根据《今本竹书纪年》记载： 周厉王元年戊申 厉王十二年国人暴动，周厉王奔彘， 厉王十三年共和执政， 厉王二十六年驾崩，周定公和召穆公立太子静为王， 次年周宣王正式即位称元，周宣王“元年甲戌春正月，王即位，周定公，召穆公辅政” 由上述记载的干支纪年顺序,可以确定周厉王在位各年对应的干支，然后再根据公元纪年确定周厉王在位的具体年份。

殷商的起源，是先秦史研究中的重大课题。在笔者提出的「 ”夏与商周并行”体系中，传世文献中的殷商王朝被从盘庚迁殷分为前后两段：前段称「 ”唐”，后段称「 ”商”。因此，要讨论所谓「 ”唐”或者「 ”商”的起源问题，以及唐与商的关系、唐与夏的关系、夏与商的关系、夏与周的关系、商与周的关系等种种课题，都离不开先明晰先秦史的年代结构。 在《夏与商周并行论：从三星堆文明和〈竹书纪年〉来谈夏朝年代体系》（以下简称《夏与商周并行论》）和《金沙文明解码：成都羊子山祭台与夏启舞九招的传说》（以下简称《金沙文明解码》）两文中，笔者概括地介绍了自己「 ”夏分三段”的观点。在这一篇文章，我们将要来谈商周的年代研究，以便进一步明晰夏、商、周三代的相对年代关系。 一、对夏商周代断工程年代学研究的一点简要回顾 西周末期，面临内忧外患的周厉王试图通过改革恢复国力，终因方法失当，触及召氏集团利益，引发了周、召两大集团的对抗，形成了《国语》所谓的「 ”国人暴动”。周厉王被迫奔彘，共伯摄行王政，时在公元前841年。 周厉王励精图治，却难挽颓势 自此之后，天官失守，史不记时，君不告朔。七百余年后，周代天官程伯休甫的后人司马迁撰写《史记》，编次《十二诸侯年表》，即以共和元年为伊始。这一年，也就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目前已知的最早的确切纪年。 在司马迁之后，如何恢复三代甚至五帝时期的年代体系成为了二千年来不少中国历史学人的梦想。然而，这些努力几乎都亳无例外地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缺陷，那就是总跳不脱司马迁编制的先五帝相因、次三代相袭的历史线性发展体系。 时间进入公元1996年，夏商周断代工程作为国家「 ”九五”科技攻关重点项目启动，这种努力更是达到了 *** 。据相关资料显示，直接参加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专家学者达到了200人，领域横跨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历算、科技测年技术等学科门类，经过多年的努力，专家组在2000年11月正式公布了其阶段性成果。同时，《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正式出版发行。《报告》给出的《夏商周年表》为： 《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图影 夏代：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 商代前期：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300年； 商代后期：公元前1300年-公元前1046年； 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 这个报告甫一问世，就遭到了何炳棣、刘雨、倪德卫（David S. Nivison）、张富祥、刘起釪、吴锐等学者的强烈批评。这些批评意见，我们可以从吴锐等编著的《古史考》第九册和邵东方编著的《竹书纪年研究（2001-2013）》等资料中获得，兹不具引。我们认为，比起这些批评意见，工程专家组近乎是不假思索地以《史记》年代体系为标准来进行年代学研究乃是一个更为重大的缺陷。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北大教授邓广铭曾经说，学习历史需要掌握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和目录学四把钥匙。年代学研究主要有两项任务：一为确定相关事件的具体年份，二为确定整个历史时期的年代框架。特别是后者，乃是整个史学研究的基础。从工程专家组给出的《报告》看来，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年代学研究恰恰把眼光集中在了前者而忽略掉了后者，从而把整个研究工作看起来好像是在为《史记》的年代体系作注解。 邓广铭教授像（1907－1998） 按照《史记》提供给我们的观念，从五帝到夏、商、周三代，前后相承，年代序列上呈现为一种线性的发展结构。但正如笔者在《一误两千年：〈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批评》一文中提到的，有许多重要的先秦史料无法在《史记》的年代体系中得到解释，同时像三星堆、新干、盘龙城、城洋铜器群等这些重要的青铜文化也都无法在《史记》的体系中找到位置。基于此，笔者在对三星堆潜心研究多年后，提出了夏与商周并行的历史年代体系。 对于夏、商、周三代的年代关系，张光直教授也曾进行过重要的反思，他说： 我觉得我们过去对三代古史看法的两个元素，现在要经过根本性的修正。这两个元素，一是对三代的直的继承关系的强调（《论语·为政》：「 ”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二是将三代一脉相承的文明发展看做在中国古代野蛮社会里的一个文明孤岛上的一件孤立的发展（《孟子·公孙丑》：「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史记·封禅书》：「 ”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间”）。最近的考古研究使我们对新旧史料重新加以检讨的结果，使我觉得这两个元素是对古史真相了解的重大障碍。 张光直教授像（1931－2001） 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张光直教授提出了夏、商、周并行的观点。由于有个别读者曾误把笔者的「 ”夏与商、周并行”观点与张教授的观点混淆了起来，因此，这里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张教授的观点。张教授在《从夏商周三代考古论三代关系与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 》一文指出： 夏商周三代的关系，不仅是前仆后继的朝代继承关系，而且一直是同时的列国之间的关系。从全华北的形势来看，后者是三国之间的主要关系，而朝代的更替只代表三国之间势力强弱的浮沉而已。 可以发现，张光直教授虽然把夏、商、周的国家关系由纵调整了横，但从朝代更替的角度来看则因袭了《史记》的年代框架，而笔者提出的「 ”夏与商周并行”的观点则与《史记》年代框架完全不同。 《竹书纪年》对于重建古史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在针对断代工程提出的各种批评意见中，何炳棣、刘雨、张富祥等学者先后对断代工程没有充分利用古本《竹书纪年》的做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在西方，可靠的文献资料往往为研究古史年代学的主要根据。作为晋代出土的先秦官方史料，《竹书纪年》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下面，我们就以《竹书纪年》的记载为主，同时兼顾考古资料，来对先秦三代的相对年代框架做一个概括的讨论。 二、西周年代学研究 关于西周积年，《竹书纪年》说：「 ”自武王灭殷，以至于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幽王被杀在公元前771年，由此可得武王克商之年为公元前1027年。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也承认这一年份与甲骨月食年代的推算结果配合最好，但又认为此年数「 ”与工程所定金文历谱难以整合，也不能与天象记录相合”。因此，工程专家组舍弃了这一观点，转而以《国语·周语下》伶州鸠所说的「 ”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为重要依据，推算出武王克商日期为前1046年1月20日。 在商周时期，并不存在「 ”岁星纪年”的纪时方法（见张汝舟说） 同为工程专家组成员的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张培瑜先生批评道：「 ”《国语》、《左传》关于岁星位置的记述，全与天不合，并非观测实录，而是作者依据岁星12年行天一周推算得出的。”张富祥先生也指出，伶州鸠语中的天象资料是晚出的伪史料，并非周初原始观测记录，并得出结论：「 ”按现存文献考察，古本《竹书纪年》记载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027年仍然是最可信的。” 事实上，《竹书纪年》的记载还可以和《左传》与《孟子》的记载形成互证，证明公元前1027年之说确实不虚。公元前312年，孟子因在齐国推行仁政不得志而准备返乡，途中，他在答弟子充虞之问时说道：「 ”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年矣。”（见《孟子·公孙丑下》）前312年距离前1027年为715年，正合「 ”七百有余年”之说。又《左传》宣公三年（前606年）王孙满预言说： 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 《左传》一书多记巫卜鬼神之事，常常假时人话语来做预言，书中凡做预言而可应验者，实际上就是著者已知的事实。自周成王以降，三十世时为周显王在位。其时，六国称王，周室名存实亡（见陈梦家、竹添光鸿、朱凤瀚说），而周显王亡年为前321年，距前1027年为707年，正合「 ”卜年七百”之说。 三、殷商年代学研究 传统的观点认为，殷商纪年始自成汤伐桀，终于武王克商。这一年代范围以盘庚徙殷为界标，可分为前后两段。 关于晚段的时间范围，《竹书纪年》说：「 ”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今安阳殷墟遗址，学界多谓即盘庚所迁之都。以武王克商之公元前1027年上推273年，可得盘庚徙殷之年即公元前1300年。此年数合于对殷墟遗址的年代研究，也与夏商周断代工程确定的盘庚徙殷之年一致。 殷墟遗址 关于早段的时间范围，我们也可以根据《竹书纪年》的记载获得。《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言：「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以公元前1027年上推496年，即为公元前1522年，故所谓的殷商早段的时间范围即为从公元前1522年到公元前1300年。 这里，笔者之所以要使用 「 ”传统的观点”、「 ”所谓的殷商早段”这一类带有定语性质的词汇，是因为从目前已明的考古材料来看，我们只能确定安阳殷墟属于可信的商文化，而所谓的「 ”殷商早段文化”则并没有可靠的考古文化进行支撑。传世文献中的殷商始祖——成汤，在甲骨文、金文中均写作「 ”成唐”。基于此，笔者把传统意义的殷商文化按年代先后分作两段，其中，晚段文化称为「 ”商文化”，早段文化称为「 ”唐文化”。 殷墟妇好墓出土玉器 从整个古史体系来说，唐政权与商政权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文化。从商人的角度来说，唐人是商族的祖源；从唐人的角度来看，商族是唐人的支系，但并非唯一传人。从考古文化来看，商人的祖先唐人与共工古族一样，均当源自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其极盛时则可能已经北抵晋南。 天下第一凤：石家河罗家柏岭遗址出土玉凤 郭静云教授曾著文把从江汉地区到黄河以南地区的古文化称为「 ”夏”，并认为汤克夏是汉水古国的历史，但她又认为商族兴起于东北的黑龙江流域，结果在自相矛盾而难以折中的情况下，又提出殷人的玄鸟神话与成汤克夏之事均为对南方文化的剽窃与篡改。其实，只要我们把传统意义的殷商分作「 ”唐”与「 ”商”两段，并把唐置于自江汉平原直到晋南地区一带，同时把昭穆文化引入对唐、商两个阶段的政权分析，上述种种矛盾即可迎刃而解（另文说）。 四、夏的年代框架 在《夏与商周并行论》和《金沙文明解码》二文中，笔者谈到了夏分三段的观点。所谓「 ”三段”，即第一段为黄帝之夏，其考古文化主要包括齐家文化、石峁文化、二里头文化等，王都或即今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其次为虞夏联盟之夏，王都即今广汉三星堆遗址；再次为后杼中兴之夏，王都即今成都金沙遗址。详细论述可参阅相关文章，这里不再赘述。 倍受关注的二里头遗址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随着我们把殷商文化分为唐、商两段，则过去所谓的成汤克夏（标志性事件是二里头文化的毁灭），其实已经转化为唐与夏的关系。同时，我们曾经提到，源自良渚的虞文化在三星堆二期时进入了成都平原，这就说明，在先秦史体系里，不但存在过夏与商、周并行的时期，也同样存在过夏与唐、虞并行的时期。这一新的论断说明，《史记》从五帝到先秦三代的年代框架虽然存在重大缺陷，但其所使用的许多具体材料却颇有历史素地。 五、小结 围绕着「 ”夏与商周并行”的这一历史体系，截止目前，笔者已经发布了《夏与商周并行论》、《金沙文明解码》、《夏代末年的岷山地震与大禹治水》、《神鸟崇拜与空桑传说》、《三星堆文明是被遗忘的异世界吗？论大禹治水和〈山海经〉的形成》、《发现夏朝，走进三星堆：论西戎集团和甲骨文中的江汉古族》（系列，未完结）、《从历史语言学破解夏代王族的自称之谜》（系列）、《从山西虞弘墓来谈宝鸡鱼国文化及月氏西迁前后的族属问题》等多篇文章。 解读这些文章，我们不难发现，「 ”夏与商周并行”体系实际上否定的只是《史记》的先秦历史年代框架，而对大量的先秦史料并不都持否定态度。并且，随着这样一套新体系的出现，我们往往会发现，原来在《史记》框架下难以得到合理解释的许多文献材料、考古材料、民族学材料反倒可以重新获得生命。比如空桑传说、高密传说、大禹治水的虚实、《禹贡》的真伪、《山海经》的形成、昆明古族与匈奴称兄弟之谜、竹瓦街铭文的释读、宝鸡鱼国的解释等等，不一而足。 【版权提示】：本文作者已签约 *** 骑士，未经作者古史微授权，不得转载。文中所用图片多来自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作者删除，谢谢。 参考文献： 1、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编著：《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0年版。 2、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书店，1983年版。 3、张培瑜：《试论〈左传〉、〈国语〉天象纪事的史料价值》，《史学月刊》2009年第1期。 4、张富祥：《〈国语·周语下〉伶州鸠语中的天象资料辨伪》，《东方论坛》2005年第3期。 5、郭静云著：《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多学科相结合的「夏商周断代工程」

一。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缘起和目标

中国古代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有数的独立起源的古代文明之一，而且绵延流传，没有中断，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

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发现表明，中国在公元前第三千纪的龙山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城垣、文字和青铜器，中国古代文明的起始年代比过去估计的年代要早得多。

但是，司马迁写的《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只能追溯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再往上的西周早、中期和夏、商两代，只有世系而无年代。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中，有两千余年未建立起年代学标尺，这就向中国的科学家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如何填补这一段空白，完善这一年代学标尺。

从西汉末年的刘歆开始，有很多学者致力于夏商周年代的研究，但在将近两千年的时间内，他们的研究始终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今天看来，在材料不足、研究手段比较落后的情况下，想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确实是很困难的。半个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一系列成果。其中，夏商周三代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特别是对这一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所作的分期研究，已经建立起可供测年的分期序列。同时，碳十四测年技术的不断改进，精度有了很大提高，测年的误差进一步缩小。因此，1995年春在河南偃师召开的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从事测年的物理学家提交了《解决商周纪年问题的一线希望》的文章，指出因测年精度的提高，利用碳十四测年技术有可能解决夏商周年代问题。另外，天文历法研究、古文字学研究和青铜器分期研究等方面，也都取得了很多成绩。这样，采用多学科结合，联合攻关，开展夏商周年代学研究的基本条件已经成熟。因此，国务院于1996年决定实施「夏商周断代工程」，并将它列为国家「九五」重中之重的攻关项目。

「夏商周断代工程」要达到的具体目标是：

1. 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包括西周早、中期和晚期前半段各王，确定比较准确的年代。

2. 商代后期从商王武丁至帝辛（纣），确定比较准确的年代。

3. 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

4. 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二。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课题设置与组织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夏商周断代工程」设立了9个课题、30个专题。它的特点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组织各学科的专家联合攻关。当然，各个课题、专题要研究解决的问题不尽一致，各学科交叉结合的情况也有所不同。各学科专家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或手段开展研究，但主攻的方向和目标是一致的。例如：

从事文献学研究的专家们，把中国历代典籍中有关夏商周年代和天象的材料汇集起来，进行分析和整理，对其中一些重要的文献材料详加考证，逐一判断其可信程度和使用价值，以供使用。

从事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学者，着重对夏、商都城的地理位置进行考证，为探索夏、商时期的都邑提供线索。

从事古文字学研究的学者，将吸取考古学研究的成果，做好殷墟甲骨文和西周青铜器及其铭文的分期研究，并选出有年代意义的材料，供天文学家作天文历法方面的研究或进行碳十四测年。

天文学家们则在总结前人在天文年代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依据文献学和古文字学家提供的材料，推算出准确的年代。这些年代若能得到碳十四测年中测得的相关年代的支持，可以起到定点的作用。

考古学家在对三代考古遗存进行系统研究，确立可靠的分期序列的基础上，提供层位关系清楚、文化属性明确、可以构成系列的含碳标本，由物理学家作碳十四测年。测年结果，可以得到与考古分期序列相一致的年代序列。

从事碳十四测年的学者们，用常规法和加速器质谱法在对设备进行改造后，精度已有提高，误差缩小到千分之五。对含碳样品进行测年，可以提供与三代考古文化分期序列一致的三代年代序列。如果天文学家推算的有关年代对这个年代序列给予支持，那么这个年代序列就为构架较细致的三代年代框架打下良好的基础。

参加工程的有170位来自不同学科的专家，采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办法，联合攻关，共同去攻克夏商周年代学难题。这在中国学术史上还是第一次，在方法论上也具有开拓意义。实施过程中，各个课题、专题都是独立地进行研究。最后，将各专题、课题的研究结果综合起来，进行平衡调整，制订出一份夏商周年表。这份年表是多学科相结合的产物，它比以往由单一学科或单项研究作出的结论要科学、合理得多。

为了使工程规定的目标能顺利实现，国务院成立了由国家科委副主任邓楠为组长、七个部委领导为成员的领导小组， *** 、宋健二人为工程特别顾问。聘任李学勤、仇士华、李伯谦、席泽宗为工程首席科学家，主持由21位不同学科的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工作。成立了「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办公室，负责日常事务及有关工作。

三。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进展情况

「夏商周断代工程」于1996年5月16日启动以后，各课、专题经过论证，陆续进入实施。三年来，由于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已经取得了一系列阶段性成果。

首先，西周列王的年代学研究，是工程所列九个课题中最复杂、也是设置专题最多的一个。所设的8个专题都已取得显著成绩。例如北京琉璃河遗址和山西的天马──曲村遗址的文化分期与年代测定，已为西周王年的推定提供了很重要的参数。位于北京房山的琉璃河遗址是西周时期的燕国都城，它的起始年代可上推到武王时代。琉璃河遗址发掘的200余座墓葬所分的三期六段，可与丰镐遗址、天马──曲村遗址的分期相对应。从所分三期六段的墓葬资料中采集的含碳标本进行测年，已经取得了与分期序列一致的年代序列。其中，1193号大墓的墓主是周初第一代燕侯， ( ) 从墓中采集的含碳标本测定的年代，有助于西周早期年代的推断。位于翼城和曲沃交界处的天马──曲村遗址是早期晋国都城址。所分的四期七段的时代，从西周早期延续至东周时期。遗址内的晋侯墓地发现的8组17座大墓，被推定为自晋武侯起前后相继的8个晋侯及其夫人之墓。由文献可知，这些墓主与西周王世可以对应起来。如墓中出有「晋侯苏」铭青铜乐钟的8号墓，据研究，他就是《史记·晋世家》中所记的晋献侯，他的死亡时间是周宣王十六年，即公元前812年。用墓中采集的含碳标本作碳十四测年，测年的年代为公元前前808年（加减8年）。这个年代与文献记载的年代是一致的。这个实例，说明依西周考古分期进行测年，所得的年代与西周这一段时期内的王世是可以对应起来的。

按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周「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对「天再旦」这一天象记录，很多人认为日出前发生的日全食现象，即日出前，天已发亮，日全食发生后，天黑下来，日食结束，天又一次放明。工程中有一专题组利用1997年3月9日发生日全食的机会，到新疆北部组织观测，全面掌握了天光变化，证实了早上日出前发生日全食的时侯，确有「天再旦」的现象。结合公元前1100年至公元前840年间中国能见到的全部日食，确认郑地见到「天再旦」日食的年代为公元前899年不误。这一结果为西周列王年代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数。

对西周青铜器的分期研究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依据分期成果，将青铜器铭文中有纪年、月、干支相等内容，从天文历法的角度进行研究和推算，进而推定列王的年代。这方面的工作也取得了不少收获。

武王伐纣的年代作为商周两代的分界，这是学界同仁公认的。这一年代的推定，对三代年表的建立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于文献对这一事件的记载十分简略，所以历来对武王伐纣年代的研究，其结论差距很大。据统计，各家对伐纣之年的说法有44种说之多，前后相差100多年。「夏商周断代工程」设置了武王伐纣的年代学研究课题，对这一问题作深入研究。在工程所列的39个专题中，有好几个专题的研究结果，都直接或间接地与这个问题有关。其中，考古学家在西周早期遗存与先周（周人先公先王时期）遗存中采集的含碳标本，经碳十四测年，已经提出了反映二者年代关系的时间段（1050BC——1020BC），由于这一时间段的跨度比44种说法所跨的100余年小了许多，这就可以把44种说法中的相当一部分排除在外。再结合天文学研究的成果，就有可能提出一个与这一事件发生的年代更接近的伐纣之年。

商后期年代学研究课题设有4个专题，即殷墟文化分期与年代测定；殷墟甲骨分期与年代测定；殷墟甲骨文和金文年祀的研究；甲骨天象记录与商代历法。这些专题的设置，是从这四个方面入手，将不同学科交叉结合取得的成果综合起来，确定商后期比较准确的年代。这一课题也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依据安阳殷墟文化分期，在所分的五期遗存中各采集了可供测年的含碳样品。物理学家进行测年后提供的第一批年代，表明它与分期序列的早晚是一致的。因此，一旦将这些样品测完，再加上甲骨分期年代学测定的年代序列，将这两个专题的结果综合起来，可以为商后期年代框架的建立奠定良好的基础。

天文学家与古文字学家对武丁时期宾组卜辞中所记五次月食的研究，从对月食卜辞的正确释读着手，又按甲骨学标准排出先后次序。然后由天文学家对这五次月食进行推算。他们从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1000年间安阳地区可以看到的月食中找出与上述五次月食记录的干支相合、先后次序也相合的月食。进而提出了武丁王世的年代范围（1239BC —— 1181BC或1250BC——1192BC）。这一结果与殷墟文化分期中推断为武丁时期遗存的碳十四测年结果不矛盾。两相对照，可为推定商王武丁的年代提供依据。由历史学家对商代最后三个商王的年祀进行的研究，进而由天文学家从天文历法方面进行推算，也为推定三王的年代提供了重要参数。

关于夏代和商前期的年代，考古学家已在河南发掘了登封王城岗、偃师二里头、郑州商城、偃师商城等城址，对这些遗址的文化分期已有了很好的基础。依据文化分期采集含碳样品的工作已经完成，测年结果也陆续公布。依据测年结果，可以提出一个与文化分期相一致的年代序列。加上天文学家和历史地理学家的研究结果，一旦对夏商分界的年代有了结论，可以排出夏代和商代前期的年代框架。

为了便于比较与参考，「夏商周断代工程」还设立了世界诸古代文明年代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的专题，对其它文明古国研究年代学的状况进行研究。从他们的研究中可以看到，这些国的年代学研究中遇到的问题，与工程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有不少相似之处。这对我们的研究很有助益。

总之，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以来，虽然只有三年时间，但在各学科专家携手合作、共同努力下，已经取得了不少阶段性成果。由于有了这些成果，使制订夏商周年表的任务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予以完成。这些成果还说明，采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办法，是可以解决一些过去由单一学科或单纯由人文社会科学无法解决的课题。它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开拓了一条新路。因此，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目标虽是为了解决夏商周三代的年代，但工程实施的意义则远远超出年代学研究的范畴。它对中国考古学、历史学、古文字学、天文年代学等学科的发展将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夏商周青铜文明的研究论文

考古发现中国最早的彩陶出现于距今8000年左右的大地湾文化中，这些最早的彩陶都是在陶器的口沿外侧装饰一圈红色宽带纹。虽然除了红色彩宽带纹以外，也能见到一些其他的纹饰或符号，但其数量远不及红彩宽带纹。不仅如此，全世界各个地区各种古代文明最早期的彩陶都有这样两个十分显著的共同特征：一是早期彩陶的彩绘都是红彩或者以红彩为主，二是纹样都以围绕器物口沿一周的宽带纹为标志，从而形成了早期彩陶以红宽带纹为主的世界性特征。这些早期彩陶虽然彩绘特征相同，年代也大致相同，但它们遍布于西亚、中亚、埃及、印度、欧洲、中国、美洲，“绝不可能是在某一个地方首先产生以后传播到另一个地方去的。”[45]。从图腾崇拜的角度看，这种早期彩陶红宽带纹显然既不能与欧洲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和雕塑相衔接，也不能与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彩陶鱼纹、鸟纹、蛙纹（包括抽象纹饰）相衔接。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彩陶纹饰为什么会由写实的象生的动物纹样向抽象的几何形纹样演化，这从图腾崇拜的角度找不到答案[46]，而欧洲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和雕塑作为图腾也不能说有确凿的依据和理由。与图腾说并列的是巫术说（即狩猎巫术）：“在法国、西班牙、前苏联等国相继发现旧石器时代的岩画和雕塑，这些岩画有的画在人们难以到达的洞穴深部，有的画在临近地面不到一米的岩石底部，画家和观众都要平躺在地面上才能看到岩画，有的画在离地面几十米的悬崖上，有的岩画上的动物形象全身几乎被刺穿，血正从一个个伤口中流出，有些洞穴中的动物塑像也有被长矛或标枪刺穿的痕迹。许多研究者认为，创作这些岩画和塑像，显然不是为了审美的目的，而是为了巫术的需要”[47]。1940年发现的拉斯科洞穴众多的壁画中，有一处动物的图像被重复画了三次，这致使图像有些模糊。“学者们认为这幅画之所以被反复勾描，就在于这幅画被看作发生了预期的巫术效果，给狩猎者带来了好运，反复勾描为的是后来人能有先前的有求必应”，因为“原始人认为，绘画中的图像与被描摹的动物都有生命，前者影响着后者的生命，因此，画动物就有助于画者获取画中所画的那种动物”。又如欧洲的史前洞穴三兄弟洞中画有一只口鼻喷血的垂死的熊，冯•特•高姆洞中画有一只落入陷井的猛犸象，这些史前洞穴壁画上的动物身上至今还残留着当年被长矛或棍棒猛戳或敲打后留下的痕迹，它们都是一种祈求猎捕动物成功的巫术行为[48]。著名旧石器考古学家尤玉柱先生认为“欧洲旧石器时代洞穴壁画真实地记载了远古时代人类狩猎的场面”，并且他也提到：“值得注意的是不少画面有动物被射杀的情形，这些与近代原始部落的巫术十分相似，被认为是迷信产生的时期”[49]。比较而言，“巫术说”比“图腾说”似更为有理有据（那些动物被射杀的场面当然不能说是图腾崇拜），虽然二者均生发于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和材料。但是“巫术说”之外可能还有更为切合实际的认识。美国史前考古学家亚历山大•马沙克曾采用红外照像和显微镜观察，对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一批骨雕刻品进行过长达十年的研究，认为那些雕刻在骨片上的图案，与其说是一种行猎的巫术，倒不如说是一种具有季节含义的作品，是用来记录季节变换的符号，因确定礼仪日期的需要而创作。比如法国蒙特加特出土的鹿骨“指挥棒”（曾被认为是狩猎巫术艺术的典型例证），上面雕有许多动物形象：其中有一条小鱼“口部呈钩状，表示了鲑鱼每年春季产卵时的回游特征。此时也正是海豹追逐它们的季节”，因此它预告了春的来临；又有一对蛇，“都强调了它们的生殖器官，这也正是蛇在春天交配季节才有的现象”……因此马沙克对鹿角“指挥棒”作了这样的解释：骨雕图案是刻划着季节性动物和花开的示意图，显然具有定日期的作用，而不是出于寻求食物的巫术活动的产物。又如法国拉瓦什出土的一件雕刻品，一侧刻画着秋天常见的公牛伸舌吼叫状，旁边的植物是些干枯的花朵，应是象征秋天的来临；判定这些画面与用于仪式有关的一个重要证据就是这些画面都被重复地使用了。在数以千计的骨片中马沙克发现有一件刻有69个凹坑，他认为这是在出现文字、数学和历法之前的两万年前，克罗马农人用惊人的精确性刻下了月亮的盈亏图像。洞穴壁画中的动物图像，也有不少与表示季节、时令有关：著名的拉斯科洞穴有一只雄鹿的形象，它在两只大角，头朝上，嘴微张，似发出通常在秋季才有的那种求偶的呼唤声。“因此它不能被看作是一种狩猎的对象，而是原始人想用这种雄鹿在二周到三周的有限期间内的求偶活动去象征秋天的来临”。拉斯科洞穴还有一对著名的野公牛的形象，它们各自向不同的方向奔驰而去。“在拉斯科洞穴发现以来近半个世纪中，还没有人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即野牛中的一只是在夏季的脱毛季节，而另一只却是在秋天或冬天的长毛季节。这两只野公牛是被不同的人用程度不同的黑色所画成，它们向不同的方向奔驰而去，似乎意味着夏天和秋天（或冬天）都向各自的目标背道而驰”。马沙克还认为：“到冰间期末期，关于月亮周期的标志以及月份的标志已扩大到了更长的范围，以至包括了月亮—太阳相联系的‘年’（year）的概念。他认为可以假设在冰河期末期，‘年’作为一种概念框架，在克罗马农人的文化中，已经成为一个特殊的、仪式性的并具有神话学意义的概念。”[50]。欧洲旧石器时代洞穴壁画和雕刻艺术的这种季节和历法含义恰恰与人类早期彩陶以红色宽带纹为主要纹饰这一特征及中国新石器时代彩陶纹饰的内涵表达可以一以贯通：蒋书庆先生系统、深入地研究了中国新石器时代彩陶从早期至晚期绵延不断的红色宽带纹及其相关纹饰，认为它们“是对太阳升落周而复始，寒来暑往不断轮回的意象再现，是对自然万物死生轮回周期规律直观感受的理性升华与再现”[51]，而笔者认为中国新石器时代那些精心设计、刻画、造作严谨的器物纹饰其基本内涵表达即为当时的天文历法知识、观念、信仰，而且有确定不移的历数、易数关系作基础[52]。但是天文历法或季节含义与巫术行为并不矛盾，在欧洲旧石器洞穴壁画、雕刻艺术和中国新石器时代彩陶纹饰中，它们可能都是并存的（彩陶被考古学家视为礼器），其目的或功用无非是通过对天文历法和季节的掌握以及举行礼仪活动，祈求更多的动物繁殖、被捕杀以及粮食丰收。在欧洲马格德林时期（距今16000—10000年前）末叶，雕刻艺术突然绝迹，到距今七、八千年前才重新出现，“有人推测，新、旧石器过渡阶段，正是大量野生动物走向绝灭的时候”[53]，而此后人类便转向定居和农耕。这也可以视为那些动物为狩猎对象而非图腾的一个证据。“图腾”（totem）一词来自北美印第安人奥吉布瓦人语言的译音，其基本含义为“他的亲族”，它依附于氏族而存在，对内它是一个氏族选择的想象中的始祖或保护神，对外它是一个氏族用以区分“我”与“非我”的标志[54]。目前所知，图腾、图腾崇拜、图腾文化主要存在和流行于美洲印第安人和澳洲土人的社会组织中，这是近、现代西方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我国学者在将“图腾”这一套概念和范式用于中国古代文化研究时，一般都对其作了变通处理，甚至撇开西方学者的图腾理论，另立新说。例如上举何星亮先生认为图腾文化发生于旧石器中期，繁荣于旧石器晚期和中石器时代，而新石器时代是图腾文化的衰落时期，但中国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初期都没有图腾文化遗迹，于是将中国新石器晚期繁盛的彩陶纹饰视为图腾。陆思贤先生所论图腾、图腾柱存在的环境也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尤其是其晚期[55]，这与学术界一般的认识、对图腾产生和存在的时代界定是不相合的。王大有先生对图腾重新定义，“图腾，即集团族氏、其聚居区、该区域内有代表性的与该地人民生活发生密切关系的某物类或他们的重大发明、社会分工等的一体化表征，其图文标志化，为徽铭。徽，即标志；铭，即‘自名’，称扬祖先以励后人。”他认为中国图腾徽铭有四层含义，批评摩尔根图腾学说是把图腾的“流”错认作了源，把现代后进民族错认作了原始民族，因此摩尔根“没有获得类等级差的第一手材料，便使他的图腾学说导向不可知论”。他说：“现今一切图腾理论，都是将其一点或几点，极端夸大，变成机械条块，而没有这种‘一体化’观，所以在中国文化面前碰壁。”他认为“图腾的产生必定产生在氏族社会之前”，因为“人的群居性，必会以某种标志区别自己与别人，即区别已群和他群”[56]。但是他据以论述的材料又只能是新石器晚期和夏商周时期，这与氏族社会产生于旧石器晚期这个普遍性结论和认识是不相容的。杨堃先生认为“图腾是女子生殖器的象征或‘同体’”、“图腾是妇女生殖力的象征物，图腾崇拜，乃是对女生殖器象征物的崇拜，也是对氏族本身的‘神化’与崇拜”[57]。赵国华先生则认为，并不是只有女性生殖器象征物才是图腾，也不是所有男、女生殖器象征都是图腾，“正确的表述应该是：在原始社会，某些女性生殖器和男性生殖器的象征物演化成了图腾，亦即演化成了某些氏族的始祖和标志”[58]。这个理论看起来消弥了中国图腾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但它不仅否定了“世界上大多数学者认为图腾文化形成于旧石器中期或晚期”这种共识（赵研究的材料仍然是中国新石器晚期的），而且由于泛化的生殖崇拜理论并没有牢靠的基础、常常与基本的考古事实和现象发生龃龉，例如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流行鱼纹、庙底沟类型流行鸟纹、马家窑文化尤其是其晚期流行蛙纹，而三种文化不仅年代上有先后也有一定文化上的渊源关系，按赵国华的理论，便出现先崇拜女性生殖器（象征物鱼），再崇拜男性生殖器（象征物鸟），到早已是父系制社会、夏朝国家产生的前夜又回头去崇拜女性生殖器（象征物蛙），所以所谓“消弥”只是一些假象掩盖了真相。又如，有学者从发音相近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古代青铜器纹饰表现的凶兽饕餮即图腾，二者音义俱合[59]，或认为饕餮即黎族人的“掏坦”（tattan）、美洲阿吉布瓦人的“多丹”，亦即图腾[60]，或认为“陶唐”即图腾，是烧制陶面具的族姓，中国古书中的伏羲、炎帝、尧即是[61]。至于各家图腾学说相互之间的矛盾、龃龉，与考古材料的错位，实非三言两语所能概言。总之，可以认为，有多少图腾研究就有多少问题。冯汉骥先生是国内外知名的考古学家、人类学和民族学家，曾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人类学哲学博士学位，《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说他是“运用现代民族学和社会学的知识，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先驱者之一”。冯1937年回国后长期在四川从事和领导西南地区民族学调查、研究和考古工作，他怎样看待“图腾”和中国“图腾”呢？他说：“现在国内之一般谈图腾者，以为凡与禽兽有关者，必为图腾，有图腾必为祖，而必加以崇拜，此实不然。民族 学上之图腾概念，虽不是什么神秘东西，却亦不如此简单。实际上言之，各民族中实未有将图腾加以崇拜者，‘图腾崇拜’一词，实乃法国沙发椅上的社会学家所发明的一种错误，人类学中并无此种概念也。自民族学上而言之，现在亚洲境内的各原始民族，均很少有图腾的迹象（有以瑶人之祀盘瓠为图腾者，实与人类学上之图腾概念不合），他们在古代有无图腾，是很有问题的。亚洲其他民族，既无图腾痕迹，而汉族为其中之一，在古代有无图腾，自大是问题了”[62]。张光直先生是又一位在国内外深具影响的人类学家、中国考古学家，他也在哈佛大学获得人类学哲学博士学位，长期执教于耶鲁和哈佛大学，并先后担任两校的人类学系系主任，他怎样看待中国“图腾”呢？他1993年在《中国文物报》上发表了一篇短文叫《谈“图腾”》，开篇即说：“在考古学的书籍论文里面，常常看到“图腾”这个名词，是指称在古代器物上动物的图像的。例如，半坡村的仰韶文化的陶钵上画着鱼形，于是鱼便是半坡村住民的图腾。殷商青铜器上铸有虎、牛、蛇或是饕餮的纹样，于是虎、牛、蛇、饕餮这些实有的或是神话性的动物，便是殷商民族的图腾。但是‘图腾’有什么意义呢？我们怎样来证明它是图腾呢？这些个问题便很少见有人加以处理”，因此他说：“我有一个建议：在中国考古学上图腾这个名词必须小心使用”。他认为“个别的图腾一定要与个别的社会群相结合”、“要确立图腾的存在，要先确立氏族的存在。可是确立了氏族的存在并不等于确立了图腾的存在”。“半坡村的住民是不是用鱼做图腾呢？这里有氏族组织是可能的，但是说半坡的氏族以鱼为图腾我们必须将鱼与个别的氏族的密切关系建立起来，同时将其他氏族与其他图腾的密切关系也建立起来。现有的材料中建立这两项关系似是不可能的。殷商青铜器上的虎、牛、蛇和饕餮如果是图腾，它们就应当各别地与虎氏族、牛氏族、蛇氏族和饕餮氏族相结合。从青铜器的纹饰在器上的分布和在遗址中的分布来看，这种结合恐怕是无法建立的”。因此他最后说：“我相信在中国考古学上要证明图腾的存在是很困难的”[63]。从1940年代到1990年代，两位最可能谈“中国图腾”(甚至是最有资格论“中国图腾”)的人类学家、考古学家都说中国古代“图腾”的存在大是问题、很难证明，应该并非偶然。众所周知，论图腾，商人当以鸟为图腾，而且必当反映在商代最重要的礼器青铜器上，但是商代青铜器纹饰完全不支持这一点。“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青铜器纹饰中，很少以鸟作为装饰主题的，因此认为青铜器纹饰与所谓图腾崇拜直接有关的说法，就有人提出怀疑，因为公认玄鸟是商族的图腾，但是在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青铜器主要纹饰中，很少有这个主题，因而‘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似乎没有得到什么反映”。相反，“到了商末周初及至西周中期昭、穆之时，青铜器纹饰中凤鸟纹大量出现，西周早期到穆王、恭王，有人称之为凤纹时代”[64]，但周人却不以凤鸟为图腾、祖先（按《国语•;周语下》“我姬氏出自天鼋”，周人当以龟鳖为图腾，或以黄帝为有熊氏、熊图腾，均于史无证）。顾颉刚曾经考证，大禹“大约是蜥蜴之类”，亦即句龙[65]，而有人认为龙起源于蜥蜴，夏人是最早祀龙的族群、龙是夏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66]。据此，夏人当以蜥蜴为图腾，但是从七、八千年前河姆渡文化、裴李岗文化的蜥蜴纹到2000年前辛店文化的蜥蜴纹常是出现在作为酒器的双连罐（杯、壶）的口部、肩部、耳部或顶部（器盘内），“所见蜥蜴的姿态均为仰首注目，匍匐觅食或正在捕食蚊蝇的形象”。考古学家分析说：“蜥蜴（壁虎）是擅长捕食蚊蝇的动物，说明当时人们将它塑绘在陶器的口沿部位，是为了驱除飞虫的干扰，观其形体也正是在捕食蚊蝇的姿态。此为原始人类以‘比拟巫术’的交感作用达到其驱除蚊蝇的目的。因为谷物酿酒经过发酵产生的醇香（曲蘖）气味也最易招致蚊蝇的吸吮，这在人们现实生活中是普遍存在的现象”[67]。二里头遗址陶片上的龙纹似蜥蜴，既不足以证明龙起源于蜥蜴，更不足以证明蜥蜴为夏人图腾。按《山海经》“鲧复（腹）生禹”，鲧、禹当为鱼龙，夏人或以鱼龙、大鱼（禹）为图腾，也于史无证。孙机先生说：“我国已发掘的新石器时代的古墓葬不下十万座，但在出土物中却找不出哪怕一个氏族所共同拥有的图腾徽号”、“在考古发掘中看不到图腾崇拜的迹象”[68]。我们认为这个判断和认识是恰当的，而陆思贤先生所推测的氏族“图腾柱林立”的情形也没有考古材料支持。迄今，不仅一般的村落、居址没有发现“图腾柱”存在（也未见可以推测和判断为图腾柱柱洞的报道），而且象前述灵宝西坡的特大型房址、大地湾F901、枣阳雕龙碑和扶风案板等大型房址的发掘，均未见有这种极其重要的图腾柱遗迹。法国现代人类学家">-斯特劳斯认为图腾主义根本不存在，只是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的一种幻觉而已[69]。我们认为，这种认识和说法与中国的“图腾”文化研究正相适应。图腾、巫术之外，原始人对“神灵”的迷信也被认为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即英国人类学家泰勒的“万论有物论”）。虽然人类至今仍然没有完全摆脱对神灵、鬼魂的迷信，在一些地方、人群中或多或少存在着这方面的观念，受其影响，但是在研究古代文化、面对古代遗存时，也不能简单地动辄即以神灵崇拜（或其他崇拜，如自然崇拜、生殖崇拜等等）、巫术行为视之，尤其要分辨：神灵崇拜、巫术行为究竟是一种终极目的，或者仅只是一种手段、过程？是主题还是形式，是行为或事象的本质，还是仅只是一种附产物？如果不注意区分这些问题，不作深入的考察和追究，那么古代遗存和古代文化研究就会变得简单化、表面化、模糊化，我们与古人的真实生活、行为、思想文化和心理就会失之交臂，所谓研究就只是一种猜测或者既有观念、印象、知识与古代遗存、事象之间的搭配。《周礼•天官》说：“一曰祭礼，以驭其神。”《周易8226;观卦》的《彖辞》说：“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周易正义》中将这段话和奥古斯汀大帝所说“有神则资利用，故既欲利用，即可假设其为有”相提并论。朱狄先生说：“驭神的前提就是神的存在，故宁设其有，不设其无，这是最保险的做法，古今中外几乎没有一个统治者不知道这一点，因此，祭礼仪式确有其消极的一面。除了原始社会的祭礼仪式没有宣传的目的之外，其他社会都是作为一种统治工具而存在的[70]。我们知道">时，龟卜易筮皆是大凶，而暴风雨也骤然而至令百官心生惊惧，气得姜子牙扔掉蓍草、踏碎龟甲，怒道：“枯骨死草，何知而凶？”在此情形下，姜子牙力主出兵伐纣，一战而灭了商朝。商朝是有史以来鬼神气氛最为浓重的一个朝代，似乎对鬼神的信仰、祭祀最为虔诚，然而商朝假腹豆的存在和流行证明商王朝也在哄鬼、愚神或谓“神道设教”、“驭神”[71]。我们不能认为原始社会的祭礼仪式就“没有宣传的目的”，原始人信神、祭神就是纯粹的信神、祭神，而不怀有其他的目的和意图。中国古史传说中的颛顼绝地天通“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国语•楚语下》）就是利用宗教、对神的祭祀来调整社会关系，加强统治。考古发掘中发现的大量的宗教和祭祀遗迹、遗物也能证明这一点，如红山文化的祭祀、良渚文化的祭坛，史前各考古学文化中的玉礼器，它们既具有祭天礼神的功能，更是社会等级分化、人们身份区别的伴生物和象征物，是统治阶层进行社会治理的一种道具。一个聪明的尼格罗人说：“我们中的无论哪个如要从事什么事件，先必找寻一个神灵来帮佐。跑出门外最先看见的东西便可以当做我们的神。否则如见有适在我们路中的任何物件如石头、木块等物，也可把它拿来，供民祭献，然后对它宣誓，说它如肯帮助我们，我们便崇拜它为神灵。这种方法如成功，我们便造出了一个新的神灵来帮助我们了，以后便每日供献它新鲜的牺牲。如这神灵不肯允许相助，便把它送还原处。我们是这样的日日在创造及破坏神灵，所以我们反是神灵的主人和创造者呢”[72]。旧石器时代中期尼安德特人（约生活于距今15万年—万年间）的一些遗迹现象，一向被认为是人类最早的表现宗教信仰的考古遗迹，如所谓“洞熊崇拜”、“食人风俗”、“鲜花墓葬”等，现在经过更加深入和细致的研究，它们大多遭致怀疑，被认为“有不少可能是靠不住的”[73]。所以“不管在什么时候，只要我们在考古遗存中发现不好解释的现象，往往都会把它归之于宗教”[74]，这种做法虽然简洁或者看起来“稳妥”，但其实不然。综上所述，笔者个人的意见倾向于：在中国的史前时代，“图腾”或图腾崇拜是难以证实的，更不可能存在广泛的普遍的图腾崇拜和信仰，而神灵崇拜（或信仰）和巫术行为可能是较为普遍的，但在认定这些东西时不宜简单从事。

殷墟青铜器 三羊尊

纪念论文答辩一周年

从某件事情上得到收获以后，应该马上记录下来，写一篇心得体会，如此就可以提升我们写作能力了。是不是无从下笔、没有头绪？以下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本科毕业论文的答辩心得，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昨天，我到安康参加电大法学本科毕业答辩，答辩过程有些紧张，但还顺利。答辩完后，和同学们聊天，才知道很多同学答辩时问题没有回答好，我把自己和同学们参加答辩的过程整理成几点心得体会，准备毕业答辩的朋友可以借鉴一下：

一是毕业论文题目不要太大，范围不要太广，尽量写的具体些，最好是与自己工作生活有关联的；

二是论文最好自己执笔，可以在网上找些相关资料借鉴，内容中最好有工作生活中的实例；

三是论文写成后，要了解内容相关的知识，准备答辩；

四是在答辩的过程中，不要紧张，普通话要标准，语速要中等，不宜太快或者太慢；

五是要有礼貌，答辩开头要说老师好，介绍自己的个人资料，结束要说我的回答完毕，老师；

六是答辩分为两部分，开始是用简练的语言介绍论文的大概内容，然后是老师根据论文提出问题，一般是三道题，准备五分种后回答问题；

七是回答老师的问题，一定要说全面，尽量举一些例子，让老师觉得你的论文深入了实际；如果回答的不全面，老师还会临时提出一些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一定不能紧张，理清思路，知道多少回答多少，千万不要卡壳；

以上是自己胡乱总结的一些心得，也不知道对不对，权当是自己的无聊之笔。

答辩一般是几位相关专业的老师根据你的论文对你提一些问题，同时听取你的个人阐述，以了解你对论文的熟悉性。一般各位学友应按以下步骤进行：

1、首先阐述个人的论文简介；

2、边演示边结合你的论文进行讲解；

3、回答老师的问题(要说明的是老师可能在任何时候提问，不一定要到最后才提问)结合以上的步骤，你可能已经知道自己该怎样做了。但我还要提醒你注意以下几点，这才是一般人容易疏漏的地方，同时又是很行之有效的方法：

1、一定要显出自信

答辩老师会时刻盯著您的眼睛，他们也许真的很想看出你的破绽：，自信会很有效的打破他们的任何企图。使你自信的方法只有自己看熟论文、搞懂论文的原理与步骤。同时，让自己的眼睛注视着各位老师，尽量以站姿进行答辩，并保持中等偏慢的语速。这些措施都能使你显得充满自信!

2、预先设想老师会问的问题

如果你已经对老师问的问题有了预先的准备，那答辩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实战前总结自己的毕设，回忆制作中的难点与重点并结合自己的论文，写出10-15个问题就足够了(一般答辩提问数量在3-6个问题)，当然更重要的是一定要准备好这些问题的答案啦!

计算机类专业答辩一般老师提问都行如以下的问题：

软件类：这个功能你是如何实现的?使用了怎样的技术?采用了何种数据结构?那些是你编写，那些是自动完成?

硬件类：使用了那种器件?该器件有何种特点?

3、准备好了吗?最后，让自己按以上的三个步骤全部演习一遍，别以为没有必要，事实证明它是非常有效的。

最后，再提醒各位学友一点：请注意你的礼貌问题，上台要向各位来时问好；征求老师的同意后再开始讲述；答辩完后，就算你怎样不情愿，也要谢谢各位老师。记住，给各位老师留一个礼貌自信的形象是对你非常有好处的!

今天，我们班开始了意义重大的论文答辩。之前，道听途说来的关于答辩的种种细节让我们一直很是忐忑不安。虽然学院关于学年论文和实习报告的审核都很宽松，甚至有点程序化，但是论文答辩是学院对一个人专业知识水平、学业发展水平和对事件的观察及分析能力的总结和考核，所以尽管大家嘴上都说不要杞人忧天、学校不会为难人之类的安慰词，但是大家私下还是挺用心去准备，认真仔细地熟悉自己的论文、文献综述及参考文献，还有有关论文的一些知识点。

这三天，是清明节假期。昨晚，学校的图书馆也不再是座无虚席，寥寥落落地分布在图书馆的各层学习区域，但是有一半是在准备着毕业论文答辩的毕业班学生。桌上整整齐齐地摆着洁白的材料，每个人都正襟危坐，如临大敌，有的还咬着笔陷入了沉思。赵舍更是精益求精，都已经答辩在即了，还在检索机上查找资料充实论文。我从他身边大摇大摆，故意要引起他注意力，他也没有理我，让我自讨没趣了一番，还引来了其余的人看怪物一样的眼神。反思之下，更悲哀的是，相对我们赵舍那种孜孜不倦、锲而不舍地追求完美的严谨的治学态度，我的学习态度真的是太不端正。不是我不喜欢学习呀，也不简简单单是毅力不如别人的问题，还有从小就没有重视过对学习的.良好习惯的培养。回到宿舍，看到小军在煲电话粥，我们都有点惊讶，但更相信他此时的如此轻松是因为他的胸有成竹和镇定坦然的心态，所以每个人都不惜溢美之词，大赞他可以在每个人都有点彷徨的时候如此轻松，有做大事的英雄风范，羡慕他的香艳熏人的桃花运，而且还抢着拿自己的人格打包票说他肯定可以进入第二轮的大组答辩，说得我们发现原来大家的吹牛拍马的功夫已经达到如火纯青的地步，一个个慷慨激昂的抒情句，把自己都给感动了。(老师说过，优秀的论文可以进入第二轮答辩。)他也开始飘飘然了，看到他笑容灿烂，欲推还迎的姿态，于是大家又开始快马加鞭地奉承他......说得他不好意思了，又去打第二个电话。不过说心里话，我们的话里的确有一半是包含着对他的知识和学习态度的肯定。晚上，我们按照当天宿舍内部达成的规定，准时熄灯了。躺在床上，我发现原来我的生活节奏可以如此紧凑的。只是有点落寞。夜深了，你还好?熄灯后，赵舍拿着晚上打印的自认为老师可能提出的问题的纸，满怀激情地一个人站在阳台，昏暗的灯光下，他开始有模有样地想象着次日的论文答辩现场的情景，手舞足蹈地把纸上每个问题的答案说得有理有据、铿锵有力，声音一如既往的洪亮和清晰，很是震撼了经过大门的舍友们，虽然大门紧闭、外面雾气朦胧细雨滴答，仍可以想象那是怎么一副感天动地的景象呀。要求进步的同学们，当以此为榜样!

今天，八点半，大家都很准时来到理工楼三层。我们刚走到那，时间还没到，可三间教室的三个小组的同学都已经到了，以前上课，我们宿舍是最早的，今天答辩，我们却是最迟的。大家都很投入地在准备着，很少人在聊天，也很少人在走动，默默看着自己的论文，若有心思、悄悄地动着嘴唇。大专毕业时，我没有被抽中参加答辩，因为对于教室里那样的桌椅排列和那种氛围，有点敬畏的感觉。

抽签开始了。我和舍友们按着黄老师的意思，把答辩用的教室摆出了样子。教室的中间拉出三张桌椅，并成一排，这是答辩老师坐的，然后隔着两张桌子的距离又放着一张桌子，正对着老师们的座位。其他的桌椅都被规则地拍到教室的四周，这样便于答辩的同学可以快速地交换进出。等我们排完桌子，桌上的纸条已经剩下可怜的三两张，看了一下数字：1、4、3、15、19、20。不是很前面，就是较后面。我有点怀疑刚才抽签的公平性了。不过早晚都得挨刀，而且没有轻重之分，但第一个答辩有压力，我就挑了四号。有个比较晚抽的家近的女生拿着19号的小纸条，说她不想等到下午答辩，便和我作了交换。

本课题是在我的导师李会庆研究员的精心指导和悉心关怀下完成的。导师严谨的科研思路、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渊博的学识、敬业的精神、对科研工作敏锐的洞察能力是我毕生学习的楷模。在此，对导师三年来对我学术上的`精心指导与生活上的关怀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衷心的感谢。

衷心感谢山东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赵仲堂院长、王永杰副书记、姜希宏副书记、李士葆老师等在业务与生活等方面给予的关心与帮助。感谢姜宝法教授、王束玫教授、贾存显老师、王洁贞教授等在我学习上提供的帮助。

感谢山东省医学科学院生物中心高雪芹老师、黄海燕老师等在我实验中给予我的无私帮助。

感谢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化验室邢杰大夫和山东省医学科学院皮肤病防治所检验科的李娜大夫等在标本采集中提供的帮助与支持。

感谢章丘计划生育服务站、诸城计划生育服务站、岱岳计划生育服务站和无棣计划生育服务站的领导与有关人员在现场调查与标本采集过程中提供的大力支持与帮助。

感谢山东省医学科学院基础所流行病研究室的刁玉涛老师在科研工作中提供的支持与帮助。

感谢师兄弟、师姐妹王志萍博士、郑国华博士、陈会波博士、周英智博士、杨艳芳博士、房学强博士、郑薇硕士和黄克锋硕士在我学习与生活上的关心与帮助。

感谢我的家人对我学习和生活上的全力支持和关怀。

最后感谢在我学习、生活及论文完成过程中给予过我关心和帮助的所有老师和同学。

首先，衷心地感谢我的导师赵仲堂教授。当我面对科学的高峰有些彷徨时，是导师在鼓励我，“攻坚莫畏难，只怕肯登攀”；当我在科学的殿堂中步履蹒跚时，是导师在指点我，“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当我埋头于书本执迷不悟时，是导师在明示我，“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当我在实际工作中遇到困难时，是导师在引导我，“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我的导师，学识渊博，对专业孜孜以求，精益求精。百忙之余仍然读书不辍，不断探求；为人师表，率先垂范；传道授业，呕心沥血。如果说我从导师那里学会了怎样做好学问，那么首先应该说我从导师那里领略了真正的学术精神，导师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坚韧的探索精神将使我终生受益。

衷心地感谢李士雪、王志玉、徐凌中、姜宝法、王束玫、彭绩、方鹏骞、卢祖洵、李立明、曾光等教授的鼎力支持，以及王陇德、姚志彬、江捍平、张丹、钟育新、陈广源、王立新、刘松暖、陈金喜、钟天伦等领导，在我工作和学习中，时常能感受到他们对我的关心和帮助。

衷心地感谢山东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全体老师。当我在千里之外迷茫、徘徊时，是他们慷慨地为我敞开了大门，把我领进了一个深奥而又迷人的殿堂。感谢亲爱的师兄弟们，感谢他们在科研工作中给予的大力帮助!

衷心地感谢深圳市卫生局、宝安区卫生局及各系统、各部门的领导、同事和朋友们在我平时工作及完成论文过程中对我的支持与帮助。

最后，衷心地感谢宝安区委、区政府、区人大、区政协、区编委等各级领导及区人事局、区计划局、区财政局等部门、社会各界对我区公共卫生事业的重视和支持!衷心地感谢宝安区公共卫生系统的各位同仁以卓越的执行力作出的突出贡献!

终于在XX年5月26日这一天中午12点半，苦心经营三年多的毕业论文——《XX》终于告一段落了。

毕业汇报上，奥运公园的总规划师XX老师对我的论文思路提出了质疑：为何以十三陵、雅典卫城等以帝王将相为祭祀主体的案例作为研究对象，这些案例如何有助于表达中央苏区烈士陵园的场所精神，又怎样能够有助于体现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精神境界?

我急中生智，做出了如此这般的解答：电影《吴清源》的导演田壮壮在拍摄影片时，强调尽管电影的剧本完完全全是按照吴清源先生的自传《中的精神》改编而来，但并不是要以影像的方式还原历史，而是力图恢复精神层面的境界。同样，我的设计也是依据帝王陵寝建筑的格局还原烈士陵园精神层面的场所精神，而且精神境界在还原到“人”的层面时，具有一定的趋同性。XX老师则坚持予以否认，并明确指出我没有理解者20多万为何而牺牲。

其实静静想来，明国时代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而他的陵墓依然按照帝王陵寝的格局：牌坊、甬道、陵门、碑亭、方城明楼、宝鼎这一空间序列完成；新中国的缔造者、伟大的无产阶级导师毛主席的纪念堂也是按照林肯纪念堂建造的。究其原因，诚如程XX老师所说：旧的系统完全崩坏，新的系统又没能建立起来，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设计师尚且“人在旅途”。说到底，问题的根源是在这个尴尬的、新旧交替的时代，中国新时代的民族形式该何去何从?

显然，这不是单凭我一己之力就能够解决的，一定程度上我成为了时代的牺牲品。惋惜的同时，又深感责任重大，绝不敢有半点松懈，而更要打起百倍的精神走完未来的路。一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论文作者要顺序通过答辩，在提交了论文之后，不要有松一口气的思想，而应抓紧时间积极准备论文答辩。那么答辩者在答辩之前应该准备哪些呢?

第一，要写好毕业论文的简介，主要内容应包括论文的题目，指导教师姓名，选择该题目的动机，论文的主要论点、论据和写作体会以及本议题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第二，要熟悉自己所写论文的全文，尤其是要熟悉主体部分和结论部分的内容，明确论文的基本观点和主论的基本依据；弄懂弄通论文中所使用的主要概念的确切涵义，所运用的基本原理的主要内容；同时还要仔细审查、反复推敲文章中有无自相矛盾、谬误、片面或模糊不清的地方，有无与党的政策方针相冲突之处等等。如发现有上述问题，就要作好充分准备——补充、修正、解说等。只要认真设防，堵死一切漏洞，这样在答辩过程中，就可以做列心中有数、临阵不慌、沉着应战。

第三，要了解和掌握与自己所写论文相关联的知识和材料。如自己所研究的这个论题学术界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什么程度?目前，存在着哪些争议?有几种代表性观点?各有哪些代表性著作和文章?自己倾向哪种观点及理由；重要引文的出处和版本；论证材料的来源渠道等等。这些方面的知识和材料都要在答辩前做到有比较好的了解和掌握。

第四，论文还有哪些应该涉及或解决，但因力所不及而未能接触的问题，还有哪些在论文中未涉及到或涉及到很少，而研究过程中确已接触到了并有一定的见解，只是由于觉得与论文表述的中心关联不大而没有写入等等。

第五，对于优秀论文的作者来说，还要搞清楚哪些观点是继承或借鉴了他人的研究成果，哪些是自己的创新观点，这些新观点、新见解是怎么形成的等等。对上述内容，作者在答辩前都要很好地准备，经过思考、整理，写成提纲，记在脑中，这样在答辩时就可以做到心中有数，从容作答。

需要帮忙联系同学原，创，查，重

1、学术论文是某一学术课题在实验性、理论性或预测性上具有的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或创新见解和知识的科学记录，或是某种已知原理应用于实际上取得新进展的科学总结，用以提供学术会议上宣读、交流、讨论或学术刊物上发表，或用作其他用途的书面文件。2、学术论文的写作是非常重要的，是衡量一个人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的重要标志。在学术论文撰写中，选题与选材是头等重要的问题。一篇学术论文的价值关键并不只在写作的技巧，也要注意研究工作本身。在于作者选择了什么课题，并在这个特定主题下选择了什么典型材料来表述研究成果。科学研究的实践证明，只有选择了有意义的课题，才有可能收到较好的研究成果，写出较有价值的学术论文。所以学术论文的选题和选材，是研究工作开展前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步，是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3、学术论文，就是用系统的、专门的知识来讨论或研究某种问题或研究成果的学理性文章。具有学术性、科学性、创造性、学理性。4、其分类如下：（1）按研究的学科，可将学术论文分为自然科学论文和社会科学论文。每类又可按各自的门类分下去。如社会科学论文，又可细分为文学、历史、哲学、教育、政治等学科论文。（2）按研究的内容，可将学术论文分为理论研究论文和应用研究论文。理论研究，重在对各学科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研究；应用研究，侧重于如何将各学科的知识转化为专业技术和生产技术，直接服务于社会。（3）按写作目的，可将学术论文分为交流性论文和考核性论文。交流性论文，目的只在于专业工作者进行学术探讨，发表各家之言，以显示各门学科发展的新态势；考核性论文，目的在于检验学术水平，成为有关专业人员升迁晋级的重要依据。

西夏年号研究论文

景宗 武烈皇帝 李元昊 显道（3） 壬申 1032 开运（1） 甲戌七 1034 广运（3） 甲戌八 1034 大庆（3） 丙子十二 1036 天授礼法延祚（11） 戊寅十 1038 毅宗 昭英皇帝 李谅祚 延嗣宁国（1） 己丑 1049 天佑垂圣（3） 庚寅 1050 福圣承道（4） 癸巳 1053 奲都（5） 丁酉 1057 拱化（4） 癸卯 1063 惠宗 康靖皇帝 李秉常 乾道（2） 丁未 1067 天赐礼盛国庆（6） 己酉 1069 大安（11） 乙卯 1075 天安礼定（1）丙寅 1086 崇宗 圣文皇帝 李乾顺 天仪治平（4）丙寅七 1086 天佑民安（8）庚午 1090 永安（3） 戊寅 1098 贞观（13）辛巳 1101 雍宁（5）甲午 1114 元德（9）己亥 1119 正德（8）丁未四 1127 大德（5）乙卯 1135 仁宗 圣德皇帝 李仁孝 大庆（4） 庚申 1140 人庆（5） 甲子 1144 天盛（21）己巳 1149 乾佑（24）庚寅 1170 桓宗 昭简皇帝 李纯佑 天庆（13）甲寅 1194 襄宗 敬穆皇帝 李安全 应天（4） 丙寅正 1206 皇建（2） 庚午 1210 神宗 英文皇帝 李遵顼 光定（13）辛未八 1211 献宗 谥号空缺 李德旺 乾定（4） 癸未十二 1223 后主 李睍 宝义（2） 丙戌七 1226干支后面的数字表示改元的月份

文学硕士论文：从亚述学的进展看西夏学的得失

提要： 本文通过对亚述学学术立足点和研究方法论的初步体会，重新审视了西夏学的发展道路和研究得失，着重指出了在西夏学研究中 语文 学的基础地位和文化人类学思维模式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 ：西夏学 亚述学 语文 学 考古学 文化人类学 历史编纂

西夏学(tangutology)的历史，若从1804年甘肃武威发现番汉合璧的《重修凉州护国寺感通塔碑》、清人张 澍 据其碑阴所刻之汉文西夏年号“天佑民安”正确断定碑上番字为失传已久的西夏文算起，至今已有将近两个世纪了;但真正意义上的西夏学学科，则当以1908—1909年间沙俄军官科兹洛夫(п. к. козлов)率领的探险队在内蒙古黑水(khara-khoto)地区获得八千余件西夏文文书并运藏彼得堡为其发端之时[i]。

西夏学发展至今，在 语文 、考古、社会历史三大基础性板块学科的建设方面均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同时也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学科进展渐趋缓慢的现实考验。认真探究其原因，我们不无遗憾地发现，比较突出的一个缺陷，乃是我们的西夏研究一般都疏于同国际上已有充分发展的类似学科进行比照、切磋以汲取其有资于自身发展之思考角度和方法体系;而放眼世界，我们却发现，竟然有不少成就卓著的研究领域可以给目前的西夏研究提供相当程度新颖意蕴的启发和借鉴!亚述学就是一例。

所谓亚述学(assyriology)，乃是得名于近东地区公元前两千年代早期存在的古国亚述(assyria)的一门人文科学。它诞生于十九世纪国力正盛之欧洲诸强在近东两河流域地区考古发掘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基础上，至今已有一百五十余年历史了。而其分支如苏美尔学(sumerology)、赫梯学(hittitology)等，到目前为止也各自成为世界文化、历史研究中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次级学科。

从最早的公元前三千年代立国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并首创泥版楔形文字(cuneiform)之苏美尔人(sumerians)开始，中间历经以闪米特人(semites)为主延 祚 近两千年的阿卡德—巴比伦(akkado-babylonian)文明(亚述人的创造即其北部分支)，所涉地域西臻东地中海、东越伊朗高原，时间下限直至公元前三世纪伊始的古波斯帝国以及随后的巴比伦希腊化王朝时期。如此广阔的时空范围之内容物皆为亚述学研究的对象，个中原因则是基于上述所有古国民族流传至今的文明记录均采用了书写于泥版上的楔形文字之缘故[ii]。当初楔形文字的运用一如今天的英文，一度成为国际通用 语文 ，甚至连基本与之同时起步但却一向独立发展的埃及文明以及对后世西方文化影响巨大的希伯来文明均受其文书文献的强烈影响。

自古希腊文明以降，上千年来欧洲语言研究的精髓，主要就是集中在侧重考证记录与历史事件密切相关之书面材料的 语文 学(philology)方面;当然，由于十八世纪以来建立在比较语言学基础上长足发展的西方语言学到今天已是完全改观，传统的 语文 学也早已逾越原来仅仅关注历史的藩篱，philology一词在很多场合已具有指代立足“传统”谱系分类语言学研究基础上之语言研究科学的现代意义。这种基于原始印欧语构拟研究而成熟起来的共时、历时经历充分表明：语言研究只有深入到语音层次的构拟分析，才有可能在比较语言学的基础上更为趋近古人精神世界的揭示——而这，正是我们今天煞费苦心钻研此类“古董”的根本目的之所在!

亚述学即始于研治中近东地区闪米特及西雅利安诸语之语言学家们的艰苦努力，其真正确立又完全立足于考古学对碑碣遗址的研究和 语文 学对书面文献的解读——单纯的考古学者或 语文 学家要么只给出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三维空间的物质填充，要么仅局限于该地远古居民形而上意识形态领域的模糊重建;亚述学家则必须一身兼两任[iii]，并应当在此基础上，随着亚述学学科研究的不断深入，逐步形成具有自己学科特色的系统理论，以便指导本学科各方面具体研究工作快捷、迅速、有条不紊地开展进行。然而即便是以此原则来具体衡量发展至今已有一个多世纪的亚述学界，我们仍然不无遗憾地看到，亚述学家们依然过分偏重于具体而微的语词考据索隐，却鲜有学者自觉构建系统性的理论框架。尽管如此，亚述学界历来崇尚并遵循的楔形文字语言解构之细致考据为基础、同时贯彻各领域遍地开花的文化人类学精神的研究思维模式，却对该学科研究的进展十分有利。

西夏学的起步，如前所述，其实也完全重复了上述过程。西夏 语文 的基础性研究，是西夏学向纵深发展的必要条件。实际上，这项工作早在西夏时期便已由西夏人自己蓬勃开展起来了，当时对其母语语言文字的研究，虽然受同时代业已成熟之汉语 语文 研究的影响甚为明显，却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其主要目的显然是为了表征民族立国之新创文字的规范和推行[iv]。这与现代意义上的西夏学研究并无多大直接关系。只是其“研究成果”——譬如字典《文海》、《音同》、《番汉合时掌中珠》等——迄今有幸遗存得还相对完整，这就大大便利了我们今天对其民族特质的准确领会。

今天，西夏 语文 的基本研究方法则是 语文 学的比较分类;其比较范围限于同一内容的番汉文本之间、不同的西夏文文书之间、一件文书的不同部分之间以及同一时期西夏文记录和相应的其他历史纪录(主要是汉文记录)之间[v]。这在以汉字为基础的文字体系内，往往只有助于字词意义的获取而无助于语音的构拟 [vi]，从而难以在此基础上开展更为必要的语言比较研究工作。有趣的是，对亚述学的“立身之所”----楔形文字的研究，却经历了一个截然相反的过程：早已高度音节化的楔形文字及其所记录的阿卡德语、赫梯语、(特别是)古波斯语等屈折语又多有以表音文字记录且研究较为充分的亲属语言材料，使得这些死亡几千年的语言其语音体系至今已有一个基本公认的标准，这就为今人探索几千年前的古人不复存在的形而上世界提供了极为有效的手段。既然亚述学者能以此借鉴来推动亚述学前进，那么，西夏学者又应该怎样面对亚述学在语音构拟和语言比较方面的优势呢?

其实，在西夏学研究早期，为数不多的欧美学者却成就斐然，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深得自己文化氛围中比较研究法的真传而能下意识地加以运用 [vii];深受西方治学方法影响的民国学者如陈寅恪，在其《斯坦因khara-khoto所获西夏文大般若经考》一文中就西夏文“众生”、“无上”两词所作的简略讨论，既援引相应梵文原词及多种对应汉译，又兼及西夏语言特点，虽失之简约，却颇具比较研究之神采[viii]。这种具有比较性质的条理化思维虽然并不是从亚述学中借鉴的，但不谋而合的作法带来的显著效果，难道不能激发我们有意识地归纳总结，从而使这类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更能为我们自觉地运用?

1992年末，中国西夏文化专家李范文教授历经20年艰辛，编纂完成《夏汉字典》，对于西夏文的数量做了较为详细的考证。在对《夏汉字典》每个字目做了详细考证后，李范文认为，全部西夏文共计5917字，而实际上有意义的字共5857字 。在宁夏社会科学院的相关专家努力下，西夏文字还实现了电脑录入。有专家认为，“远看全是字，近看不是字”的西夏文实现电脑录入，极大地便利了个人的电脑写作以及正规书刊的排印，较好地解决了电子化时代西夏文字仍用手工书写的问题。 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出土的西夏辞书《文海》与《音同》收字最全。这两部辞书是由西夏时期的党项族人编著的，为进一步研究西夏语言、文字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同时出土的还有一部由党项族人骨勒茂才编著的辞书《蕃汉合时掌中珠》，它是用汉文与西夏文对音、对意的方式编成的，并收录了许多党项语词汇，因而成为后人解开西夏语言、文字的钥匙。百年来，中外专家学者经过艰苦不懈的努力钻研，结合这些珍贵的文献资料，已基本掌握了西夏文的结构与部分语音，使西夏学的研究有了明显的突破。 专家们在整理俄罗斯藏西夏文献中，发现了一批关于西夏社会的重要资料，如《圣立义海》系统记录西夏自然状况、社会制度和伦理道德，《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是全面反映西夏社会法律、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王朝法典。特别是大量反映西夏社会底层的乡里户籍，军抄文书，借贷，买卖文契，各种账目、官牒私信以及很多文献的序跋、题款等，都是反映西夏社会的真实纪录。这些文书多是草书。这些出自西夏基层的文书很多记有西夏的年号。这些文书从数量、内容、价值方面都可与敦煌社会文书相媲美，为研究西夏社会增添了新的资料。

西夏王朝于公元1227年被蒙古人灭国，从此消失在中国的 历史 长河中。中国自古有记载 历史 的传统，下个王朝无论如何都会为上个王朝记传，但是唯独西夏王朝神秘的消失了，泱泱二十四史中没有西夏的任何史册。 关于西夏国是怎么被发现的，这里要提到一个人——张澍。 张澍(1776~1847）：清代著名文献学家、学术大师，凉州武威县（今武威市凉州区）人。年犹未弱冠，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中乡榜，嘉庆四年（1799）进士，入翰林院庶吉士充实录馆纂修。张澎性格刚直不阿，工作一丝不苟，在公文中与上级争辩是非，因而得罪了不少上级，在仕途中并不顺利。1830年，张澍引疾辞职，结束了仕宦生涯，1832年回到西安，客居城内和乐巷，从此进一步从事学术研究，整理刊印自己的著作，成为在全国颇具影响力的学者。后来患眼疾，最终失明。 1804年的某天，已经回到家乡养病的张澍和一位朋友到清应寺游玩，两人一路谈笑，不觉已走到寺院深处，这时张澍突然看到眼前有一个四面被人用砖泥砌封得严严实实的亭子。 这个亭子为什么要砌封起来呢？ 寺里的和尚告诉张澍，这是一个被诅咒的亭子，封在这里已有几百年了。当地流传着一种说法：凡是打开封砖的人，都会遭到可怕的天灾报应。所以几百年来，没人敢靠近这亭子一步，而里面究竟藏着什么，现在已没人知道了。 张澍天生胆大，对民间所谓的报应一说向来不以为然，他向和尚提出要找人来打开砌封看个究竟，还对天发誓说，开封后如有灾祸，全由他一人承担，绝不连累别人。在张澍的一再恳求下，和尚总算答应了。 随着封砖被一点点凿开，一块高大的黑色石碑显露出来。碑身呈半圆形，四周刻忍冬花纹，碑文的正面，密密麻麻地刻满了工整的楷体字。当张澍靠近石碑，看清楚上面的文字后，不由得大吃一惊：这些乍看上去好像全都认识的文字，仔细看却没有一个认得。 这究竟是文字还是什么特殊的符号呢？ 张澍立刻叫人把亭子四周的封砖全部拆除，虽然这块被诅咒了几个世纪的石碑全部显现出来后，传说中的天灾报应并没有应验，但是接下来所发生的事，却给这位学者带来了更大的震撼。 石碑的另一面刻着汉字，碑文内容大致是修建护国寺感应塔及寺庙的情况，与同类石碑相比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然而，再往下看，一行小字立即引起了张澍的极大兴趣，建碑的年款一行赫然写着：“天佑民安五年岁次甲戌十五日戊子建”。张澍不知道知道“天佑民安”是什么朝代的年号，他翻遍了所有的书籍，在一本书中找到了宋对西夏的介绍，方知“天佑民安”是西夏年号，碑上刻的奇怪字是西夏文字。 这块石碑就是现在被称作“天下绝碑”的《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即“西夏碑”)，它的发现不仅拉开了西夏学研究的序幕，而且还让一个“被遗忘的王朝”———曾经辉煌一时的西夏，渐渐在世人的面前清晰起来。关于西夏，有这样一个尴尬的事实，就是国内学者想要研究西夏 历史 ，有一个地方不得不去，那就是俄罗斯科学院的“东方文献研究所”，因为几乎所有现存的西夏文献，都在这里。 俄罗斯人科兹洛夫曾在1909年，1926年三次到访黑水城，并将城中出土的所有文物全部打包运回俄罗斯，据统计，光是科兹洛夫从黑水城盗掘的西夏文献，就有超过8000余种。 西夏是一个很尴尬的朝代，因为在二十四史中，并没有属于西夏单独的史书，有人猜测说是因为成吉思汗当年战死于征战西夏的途中，因此元朝建立后，才没有给西夏立史。 虽然二十四史中没有自己的 历史 记载，但西夏还是在世上留下了许多的痕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西夏文。 清末考古学者张澍就在184年于武威清应寺发现了可有西夏文的石碑，张澍也成为西夏文自西夏灭亡西夏文失传后，第一个将他识别出来的后世学者。 至此，神秘古国西夏在清末，再次出现在人们视野，而西夏被世人所熟知，还要在西夏王陵被发现后。 1938年，德国飞行员乌尔夫在银川拍摄的照片中，就拍摄到了西夏王陵，至此，有“东方金字塔”之称的西夏王陵进入人们的视野，而随着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学者们对西夏王陵的研究日益深入，神秘的西夏再次逐渐解开了面纱。 史籍中对西夏国并非没有记载，只是记载得很少，多出现在于北宋王朝的战争中，而关于西夏的 历史 ，文化，风土人情等则在中原史籍中鲜有记载。 西夏是一个以党项人为主体民族的国家， 历史 上，贺兰山曾见证了党项人的无数辉煌与兴衰，虽然西夏灭亡了，但在漫漫中国 历史 中，西夏仍旧是一颗耀眼的明珠。 元朝脱脱修史时编纂了《宋史》《辽史》《金史》，却独独没有编纂于宋、辽、金同时代的“西夏史”，想必提问者便是据此认定史籍中没有对西夏的记载。实际上，提问者大错特错了！脱脱修史时仅仅是没有将西夏单独列为一朝，并不是没有修“西夏史”。因为西夏一直在宋辽、宋金的夹缝中求生存，只要里子、不要面子，经常对宋、辽、金称臣、接受册封。同时，西夏抵抗蒙古人最为激烈，成吉思汗铁木真便是死于对西夏作战时期。因此，蒙古人对西夏的敌意要远甚于宋、辽、金。脱脱在修史时秉承了蒙古人的这一传统思维，直接否决了西夏的正统王朝资格，把“西夏史”列入了《宋史》之中，著有《宋史·夏国传》，等于是把西夏置于了宋王朝附庸的位置。换言之，西夏并不是没有史籍记载，而是被元朝人出于政治需要刻意“降格”了。不仅《宋史·夏国传》对西夏有详细的记载，元朝的蒙文史料也有关于“唐古特”的详细记载，而这个所谓“唐古特”就是西夏！因此，西夏自太祖李继迁开始，所有皇帝都有详细的世系， 历史 事件的记载也是非常完备的，并没有提问者所谓“西夏被发现”之说。西夏一直真实存在，自其存在之日起、直到现在，西夏从来没有被 历史 淹没。提问者想必是把清朝张澍发现西夏文字和西夏史混淆了。实际上，张澍发现西夏文字也并不是首先发现，只不过他作了专门研究、发表了“论文”而已。在张澍之前，西夏文的书籍、石刻等等一直存在，只是因为西夏的灭亡和年代的久远，西夏文成为了“死文字”，无人能够释读。久而久之，西夏文字便被人们淡忘了。而张澍的发现重新启发了人们对于西夏文字的兴趣，开始了新一轮对西夏文字的研究而已。但是，研究并不顺利，与汉字完全不同的西夏文字很难被全部解读，直到俄国人的一次“盗墓式考古”发生才改变了这一切。晚清时，俄国人科兹洛夫在沙漠中发现了西夏黑水城遗址，并发现了大量西夏文文献。之后，科兹洛夫将这些东西全部运回了俄国。在这批被盗文物之中，有一本《番汉合时掌中珠》，是西夏时期汉文、西夏文的对照字典。有了这把钥匙之后，人们对西夏文字的释读也走上了快车道，大量西夏“死文字”被“复活”。许多淹没在岁月长河中的西夏 历史 也得以重见天日。提问者显然是一知半解，把西夏 历史 和西夏文字给搞混淆了。西夏并没有消失，元灭夏之后，党项人也并没有真正消失，而是融入到了各民族之中。关于西夏的文字记载更加是一直存在、而且相当完备。即便是西夏文字，也没有消失，仅仅是因为年代久远而成为了“死文字”，被人们逐渐淡忘了而已。公元1227年被蒙古人满载仇恨的西夏王朝终被灭国，从此消失在中国的 历史 长河中。波斯人在史集中记载，西夏国王和居民全部遭到屠杀。蒙古秘史也记载了西夏王朝的惨烈灭亡：不留子遗，故有此记。中国自古有记载 历史 的传统，下个王朝无论如何都会为上个王朝记传，但是唯独西夏王朝神秘的消失了，泱泱二十四史中没有西夏的任何史册。 1804年，一个叫张澍（shu）的年轻人第一次扣响了隐秘的 历史 之门。张澍是晚清时期著名的史学家，在凉州的清应寺他发现了一个怪异的凉亭，凉亭被砖四面砌封。因为没有任何口传和记载，寺院里的僧人也不知道缘由，只知道亭子已经被封存了好几百年。这激发了张澍的好奇心，虽然遭到阻拦，但是张澍依旧坚持打开砖封，一探究竟。打开凉亭后一块巨大的石碑暴露在了张澍的眼前，石碑的一面是汉字，另一面是一种从未见过的方正字，很像汉字，却没有任何人认识。这种神秘的文字，让他感觉到他在接近一个未知的世界。 张澍在汉字的末尾看到这样一个纪年：天祐民安五年。在张澍的记忆里，正史中所有皇帝的年号，从来没有出现过天祐民安这四个字。难道这是一个没有载入正史的国家么？张澍在《宋史》中找到了这样一段记载：天祐民安元年六月，夏与宋约定绥州附近国界。夏与宋处在同一个时代，两国曾长期征战，夏位于中国西北，宋人称其为西夏。天祐民安正是西夏第四位皇帝的年号，石碑上神秘的文字正是西夏文。《宋史》中的《西夏传》记载，西夏是由党项人建立的国家，党项是一支来自于青藏高原的古老民族。而之后的史学家翻译出了西夏文字，西夏也便从 历史 的长河里发掘了出来。 身在闹市，心向青山 西夏的存在一直都没有疑问啊，西夏不是没有记载，只是没有列入正统王朝，所以二十四史中没有《西夏史》。公元881年拓跋思恭参与平定黄巢之乱，此后被唐朝授予夏州节度使，封夏国公，赐姓李，这便是西夏王国的起源。1038年，李元昊正式称帝，至1227年被蒙古人所灭，西夏实质上存在了346年。 元朝修史，以辽宋金均为正统，所以有《辽史》《宋史》《金史》，但西夏的 历史 则分布在这三部史书之中。 《辽史》中有《西夏外纪》 《金史》中有《西夏传》 《宋史》中有《夏国传》 至清朝时期，出现了许多西夏专史，比如张鉴的《西夏纪事本末》三十六卷，吴广成的《西夏书事》，周春的《西夏书》十五卷，戴锡章的《西夏纪》二十八卷等，这些都是今人了解西夏 历史 的原始史料。此外，今日的学者已经能够识别死去数百年的西夏文字，并掌握了其造字规律，这无疑对我们了解西夏的 历史 提供了更多的依据。 不爱看 历史 书的人，大概是从金庸先生小说《天龙八部》里知道西夏国这个国家。 西夏，并不是没有 历史 记载，只是没有像同时期的宋朝、辽朝、金朝那样单独编史，但在同时期的宋史、辽史、金史及当时个人记载的书籍，都记载有西夏。不仅有外族文字记载，而且西夏国有自己的文字西夏文，并已经发现了很多西夏文的书籍和石刻等。还留下大量西夏古迹。最著名的就是西夏王陵，被称为东方的金字塔。还有石窟、庙宇等。 所谓西夏，是在中原的人，自大地认为自己是地球中心，本来人家叫大夏国，因位于中原西北部，所以叫西夏。 按正式的立国时日计算，西夏存国190年（公元1038~1227年）；然而若依 历史 实情而言，即如《宋史》所载的“虽未称国而王其土”的夏州政权算起，则是实历347年之久，这就要比起北宋和南宋相加之年还要多出27年了。 西夏国是由藏缅语系的党项民族建立（中国汉族史籍中称其为党项，与其为邻的突厥人、鞑靼、蒙古人则称为唐古特人，笔者认为是属于鲜卑的一支。） 成吉思汗对西夏的征服战争，从1205年至1227年，先后进行过6次。其中在1209年、1217年、1226~1227年的三次大型战争中，蒙古国大军都曾进据贺兰山，包围西夏国都中兴府，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1226~1227年成吉思汗发动的最后一次灭夏战争，西夏百姓“穿凿土石，以避锋镝，免者百无一二，白骨蔽野”。公元1227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在出征途中病死六盘山，其军队遂将亡帅之恨移泄西夏，最后征服西夏，进行了报复行动。 关于西夏， 历史 上不是没有记载，这个说法是不完全正确的，只是说翻开二十四史，里边关于宋，辽，金史都有，唯独就缺了西夏，但是在这几个“史”的后面，是有西夏的记载的，就是《夏国传》，只是做了简单的叙述，并没有把它单独成史。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认为，正史来说的话，如果要记录一个政权王朝的 历史 ，让它单独成史的话，首先，那个政权存在的影响力，包括经济，面积，人口等要达到能够成史的级别，才能写入编史，如果政权过小，人口，面积等指标达不到，就没有单独成史的必要了，就有可能在我们所说的正史上简单的记录了，而且我们现在的二十四史主要就是记录中原王朝和邻近几个较大王朝的 历史 ，那些比较小的地方政权并没有单独记录，比如大理国，也没有单独成史，只是地方史有记录。西夏作为党项族建立的地方少数民族政权，在整个宋时是和宋辽形成三足鼎立格局的，在抗击成吉思汗的入侵时，西夏是让蒙古人吃尽了苦头的，成吉思汗也是在灭夏的战争中受到箭伤而去世的，所以在蒙古人灭西夏以后，就对西夏进行了疯狂的屠戮，包括西夏的文史典籍都销毁一空，所以，能传下来的典籍也不多，蒙古人除了屠了西夏党项大部分精英外，连西夏的名字都改为宁夏，“安宁西夏”。元朝建立以后，在修史过程中，由于宋辽是兄弟关系，宋金是君臣关系，所以修史就单独修了宋辽金的三史，西夏只是顺带就过了，你也可以看作是附录。 西夏国后面的发现，是到了清代，一个偶然的事情，就是清代著名的史学家张澍，他在一次和朋友出游的时候，在一座寺庙发现了一个样子怪异的凉亭，问了寺里的僧人，也说不清凉亭的 历史 ，只知道有几百年了，后来在凉亭后的石碑上一面发现了六个汉字“天佑民安五年”，另一面则是没见过的文字，他依据石碑上的年号查阅了宋史，终于查到了这句话说的是西夏第四位皇帝的年号，石碑上没见过的文字就是西夏文，也就揭开了消失的西夏 历史 的神秘面纱的一角！研究西夏，找史金波。 提问者真是 历史 爱好者吗？不读书怎么爱好 历史 啊。 西夏国不是没有记载， 历史 资料很多。只是西夏文字失传，没有人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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